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新闻的，大概都想为历史打草稿，可即使大事不断的2008，很多新闻却只像街头派发的小广告。要想进入历史，需要接续断点。
回头看，文革中亩产万斤的报道本身就是一段史实，至少可以进入科学史、新闻史和文革史；但，如果有记者那时候就揭穿“放卫星”背后的虚夸，就能报道顾准、林昭、张志新的言论和遭遇，那中国新闻和中国历史就会是另外一种面貌。当然，这不仅仅是“敢不敢”的问题。
不敢苛责前人，只能反躬自问。大喜大悲的2008，有人说是中国的大考之年。对记者，2008考验的是我们如何报道大灾巨变，如何记录全球庆典。且不说若干年后，单说年终岁尾，对雨雪冰冻、对汶川地震，我们记下的仅仅是御驾亲征的亲民、部队驰援的爱民和民众互助的温情吗？对奥运会、残奥会，我们留下的仅仅是全球称颂的成功、百年圆梦的骄傲吗？有学者神采飞扬：汶川地震报道和奥运报道是新闻界献给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一份大礼、一份厚礼！有记者自我表扬：我们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开放、坚强、团结的崭新形象！
我倒想起有的观众、读者对很多报道中有意无意缺失的重要信息的文雅批评——断点太多！比如灾难报道，不见灾民困顿、损失大小、灾难原因、责任者有无疏失，只见众志成城、只见领导关爱。
虽然罕见，还是总有人在接续断点。
对年初那场雨雪冰冻，灾害尚未过去的3月1号，在《新闻调查》播出的《孤城记》中我们终于感受到两个字：反思。雪灾中成为孤城的郴州，没有应对长达十天的全面停水停电的预案，断电之后，要低温保存的化学品可能爆炸、需温箱呵护的婴儿面临夭亡……市长对记者柴静说：“说实在的，这里面是有漏洞的。……灾难可以磨炼精神，磨炼意志，也可以凝聚精神，但是我们一定要从灾难当中走出来，要总结灾难的经验教训。”
汶川地震两周之后，《南方周末》记者丁补之和朱红军在四川绵竹带我们去探究有127个孩子遇难的富新二小的垮塌校舍是怎样建成的；记者陈敏让我们听到了四川省教育厅副巡视员林强的声音：“如果发生了那么大的悲剧，我们却一点反思都没有，一个说法都没有；如果我们总是把自己的名誉和前程看得比孩子们的生命更重要，这样下去，怎么可能有心灵的提升和机制的重建？”
对奥运报道，我们来对照两个表。表一统计的是某著名电视栏目的奥运新闻，表二统计的是国际奥委会和北京奥组委新闻发布会上的提问——
表一
表二
一对比，简直让人怀疑：是不是同一个奥运？幸亏还有《财经》，让我们哪怕无法进京、没票观赛，也看到了更加立体的奥运。
更多的报道，不过是街头派发的小广告，根本不可能为历史留下哪怕半行草稿，更不会积淀在历史的某一岩层。
倒是有“非典型记者”之称的前辈钱钢，在汶川地震后用笔发问：“在汶川地震前的两年间，如果确有对龙门山断裂带的震情判断，那么政府究竟有没有中期预警举措？……有没有‘内紧外松’的应急措施？有没有小范围或特定目标的局部防范？是否有过犹疑、彷徨、顾忌、争论，直至最终未能实施预警？” 雅斯贝尔斯早就说过，我们只能通过对意义的理解来领悟事实；正是心中有追寻意义和真相的热望，面对保密和不保密的事实，典型和非典型的记者们才会写下像《唐山大地震》一样的史书。
2008年11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