一
谢泳《〈宋诗选注•序〉修改之谜》（见谢泳《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以贯有的平实温和笔触，分析钱锺书在1949年后唯一再版的《宋诗选注》所作序的修改——
1978年再版《宋诗选注》时，钱锺书对原书有一些修改，特别是在序言中加写了毛泽东给陈毅信谈形象思维的一段话——相信当代文化人都知道；其时我还在农村，听做教师的父亲依据《人民日报》上这封信斥责“四人帮”什么都不懂，我也激动了，因为我朦胧却敏感地察觉世界的一扇“窗户”向自己悄悄敞开。现在才知道，“四人帮”是执行毛路线而起家和壮大的，当时批“四人帮”是根据毛的某个方面批判毛的另一个方面（毛是策略大师，在他导演的许多悲剧里，国民往往祭起“主席洞察一切”即永远正确的法宝）。《宋诗选注》序言写于1957年6月；而毛泽东给陈毅的信写于1965年7月，首次公开发表在1977年底的《人民日报》上。这样就出现了1957年文章中使用了1977年才出现的史料，但钱锺书在重印《宋诗选注》的时候并没有在注解中说明这个问题（后来好几次重印他对此没有说明）。1985年应出版者要求，重审《宋诗选注》序，钱锺书决定保留毛泽东的引语。钱锺书一生文字中，只在《宋诗选注》中引过毛泽东的话。这位“不是主动反抗型，但内心清醒”的人，以其智慧，本不应该出现这样一个选择，他为何还要坚持到底？（P204-206）
谢泳进一步分析了当时的政治气候时代环境：钱锺书看到毛泽东给陈毅信的时间当在1977年12月31日以后，《宋诗选注》第一次“重印附记”完成于1978年4月，前后相距约三个月。“真理标准讨论”发生于同年5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同年12月召开，当时中国还没有思想解放运动。后来钱锺书坦然讲出：“在当时学术界的大气压力下，我企图识时务，守规矩，而又忍不住自作聪明，稍微别出心裁。”谢泳因而归结为，“钱锺书不顾时间差异引毛泽东的话，更多还是出于自我保护……这个细节说明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心理状态。”这是很内在的精到之语。要知道，粉碎“四人帮”后的一两年，报刊上的文章都是反映知识分子如久旱逢甘霖扬眉吐气的激喜，怎会“左顾右盼”呢？
谢泳从一件小事抉出了大家习焉不察却无从回避的当代中国作家——知识分子的写作心态——精神生态。我不禁产生联想。
二
“出于自我保护”何止是像钱锺书这样的智慧型学者，也是处在长时期极权高压下头脑清醒将“反抗”藏在心灵深处的知识分子一种生存本能。尽管中国历史上有过诸如秦始皇焚书坑儒和清王朝文字狱这一类对知识分子产生极大震慑与恐惧心理的社会事件，也给中国知识分子——整个民族带来心灵萎缩的消极后果，但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良知以及向着未来的代言人，知识分子的敏锐与反抗世俗时风的秉性不可能消亡，何况自世界进入现代，知识分子那种以良知和智慧引领文明浪潮的壮举，极大地激励了广大中国知识分子。可是很不幸，当代中国一个严峻的现实是，由知识分子追求并加入建造的共和国，反而重新上演，而且变本加厉上演了封建王朝封杀知识分子的老戏。马克思加秦始皇，晚年毛泽东倒是直率地道出了真实的用心。其实毛泽东所指的马克思，并不是建立在西方文明（包括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基础上又深刻反思其文明的马克思，而是毛身边的“秀才”们揣度毛的心思、追逐毛的意愿，从马克思的“武器库”里选取对毛味口的利器，于是中国式理解的马克思——片面的马克思成了富有专制精神的马克思，充斥“联共（布）党史”精神（即苏联化）的马克思，成了一个国人心目中完整的马克思，成了一尊不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认识，更不可亵渎的神祗。在中国尤其是各级干部、单位的人员，常常把马克思挂在嘴上，连一个寻常百姓去世，也称作“去见马克思”（中国极易时尚化的见证），但真实的马克思——在法国德国环境中成就大业的马克思，谁也讲不清。所以也谈不上真实而虔诚的信仰。也无须讲清，国人已经聪明有加，就像把忠义大度与钱财无涉的关公当作财神爷供奉，听当政者的就是听马克思的。他们毫无感觉：他们几十年来听的马克思其实是多个马克思，中国化的马克思，就是有一天不提马克思了，他们也不会大惊小怪。以马克思为名整合的东方专制思想腐蚀着国人的心灵。
一个寻常的精神现象就是，当年向往民主自由革命的知识分子聚集在延安，1940年代初期由于大西北战事不多，延安进行了从容却峻切的整风，那是毛泽东为了确立自己绝对领导地位的举措。可打的旗号是“学习”，伴随的是以苏联为蓝本，敌我关系的整肃，进入这一政治环境的知识分子，就开始滋生“自我保护”的心智了。以范文澜为例——我接触范文澜是在1965年读高一，当时家里有一套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直行书），我开始跳过大篇幅的“前言”看内容，恰恰对书中介绍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的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柳宗元（“苛政猛于虎”）等感兴趣，稍后我读前言，才知道作者范文澜做了检查，记得他在前言中为忽视阶级和阶级斗争而作自我批评，一股诚意扑面而来（这是我喜欢看书的前言后记的由来）。现在看来就是一种“自我保护”，当然范文澜也诚心改造自己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的“非革命思想”。当时的毛泽东把范文澜视为“自己人”而让其以这样的“自我批评”过关。于是《中国通史》也就保存了知识分子范文澜的某些真知灼见。
无意中，附上“自我批评”即“自我保护”的前言（后记），文本主要内容不动，也就成了后来有价值思想传播的一种有效方式，1949年以后这样的现象常演常新。
范文澜如此自我批评成了解放后改造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一个政治传统。当然在好一阵子，知识分子自我改造是诚恳的，他们把自己彻底交了出去。但是时局并不因此而对知识分子有利，倒是越来越窄，恐惧成了知识分子心头抛之不去的阴影，这次侥幸过关下次肯定被“抛出”，老帐新帐一起算，十恶不赦，我父亲的经历就是这样的。这时，像我父亲这样的人，真是思想回潮，反而蛰伏在内心深处对政局的质疑放大起来，在家人面前不再吞吞吐吐，直接表达对某事某人的看法，这样的看法往往是准确的。但在外在场合（包括在学校）还是照上面的精神说话做事，这是“捧饭碗”之举，自我保护也。这样的生存状态是内心分裂的，大家表面上似乎在起劲的维护什么，但缺乏内在的热情。由恐惧导致的精神疲软——这正是当时社会停滞不前最内在的原因。
三
在知识分子普遍施行内外分裂的“自我保护”之下，有些有骨气有智慧而机智的知识分子，他们还是以各种方式传播先进的或叫有活力的思想。比如70年代“内部出版物”《理想的冲突》，介绍了多种世界现代哲学（如萨特的存在主义），在全书的前言和分章内容的简介上，都有一段批判性的政治语言。联系到改革开放起步的80年代引进的外国哲学的、思想的、文学的、美学的许多名著，上面几乎都冠以“批判性”的“说明”或“提示”。在此可借用谢泳所说“批判者继承现象”（《 靠不住的历史》P192），但不在谢泳所分析的“三个内容”（主动批判者成为主动继承者；没有决裂的批判者继承被批判者；继承者的创造性贡献没有超越被批判者）之内，而是在能自我保护的前提下对有价值的东西表面批判其实发扬。即使50年代对胡风的反动言论加上声色俱厉批判的编者按（毛泽东亲自握笔），以真理化身自居的“编者按”，到头来也没能阻挡胡风思想的传播（后来的现实恰好坐实了胡风当年的感觉），当然当时的胡风也披了“自我保护”的循词。这是历史的吊诡。
我们时代的具有生命力的思想，就是这样传播的，对改革开放巨大的促进作用是有目共睹的。其前言一类的“出版说明”更是有明确的“自我保护”意识。这在“冬去春来”阶级斗争余威犹存的年代，是一种带普遍性的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现象，“带着镣铐跳舞”的许多著述，其正面（开启心智推动社会进步）意义超过其负面（也就是宣传了过时的意识形态）意义。钱锺书的再版《宋诗选注》也是如此。
这是特有的文化精神现象，但每一个年代特有的精神内涵不尽相同。
《宋诗选注》在今天看来已经属于文化主流，但于当时的钱锺书却是如履薄冰。他在胡乔木力量下曾进入国家编译室，英译《毛泽东选集》，比一般知识分子更为深谙毛时代意识形态酷厉特性。换言之，这位不事张扬的知识分子更具政治的敏感性（政治恐惧），由此催生的自我保护意识。当时传统文化（除了法家）被当作“封资修”而砸烂，可他又看到新时代的来临，而新时代的合法性双必须以被我们批判、毁弃和遮蔽的文化传统为基础，于是“忍不住自作聪明，稍微别出心裁”。最终他还是拿新近发表的毛泽东一封信来“自我保护”，也就是内心摆不脱恐惧也。
这种“钱锺书心理”现象具有普遍性，它印证了中国知识分子普遍性的精神状态，当时的文学创作——作家的写作心态更是如此。当然，作家不像出版人以前言或后记来表明“政治态度”，而是通过人物形象（场景描写）与主题开掘来表现自己真实的思想。这里，有文学创作本身的审美要求，但对中国作家来说，恰恰成了“自我保护”的极好方式。比较起来，除少数直抒胸臆抵达本质直接鞭挞的作家，大多数作家都能把“自我保护”分解（落实）到人物刻划的“拿捏”上。而那些开顺风车大得好处的作家无须费心思“拿捏”，他们把政治律令摆在人性之上，贯彻在人物刻划之中，也就是用政治指挥人物；要说“拿捏”，就是琢磨如何能讨相关领导喜欢（数年前我在全省的一次创作研讨会上，就听人津津有味地介绍说上面某领导喜欢什么风格的主旋律影视），获得大奖，能踏上“红地毯”，毫不在意作品“立马过时”，这类作家不是以作品本身而是以得奖的荣誉闯荡江湖，实现利益最大化。人格低下创作平平甚至俗不可耐的人反而操用“诗外之法”获得这样那样的国家政府文学大奖。所以诱使有一定良知和责任感的作家创作不痛不痒的作品。那些不缺良知和责任，但时时环顾“自我保护”的作家不在少数，他们的精神状态也就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最一般的精神状态。当代文学创作的“温吞水”现象由此而来。在众多（在中国这样的国度又不算多）的吸引眼球的文艺评奖的后面，存在缺乏真正文艺创作的偌大空洞。
还可以深入一步，如此心态下的写作及其文本所传导或负载的社会精神信息对最一般的社会受众，在“营养”上也是“温吞水”，如同雾里看花，甚至良莠不分，对社会精神生态构筑的作用并不大。比如反贪小说，所涉及官员的级别越来越大，但还是“清官模式”（人治），里面有一个最高处的好官（领导集团）来惩治贪官，这固然令中国的百姓拍手称快，拿我们当地的俗语说就是“过足了一次旱瘾”（意淫），但贪官横行无忌的现实令人耽忧，读作品的快感顿然消失，说明有切身之痛的一般民众对身边的“反腐”还是隔岸观火，不能明白贪官何以从这样的体制中前赴后继地产生，反而产生另一种想法：贪官贪的是国家的钱不是民众自己的钱，更为严重的是贪腐思想已经渗透到民众身上，民众莫不以能捞公家和别人的“油水”为荣，以能抓到“孔方兄”为荣（与“谋权”相比，当今普通人对“抓钱”容易得多）。追问到最实处，正是我们所处的现代社会及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公民精神结构的阙如。
这方面我们的出版社（编辑）对权力意识形态十分敏感，许多时候比作者看得更清楚，同样出于自我保护，但又必须顾及经济效益，只有让向市场倾斜的温吞水作品占了文坛风光。如此心态下的创作——只能是内在精神的苍白。“思想贫血”是“如此心态”写作的必然面貌。
有无视“高压线”或冲着“高压线”而来的写作，更多的是“自我保护”的写作。上面所述“自我保护”的说明性文字或人物形象的刻划，其中存在思想认识程度上的差异。有的确实出于自己的认识水平，把时事政策——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接受化作判断事物的方法。有的知道什么是“高压线”，逼近“高压线”的少写或点到为止，而与“高压线”无关涉的就大写特写，这就导致一味追逐市场效益漠视真实世界的恶俗写作大行其道。
四
“揭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心理状态”依然具有现实感——现实意义。
在当下它表现为，一，继续以“批判性前言”方式出版有现实思想价值的书籍。比如，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是一部关于20世纪政治问题及其特点方面处于理论前沿的西方现代政治哲学名著，60年代出版了完整的版本，但半个世纪后才在中国出版，可见其在中国的政治敏感性一直未减。从能够出版和自我保护出发，2008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了此书，封底注明“内部发行”，学者林骧华于2006年7月写了数万字的“译者序”。“译者序”在对《极权主义的起源》内容的解读上，包含着一个著名中国学者的思想期待或思想特色（对阿伦特政治学思想的批评），他指出了阿伦特理论（思维方式）上的错误，还利用西方记者（西方的批评）来贬压阿伦特，“在20世纪70年代，随着美国学者开始亲身体验中国社会与文化，某些关于中国‘极权主义’性质的旧成见得到了修正。”应该说，这样的评介是认真而内行的学术行为，但在我看来，也同钱锺书一样，作者也有着“自我保护”的内在考虑。这也是我们引进外国书籍介绍国外思想相延成习的稳妥做法。这正好又说明了中国知识分子此种心理状态的延续性。
《极权主义的起源》以这样的方式在大陆出版，基本上保持了原著的原貌，而在另外一些译著中，有些不太严谨的译著编者干脆把自己认为政治敏感即不合时宜的篇什抽掉或改写，这也是习惯的“自我保护”的做法，“洋为中用”的活学活用也。误导也随之而来，国人（读者）误以为某国某人士如此理解和心仪现实的中国，中国与世界已经打成一片而且坐稳了头二把交椅，可是当这位外国人士在某个场合又直截了当批评中国，经我们喉舌般的报刊披露，我们的民众就悖然大怒了，民族主义情绪烈焰腾腾。到底是这位外国人士不了解中国，还是我们的民众不了解和不能客观而从容地看待世界？这不是跟民众平时所掌握的相关资讯不全不客观有关么？
自然，当下也有基本一步到位的“出版说明”，比如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所属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就把“厘清西方思想脉络，更新中国学术传统”为编辑指针，“温故知今，止于至善，是人类得以理解生命价值的人文情怀，亦是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精神契机。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先培育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1月）这里所说的中华民族文化精神，显然是建立在世界普适价值之上或包容普世价值的，而不是相反。这样的提倡令人欣慰，这样的写作心态会培养积极的创作心态，让创作充满希望，这也是提倡创作界向思想界学术界学习的基本理由。实际上近些年出版界还是推出了一些富有思想开拓视野的好书，可我们的作家往往漠然。
二，文学创作的“温吞水”向权势低头，而向权力控制下市场（实利）急速滑行。早在80年代，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获茅盾文学奖，但再版是经过修改了的，大概在评奖时就有这样的约定或叫条件。90年代《白鹿原》获茅奖也是如此，把尚未进行的修改当作评奖的重要条件。最重要的原因不是艺术上的而是牵涉到政治内容上的，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不符的要进行修正。后来干脆把内容多少不合时宜的作品排除在评奖的门槛之外。这样富有现实批判精神、有利于公民精神建构的创作就更加边缘化。不文坛依然喧哗热闹，文学颇有大发展大繁荣的势头，不过究其内质，属戏说宫廷和白领丽人的快餐文学，越来越背离真实的历史和现实，向市场倾斜，能换来钱就行，其思想质地远不如富有文化伦理精神的韩国现代文艺。
政治上无过错、与市场结合成了众多作家的创作实践，成了创作时尚，内容世俗化向低俗化滑行，有的作家还根据西方归纳的现代后现代社会的思想行为特征，来套今天中国的现实。好像中国极快地跨越在西方历经数百年的历史阶段而由现代向后现代推演。表面上看，现实中国确有现代后现代的种种特征，但凡此种种特征都有着特有的中国情境即中国内涵，这样的“内涵”里有着封建时代的、前工业时代、现代化开始的丰富内容，而我们的作家或疏于认识或出于自我保护对此竟熟视无睹。他们忘记了和回避了真实的世界真实的中国而建立了现实世界的认识。在他们眼中，现实世界和未来世界是不确定的。
阿伦特说得好：“现代人，当他失去了来世的确定性时，他被抛回到了他自身，而不是被抛回到了世界……无论‘世俗’一词在通常的用法上表示什么，在历史上都不可能等同于世界性；当现代人丧失了彼岸世界的时候，他无论如何也没有赢得这个世界，严格来说，没有赢得生命；他被抛回到生命，被抛入内省的内在封闭领域，在那里他的至上体验是心灵的自我推理过程，自己和自己玩的空无一物的过程。这个过程所剩的唯一内容是胃口和欲望……”（《人的境况》P253）
眨眼间，在中国作家笔下，中国社会中国人已经顺利地进入现代后现代了，此间巨大的历史内容和精神内涵被作家“扔”在暗处，而国人扭曲的心灵之树却在这暗处疯长。但在这样的作家看来，“心灵扭曲”纯粹是现代后现代所导致的，所以，批判现代后现代正好跟世界接上了轨。文学的危机——作家的精神生态就这样悄悄敞现在我们面前。对照阿伦特“积极生活”——表示三种根本性的人类活动：劳动，工作和行动——的思想（《人的境况》P1），我们作家写时尚性作品，这样的写作是不能被视为“积极生活”的，要说是，只能是虚假的积极生活，我们时代的精神创造被这样的虚假积极生活所充斥，难道不是危机？
从作家自身分析，这正是“钱锺书心态”延续的必然结果。
三十年过去，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并没有改变多少。也就是说，若说有改变，从最内在层面，已产生了明显的分野，但在主流层面里，“自我保护”已经成了挤进社会主流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本能，由这种本能发酵，他们在轰轰扬扬的市场经济里公开追逐利益的最大化。当代知识分子高大形象里，藏裹着他们恐惧而萎缩的内心。一些作家的写作过程，其实就是“自己和自己玩的空无一物的过程”。
五
在中国改革开放乍寒乍暖的年代，“钱锺书心态”带有普遍性。经过文革为极端的极权专制，存活的中国知识分子都识时务守规矩，自觉和不自觉在发音（包括写作在内的书面语言）上迎合主流意识形态，以此为自我保护，客观上又宣传了这种作为幌子（保护色）的意识形态。不过内心又不认同这种意识形态，心里甚至诅咒它。因而对于具体的知识分子个人，可以进退有据，如此来实现自己的价值，但内心分裂而痛苦。所谓“良知”和“真知灼见”，拿钱锺书的话说就是“又忍不住自作聪明，稍微别出心裁”，都分散地隐藏在作家的文章中。这种“精神阉割”现象可以说比比皆是，年轻的一代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中“成熟”起来的。
我坚持认为，写作心态一直是制约当代中国作家——中国文学的关键性因素，进入21世纪的中国，意识形态的操控并没有弱化，而且市场意识形态与原有的政治意识形态合流，对中国作家的写作心态既产生压抑，也产生诱惑，由此生发出诸多不同的写作心态——写作方向，产生诸多思想艺术质地不同的文学文本。于是被人称之为“大繁荣”“大发展”。如果以物质生活的琳琅满目要有尽有——丰裕来比照，那我们在看到也感受到如此世相下的人心腐败，狡黠和权谋横行，建立在人心上面的精神绿树难以生长，健全而充满活力的社会精神生态遥遥无期，而以反映世道人心为职责的文学是难绺其辞的。这就是说，当代文学并没有与当代生活所必需有的精神建构同步，许多负有盛名的作家所写的其实不是真实的生活真实的中国，其笔下的时尚和世俗，与“世界性”无关。应该说，这个问题同我们每一个中国作家有关。
2009年4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