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三个星期，程林只对狗说话。

他养了一只泰迪犬，金黄绒毛，灰蓝眼睛，胖乎乎的，小名肉肉。

“肉肉，以后咱俩相依为命了。”

程林坐在床头，肉肉站在面前，一动不动地看着他，“我不知道自己能活多久，三年、五年、十年?只要爸妈没事就行，我不要将病毒传染给他们。”

肉肉靠近他，叫了两声，“杨辉走了，再也不要见他了。他为什么要欺骗我!”

本是白天，离学校不远的屋里却暗暗的，窗帘拉上了，窗户也关得严严实实。没说两句，大四学生程林就瘫倒床上，“肉肉，你可不要离开我啊。”

肉肉跳上床，趴下来，程林抚摸着它……

“我感染了，”他突然坐了起来，“你知道?很可怕，没得救。”肉肉也撑起了身子，“我还没毕业呢。我还要不要活下去?”

肉肉大声叫起来。

手机响了，浙江爱心工作组的负责人王龙来的电话，劝他赶紧到杭州市疾控中心做确诊和治疗，程林有气无力地回应，知道了。

现在能给他最大安全感的是床，沉入这个孤岛，他和肉肉独自漂流。

两条杠杠

三个星期前，藏在程林体内的病毒被63岁的王龙发现了。

上臂勒紧，下臂血管慢慢凸显，护士找了条清晰可见的血管。针头推进去，程林紧握拳头，扭过头，盯着窗外不语。陪他来的好友庞伟赶忙挑起话题，平安夜快到了，去哪儿玩呢。

约五秒钟，一管8毫升的鲜血被抽出。护士拿出两张试纸，往上面各滴一滴，再将试纸装入袋中。程林用棉签按住针口处，移步外厅。

外厅不大，两张办公桌和一张沙发已显拥挤，墙上贴着图表，绘有艾滋病的传播常识与检测流程等。这是位于杭州市刀茅巷的浙江爱心工作组，专门做“男同”人群的艾滋病检测，抽血的护士来自隔壁的社区卫生服务站。

结果，得等十五分钟。

程林裸露着胳膊，踱起步来，身形纤瘦的他思绪杂乱，脸色发白。间隙，王龙登记了他的个人信息：22岁，第二次检测，近期无高危性行为……

试纸藏在白色包装袋内，灯光下很耀眼，也异常冰冷。程林不时地将目光转向屋内，面无表情，但心怦怦猛跳。若是试纸显现一条红杠，阴性，安全;若是两条红杠，阳性，感染。

白色袋子中的试纸一定在发生变化。

程林和庞伟都是“同志”，但不是伴侣。还有半年，两个人就能从浙江省某高校毕业，程林学机械控制，庞伟学数学。艾滋病的窗口期为三个月，庞伟“恐艾”，经常做检测，大三临近期末，他拉着程林到杭州市西溪医院，自己检完，也让程林做了。很幸运，都是阴性。

2014年12月初，庞伟又去了浙江爱心工作组，回校后，他建议程林再去做一次检查。近半年来程林的固定伴侣，只有男朋友杨辉一人，他自觉不会感染，可拗不过好友的劝说，便答应了。

十五分钟到了。

王龙将两张试纸从袋子中抽出，双手突然停在半空。他召唤程林一人进屋，关起门。

每张试纸都出现了两条红杠，赫然入目。程林的思绪瞬间短路，目光僵直，手臂不由自主地抖起来。

“有感染HIV的风险，”王龙说，“你得到市疾控中心做确诊。”

“不可能，”程林直摇头，“不可能感染的，我只有一个性伴侣，他没事。”

“你怎么知道他没事?你是一天24小时跟着他吗?”王龙反问。

挨了闷头一棒。过了好一会儿，程林抬起头，“我感染的几率有多大?”

“90%左右。”

还有10%的希望，程林呼出一口长气。

事实上，检测用的是韩国第四代HIV试纸和美国雅培试纸，准确率很高，为了给他一定的心理缓冲，王龙故意说低了准确度。

王龙当场为他普及了艾滋病的传播渠道、感染风险和用药治疗等基本知识。这些内容对这个体内已经入侵病毒的年轻人而言是新知识，但真不应该是新知识。

王龙问他和男友亲密时是否戴安全套，程说，确定关系后就不戴了，“我相信他”。

摊牌

从里屋出来，程林对着庞伟挤出笑容，“没事。阴性。王老师给我讲了很多平日的注意事项。”他决定将感染一事隐瞒，“他恐艾，知道后肯定会远离我。”

程林回到校园附近的出租屋。大三起，他和男友杨辉在外租房了，那里是他们的家，有温暖，但在这个夜却冷过冰点。

杨辉大他两届，程林大二时，两人在酒吧相识。那晚，程林情绪糟糕，独自饮酒，杨辉过来搭讪，留了联系方式。从此，每天的早晚，杨辉都会发来问候，且是第一条和最后一条消息，这让异乡求学的程林感到温暖。学校相邻，只要有空，杨辉就约程林吃饭、看电影、逛街……

还有共同的爱好，他们都是蔡依林的铁杆粉丝，对偶像的一切如数家珍。三个月后，杨辉要求确定情侣关系，程含笑应允。

家在西安的程林是独生子，父亲做生意，母亲上班族，对他的管教自小属于放养型，多数时间里，他和奶奶待在一起。

初中时，程林发现自己喜欢阳光帅气、有个性的男生，对漂亮女孩丝毫提不起兴趣。但他还没正视性取向，也不懂。

没人给他讲性知识，也没人以正确的方式引导他，自古性教育在中国就是禁忌，不论家庭，还是学校，但社会环境却已急剧变化。

懂且好奇的程林上网查，他甚至不知道“同性恋”，百度“男生互相喜欢”等词语，搜索出很多东西，程林明白了，“原来世界上还有这样一个群体。”

大一时，程林谈了个男友，交往两个月，性格不合分手，遇到杨辉，他感觉真爱垂青。

杨辉是杭州人，对程林很是照顾，程若是有个头疼感冒，他就全天守在身边。这段感情中，程林“说了算”，凡事都依着他，杨辉还把每个月实习所得工资交给他，由他来操持家务，他亦对男友倾注所有。

圈里有句话，同志之间不长情，因为缺少了异性恋的家庭和儿女的情感维系。程林不认可，“有时，男人更了解男人。”

两人初坠情海，也基于男人之间不会怀孕的“常识”，二人的亲热没有“间隔”。

那个冰冷的晚上，从王龙那儿回到家，程林与杨辉摊牌，告知检测出了艾滋病病毒，“为什么会这样?你是不是已经感染了?”

男友低头，半晌不语。事到如今已无法隐瞒，近一年来，随着杨辉走入社会，工作繁忙，相处时间明显减少，感情也不如以往亲密。半年前，两个人吵过一次架，杨辉心情不好，用手机交友找过其他男子。不久，杨辉总感觉身体发热、乏力，就偷偷去做了检测，HIV阳性。他没告知程林，之后亲热时依然没有任何安全措施。

程林一腔怒火。他想不到，甜蜜爱情的背后竟隐藏着致命病毒。他更想不到，伴侣会在生死问题上隐瞒。

杨辉没说话。爱转恨，程林心起厌恶，甚至起念“想杀了他”，杀了这个和自己一样的病毒携带者。两个人分手。杨辉搬了出去。

15%-18%

关在屋子里的那三个星期，王龙时常给程林打电话，询问病情，疏导心理。起初，程林对王龙很抵触，就像小孩子害怕见医生一样，后来，他的问题越来越多，王龙一一解答。

年过花甲的杭州人王龙一头黑发，眉浓齿白，面容年轻，朋友们叫他王哥。

王龙早年做房产中介生意，手头有了些积蓄，2004年，他和朋友想开一家同志酒吧，几经努力，未能开张。

十年前，社会对同志群体并没有太多的包容。王龙就一直琢磨，怎样才能正大光明地做点事情。那年恰逢浙江省卫生厅要从同志社群招聘一个人做防艾工作，由于王龙和同志人群接触较多，方便开展工作，应聘成功。七个月后项目结束，王龙成立的民间防艾组织——浙江爱心工作组得到省卫生厅的官方承认。2009年爱心工作组申请了中国和比尔·盖茨项目，2013年，杭州市疾控中心向爱心工作组购买服务，市疾控出费用，王龙在男同人群中执行HIV检测。

爱心工作组的办公室在一栋居民楼的一层，王龙将其改造出了三个区域，办公区、咨询区和宿舍。白天，他们在这里接待前来检测的人，晚上，再去杭州男同活动场所的酒吧、公园做现场免费检测。

4月4日晚，本刊记者跟随王龙在杭州市一家同志浴池做检测，一位28岁的年轻人被查出阳性，浑身颤抖，六神无主。两年前他被人带进了同志圈，因无套性行为而感染。他还有个未婚妻，准备今年完婚，下一步，他不知如何应对。也有人对检测无动于衷，观望几眼，转身走开，连王龙发放的安全套也不要。

一晃儿，防艾十年光阴已过，让王龙惊叹的是同志人群中艾滋病感染率的增长。2004年，他们在杭州做检测，感染率只有1%左右。2006年翻了一番，3.65%。2008年又翻一番，7.6%。2010年是14%。2014年，15%-18%——首次来做艾滋病检测人群的初筛阳性值。

为何同志人群中的艾滋病感染率持续增加，王龙谈了自己的看法，“首先，男人之间的性是近乎免费的;其次，同志人群大部分人都有多性伴，男人性格上的随便决定了他对性的随便，有的人懂艾滋病的危害，可关键时刻就将安全套忘个一干二净;三是男性的生理构造，亲密时直肠粘膜易破损。”

艾滋病感染者呈低龄化趋势。去年年底，一个白净、腼腆的男孩来到爱心工作组，志愿者小叶接待了他，他不到14岁，被人带进了圈子，一次亲热时嘴唇被咬破，不幸感染。

王龙不会问受检者的职业，通过见面聊天，他能看出许多年轻人都是大学生或刚毕业，“他们谈吐比较有文化，情绪也更易激动，如果是阳性，反应很大，就像天塌下来了。”

虽然王龙没有具体统计数值，但他对本刊说，在他所检测的艾滋病感染人群中，18-23岁年龄段的感染者在逐年增加。

这个年龄段，除了个别已工作者外，其余正是如程林一样的在校大学生。

同学，同学!

如今，大学生的生活、娱乐方式随着社会及校园周遭环境的变化而大大改变。

程林和杨辉的学校相邻，隔着一条小吃街，街上有宾馆、KTV，还开了几家酒吧。不远处还有一家夜店，由于针对学生群体，酒水消费并不高，低价啤酒为主。不只是过生日、办聚会，逢周末，很多学生都喜欢进到酒吧和夜店，新潮、热闹。灯光闪烁，音乐跳动，青春激荡，这里也成为新的交友场所。

本刊记者在杭州还接触了两位大学生艾滋病感染者，小马和小董。两人都是22岁，即将大学毕业。小马的父母虽是工薪阶层，花销上不会亏待他，酒吧他常去，“同学们都去那儿玩，互相请。”令他发愁的是，有时钱也解决不了问题，一到周末，酒吧位子爆满。

他和小董常用手机交友软件约会，开房后，对方拒绝戴套，理由是不舒服，没快感，他俩没提出异议。一夜欢乐，被偷了钱包，更感染了病毒，对方姓甚名谁都不晓得。

社会已经提前进入了大学，而象牙塔和被守护的学生们却还没做好应对它的准备。

直到检测出HIV病毒，小马才惊呼，“原来男男之间不戴套会感染艾滋病!我以前从没听说，就知道男女之间不戴套会怀孕，男人又不会怀孕。”包括程林在内的这三名大学生都对记者说，之前从未在各自的大学里见过或听过艾滋病的宣传教育，父母更没提过，如果知道有这种风险，“肯定会戴套”。

今年三月中旬，他们俩关注了同一条新闻，宁波市疾控中心发布消息，截至2014年年底，宁波在校学生中已经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30多例，大部分是高校学生，80%以上是通过男男性接触传播。

报道出来后，小董看到学校布告栏上贴出预防艾滋病的宣传，仍是简单的三种传播途径——血液、性接触、母婴——的介绍，没具体提及MSM(男男性接触人群)如何防范。

杭州市西湖区疾控中心艾滋病性病防治科刘建宁科长向本刊记者透露，西湖区疾控中心主要针对杭州的高校人群，去年他们做了1050例检测，20-29岁年龄段检测出的阳性率“整个数字是往上走”。

被誉为净土的大学校园遭遇艾滋侵袭，这令很多人不解，刘建宁做防艾快十年了，他说大学生感染艾滋病不是哪个学校的问题，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在大城市的高校尤为明显。

“大学生的生理成熟了，本就处于性活跃期;从家里出来后是自由的，网络发达，手机软件也方便。但心理还不成熟，不会保护自己，之前没接触过防艾宣传教育。有的学生还存在侥幸心理，觉得身强体壮不会感染……”

经过多年的接触，刘建宁承认，大学生艾滋病的确多由MSM(男男性接触人群)传播，他发现近几年高校里的同志越来越多了。

只是这时，多数学生浑然不知，毫无防备。

最新的权威数字来自4月10日。国家卫生计生委疾病预防与控制局局长于竞进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关于中国15岁～24岁的青年群体艾滋病疫情情况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近几年中国青年群体疫情占每年报告的疫情总数的14%～15%。尽管构成比例不大，但是增幅偏快。2008年报告的青年学生感染者和病人数是482例，占报告青年人群总数的5.77%，到2014年这一数据为16.58%;二是传播途径以性传播为主，青年人群性传播比例由2008年的55.3%增加到2014年的94.5%，其中男性同性性传播的比例由2008年13.2%上升到54.7%，青年学生中男同性传播的比例由2008年的58.5%上升到2014年的81.6%;三是各省都有青年学生感染者和病人报告。

“两种病毒”

大学还没毕业，程林就遭遇了两种“毒”，艾滋病的病毒与人心的不诚实。

杨辉会发来问候信息，但程林拒绝再见，怕见面时控制不住愤怒，做出傻事。这种情绪很复杂，对方曾是最爱的人，却伤他最深。

他去了杭州市疾控中心，又抽了血，确诊HIV阳性。他抓住机会，反复问一个问题——如何别伤害到家人。工作人员让他放心，只要人体的特殊体液(血液、精液等)之间没有接触、交互，不会传染。

疾控中心叮嘱他，除了医护单位外，暂时不要将感染事件告知他人，因为不确定感染者能否承受心理压力，“实在憋不住了，可以对父母说”。

哪里敢告诉父母，估计两位老人会崩溃，那是做儿子最大的不孝。以前一周和家里通两三个电话，现在是每天，程林找个话题就能和母亲聊很久，每次聊天都会归到一个问题上，“假如有一天，你白发人送黑发人会怎么样?”

母亲告诉他，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凡事乐观点。问得多了，家人警觉起来，程林编了个理由，一位同学染了重病，因此有了担心。

谎言世界就这样编织了起来。像一个大气泡，程林蜷身钻了进去，时刻隔绝。他在寻找安全感，也是为了给别人安全。这个气泡在阳光下不会泛出斑斓色彩。它是灰色的。

校园内，程林变成了另一个人，连他自己都觉得陌生。

他曾经大胆直率、敢做自己。大一开学时，班里35个人轮流上台介绍，他勇敢地说“我喜欢男生”，全班哇地一声炸开了锅，之前久经思想斗争，他想通了，反正以后会出柜，不如早点，以免让对方有被欺瞒的感觉。

大学四年，他没有因同志身份而受到歧视与欺负。他曾开朗、活泼，在大学的艺术团里是个红人，唱歌、表演、主持样样在行。他热爱戏剧，总写些反映大学生现状的小品：男生寝室的夜谈会，期末考试的疯狂补习等，演出时很能引起共鸣。这些小品都是喜剧，他讨厌悲剧。

可现在，悲剧在他身上上演了。他无法坦诚，他害怕失去同学，被划为异类。他感觉和任何人之间都筑起了一道墙，翻越不过去，也推不倒。某个时候，他善意地理解杨辉，“他不告诉我，或许是怕我离他而去。人们对你的远离，比艾滋病病毒更可怕。”

学校没人知道程林感染。大家待他如初。平安夜到了，庞伟找他出去玩，他以感冒为由推掉。圣诞节、元旦，也是一个人躲在屋里。

国家免费提供治疗艾滋病的抗病毒药物，3月份起程林服药，鸡尾酒疗法，三四种药物混在一起吃。起初一周，他的身体对药物的反应很大，头晕、恶心、浑身无力。吃药必须定点，每天两次，早九点和晚九点，他用手机定时，提醒不要漏服。他还更换了药瓶，有人问起，就说在吃保健药。

为了忘却的纪念

3月29日，海南大学思源学堂里正上演着一场情景剧。剧中同学嘴里不断跳出来“同志”、艾滋等词。有外来的观众告诉本刊，“真是尺度大得惊人。”而台下第一排就坐的是彭丽媛与比尔·盖茨。

作为世界卫生组织结核病和艾滋病防治亲善大使，会场上还播放了彭丽媛参与拍摄的艾滋病反歧视公益短片。

“我今天刚知道原来男男性行为也是可以传播艾滋病的。”一位该校大三学生直言，“(和艾滋病感染者)正常交往完全没问题……该一起吃饭就一起吃饭。”

去年，浙江大学红十字会学生分会同伴教育中心举办了第二届防艾微小说大赛，赵帆同学赢得了第一名，他的小说情节跌宕：一位女孩得知自己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和男友回家的路上遇到一位艾滋病病人，女孩提议给他一个拥抱，被男友断然拒绝。第二天早晨，男友发现女孩自杀，医院的电话打来了，由于工作疏忽，报告出了问题，她并没有感染。

同伴教育中心在每年大一军训后，会在大礼堂里向新生普及艾滋病预防知识。逢周末，他们还会走进青年旅社。挨家去谈，拒绝的占多数，但只要老板应下来，参与人群的热情很高，组织知识竞答外，他们现场演示安全套的正确戴法，每当这时，男生看得积极，女生会红着脸走开。

“单纯搞一场讲座，已不太能吸引大学生的注意了。”同伴教育中心郭宇瑜部长对本刊说。郭宇瑜很想推动学校开一门青春期性教育课，但她觉得“初高中开这门课最合适”。

不止她一人感慨。“现在的学生早熟，家长也起着关键的启蒙作用，”刘建宁提高嗓音，“我觉得以后更大的层面应该在新闻媒体上多做宣传，让人们有这个意识——艾滋病离我很近。如果我有同性性行为，我是很危险的，必须要保护好自己。”

几年前，刘建宁曾找到浙江省某高校一位副校长，直言不讳地指出高校内存在大学生感染艾滋病的风险，该副校长承认这种风险，但他不同意刘来学校做调查，更不能曝光。他向刘建宁诉苦，目前的大学教育中，“性、同性恋、艾滋病”仍是忌讳话题。但这位副校长还算开明，最终许可刘建宁定期到校园内办防艾讲座。

“我们国家从政府到学校到家长，每个人对性教育都有各自的见解，整体上偏传统，不愿意拿到台面上说，其实说出来是有好处的。”有大学生艾滋病感染者因心理压力而自杀，刘建宁就接触过一位。

国家层面也在不断发力。不仅有彭丽媛，去年世界艾滋病日前夕，李克强总理去了北京佑安医院，考察艾滋病防治工作，他强调要凝聚各方力量，继续抗艾攻坚。

看到这些新闻，王龙说如果有一天艾滋病感染率下降了，就可以心甘情愿地退休了。

现在，程林等着毕业。他很少回学校，因为觉得校园里的压力比外面大很多。他找了一家网络公司做技术员，实习期每月2000多。

4月4日，本刊记者与程林在杭州市的一家茶楼见面。他的五官精致，双目有神，胃口很小，聊起天来却侃侃而谈，或许是压抑了太久，他看着记者，“包括你在内，只有6个人知道我感染了艾滋病。”

他原本规划了一条路，毕业后回西安，开家小店，陪在父母身边，但现在，他有家不能回了。他在右小臂内侧文了一句法语“MON TOUT”(我的全部)，还文了地球、月亮和木星。他想纪念那段青春。

(程林、杨辉、庞伟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