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前两天遇到一位很久没有联系的老同事，老同事谈起了最近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热烈赞扬了它，并且断言这是最近几年最好的小说。“现在的小说离生活越来越远了，”对文学有很深涉猎的老同事说，“我很奇怪，生活中有那么多生动的素材，作家们为什么还要绕着走，去写那些与现实生活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他说到几位著名作家最近几年的作品，说到著名导演的电影，“我深深地失望了，我觉得他们失去了一位作家最宝贵的东西，这就是对生活的敏锐感觉……”我认真聆听着——生活中常常有这样的情形：一位朋友的短暂谈话能够开启你思绪的大门，迫使你想很多很多。

我的这位老同事感觉到的东西，实际上是中国当代文学面临的极其重要的问题，它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它决定着文学的生死，同时也更意味着相当一批有才华的人是否能够把浪费宝贵的才华用在正当的事情上，为后代留下值得珍藏的精神遗产。

和我的老同事一样，一些思想深刻的人也已经感觉到了这里面的问题和危机，做出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满目疮痍’”的判断。我赞同这个判断，但是在这里我不想分析文学现状，我想谈一谈文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在现实生活中为什么会成为目前这个样子。

B

我们首先确认文学是一种生活方式，具体说来就是：文学是从事文学活动的人在这个世界中讨生活的手段，就像做工的人做工，种田的人种田一样。既然是一种讨生活的手段，你就不能忽略它技艺性的特征——本能地追逐最大利益。利益既可能是精神的（荣誉、地位）也可能是物质（金钱）的，所谓文学上的成功，通常指的是两种综合的成果。这种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作家的创作姿态，任何阻碍作家获得成功的因素都将被作家充分意识到并本能地寻找绕过去的方法。假如一个作家不这样做，那么，他就会踏上一条坎坷泥泞之路，无论付出什么样的艰辛也无法到达他所期望的地方。结果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所有的聪明人都寻找到了达到成功的聪明的方法，那些不聪明的人也就非常不聪明地成为了失败者，文学的总体面貌便被呈现了出来：庸俗浅薄，思想苍白，远离生活，精神境界低下。

这样说来，似乎那些不负责任的作家就成为了应当被谴责的对象，其实事情不是这样的，我的本意不是这样的。我的本意是说，是生活使作家成为了这个样子，或者换一句话说：是我们所过的虚假生活造就了虚假作家，虚假的作家又写出了虚假的文学。

C

休谟指出：“人之所以无限制地追求权力、荣誉和抱负，不是因为别的，仅仅是由于人类的情欲结构。”作家都是一些高智商的人，他们的情欲结构必将丰富复杂于常人，因此，他们在生存层面进行选择的时候，一定会透露出的超过常人的精明狡猾。知识分子一旦坠入堕落的深渊，势必将比所有其他人都来得彻底和深刻。这一点已经为我们的经验所证实——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整起人来往往要远比一般人来得残忍和卑鄙。在文学评论界，甚至于对没有什么危害、仅仅因为不在文学主流之中的崔健、王小波也装聋作哑，更不要说对那些有更深刻思想的人。你怎么能够寄希望于那些精神堕落的人从事建构精神文化的殿堂呢？你怎么能够从他们那里得到符合正义与良知的精神创造呢？在这种状况之下，文学的堕落只是社会整体堕落的一部分，你无法在整体的堕落中要求某一部分崇高。这是一个纯粹的生物世界，在这里没有任何精神的意象。

有没有崇高？当然有崇高。让我们感到欣慰地是，在这个世界上，总是有一些坚守灵魂高地的人，在那里进行着西西弗式的劳作。这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像躲避灾祸一样躲避他，他寂寞而孤独，他不会得到这个世界的承认，他命中注定要远离荣耀，命中注定要远离成功，就像所有从事真正的精神建造的人那样。

D

可见，马克思主义在这一点上是对的：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意识。人的精神状况在一定意义上，反映的正是这个人所置身的那个时代的精神特征。我们处在两个世界之间，一个已经死了，另一个却无力诞生。这是一个黑暗蒙昧的时期。在时代或者说社会没有改变之前，你很难要求人们有多大的改变，无法让虚假的日常生活变得真实。这也正是使人感到压抑和绝望的原因之一。

说到社会，我赞同罗尔斯的说法：“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正如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美德一样，不管一种理论多么精致简洁，如果它不是真的，那就必须抛弃它或者修正它。同样，不管法律和制度怎样巧妙而有效，如果它不是正义的，就必须改革以至于废除。”

可是，我们怎样做和做些什么呢？

这是一个问题。

（2006-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