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艾滋病日”，一样需要关心艾滋病问题；除了发现新问题，也需要一如既往地盯住没有解决好的老问题。

谁还记得黎家明？

“榕树下”网站的编辑飞乐自然记得。七年前她经手编发了艾滋病感染者黎家明讲述自己感染前后的经历和感受的《最后的宣战》在“榕树下”连载；《最后的宣战》，展示了一个感染者丰富的内心世界，黎家明的痛悔、劝诫之意令人动容，它对艾滋病及其患者、感染者的“去妖魔化”作用不可低估。正是因为这连载，黎家明走入了新闻界同行和其他网民的视野，被称作“最神秘的艾滋病感染者”。七年来，飞乐一直向黎家明传递着她自己和网民的关爱。

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记者李冰自然记得。七年前她第一次在中央电视台详细报道了河南文楼村村民因卖血感染艾滋病的情况，六年前，她专访了黎家明，虽然看不清黎家明的眉眼但更多的观众走进了黎家明的内心；几年来，李冰继续关注艾滋病问题，《拯救吸毒者》呈现了美沙酮替代和清洁针具提供的尝试、《阻断》反映了母婴阻断试点的成效与困境、《同伴教育》则几乎是中央电视台第一次以“性工作者”而不是“卖淫者”的称谓直面这个边缘人群的疾病防控问题。前几天，胳膊受伤的她还在关心黎家明碰到的新难题——手术！

六年来，黎家明经历了很多：肝病，血小板减少，老人去世……但他依然艰难、顽强、乐观、有尊严地活着，活到了2008年8月8日，还要见证明年的六十年国庆、还想到2010年的世博园逛逛！看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那天，他的腿一直在痛。像当年的非典患者用激素一样，因为治疗血小板减少而大剂量使用激素的他股骨头坏死。两来来，他到处求医。未暴露艾滋病病情时得到的结论是：手术；暴露之后，医生建议：保守治疗。通过同行几年来的报道，我知道，还有很多人面临同样的困境。

《南方都市报》、《新京报》、《健康时报》、新华社……，诸多媒体的同仁或暗访、或明察，或追踪热点事件、或探究社会原因，他们让公众既感受了患者被拒手术而死亡的痛惜，也了解到像北京佑安医院、广州第八人民医院这样以治疗传染病见长的医疗机构的束手无策，还体会到医务工作者在手术中面临的职业暴露的风险——医生、护士有可能因血液、体液污染，或者被针头、手术刀剪刺破皮肤而感染。很多人，包括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在内，也表示了对医生和医院处境的理解。

黎家明在他“爱之阳光”的网站（www.2008jiaming.com）上有一项“对拒绝治疗HIV/AIDS病人”的态度调查，投票的5539位网友表达了这样的态度：

1、不公平，应以人为本一视同仁 (2008票) 36.3%

2、法律落实以及宣传不够 (928) 16.8%

3、落实职业保护，提高非专科医生对疾病了解 (786) 14.2%

4、有违医护天职 (566) 10.2%

5、树立榜样医院，加大对违规处罚 (1209) 21.8%

6、可以理解医生 (42) 0.8%

我的妹夫，一位外科医生，大概在我急迫的咨询中听出了对他的“胁迫”，在向我介绍了“手术禁忌”、“职业暴露”的常识和医院风险独担的现状之后，又给我发了一条短信：“医生也要健康、要家庭，不能强求。”

我像体谅家人一样，体谅所有医生和护士面临的两难处境；我也像感受亲人的病痛一样，时时感受着黎家明们求医无门的痛楚。作为传媒人，只能提醒自己——问题化，是我的职责所在：我应该和同行一起敏感地、准确地、尽可能全面地发现社会上威胁着我们权益的种种现象，把现象变成新闻、让新闻以“社会问题”的形式进入更广泛的社会视域，成为公共政策议题。

黎家明们的手术问题，是专业问题，还是社会问题？是技术问题，还是道德问题？是社会心理问题，还是制度建设问题？如果是社会的风险分担机制出了问题，就需要我们大家来为它做手术。

2008年10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