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此文是朱厚泽同志在“全国城郊小城镇发展建设研讨会”上的讲话要点，现刊发于此以飨读者。
如何观察分析当今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现象及其来龙去脉、发展趋向?九十年代以来，我们形成了如下一个宏观的分析框架。大体的表述如下：
在三大潮流的冲击下，三种经济结构，两大社会文明转型，以及一系列深刻的制度性、结构性转变，在时空两个方面，被压缩、叠加到一起，从而形成当今中国极其独特的经济、社会、文化景观，提出了中国在新世纪发展中一系列深层次、高难度的问题。中国今后的发展进程能否比较顺利、较少折腾，在相当程度上，也正是决定于能否正确对待和恰当处理三大冲击、三种经济、两大转型和一系列制度性、结构性转变相叠加所形成的特殊局面、复杂情况和深层矛盾。
这里讲的“三大潮流”，是对当代全球主流趋势的简要概括，即：全球化，知识化，民主化。这三大潮流的冲击，在全球都是存在的，北南东西，概莫能外。
全球化、知识化和民主化，能够形成全球大趋势、大潮流，它的动因、它得以形成的条件，又可以简单概括为三个“化”：第一是科学技术方面的信息化，它是以数字、网络化和逐步迈向智能化为特征的；第二是组织制度方面的市场化，它是与社会、民营化(西方叫私有化)和全面自由化相伴而行的；第三是文化精神方面的多元化，以人为本，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开放、共容、和谐、共存的多元文化精神。
“三种经济”是指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许多民族已经经历或正在经历的，大体上前后相继的三种不同的经济结构形态，即：传统的农业经济，近代的工业经济，当代已经和正在到来的知识经济。以三种不同的经济结构为基础，相应的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社会结构，发育成长出三种很不相同的文明。即：传统农业社会和农耕文明，近代工业社会和工业文明(有的直接称之为机器文明)，现代知识社会和智能文明(有的称之为信息社会和信息文明)。
“两大文明转型”就是指：一、从传统农业经济、农业社会、农耕文明，向近代工业经济、工业社会、工业文明转型。这个转型在发达国家经历了二、三百年，才趋于成熟。二、从近代工业经济、工业社会、工业文明，向已经和正在到来的知识经济、知识社会、智能文明转型。这个转型首先从北美这个最发达、最成熟的工业社会中表现出来，1956年美国白领工人超过兰领工人的数量，是这一社会文明转型的标志。
“一系列深刻的制度性、结构性转变”指的是：共和国成立，在全国规模上推进我国从传统农业经济社会向近代工业经济社会转换中，我国选择了一条国家垄断资源，政府集中控制，官员直接操办，以国有制为形式，以行政指令为方法，限制和取消市场制度，限制和消灭私营民营经济，压制民间社会力量，用这样的体制形式和办法去推进我国的初级工业化，即人们长期讲的“国家工业化”、“工商业国有化”和“农业合作化”、“农村公社化”。经过三十年的实践，证明这种选择对推动我国经济持续高效发展和社会持续文明进步极其不利。因此，我们又正处在从行政指令经济向市场经济、从单一国有向民营为主、从城乡分割、固化农村向全面城市化、城乡一体化……等等，这样一系列深刻的基础性、制度性转换的过程中。
这个转换既是经济社会制度的转变，又是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变。“国有化”把一切财富都集中到政府和各级官员手中，把十亿人都变成了靠工薪或工分“吃大锅饭”的无产者。整个国家变成为一部“大机器”，各个地方、企业、单位、个人就是“大机器”上的一个部件，“螺丝钉”。城乡被严格分隔，个人属单位所有，社会被国家吞没……。改革开放使这种长期疆化固化的社会结构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社会流动开始了。但这个变化还受到原有规
则的束缚，行程艰难。
这个向市场化、民营化、城市化转换的进程，已经经历了20年，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但还远没有完成。
正是上述各种社会运动、历史潮流、深层变革、现实力量在世纪之交的汇聚与叠加，构筑成当代中国“社会舞台”的演出空间。
外部的三大潮流冲击，内部的三种经济并存，历史性的两大社会文明转型同时到来，全局性的深层组织制度变革和结构变迁与创新相互叠加……。这一切，在世纪之交的时刻，在东亚这块土地上，并存、汇合、重叠、聚集到一起来了。
各种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矛盾；各种地区的、民族的、宗教的、心理的困扰，都在同一时空里聚焦到一起，复杂而多样，深刻而尖锐，持续不断而变化多端，溶和渗透，难解难分。
这就是当今中国的现实。
这一切之所以形成如此这般，从时、空双向——历史的和全球的——更加展开来观察与思考，就不难发现，它是在人类文明演化中，中国近代发展与世界历史进程在时段上明显地滞后，和在路径选择上之偏离主流，从而形成的时、空双向的深层间距和强烈反差有关。是历史的与现实的、地区的与全球的、经济的与政治的、制度的与文化的、利益的与价值的、理性的与感情的，……多维空间中的多丛差距与对立。
跨越文明的峡谷，这也许就是当今中华民族艰难之所在。但同时，它也是当代和未来几代人创造民族伟业的、极其难得的历史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