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时期每年的五月是所谓的“文艺月”，各地都要大演“样板戏”。今天我们反思“文革”，不得不对文学艺术的本质进行思考。当时常说的一条最高指示是“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其实将文学艺术和世俗权力联姻，将文学艺术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才是文革政治的最大特色，要避免再次跌入文革深渊，我们必须认真检讨“文学艺术要为政治服务”的认知。有个相声演员走红后，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说相声的目的：我讲相声不是为了提升什么社会道德，也不是为了讽刺什么，不过是为了逗大家乐，自己“混”碗饭吃。这话很容易让人想起五十年代以前，街头卖艺的人在表演完后，常常是拱拱手讲：有钱的捧个“钱场”，无钱的捧个“人场”。这含有辛酸而又带笑的脸和近乎乞讨的喊声，正是文学艺术的真谛。今天文艺的种类和技术和过去是不能相比的，但它在社会的作用和它的本质不会变化。
社会出现文学艺术是动物进化成为人类，进而组成社会的必然结果。生物体是大自然存在的一种方式，人也不例外，“适者生存”、“强者生存”是自然的规律。出现人类之后，这些法则依然存在，但是真正使人类异于动物的是“文明”的出现，也就是强者生存的同时也让弱者生存，让丛林原则降到最低限度。于是出现了道义、法律等等人类之间的种种“契约”。人们在恪守这些“契约”时，需要和“弱肉强食”的丛林自然法则相博弈。人的精神，社会的文学艺术现象可以讲就是这两种法则相碰撞的产物。文学艺术家或创造出新作品来，或登台表演，无非有两个目的，一是人需要表现自我，展现自己，需要获得社会的认可，借艺术来抒发自己的情感、愤懑，得到一种精神需求；二是为了实现“卖艺求生”，获得商业价值。同样，人们欣赏艺术也是人的一种精神上的需求，在百无聊赖中，在空虚中，寻求点“充实”；在无奈的现实中得到点精神上的希冀。
工农业的发展使人们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和充沛的物质，加大了对文化的需求。信息技术的发展，大大降低了文学艺术的制作成本和技术，给文学艺术创造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电影和电视的出现、发展和普及就是突出的例子。靠文学艺术为生的人越来越多，文学艺术也越来越成了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人们对文学艺术的需求引起了政治家们的注意，使之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用来解读历史、政策、思想，用来“教育”人民，这可以讲是文艺的“异化”现象，这种异化不仅对文学艺术的自身发展是个阻碍，更值得注意的是对政治文明进步的阻碍。
文学艺术是人类“野性”被压抑的结果，是理性思维陷于空虚和无法自拔的表现。任何文学艺术都要有激情，有偏激，要有夸张，要有传奇，不可能是普通真实生活的再现。文学艺术使用的方法是非理性的，非逻辑性的，具有极浓厚的“功利”色彩。正因为如此，文艺是不可能对现实进行客观的描述，更不能作为“真理”或某种“思想”的注脚。不少知识分子希望用文学艺术来表现现实，或是流露出某种思想，则是深知“现实”或这种“思想”无法用通晓明白的语言来表达，只好用隐晦的、曲折的文艺方式，但结果是产生出更难让人理解的一种表现形式。而更多的文艺创造不过是给民众提供“休闲”，来缓解精神压力，文艺没有义务来解释现实社会。用文学艺术直接向普通民众灌输某种思想、政治主张，用文艺对历史和现实进行描述，是极不负责任的做法。对待一部文艺作品，首先只能想到这仅仅是“文艺作品”，不能随便夸大它的作用，你可以让别人也来看，但不能垄断对作品的解释权利，更不能把它作为你宣传某种政治观点的论据。
上个世纪出现的文艺作品《白毛女》很能说明文艺的异化过程。《白毛女》作为反映当时社会底层民众的贫苦生活的作品，是无可厚非的。但作为对社会问题的解释就完全错误了，用它来作为某种理论的案例，从逻辑上讲是一种编造，一种伪证。这种文艺异化的结果是掀起了农村贫苦农民对地主的仇恨，破坏了社会的秩序，产生了辉煌的革命。但对社会的稳定，社会的法制建设，社会的伦理，都留下了大大的隐患，“欠账还钱”这一最古老的人类社会基本法则受到动摇。
文学艺术是个比较特殊的“信息”范畴，他对现实问题的描述是采用“虚”的手法，不是直截了当的来说明问题，好的文艺作品都留给欣赏者思考的空间，缺少逻辑推理，充满了似是而非。而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希望民众接受的一种“思想”，一种认识，一种“政策”，则必须是能够比较准确传输的“信息”，不能准确传输就不能起到信息的作用。让文艺为政治服务，使得政治透明度大大降低，严肃的政治也变成类似文学艺术，说不清道不明。例如用《白毛女》掀起的土改运动中，对地主本人是不是可以随意“杀戮”和“抢劫”呢？是否要让农村两部分人产生尖锐对立呢？政策上显然是不可以的，但似乎又需要有这种气氛。利用文艺来说明现实，作为政策的辅助解释，使社会不能用有效的信息来控制，正是造成现实混乱的原因之一。历次政治运动不少就是从文艺引入政治领域而引发的，在现实中屡屡上演着“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闹剧，这在历史上举不胜举。
有人认为文学艺术应当表现社会现实，应该提倡现实主义文艺作品。的确，文学艺术有较强的表现力，用它来表现一个时代的现实生活是一个不错的方法。但我们不能无视它的特点和缺陷，它所描述的现实只能认为是局部的，被加工过的“典型”。文学艺术讲究“矛盾冲突”，有比较强烈的“煽情”作用，充满了“极端化”倾向，而这些恰恰是在处理社会问题时要极力避免的，靠文学艺术来研究解决社会的现实问题是极幼稚的做法。社会是极其复杂多样的，反映这个世界的文学艺术作品自然也是多种多样的，对这些作品的评价要从不同角度去看，尊重各种不同的意见。没有必要将文艺作品分出那些一定是“好”的，反映了现实；那些一定是“坏”的，歪曲了现实。文艺作品的创造者和思想家对现实的看法是不同的，如果我们要认识社会，恰恰不能从文艺作品上去理解。真正的思想家是不会成为文艺作品高产的创造者。艺术上的高下要由艺术家们去讨论，由文艺爱好者们去评说。普通欣赏者完全可以自由言说自己喜欢的文艺作品，除去诲淫诲盗的作品，我们应注意其存在的价值。毕竟相当多的文艺在社会中不过是人们需要的“商品”。
为了强调计划经济好，反对市场经济，在六、七十年代拍了不少这方面的宣传电影，这些文艺作品并没有阻挡住社会的改革开放。而很多人头脑中对市场经济的恐惧和愚昧，不少就是来源于这些文艺作品的灌输。这些作品无形中起到了阻碍、延缓改革开放的作用。从文艺作品中寻求社会发展的规律，是糟糕的认知社会的方法。
文学艺术是一种知识吗？文学艺术的表现形式可以讲是一种知识，例如写作技能，绘画技术，摄影技术，导演技能等等。文学艺术理论也是美学的重要组成部份。但其反映的内容不能称之为“知识”。如果说文学艺术反映了现实，或是流露出某种思想，则是接受者、欣赏者已经对现实已经有了一定了解，掌握了一定的知识，在他享受文学艺术时产生的共鸣。但要注意这个顺序是不能颠倒的，也就是讲不能提倡从文艺作品中去了解现实，去得到知识。现在中小学语文课本中有不少文学作品，如果是学习写作技巧，这是对的；但如果强调从中学习某种思想，则是对无知青少年的愚弄。而我们的语文教学往往热衷于所谓的“中心思想”，这种扭曲文学本质的教学，使得语文没学好，也没得到正确认识世界的方法。如果我们的中小学能够将文作品减少现在的百分之八十，则无论是语文水平，或是思想道德认识都会提升一个大台阶。
美国迪斯尼乐园中的动画作品长演不衰，在世界各地上映，它的突出特点是“娱乐”，真正抓住了文艺的属性。我们注意看看《米老鼠和唐老鸭》，里面除去让人高兴的地方外，没有去说明任何东西，也就是没有什么“思想性”。这些作品的作者是有社会责任心的，我的特长是让人们高兴，而复杂的社会问题我也说不清楚，我要真有解决社会问题的思想，我就应该直接去搞政治，而不是搞动画片。这些作品观赏者不少是儿童，也没见美国的教育工作者对这些作品说三道四，更没有主管教育的官员来表扬或是批评这些文艺作品。
从某种意义上讲，历史是不可能再现的，无论是用语言文字，还是用多媒体技术，都不可能再现历史，用各种信息再现的历史多少掺杂了制作信息者的主观看法。记述历史的专业作者应该注意避免个人的主观看法，把对历史现象的不同看法尽可能都记述下来。当然这样的“历史”不会是“激动人心”的，也不会成为“文艺作品”。用历史题材作为文艺作品的内容，仅仅是把它看作“文艺作品”，这是作者的权利和自由；但要强调文艺作品是再现了历史，要从中学习历史，则是不负责任的“历史教师”。历史教科书用文学艺术作品来做历史的注脚，是本末倒置，是对历史的歪曲。用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来展现历史，容易使人对历史的看法产生“偏激”，其负面效应是无法估量的。总之，任何理论，包括历史带给我们的启迪，都是用语言等符号表现出来的，而要从这“符号”中得到正确的人文知识，要通过自己的观察，再通过思考，通过逻辑分析；希望从文学艺术中轻松得到是不可能的。
从文学历史作品中学习历史，只能局限在初期了解历史的阶段，谈不上历史的借鉴和对历史的评价。轻信文艺作品的宣传更多表现出的是人对历史认知的愚昧。《三国演义》在我国流传甚广，造成人们习惯从传说和戏文中寻求如何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而不是去对社会问题进行刻苦认真地逻辑思考。从文艺中获得知识的方法是“懒汉”方法，也是造成“民智不开”的原因之一。人们从文学艺术中来得到思想意识，是用以讹传讹来研究学问，不可能有真学问的。更严重的是优秀的传统文化得不到传承和发展，阻碍了真正思想认识的进步。人们熟知的历史人物鲜有思想家，而对小说作者津津乐道，可见文艺作品对中国人的影响之深。这种现象反映了从文艺作品中看历史，学历史，成了社会普通民众的“共识”，这不能不让人再次思考文学艺术在社会中的作用问题。每个人所处的时空是极有限的，而人们需要了解更多的社会现实，但如果是通过文学艺术这个途径，则很容易进入歧途。同样，有了从文艺作品中学历史的习惯，也束缚住了文艺创作者的“手脚”，常常是不知所措。“戏说历史”是不严肃的，会误导民众；而文艺的本质又是在“演戏”。
文艺有较强的宣传力，人们普遍希望文学艺术在社会上起到教育作用，来规范社会风尚，如讲诚信，有爱心，讲遵纪守法，讲伦理道德等等。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教育只能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它多数体现在文艺中的细节上，很少能作为文艺的主体。如果我们考察一下人们良好道德素质的来源，从文学艺术上得到的是极少的。文学艺术离不开表现现实，现实中丑陋的东西常常是和人的欲望相联系的，人们欣赏艺术常常是为了达到窥视这种欲望的心理。我们可以做一个调查，看看大家记住的精彩“台词”是那些，绝大部分一定是出于“反面”人或是一些“大话”。不少艺术家为了得到“喝彩”，直接揣摩人的心理，曲折迂回来满足人们的这种需求。人们从文学艺术中津津乐道的常是一些非道德或是不好明言的“人性”。无论中国还是外国都对宣扬“暴力”和“性”的文艺作品进行“围剿”，但如果文艺作品中彻底没有一点这方面内容，可能就称不上是文艺作品了。这也从侧面说明了文学艺术的真正属性，它不是教育人的，不可能靠它来规范社会风尚。一个人的道德素质来源于默默无语的实际环境，文艺作品要起到对民众道德素质的教育，也是由于它所提供的人们认为是“真”的虚幻环境。几十年来不断有描述“英雄人物”的文艺作品问世，政府也极力号召人们学习，然而社会诚信度在不断降低，所宣传的“英雄模范”只是昙花一现，其主要原因就是和现实的脱节。所以讲文艺作品在社会中的作用主要并不是“教育”，文艺工作者也不是社会的“教父”。文艺工作者对社会风尚是有责任的，不应去挑逗和助长人类残存的“野性”，不应去创作诲淫诲盗的文艺作品。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有部反映解放军孤胆英雄的电影《英雄虎胆》，据制作人员回忆，当时有个年轻工人，一连自己买票看了好几遍，而主要看的就是片中女“蒋匪”和“英雄”跳“伦巴”的场面。这当然和拍此片的初衷相反。该片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这个场面而遭到批判。而正是这个次要的枝节才是文艺的真正属性，而片中表现的“主流”正是文艺的异化。话剧《雷雨》从三十年代起，长演不衰，主要吸引人的地方是“乱伦”，这正是人性和“野性”的博弈，一部标准的文艺作品。把它说成是现实主义的作品，揭露了资本家的虚伪，都是牵强附会的评论和认识。
体育运动也是人类特有的现象，它和文艺有一定的联系，和人的精神需求也有关系。人类从动物本性中继承了“战胜”同类的“快感”，而这种“快感”从体育运动、文学艺术上得到满足，这就是文明。例如体育中的拳击运动是最典型的。从体育活动中获取精神需求比从文艺中获取有更高的文明性，原因是体育运动比文艺好的地方是避免了异化现象。今天文艺和体育都是文化产业的组成部分，如果体育产业的发展势头大大超过影视剧产业，这应该是正常的，是人们文明程度的提高，是人们认知社会能力的提高，是人们精神健康的提高。
如果把文学艺术比喻成人类需要的精神“食粮”，但这“食粮”是劣质的，比喻成“烟、酒、茶”之类的温和“麻醉品”比较合适，一些最糟糕的文艺作品甚至就是“毒品”。欣赏它和创造它，都可以讲是一种人权。如果把它作为政治的工具，是对人权的侵犯，是“政治游戏”中的违规。把它作为了解现实和历史的方法，作为一种知识进行学习，作为宣传社会道德的工具，它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甚至可能会产生副作用。夸大文学艺术在社会中的作用，抬高文艺创造人员和演艺人员，对文艺作品的内容过多评论，都是没有必要的。法国大作家巴尔扎克说得好，“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当人们普遍知道如何尊重一个人的精神世界，尊重一个民族的“秘史”，这个社会将会更加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