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红新闻”张开血盆大口，把处于危险中的人们的知情权和信心一起吞掉。靠口号支撑的信心就跟次贷危机中的泡沫一样脆弱。

“什么是‘大树法则’？”我手捧文稿，问一个正在进行“提振信心”报道的同行。“就是说社会保障系统像一棵大树，为面对金融危机的百姓遮风挡雨。”她自信地向我解释。

“什么是‘成熟效应’？”一个月后，我向另一位正在报道“保增长促发展”的同行请教他稿子里的一个关键词。“这都不懂？！顾名思义，‘成熟效应’说的就是四万亿投下去以后，能够帮助一些产业迅速成熟，使中国最早走出冬天。”他一脸成熟地辅导我。

作为受众，这样的报道实在提不起我的信心。

如果只是无知，倒也简单，搞不懂什么“大数法则”、“乘数效应”，不用就行。读者、观众当然明白参保人数越多，风险分担的力量就越大，他更关心自己有没有保险、还有多少人没有保险；他很可能听说了四万亿，但很想知道四万亿投下去究竟能带来多少就业机会、自己有没有份儿。

对记者来说，最难的不是经济知识的门槛。斯蒂格利茨专门向中国记者推荐过财经报道的读本，他这段提醒应该不是只对咱们：“很多信息源在向记者提供信息时，掺杂了自己的‘议程’意识在里面。他们希望通过记者向读者传达某种信息，推动事件的发展，达到自己的意图。”

在中国，情况更特殊，很多时候，信息源提供的不是一般的信息，是红头文件、是指令，甚至要求一字不动地照搬。因此他紧接着的这句忠告尤难坚持：“一个好记者要保留一种客观的有益的怀疑精神。”

因失业而返乡的农民工有多少？同样是在国务院新闻办的发布会上，去年11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说，根据该部“近期在全国各地的调研，迄今为止我国还没有发生大规模的裁员和农民工返乡潮”；今年2月，根据农业部组织的一次抽样调查的数字测算，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认为“大约有两千万的农民工由于经济不景气失去工作或者还没有找到工作就返乡了”。

可惜，有的同行不去对比尹蔚民和陈锡文的说法，不去采访做过调查的专家，更不会自己去做问卷调查，却说：我觉得这个数字被夸大了。

是懒吗？不全是，或者根本不是，是有人认为没必要。

有幸听到一高人引经据典地劝我做花剌子模信使。他说，美国大萧条时期百业凋零，电影票房却一枝独秀，越是经济不景气，口红之类的安慰产品越走俏；这说明：面对困难，我们需要精神鼓励，所以我们要为成功应对金融危机提供精神动力——这叫“口红效应”！问题说多了，恐慌就来了，恐慌厉害了，信心就没了，所以嘛，“严冬”不能提，“经济下行趋势明显”不要说。

可怕！就算被他叫作学理依据的“口红效应”是这个意思，也不能靠“口红新闻”提振信心呀。

信心，固然来源于实力与对策。但这实力，一定是真实可感的实力，而不是媒体的吹嘘；这对策一定是基于真实国情的对策，而不是只能执行不能琢磨不许讨论的号令。信心固然比黄金和货币宝贵，但真实比信心重要，因为只有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信心才能变成真金白银，否则，靠口号支撑的信心就跟次贷危机引发的泡沫一样脆弱。

把口红当樱唇、把春药当补品，骗不了公众，不顾事实的动员令只能是贾瑞手上的风月宝鉴，把自己玩死。

这点常识，连博士论文被人斥为“马基雅维利式的教科书”的拉斯维尔都感叹：“人类将继续在政客们华而不实的允诺和遭受天灾人祸之间摇摆”，但他紧接着还有句话：“除非主流的大众政治传播能够为理性、协调和富有人情味的政策提供必需的所有符号、事实和阐释”。

符号、事实、阐释，他理解的“宣传”算是中立，但他无奈于“专制、独裁的政府绝对不容许任何批评的声音存在”；虽然他很熟悉宣传战在对敌斗争中的威力，但他也担心只能听到一种声音鼓动的大众会成为政治宣传家的牺牲品。

没有战争，我们也会被“口红新闻”射杀！非典肆虐时，某高官亲自“口播”的“疫情已经得到控制”的“口红新闻”让人后怕；今年《炎黄春秋》第二期《“水稻亩产十三万斤”新闻考》和《中国新闻周刊》第六期《小麦高产“卫星”是怎么诞生的》回顾的历史，也让人毛骨悚然。

我心仪天生丽质，也乐见略施粉黛，但要是撞见浓妆艳抹的骷髅，怕是要终身阳痿。

2009年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