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周年的很多报道，笑脸遮掩泪眼、乐声压倒哭声，幸存者的角色只是有力救援的感恩者、成功重建的见证者。

一年来，不少媒体打出“口述史”的名号，报道汶川地震后的人与事。口述史不是什么新奇之物，当过美国口述史协会会长的唐纳德•里奇说，中国三千年前就有。关键是，谁来口述、口述什么。

跟史沾边，总是事后，但事后的反思，至少电视上没有；虽是事后，毕竟灾难深重，但悲伤的哭少闻、感动的泪多见。民也有、官也有，但民是感恩戴德的民、官是鼓舞人心的官。莫非，真像有人讽刺的“把丧事当喜事办”？

地震一周年的时候，在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到底听到一个北川女人的哭声，她和丈夫一起被困家中，为了完成丈夫要她一定活着出去的遗愿，这个叫龚天秀的女人用水泥块砸破自己的小腿喝血维持生命，还自己用锯子锯断右腿脱险。明知丈夫在自己身边离去，她还是盼着丈夫能够回来。

地震刚刚30天的去年6月11号，这个副标题是“5•12汶川地震口述历史”的特别节目《铭记》开播。几乎每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晚上十点半，至少一位与大地震直接相关的当事人向你我讲述自己的故事。

《铭记》给了小人物言说的机会，使他们的故事有可能以直接引语的形式进入正史。口述史最大的力量在于关注高官之外的底层、政治之外的社会、事物之外的人性。《铭记》中的叙述者虽不乏救灾的高层指挥者、志愿者、记录者、基层干部，但绝大多数还是普通的幸存者，被困、获救、思念、伤痛、自励是他们生活的重心，也是《铭记》的重点。

《铭记》延长了我们的记忆曲线，它在人们的记忆仍然迫近的时候开始记录，不离不弃，长期关注，制作了整整120期节目(http://space.tv.cctv.com/page/PAGE1237512184118978)。

《铭记》没有去佐证大事记，没有去陪衬编年史。虽然无法质疑与抵制御驾亲征、众志成城的宏大叙事，但也没有把幸存者复制成仅仅是名字不同的感恩者和自强不息者，而是让观者感受到他们的内心煎熬和夫妻、母子、友朋、师生、乡邻间的人情；即使对干部，也努力淡化某些大片中的“救世者”形象，努力还原他们面对救灾困境的因应之道。对电视这样的载体来说，它提供的口述史的认知价值，首先就在于让观者对当事人的内心世界和生存状况感同身受。

对这次灾变事实中的隐讳乃至遮蔽、扭曲乃至颠倒，央视无奈、《铭记》奈何？像林强那样有反思意识的干部、像艾未未那样死死纠缠死亡学生数字的艺术家、对那些讨说法的学生家长，《铭记》一时无法访问。

也许是对口述史概念理解有偏，《铭记》中不少节目没有显示出“口述史是叙述者和访谈者共同完成”这一类别特征，过多地依赖当事人的独白，缺乏多个叙述者的交互印证和多面事实的支撑，尤其对部委高官的采访，没有追问其文告式叙述背后的事例与细节、更没有涉及其内心感受。例如《灾后审计》中审计署一位副署长说：“对于一些普遍性的制度不完善、管理不规范的问题，我们各级审计机关都及时地报告给有关政府和有关部门，促使有关部门能够制定一些规范性的文件，从源头上来制止、来堵塞漏洞”，但到底是什么漏洞、如何规范，这位副署长举例也说得笼统。标题如公文的《解放军抗震救灾如何部署》这期节目，内容也如公文。

里奇说得没错，训练有素的口述史访谈者，既能提出有价值的问题，又能挑明叙述者陈述中的模糊之处。抱憾而不抱愧，《铭记》的努力和贡献会与它的空白和残缺一道被记住。

《铭记》出了书、出了碟，还入藏国家图书馆，历史学家可以像利用文件、实物、遗迹和其他报道一样利用《铭记》；素材有了、文本有了，至于如何验证《铭记》提供的口头证据的真伪、如何阐释这些叙述的意涵、如何构建专业的历史，那就是历史学家的事了！

但继续记录还在发生的汶川地震的历史、设法呈现仍未呈现的汶川地震的叙述，依然是每一个记者和编辑的事。

2009-5-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