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可以说，一切科学的研究，都有其前提 。本书全部研究的一般前提是：人们生存、发展的基本需要可归结为物质的、精神的两大类；劳动——归根到底——永远是以产品和服务来满足这些需要的唯一手段。

具体前提是：以这样一种社会经济形态为对象，在这里，人人都是劳动者；生产的客观因素生产资料为劳动者集体公共所有，生产的主观因素劳动力归劳动者个人和集体公共所有；当家自主的劳动者的劳动，是这个社会的普照之光。

这一社会经济形态，在人类社会的演进史中，既对立于资本主义社会，又相异于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一社会经济形态就是社会主义社会，或曰“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 。

政治经济学的任务不仅在于描述社会经济关系是什么，而且必须揭示它应该是什么、必将成为什么，特别是当一个社会处于童年成长阶段的时候 。所以，这里的研究进程，既是现实的又是理想的。也许人们会诘难说，这样的研究难于直接用于经济实践。理论联系实践和指导实践，是任何科学，自然也是经济科学各门学科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但是，实践本身是一个多层次体系。在实践的系统中，经济学各学科对其联系的层次、方式却不尽相同。我以为，作为理论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应当“本份”地在自己联系实践的层次上提出理论观点，建立体系，而把理论的应用、扩展、具体化，留待应用经济学去完成。这两项任务的完成也许体现在同一些人的劳作中，也许体现在社会分工下的不同人们的劳作中，也许交错地体现在多代人的劳作中。　

劳动的政治经济学以何为研究对象？

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即劳动的政治经济学 以何为研究对象，在政治经济学史上一直是一个众说纷纭的争论问题。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经济学界热烈讨论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尽管在讨论中未形成一种为多数人所赞同的见解，但必竟提出了问题，并把人们引入了思考的境地。

科学犹如江河，有其来龙去脉。追溯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历史渊源，对于解决当前的争论，应该说是大有裨益的。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登上历史舞台，是毫不掩饰地以致富为目的，以国民财富为研究对象的 。政治经济学的第一个体系重商主义，当时提出和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财富是什么、财富的来源是什么和怎样才能获得财富和积累财富。重农学派亦以财富为研究对象。它的一个重要代表杜尔哥，将其主要著作称为《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古典经济学派的集大成者亚当•斯密，将其经济学巨著命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全书五篇三十二章。自始自终贯穿着一个统一的研究对象——国民财富。古典经济学派的泰斗李嘉图，继承了他的前辈，仍以国民财富为中心来研究政治经济学。

可以说，古典经济学派在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上的功绩就在于确定了以国民财富为研究对象。不仅如此，他们并进一步将国民财富即社会财富同天然财富相区分；这一点甚至连带有庸俗色彩的经济学家们都意识到了。

但是，古典经济学派并没有彻底弄清关于财富的问题，特别是仅仅从财富一般出发去研究它。马克思在对政治经济学进行伟大变革中，扬弃了古典经济学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理论，以“资本”为对象来研究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他甚至将自己的经济学巨著冠以“资本论”的名称。“国富”与“资本”，看上去毫无关系；也许正是这一点。致使一些人把马克思与古典经济学派对立起来，而忽略了两者之间的联系。马克思是否否定以社会财富为研究对象呢？

这要从马克思对财富范畴的看法谈起。关于财富问题，在马克思之前经济学家就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并一直持续到马克思生活的那个时代。对此，马尔萨斯曾评述道，在什么是财富、财富从何处产生这些根本问题上，学者们“产生了重大的分歧，这种分歧经历了很长的时期” 。马克思对财富问题研究的推进主要是指出：第一，经济学上的财富具有二重性，它既是使用价值，又采取着一定的社会形式或体现着一定的社会关系 。第二，财富是对一切社会的抽象，它存在于一定的社会中，将取得具有特定社会规定性的具体形式。第三，财富“包括一切以物的形式存在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换句话说，财富的内容包括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第四，财富从何处而来？就财富是一种使用价值来讲，它来源于各个生产部门的各种特殊形式的具体劳动；就财富是一定的社会关系比如说是价值来讲，它来源于劳动者的抽象劳动。

依据马克思对财富范畴的新见解，我们来看看作为《资本论》研究对象的资本。资本是什么？它不过是财富的资本主义形式 。马克思反复强调，资本是一种二重物，即不仅是物，而且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 ；也就是说，资本是资本关系的物化形式。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形式，而它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其中单个商品，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细胞，是资本主义财富的元素 。这样看来，马克思又是以财富，确切地讲是以资本主义财富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财富，即特定意义的社会财富，就是结合物研究经济关系或者说就是研究物化经济关系。对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恩格斯恰如其分地评论道：“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 。稽查《资本论》手稿，我们发现，马克思曾极为明确地表述道：“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是财富的特殊社会形式” 　。　　　　　　　　　　　　　　　　　　　　　　　　　　　　　　　　　　　　　　　　　　　　　　　　　　　　　　　　　　　　　　

对作为资本主义财富资本的研究，马克思不是撇开资本的内容孤立地研究这种财富的形式，也不是静止地对资本作解剖；而是结合着物或以其物化形式去研究，是在资本的运动过程中揭示资本所反映的经济关系。《资本论》第一卷通过考察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揭示资本的（狭义）生产关系——资本和劳动的关系；第二卷通过考察资本的流通过程，揭示产业资本家之间呈现在这个领域中的交换关系；第三卷剖析资本生产的总过程，揭示出资本的分配关系，阐明了资本与资本的关系对资本与劳动的关系的掩盖，完整地说明了资本在社会生产各个领域中所采取的不同形式，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过程的不同环节中揭示了资本关系的各个方面。从而，《资本论》全面地、彻底地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正因为如此，马克思这样来表述《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我要在本书中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方式，和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

与古典经济学派相比，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上的特点和推进是：第一，古典经济学派研究的所谓的财富，不是指特定社会规定性的财富，而是指财富一般。 [16]而马克思所研究的财富，是穿着资本主义盛装的财富——资本。这一财富是资本主义社会占统治地位的财富。第二，古典经济学派虽然区分了社会财富和自然财富，但并未弄清社会财富的二重性质。而马克思将社会财富理解为既是一定生产关系的凝结，又是具有特定价值的物。第三，古典经济学派虽然开创了通过对经济范畴的分析实现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探讨的方法，但是他们并未明确将经济范畴理解为经济关系的理论表现。而马克思将济范畴规定为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概括及表现，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探讨。第四，马克思的研究对象不是一个静态物，而是寓于运动过程之中的经济关系。也就是说，他是在对经济运动即财富的生产、交换过程的考察中揭示经济关系的。第五，马克思揭示的经济关系的运动，不过是生产力运动的社会形式；就是说，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是以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为基础的。

现在我们再看马克思上述那段关于《资本论》研究对象的经典性表述，就比较清楚了。由于对这段话的理解不同，学术界形成了各种不同的看法。其实，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指区别于其他社会形态的特殊生产形式和生产方式，特殊的劳动方式 [17]；这一特殊的生产方式，就是资本的运动形式。这里所说的“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是指与资本运动形式相适应或者说寓于其间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为什么这里没有提到分配关系呢？因为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对立统一的关系；而分配关系只是生产关系的反面，即一定的分配关系只是历史规定的生产关系的表现 。用恩格斯的话来说，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可以叫做经济曲线的横座标和纵座标” 。所以只提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并非什么“疏漏”，反而使表述更为简洁、明晰。 综上所说，可以将马克思的《资本论》研究对象理解为资本的生产运动形式和寓于其间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或经济关系。

马克思对《资本论》研究对象的规定具有一般方法论意义。我们应当以此为理论前提，来确定劳动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这就是：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财富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财富形式，就是该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经济范畴，就是该社会基本经济关系的体现；所以，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必须以社会主义社会占统治地位的财富形式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这种财富的生产运动方式或形式的研究，揭示出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那末，什么是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占统治地位的财富形式呢？正确的回答是社会主义下劳动者的劳动，即自主劳动 。自主劳动是不同于雇佣劳动的劳动新形式，它是由雇佣劳动转化而来的 。正是这种劳动，成为社会主义财富的唯一源泉，成为其财富本身 。相对于资本主义财富来讲，社会主义财富就在于剥去了财富的资本主义形式，还其劳动者为主体的形式。对此，马克思写道：“倘使剥去资产阶级鄙陋的形式，除去那在普遍的交换里创造出来的普遍个人欲望、才能、娱乐、生产能力等等，还有什么呢？财富不就是充分发展人类支配自然的能力，既要支配普通所说的自然，又要支配人类自身的那种自然么？不就是无限地以发掘人类创造的天才，全面地发挥、也就是说发挥人类一切方面的能力，发展到不能拿任何一种旧有尺度去衡量的那种地步么？不就是不在某个特殊方面再生产人，而要生产完整的人么？不就是除去先行的历史发展以外不要任何其它前提，除去以此种发展本身为目的外不服务于其它任何目的么？不就是不停留在某种既成的现状里而要永久处于变动不居的运动之中么？” 这一段话，把同资本主义财富相对立的社会主义财富的本质规定及其发展方向，精辟地描述出来了。固然，在现实的社会主义中财富还不完全是这样，但作为从本质上同资本主义财富相对立的意义来说，又必然是这样。自主劳动不仅是社会主义财富的普遍形式，它所包含的劳动关系还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关系的集中体现。因为在社会主义下人人都是自主劳动者，或者说把一切人都当作劳动者来对待；这样，社会生产中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就全部归结为自主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归结为自主劳动关系。这一关系从横向角度看，包括物质劳动者之间和精神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以及物质劳动者和精神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从纵向角度看，包括这种劳动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诸关系。既然自主劳动是社会主义财富的唯一源泉及普遍形式，那它就必然成为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这一权力表现为，在新型的劳动关系下“一切归劳动者所有”，自主劳动者占有生产因素，支配劳动生产过程及其劳动产品；劳动者创造的全部产品，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进行“按劳分配”，即自主劳动成为人们获得劳动果实、谋取生活资料的唯一也是最高的权力。除此之外，社会主义不承认、也不应有任何其他经济特权。 总之，自主劳动是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占统治地位的经济范畴；它的地位相当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占统治地位的经济范畴——资本。

正如资本范畴作为资本主义财富的普遍形式在其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决定了它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的具体研究对象一样，由于自主劳动作为社会主义财富的普遍形式在其经济体系中占统治地位，决定了它必然成为劳动的政治经济学的具体研究对象。劳动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自主劳动这一社会主义财富的生产运动方式或形式，揭示寓于其间的社会主义经济关系，而其最终目的是揭示社会主义经济运动规律。因此，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以自主劳动为研究对象的劳动的政治经济学表明，政治经济学破天荒地成为劳动者阶级研究自身经济运动的科学。一个社会的经济运动，在本质上是占统治地位经济集团的财富的再生产过程。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是资本家阶级的资本的再生产过程。对此，资产阶级的学者站在自身利益立场上去考察；小资产阶级学者以狭隘的眼界去批评；而无产阶级学者以真正科学的态度，站在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立场上去批判、去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是劳动者阶级的社会财富（自主劳动）的再生产过程。对此，固然各个阶级、各个学派都站在自身立场上对其审察；然而在这里，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则第一次站在自主劳动者阶级的立场上，来研究自己组织的、以劳动者为主体的社会生产。这显示了劳动的政治经济学的性质。

第二，劳动的政治经济学以自主劳动为具体研究对象，必然要对社会财富作全面的研究。在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就是资本，不归并入资本的劳动被排斥在社会财富之外。社会主义社会否定了这一狭隘的财富观，宣布财富就是自主劳动。这种劳动包括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的一切物化劳动、流动劳动和潜存劳动。因而，劳动的政治经济学不仅关心物质和精神产品的生产，关心流动形态的劳动，而且第一次将劳动力的再生产纳入社会财富的再生产系统去研究。这显示了劳动的政治经济学的特色。

第三，劳动的政治经济学使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范围扩大。社会主义生产的最终目的是满足自主劳动者日益增长的物质的、精神的需要；这是劳动力在更高的质上再生产的基础。这样，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必须扩展视野，不仅研究满足劳动者物质需要的物质产品生产，而且研究满足劳动者精神需要的精神产品生产；也就是说，不仅要研究物质生产劳动，而且要研究精神生产劳动。人们可能会联想到，庸俗经济学家萨伊不是曾研究过“精神生产”吗？我们决不因人废言，更何况萨伊所研究的“精神生产”，在其理论体系中不过是为了论证他的“三位一体公式”，为资本主义剥削寻找根据 。这与科学地研究精神产品生产毫不相干。其实，仔细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手稿，人们会发现，马克思曾对精神生产作过很多的研究 。

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传统的观点排除以社会财富为研究对象。人们习惯于将国民财富当作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把它与马克思的研究对象资本相对立。因此，人们虽苦心摸索，提出了许多观点，但都因撇开了国民财富这一实体，要么在相互的反驳中露出破绽，要么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攻自破。国内外学术界已出现的主要观点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观点，提出将物质生产过程的两个方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并列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众所周知，生产力是人和自然之间关系的范畴，对它的分门别类的研究，形成种类繁多的工艺学。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学的任务，是揭示该社会的经济本质及其经济运动的规律。毫无疑义，仅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仅从生产力形态上，是说明不了一个社会的经济本质的。如果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比，只是前者生产力更高，那末美国岂不比我国更“社会主义”化了。把一个社会经济形态同其他社会区别开来的，直接的不是生产力，而是对生产资料、劳动力的占有形式，是由此而决定的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结合方式 ；一句话，是该社会的经济关系。至今我们未曾见过有谁直接从生产力形态令人信服地说明了某个社会经济形态的本质。人们也许会反问，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区别不是最终要在生产力中去找原因吗？是的，正是由于一定的生产力决定一定的生产关系，从而把某个社会经济的本质显示出来。但是，作为直接的现实的区别总是生产关系而决不是生产力。生产力有独自的运动领域，有独自的运动规律。生产关系也有自己的运动领域——社会经济运动领域，也有自己的运动规律；政治经济学是揭示社会经济运动规律而不是揭示生产力自身运动规律的科学。所谓经济运动，就是社会财富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运动。所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必然是：在研究特定的社会财富的社会生产的运动形式（或生产方式）中，揭示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关系。不错，经济运动、经济关系的运动，不过是生产力的社会形式运动罢了。但这仅仅说明，研究财富的总生产即经济运动，揭示经济关系的运动，要以生产力为前提的。例如，《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篇研究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以生产力不变为前提；第四篇研究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以生产力提高前提 ；因为作为研究前提和作为研究对象是绝不相同的。有人为了证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将生产力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部分，认为《资本论》第一卷中第十一至十三章是在研究生产力，这殊难索解。该三章研究的对象不是别的，而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三种手段或方法；它揭示了劳动从内容上日渐隶属于资本的过程 。不难理解，专门研究生产力同以生产力为前提研究经济关系，是两个不同学科的研究对象；兼这两个对象并存来研究，也许可能成为一门新学科，但决不是政治经济学。

第二种观点，提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 。在上述二元性研究对象受到冲击之后，一些同志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解为统一的生产方式，进而提出以此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持此观点者的论据之一，是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阐述过“政治经济学对象是生产方式”。他们一般都把《资本论》第一卷初版序言的一段话：“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 作为依据。他们从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体出发，把这句话作了如下的理解：所谓“生产方式”，是“用什么工具进行生产，实际上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力”；它与这句话后边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一起构成研究对象“生产方式”。这纯粹是用自己构造的框子去套马克思的观点。上边那段话中的“以及和它”应改译为“和与之”，这样有可能使人们理解马克思的原意；因为“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是并列的。因此，将“生产方式”硬说成是生产力，又将它与“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组成为另一个“生产方式”，是惊人的穿凿附会。我对马克思这段话的理解前已论述，此处不再重复。持此观点者的论据之二，是说政治经济学要揭示社会经济运动的规律，而这一规律是指社会物质资料生产发展规律，它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中实现的，因此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是生产方式。这更是将研究目的和研究对象混为一谈。马克思在表述了《资本论》的研究对象之后，又特地指出了研究目的 ；显然，他将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作了严格的区分。至于有的同志在认为生产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前提下，将生产方式概念给予新的解释，尽管这种解释可能是很有意义的，但并不改变基本观点本身。

第三种观点，以斯大林同志以下论述为代表：“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人们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 这种观点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也比较接近真理。但我认为，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无疑是正确的，而笼统地这样讲则还不够。如果我们将斯大林的表述与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经典表述相比较，会发现一些差别。在斯大林的表述中明显地缺少了特定社会的生产方式，也就是说，缺少了特定社会的财富形式，以及这种财富生产的运动方式、方法。从《资本论》的全部研究可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考察，是通过对资本这种财富的整个社会生产过程的研究而实现的，决非抽象地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经济关系是社会财富生产的经济运动中种种经济现象之间的必然的本质联系。研究经济关系撇开特定的经济运动，就失去了特定的种种经济现象；这样，这些现象间的联系就无法揭示，经济关系的研究成为一句空话。如果硬要这样去作的话，那只能从概念到概念，没有科学的实际的意义，更不能揭示社会经济运动的规律。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上，正是由于人们忽略了对特定社会财富的社会生产运动方式的研究，致使对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研究陷入概念化、名词化的泥潭，甚至至今还未完全自拔。对此人人都有切肤之感。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和重视。我们应当清楚，政治经济学对经济关系的研究，不以特定社会财富为主体，不通过研究一个经济范畴到另一个经济范畴的转化探索特定社会财富的运动规律，以此来揭示某种社会的经济关系而企图另寻捷径，无论如何是行不通的。

此外，至于一些人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史、以诠释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以经典作家的各种论述、以生产力等等为研究对象，那更是彻底地离开了政治经济学特有的领域，可谓“缘木求鱼”。可幸的是。由于这类见解的错误显而易见，几乎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

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应如何安排体系结构？

资本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经济范畴，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体系的轴心。由于资本无非是资本剥削劳动的关系，所以恩格斯说：“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依以旋转的轴心” 。一部《资本论》，正是以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作为轴心而安排体系结构的。比如第一卷共七篇，第一篇研究商品和货币，揭示资本和劳动关系的萌芽形式；第二篇研究货币转化为资本，揭示商品和货币的关系转化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第三至五篇，研究资本直接生产过程的本质——剩余价值生产，揭示资本对劳动的剥削以及劳动从形式到内容隶属于资本；第六篇研究资本直接生产过程的现象——工资，揭示工资对资本剥削劳动关系的掩盖；第七篇研究资本积累，揭示在资本的再生产过程中，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发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全过程。

在社会主义社会，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社会主义社会消灭了资本，使劳动成为自主劳动。自主劳动作为社会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经济范畴，成为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轴心。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应当紧紧抓住自主劳动这一劳动者之间的基本经济关系，以此作为理论体系结构依以旋转的轴心关系，从而研究社会主义经济运动的总过程，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形成、发展和为更高一级经济关系所取代的过程，从而最终揭示社会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

怎样来具体安排劳动的政治经济学的体系结构呢？经济理论的体系结构，不过是现实社会经济结构的反映。所以，首先需要研究一下社会生产现实结构的特点。

社会生产包括生产、交换、分配、消费 四个环节，是适用于一切社会形态的理论抽象。能否按社会生产四环节结构来安排一个特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呢？马克思曾指出：“总之，一切生产阶段所共同的、被思维当做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抽象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 这告诉我们，适用于一切社会生产的理论抽象，正因为它适用于一切，所以并不反映一个现实社会生产的特征。可见，用抽象的社会生产四环节结构去安排一个特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学的体系结构，显然是行不通的。

诚然，任何一个社会生产过程，不可缺少四环节中的任何一个环节。没有生产，其他三个环节便成无本之木；没有交换，即互相交换其“活动”，生产的成果不能实现，整个社会生产过程就会出现阻滞、中断；没有分配，人们就不会拥有个人消费品，消费就是一句空话；而没有消费，整个社会生产就失去了意义、失去了目的。适用于一切经济时代的抽象的社会生产四环节，在不同社会却会呈现出不同的内部结构。这是因为，在不同的经济时代，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不同，社会生产关系内部结构不同，社会生产四环节之间的相互关系也不同，其中某些环节的地位会有差异。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十分强调，不能从生产一般角度去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去安排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结构。在当时，从生产一般出发去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从抽象的社会生产环节角度去构造体系的风气很盛。臂如，詹姆斯•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其体系结构为：一、论生产；二、论分配；三、论交换；四、论消费。再如著名的三分法的开创者萨伊的《政治经济学概论》，其体系结构为：一、财富的生产；二、财富的分配；三、财富的消费。麦克库洛赫在其《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则在萨伊后面亦步亦趋。马克思力排众议，紧紧抓住资本这一反映资本主义财富的经济范畴，以资本关系为轴心，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把抽象的社会生产四环节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中的具体关系，客观地、辩证地理解为资本的生产过程和资本的流通过程的对立统一关系。按照这一思路，他将以资本为研究对象的《资本论》结构最终设计为：(1) 资本的生产过程，(2) 资本的流通过程，(3) 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即资本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综合——资本的分配过程。马克思的这一安排在表面上与上述一些人的安排仿佛大同小异，但实质 上全然不同。首先，马克思不是一般地研究财富，而是研究财富的资本主义形式，所以以主宰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范畴资本为研究对象，以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为轴心；而那些人则以财富一般为对象，纵然也使用“资本”概念，却与马克思的资本范畴大相径庭，因为他们是就一般意义，就积累劳动意义来使用“资本”一词的 。其次，马克思研究的是资本的社会生产全过程，揭示了资本关系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运动过程；而那些人研究的（撇开他们在其他理论上的错误不谈）是财富一般的社会生产全过程，他们至多不过是把一些十分简单的规定，扩展成浅薄的同义反复。再次，马克思将生产过程和交换过程作为资本的社会生产对立的两个方面来理解，将分配过程作为总过程，是对资本主义现实经济运动的理论抽象。这一安排，将剩余价值的瓜分放在过程的最后，体现了资本主义为追逐剩余价值而生产的目的；将消费放在生产过程中去研究，体现了资本主义为生产而生产的特征；将流通安排在中心环节，体现了商品在“惊险的跳跃”中实现剩余价值，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至关重要，等等。而那些人的体系安排不是对现实经济运动的抽象，而仅仅是从抽象的社会生产四环节出发进行排列、调换，因而根本没有反映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最后，马克思的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的结构，是反映事物内在关系的对立统一结构；循此研究的逻辑进程，与历史（以往史与现实史）进程相统一。而那些人的系结构，无内在的逻辑次序，只反映经济现象中的一些肤浅的联系。

我们应当以马克思探究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内部结构的方法为指导，以社会主义现实的经济结构为基础，客观地、辩证地思考社会生产四环节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各自地位及其关系，从而概括出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的内部结构。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结构相比，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是围绕资本这一社会财富而展开的，而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则围绕自主劳动这一社会财富而展开的，所以：首先，生活消费环节的地位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中，生活消费被纳入生产环节，构成其一个要素。生活中的个人消费，对劳动者来说，只是再生产出可供剥削的人身材料；对资本家来说，则是再生产出榨取雇佣劳动的剥削能力。而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中，劳动者真正作为一个人而独立存在，他们的生活消费不仅具有生产性（再生产劳动力），而且具有同生产相对立的生活性，因而生活消费随着劳动者地位的变化而获得了独立性。不仅如此，社会主义的整个社会生产就是以劳动者的生活消费为最终目的的；这种消费在最终点上，是作为生产和分配综合运动的结果而呈现出来的。因为在这里，生产决定着消费的总量、构成和分配的方式，分配决定着劳动者消费的相对量，消费则是这两者的必然产物或综合反映。其次，分配环节也获得了新的地位。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中，分配即剩余价值的瓜分，是作为目的而出现在社会生产的终点上的；剩余价值的分配（其量的界限和分配方式），是由剩余价值的生产和流通共同决定，呈现在生产和流通的综合运动过程之中的。而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中，分配即对自主劳动的果实必要价值 的分配，不再成为社会生产的终点，而成为生产和消费的一个“中介”。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的社会生产到了必要价值的分配阶段尚未终止，还需继续下去，进入消费过程。而且对必要价值的分配也不象资本主义对剩余价值的瓜分那样，是在生产和交换综合运动中自发地形成和实现的，而是依据社会主义生产造成的分配总额和方式，经过独立的自觉地活动过程（预算、集资、拨款、发放等）而实现的。这一点，决定了分配在联系中与生产相对立。再次，交换环节发生分离，分别归并于生产环节与消费环节中。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中，流通是作为统一的资本流通，并且独立地居于生产的对立面。而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中，交换中的生产性交换W′—G′、G—W和生活性交换即消费性交换g—W最终发生分离。其中，生产性交换直接归并于生产环节中。所谓生产性交换W′—G′、G—W包括两个阶段：一是产品的实现W＇－G＇；二是生产资料的购买G－W　。所谓消费性交换g－W，就是指消费品的购买。其实，交换分为生产性交换和消费性交换，是存在于一切社会中的。人们很少注意到，马克思曾明确地对此作过划分。他写道：“首先很明显，在生产本身中发生的各种活动和各种能力的交换，直接属于生产，并且从本质上组成生产。第二、这同样适用产品交换，只要产品交换是用来制造供其直接消费的成品的手段。在这个限度内，交换本身是包含在生产之中的行为。第三、所谓企业家之间的交换，从它的组织方面看，既完全决定于生产，而且本身也是生产行为。” 这类交换属于生产性交换。马克思又写道：“只有在最后阶段上，当产品直接为了消费而交换的时候，交换才表现为独立于生产之外，与生产莫不相干。” 这便属于消费性交换。问题在于，生产性交换和消费性交换在不同社会形态中相互关系不同：它们可以有差别的作为社会生产中的一个环节（如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中）；也可以发生分离，分别归并于生产环节和消费环节（如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中）。所以造成这种状况，既有生产力方面的原因，又有生产关系方面的原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交换所以发生分离，一是由于消费环节地位提高，独立成为社会生产的最终环节，与此相适应，消费性交换归并于其中；二是由于分配作为一个独立的环节出现，并介于生产和消费之间，使得生产性交换与消费性交换的差别加大；三是由于生产性交换与直接生产的联系日益紧密，并将随公有制程度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而渐趋融合。最后，生产环节也赋予了新的特征。当然，生产环节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是整个社会生产总过程的发端，并在社会生产四环节中具有决定性意义。但是，生产已经不仅仅是“直接生产”一个要素了，而且“生产性交换”要素也归并于生产环节之中了。

根据上述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结构的特点，我认为，社会主义的社会生产过程是自主劳动的生产过程和分配过程的对立统一运动。因此，应当这样来安排劳动的政治经济学的体系结构：(1)自主劳动的生产过程，（2)自主劳动的分配过程；(3)自主劳动生产的总过程（自主劳动的消费过程）——这是生产过程和分配过程的综合。其中生产过程包括：A．直接的生产过程，B．生产性交换过程，C．再生产过程。在考察自主劳动的生产过程中，揭示自主劳动的生产关系；在考察自主劳动的分配过程中，揭示自主劳动的分配关系；在考察自主劳动生产的总过程中，揭示自主劳动的消费关系。我们把这种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理解为自主劳动的经济关系的“经纬线”，把消费关系看作“经纬线”交错所形成的面；这样，消费关系成为生产关系的指示器，分配关系的测量器。试将这一对立统一结构列示如下：

劳动的政治经济学的体系结构

(1)自主劳动的生产过程————→(2)自主劳动的分配过程

Ａ．直接生 Ｂ．生产性交

产过程 换过程

Ｃ．再生产

过程

(3)自主劳动生产的总过程

(自主劳动的消费过程)

如此来安排劳动的政治经济学的体系结构，首先，它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消灭了剥削，人人都是劳动者，劳动者当家自主这一现实。这一现实非同小可，因为它就是我们常说的社会主义的本质。其次，它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从发展生产出发，以提高全体劳动者消费水平为最终目的的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总过程起止点之特点。再次，它体现了社会主义分配作为社会主义生产和消费的中间环节的重要性。最后，这样安排，既体现了政治经济学由抽象到具体的逻辑次序，又体现了现实经济运动的客观次序。

对资本的社会生产过程的考察，我们在《资本论》中看到的是一个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资本范畴体系。同理，考察自主劳动的社会生产过程的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展现的是一个崭新的范畴体系——自主劳动范畴体系。这是一个由抽象到具体，由简单到复杂，由本质到现象的多层次体系；它反映了自主劳动关系原生与派生，第一级与第二、第三等级的复杂关系。试将自主劳动范畴体系区分层次，择要概述如下：(1)生产领域——劳动（自主劳动的简单形式），劳动力，劳动力所有权，劳动权，劳动组织，劳动计划，劳动方式，劳动文明，劳动纪律，劳动待业，就业与退役，谋生劳动，联合劳动，劳动联合体，集体劳动，个人劳动，社会劳动，直接劳动与间接劳动，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物质生产劳动与精神生产劳动，必要劳动（个人必要劳动与公共必要劳动），自主劳动日，劳动产品，劳务，劳动制度，劳动积累，劳动强度，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劳动生产率，劳动社会化，等等。(2)流通领域：劳动交换，I 部类劳动与Ⅱ部类劳动，自主总劳动，劳动实现，自主劳动的三种形态（潜存的，流动的，物化的），自主劳动的循环与周转，自主劳动运动公式，劳动的社会平衡，固定资金与流动资金，流通时间与流通费用，劳动的价值形态（货币形态、商品形态），社会主义市场，等等。(3) 分配领域：劳动计量，按劳分配，劳动报酬，工资，劳动的质与量，奖金，利润，利息，企业留成，劳动定额，税收，工资计划，计件劳动与计时劳动，工资基金，工资增长率，收入结构，等等。(4)消费领域：消费水平，消费结构，消费费用，自主劳动者消费，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自主劳动者的集体消费与个体消费，集体消费金与个体消费金，消费资料的占有形式，社会需要，社会消费，消费借贷，消费计划，合理消费，劳动保护，劳动保险，劳动福利，自由时间，消费社会化，消费层，消费圈，消费心理，等等。这一切范畴由自主劳动范畴决定其性质；它们在各自的层次上又决定其他范畴。

必须申明，我主张用《资本论》的逻辑去研究问题，决不等于完全套用《资本论》的体系结构。《资本论》是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理论反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结构套用它的体系结构，既是不科学的，也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例如，有人主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结构体系完全沿用《资本论》，提出在生产过程中研究按劳分配 。这种安排，把劳动者的消费纯粹作为一个生产因素来看待，把社会主义社会描述成为生产而生产的社会。而且这样安排，把分配关系放在交换关系之前，也是不大符合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实际运动的。如果说按劳分配相当于《资本论》中工资的地位，那未按劳分配又是什么样的本质关系的现象形态呢？

最后，还需分析一下这种看法，即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关系还处于发展和完善中，现在着手去建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为时尚早 。这种看法的前提属于事实，但结论多少有些武断。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从社会主义社会诞生起就存在并发生着作用，我们完全应该也可能逐步去认识它，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任何一个人，即使是一个伟大人物也只能站在本时代，依据社会发展的状况去解决本时代能解决的问题。不成熟的社会产生不成熟的理论，成熟的社会产生成熟的理论，既不是区分一个人伟大与否的界限，也不是衡量是否应该去建立某一理论的标准资本主义一产生就有人去研究它了。到马克思那个时代的一二百年里，就出现了许多个经济学家。谁能够说，那些人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理论体系是为时过早？任何一个前人的科研成果，都为后人在这方面的推进提供了批判和继承的素材，我们为何不作最初的探索者呢？

劳动的政治经济学以何为始点？

在对这个问题进行考察之前，不能不指出政治经济学史上出现的一个十分相似的现象：十七世纪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辛勤走过的道路，为当代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在另一个层次上所重复；那就是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不以抽象范畴为始点，而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而且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对于目前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经过理论思考，几乎都难于说其始点范畴是科学的 。

这一纰漏酿成之因，首先，是由于社会主义的发展程度很大地限制着人们对它的认识，对其作理论考察。其次，是人们长期轻视以至忽略了对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始点理论的研究。不错，这确属一般理论问题，但“如果不先解决一般的问题，就去着手解决个别的问题，那末，随时随地都必然会不自觉地‘碰上’这些一般的问题” 。理论在什么地方跛足，由此指导下的实践活动就在什么地方发生困难。确实如此，始点理论未搞清，只好要么陈陈相因，要么随意发端。

任何科学都是应用逻辑，科学体系也就是辩证逻辑的体现。在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一个科学的研究始点，就难以构成一个科学的体系。目前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的种种体系，所以屡遭非难，确实与其研究始点不科学有关。

要找出一门科学的始点，实为一桩难事。但我们得天独厚，有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体系始点范畴的科学理论。这固然不能说问题已经解决，却有理由说我们不必重蹈十七世纪经济学家的覆辙。问题在于应当富于创造性地，联系实际地去研究这一理论。

1. 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体系始点范畴的理论

科学以何为始点？这不是一个随意性和假定性的问题，它应该有也确有其科学的依据。

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应何为始点？在政治经济学史上一直是经济学家们思索的问题。在马克思之前，尽管有不少的经济学家对此有过颇有见地的看法，但第一个自觉地研究、科学地解决这一问题的人是马克思。

在科学始点问题上，谈到马克思就难以避开黑格尔，因为不理解黑格尔，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 。黑格尔，是公认的马克思之前最伟大的思想家，是近代思想史上第一个用辩证法解决了哲学开端　问题的人。如果说这里显示出了黑格尔的智慧，那不过衬托出马克思更加伟大罢了。

众所周知，哲学是极为抽象的科学，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运动一般规律的科学。所以，黑格尔关于哲学开端问题的理论观点有其一般意义 。兹将其理论要点简述如下：

第一，科学的研究和阐述，要求循研究对象自身必然发展之序而进行；它要求从纯粹的抽象开始，而不加任何一个思维规定性。黑格尔还特别指出：“科学既然必须以完全单纯的，即一般的、最空洞的东西开始，陈述同样也就只能允许对简单的东西，作这样十分简单的表述，不再附加任何一个字。” 这就表明了一个基本原理：科学的陈述和研究一样，都要求从抽象开始，，两者进行的次序是一致的。列宁在研究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和黑格尔的《逻辑学》之后，也曾确认，在辩证法那里，无论是研究还是阐述，都应由抽象出发 。

第二，科学的研究和阐述之所以从抽象的范畴出发，是因为由此出发“有一个好处，即为思维事业保证了极大的轻便，它把全部发展都包括在这个萌芽中，并且，当它把这一个最容易的东西做完了，就认为一切都完了” 。针对这个原理，列宁赞许地写道：“必须从最简单的基本的东西出发……——因为在这里，在这些基本东西那里，《全部发展就在这个萌芽中》。”

第三，作为开端的东西，是“最简单的直接物”，它有两个规定性：(1) 必须是抽象的东西，即最单纯的东西或“纯存在”（Sein）。什么是最单纯的东西或纯存在呢？它有如下一些特征：首先，这个东西是无内容的，即具有无任何规定性、纯粹性、空洞隆的特征。其次，是简单性。由于这个东西是无内容的完全空洞的，因而也就是最简单的。最后，是始初性或本原性。既然它作为出发点，那就具有最初的性质。“最初出现的规定，总是一个简单的东西” 。(2)必须是一般直接物。首先，它由此发端的物，不以任何物为前提，不以任何东西为中介。其次，它没有任何根据，而它本身是全部科学的根据、一切后继者的基础。对于以上作为起点物的规定性，列宁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写道：“从何开始？‘纯存在’——《不以任何东西为前提》，是开端。《本身不包含任何内容》……《不以任何东西为中介》” 黑格尔将这个开端综合地规定为“简单的直接物” 。

在此基础上，黑格尔还作了如下补充思考。首先，科学的整体是一个圆圈。在这个圆圈中，最初的也将是最后的东西，最后的也将是最初的东西；换句话说，最初的以最后的东西为依据，由此抽象出来，而最后的又以最初的东西为依据，由此演绎出来。所以黑格尔强调指出：“哲学上的起点，只是就研究哲学的方便而言，方可以这样说，至于哲学本身却无所谓起点。” 其次，开端的规定性，是一般直接的和抽象的、单纯的东西；开端将成为中介，于是科学向前运动的路线，便因此而成了一个圆圈。同时，单纯直接物作为开端虽未被直接认识到，却在发展了的科学中有了有内容的认识。最后，只有直接的东西才是单纯的东西，因为只有在直接的东西中，才没有从一物到另一物的过程那样的东西。

第四，开端既不是什么任意的、暂时承认的东西，也不是随便出现和姑且假定的东西，而是有严格规定性，有其科学根据的。这一根据，直接在科学本身中表示出来了，即为后来的发展证明了把它作为开端是做得对的。

对于黑格尔包括哲学开端理论在内的整个辩证法，马克思作了深入的研究。他不是对其完全抛弃，也不是对其兼容并蓄，而是在批判中继承了它，马克思指出黑格尔理论的致命弱点是：“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 他将黑格尔的辩证法倒转了过来，从其神秘的外壳中剥出“合理的内核”，将它置于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之上，建立了一种崭新的世界观——唯物辩证法。

这一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一经建立，便为马克思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这一应用的结果就是科学抽象法的创立。以唯物辩证法作指导，马克思在研究以往的政治经济学文献的过程中，形成了科学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始点范畴的理论。这一理论可概述如下 。

第一，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可以有两条不同的道路：由具体到抽象或由抽象到具体，因而形成了两个不同的始点：一是由具体开始，一是由抽象开始。

从实在和具体开始，即从现实的前提开始，似乎正确，但仔细考察起来就会发现这是错误的。首先，从实在和具体开始是不可能的，只能是一句空话。具体的东西是多样性、多规定性的综合，因而它事实上已经有多个不同层次的前提了。比如从人口开始，人口是划分为阶级的，不弄清阶级，人口就是一句空话；而阶级又是依存于一定的经济基础，不弄清这些经济基础，阶级又是一句空话。其次，从具体入手，不过是从一个混沌的整体的表象入手罢了。显然，在对一个多规定性因而是复杂的具体事物分析之前，我们并不认识它，看上去是一片混沌，而且又只能得到一种整体感，这一切都不过是对事物表面的空洞观察。再次，从具体入手不过是一条漫长曲折的路途。如上例，自人口出发，便逐渐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至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再返回，最后回到人口，这时的人口便是一个有许多规定性的整体了。将上例分析的途径用简式表达出来是：具体（混沌的整体表象）→抽象（简单的规定性）→具体（多规定性的总体）。显然，从抽象开始的路程要简捷的多。最后，具体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结果，而不是表现为始点；它不过是现实中的起点，是经验观察者直观和表象的起点。

相反，从抽象开始才是正确的。这一点，从对由具体出发的论述中已经可以看出，加之学术界对此在理论上认识都较一致，因此只要指出以下几点就够了：首先，从抽象出发，不过中向具体、表面的返回，在思维的进程中一个规定性一个规定性地复原丰富的总体。其次，具体之所以具体，不过是许多规定性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所以，由抽象始到具体终，便是科学任务的完成。再次，这一思维的进程表现为由分析到综合的过程。需要注意，由抽象始到具体终，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正是在这里，黑格尔陷入了幻觉，把实在的、具体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

总之，在第一条道路上，由具体出发，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由抽象始，抽象的规定在思维的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前一条道路显然是不可取的，而后一条道路才是科学的。

第二，既然从抽象出发是科学的，那么如何确定这种抽象的范畴，即作为始点的抽象范畴有哪些基本规定性呢？

首先，作为始点的抽象范畴应有以下几个特征。(1)它是最简单的范畴。在简单的范畴中，不发展的具体可以已经实现，而那些具体范畴表达较多方面的关系却并没有产生；换言之，最抽象的范畴是最简单的、最无内容、最少规定性的范畴，它不表现具体范畴的复杂关系，它只是简单关系的表现。由此出发，我们才不至于在研究的开始，就陷入纵横交错的复杂关系的迷宫之中。(2)它是最普遍最一般的范畴。最抽象的范畴，是对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抽象，所以抽象的范畴表达的关系，为许多范畴所共有，为一般范畴所共有；换言之，作为始点的抽象范畴必须是该社会最本质的范畴，它概括着一切范畴的基本方面，所以它是最一般、最普遍的范畴。由此出发，我们才能抓住一个社会基本经济关系的“本质的一般”。(3)它是始初的范畴。最抽象的范畴，还表现为历史的和逻辑的最初经济关系，即后来经济关系由以发展的原始基础、根据、萌芽。总之，作为始点的范畴，必须是最简单、最普遍、最一般和始初的范畴。

其次，作为始点的抽象范畴，必须是“经济的具体物” ；或用列宁的话讲，是“直接的‘存在’” 。所谓经济的具体物，是马克思针对从概念出发的唯心主义而提出的命题。它是指作为始点的范畴，是对最丰富的具体的抽象，它是客观存在的经济关系的理论表现，而不是无存在根据的脱离客观经济关系的名词、概念。所以，从抽象的范畴出发，不过是从最简单、最普遍、始初的客观存在的经济关系出发而已。这一点，是唯物论与唯心论在始点问题上的分水岭。

最后，综合起来看，作为始点的抽象范畴，表现为一个社会机体上的、由一系列经济条件发展变化而产生的经济细胞。这一经济细胞，是上述全部规定性相统一的体现。它在质上简单地、浓缩地表现了社会生产关系，在量上集中地代表着社会财富。这一经济细胞在质和量上表现和代表的经济关系和内容，是通过个别细胞来实现的；也就是说，作为始点的经济细胞，不是一个细胞群，而是单个的经济细胞。。这一经济细胞，成为某一生产方式的一个显著标志?。

第三，历史唯物主义是整个科学始点理论乃至逻辑方法的出发点和基础。

首先，在逻辑进程和历史进程的一致性问题上，马克思划清了两个界限，从而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毫无疑问，历史从什么地方开始，思维也就从什么地方开始；研究的始点必然是历史上和实际上摆在我们面前的最初的经济关系。坚持了这一点，就划清了唯物论和唯心论的界限。但是，历史的发展顺序又不完全吻合于逻辑的（即由抽象到具体的）进程，它只有在一定限制内才相一致。一个限制是，只有当简单、抽象的范畴在整体上向着以一个比较具体范畴表现出来的方向发展之前，在历史上已经存在的情况下，两个进程才相一致；另一个限制是，只有当历史的发展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偶然性的扰乱作用之后，才与逻辑进程相一致；还有一个限制是，在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进程中，经济范畴必须相应地来源于对现实经济关系的概括。坚持这些限制，便划清了辩证唯物论和机械唯物论的界限。

其次，马克思指出了抽象范畴的“抽象规定性”，是历史关系的产物。不同层次的抽象范畴，适用于不同的时代，而最抽象的范畴，适用于一切时代。但就这个抽象规定性来说，则是历史关系的产物。而且只有对这些关系，并在这些关系的范围之内，抽象范畴才量适用的。

再次，由上述观点必然得出另一个结论：随着历史关系的不断变化，不同社会中的作为始点的抽象范畴并非一成不变。这一历史关系，就是指社会经济结构。社会经济结构演变，使各个经济范畴的地位和作用随之发生变化。马克思指出：各个经济范畴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问题不在于各种经济关系在不同社会形式的相继更替的序列中在历史上占有什么地位，更不在于它们在‘观念上’……的次序。而在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 。

最后，由抽象出发上升到具体的整个研究过程，必须把握住主体即现实社会都是既定的，必须经常以此作为前提浮现在我们的表象之中。这就是说，整个研究过程，是立足于对现实社会的考察之上的。

第四，抽象范畴因其抽象程度不同而有区别，作为始点的是现实社会中最抽象的范畴。

抽象范畴可分为三类：(1)有的抽象范畴，在过去的时代中曾处于支配地位，是当时社会最简单、最普遍、始初的范畴，而发展到当前的社会，失去了它的这种地位，成为较低程度的抽象范畴，如农业劳动。(2)有的比较简单的范畴，虽然在历史上可以在比较具体的范畴之前，但它的充分深入而广泛的发展，恰恰只能属于一个复杂的社会形式；就是说，曾经是比较抽象的范畴，随着经济条件的变化，而成为最抽象的、最普遍的范畴，如价值。(3)有的范畴，可能发展到当前社会，还不足以取得这种地位，它的广泛深入地发展只能属于更为高级的社会，所以它还不是最抽象的范畴，如计划。而作为始点的抽象范畴，只能是最抽象的范畴，即上述(2)项中那类范畴。当然，所谓抽象和具体，是相对而言的。比较抽象的范畴，对更抽象的范畴，就是具体，但对更为具体的范畴，就是抽象；反之亦然。

在上述科学的始点理论指导下，马克思先是出色地确定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始点，之后又成功地确定了《资本论》的研究始点。

尽人皆知，《资本论》的研究始点是商品。从《资本论》结构形成过程来看，以商品为始点，是马克思在自己形成的始点理论指导下经过多次思考而确定的。商品作为《资本论》始点的科学性，是马克思始点理论科学性的验证。 　　　　　　　　　　　　　　　　　　　　　　　　　　　　　　　　　　　　　　　　　　　　　　　　　　　　　　　　　　　　　　　　　　　　　

《资本论》结构的形成，应该上溯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分篇和结构的形成；严格地讲，后者构成前者的早期阶段。《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第一个计划草稿，形成于1857年8 月。应当注意，这一计划是马克思在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写的一篇导言中提出的。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他系统地阐述了政治经济学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研究方法和始点范畴的理论。正是在这一理论指导下，他拟定了计划草稿，并明确指出从“一般的抽象的规定” 开始。什么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的“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呢？马克思指出，是他分析过的“分工、货币、价值等等” 。接着，马克思便开始了“货币章”的写作。这时，他已经将货币看作一般形式的商品，把商品看作特殊形式的商品。所以，从货币开始也可以看作是从商品开始。大约在1857年11月，在写作过程中马克思首次发现了体现于商品中的劳动二重性，于是产生了在该章之前设一章论交换价值的想法 。马克思并进一步提出了第二个计划草稿，指出：“在考察交换价值、货币和价格的这第一篇里，商品始终表现为现成的东西。型式规定很简单。我们知道，商品表示社会生产底规定，但以社会生产自身为前提。” 结合《＜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的论述，我们有理由认为，马克思已经解决了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运动以商品为始点的问题。特别是在1858年5月，他增写了“价值”章，明确提出：“表现资产阶级财富的第一范畴是商品范畴” 。至于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其“商品”章的地位和内容，更与《资本论》相符。

那末，《资本论》为什么以商品作始点呢？

第一，商品是资本主义社会“一般的抽象的规定”，是最抽象的范畴，它具备了作为始点的抽象范畴的诸特征。首先，商品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最简单的范畴。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体系，而它的简单表现形式就是价值关系、商品关系；换言之，价值关系、商品关系，是后来发展了的复杂的资本关系的简单表现 。其次，商品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最普遍并具有“本质的一般”的范畴 。资本主义社会的显著特点是高度发展的商品社会。它与其它社会生产方式的区别，不在于生产商品，而在于商品生产占统治地位，商品获得了普遍性特征和具有资本主义本质的一般性质 。因此，由商品出发，就抓住了资本主义社会最普遍的经济关系；由商品出发，体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特征。最后，商品是资本主义社会是最基础的、始初的范畴；商品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历史上都表现为基础的、始初的经济关系。从逻辑上讲，商品作为最普遍的范畴，作为最少规定性、最少内容的简单范畴，是逻辑层次的第一层，是整个经济关系分析的基础；资本关系的产生，不过是商品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和普遍化的结果罢了。从历史上讲，商品是始初的经济关系，资本主义生产的产生和发展，不过是商品生产发展的结果而已。由商品出发，便找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基础，找到了资本主义关系的萌芽形式。　　　　　　　　　　　　　　　　　　　　　　　　　　　　　　　　　　　　　　　　　　　　　　　　　　　　　　　　　　　　

第二，商品是劳动产品在商品生产下所表现的社会形式，是社会经济关系的具体表现，体现了作为始点的抽象范畴的现实基础，即表明作为始点的抽象范畴的诸特征是建立在经济具体物之上的，从商品出发决非从概念出发。德国庸俗经济学家阿•瓦格纳曾将《资本论》从商品这个简单的经济具体物分析开始，歪曲为是从“价值”概念出发，然后将“价值”概念一分为二，一半是使用价值，一半是交换价值。对此，马克思指出：“这一切都是‘胡说'。De　prime　 abord〔首先〕我不是从‘概念’出发，因而也不是从‘价值概念’出发，所以没有任何必要把它‘分割开来’。我的出发点是劳动产品在现代社会所表现的最简单的社会形式，就是‘商品’。”

第三，资本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而单个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换句话说，商品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细胞”。 这个经济细胞，在量上是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代表，在质上孕育着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矛盾的萌芽、胚胎。

从商品作为《资本论》始点的分析，我们得到如下教益。第一，研究始点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一样，是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应当首先思考的问题。严格地讲，它不仅对于建立一个理论体系，而且对于研究任何一个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事物都是一个多规定性的复杂整体，我们研究问题时不可能将一个事物的全面关系、全部过程一同托出。研究任何一个对象，都存在着这样的问题：选择一个科学的始点，以便按事物的内在联系将其运动的全过程从逻辑上具体复制出来。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时，始点范畴是他首先考虑并致力解决的问题。第二，从《资本论》结构形成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愈是寻求到并明确地规定商品作为始点范畴，《资本论》的结构便愈臻完善。恩格斯曾指出，由于马克思确定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政治经济学从商品开始”，使极其复杂、纷纭繁扰的经济现象变得简单明了、次序井然 。这表明始点范畴对于理论的体系结构，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第三，它从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高度雄辩地表明，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始点理论，为我们衡量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的始点是否具有科学性，提供了一个基准。

2. 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的种种始点的分析

1864年，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宣告，无产阶级将以劳动的政治经济学战胜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这还只是一种期望。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以中国革命为标志的亚洲的新崛起，使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得以产生并迅速扩展。这一切，把劳动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社会主义在实践上愈发展，对其政治经济学体系建立的要求就愈迫切。第一批关于这个问题的著作当然出现在苏联。接着，在西欧和美洲也产生了反响。之后，这类著作在各社会主义国家应运而生。在我国，早在五十年代便开始了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的讨论，并出了一些专著；到六十年代，便涌现出了不少劳动的政治经济学的著作；特别在近几年，对经济理论的研究更加广泛、深入，更富于创造性，研究著作也日益增多。尽管这些著作还说不上构成了一个科学体系，但是应该说，劳动的政治经济学的初步轮廓已影绰可见。

我以为，为了迅速建立和发展劳动的政治经济学的科学体系，以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主体为前提，认真研究、分析诸政治经济学著作，特别是指出它们带有共性的缺憾至关重要；并且以为，分析指出其中关于研究对象、研究始点方面的缺憾更是当务之急。

如果我们以马克思的始点理论为指导，以《资本论》始点为借鉴，来《资本论》始点为借鉴来分析、衡量一下当前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会发现一个令人吃惊的现象：几乎人人在理论上都承认应以社会主义经济结构为依据，确定最抽象的经济范畴作为出发点，循抽象到具体之序进行研究，然而却没有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真正是这样做的。因此，远不能说，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已经解决了始点问题。下面，对目前政治经济学著作的种种始点，作一简要的分析。

第一，从政治经济学以外的领域出发。这又分为两大类：一是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活动史出发，二是干脆从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出发。

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活动史即社会主义建设史出发。以此为始点的代表作，无疑要算是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简称“苏联科学院本”） 。在这部著作的影响下，几乎在各社会主义国家都出现了一批以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初活动作开端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从作者的用意来看，“苏联科学院本”试图设一个相当于《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的部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该篇以论述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起，描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初过程，至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止。从作为始点的这部分章节的内容来看，它们基本上不属于理论经济学的考察范围，而属于社会主义经济活动发展史或建设史。 在这里，有的只是经济现象、经济活动的事实，缺乏从其中抽象出概括经济现象内部关系的政治经济学特有的经济范畴，当然更谈不上一个范畴到另一个范畴的转化。马克思从商品开始，商品包含的商品关系是资本关系的萌芽形式。资本关系的呈现，是通过对商品——货币——资本的转化过程以及一系列其他范畴的分析而达到的。该书的作者虽然承认，应当坚持马克思的由最简单的经济范畴上升到较复杂的经济范畴的原则，但正如H•查果洛夫评论的那样：这一著作“否认本身提出体系的出发点问题的必要性，否认用马克思的《资本论》的方法来分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 。

这里还不能不分析一下苏联近年来另外两部颇有影响的著作。一部是A• （空格）•鲁米扬采夫等主编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简称“鲁米扬采夫本”），另一部是A•M•鲁缅采夫主编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简称鲁缅采夫本”） 。这两本书虽在始点章节中加强了理论性，但细读其内容，仍然使人感到带有很浓的经济史与解释党和国家经济政策的色彩。这两本书与“苏联科学院本”相比，其始点章节的内容安排、次序以及层次都是大同小异。“鲁缅采夫本”称：“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统治地位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点。因此，分析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逻辑起点，就是研究作为统一整体的社会的经济活动，而不是象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那样研究私人商品生产者的关系。在历史上，社会主义生产的产生，也是从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公有制所代替而开始的。” 第一，作者以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区别，作为逻辑起点分别为“整体的社会的经济活动”与“私人商品生产者的关系”的根据，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如果说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占统治地位，所以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析应由商品开始，那末对封建生产关系的分析岂不也应以商品开始？私有制并不是资本主义的特征。资本主义的特征是：商品生产占统治地位；剩余价值的生产是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的动机。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统治地位，为什么就应由整体的社会的活动开始？作者语焉不详。这里简要指出以下几点就够了：一是政治经济学不是一般地直接研究经济活动的科学；二是一开始就对一个社会作整体分析，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三是所有制性质的不同，涉及的只是研究对象问题，根本不涉及研究始点是整体还是个别。第二，至于说在历史上，社会主义生产的产生是公有制代替私有制，所以要从公有制的整体的社会的经济活动开始；那末为什么不可以说，在历史上，资本主义生产的产生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代替劳动者私有制，所以应以资本家私有制整体的经济活动开始？至于“鲁米扬采夫本”，那更是自相矛盾。作者自称：“必须遵循从简单到复杂、从抽象到具体的顺序。” 但是该书作为开端映入人们眼帘的，却是一大堆既复杂又具体的事物：“过渡时期的必要性和本质”、“无产阶级专政的……作用”、“掌握经济命脉”、“土地革命”、“新经济政策”、“文化革命”等等。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我国艰难地发展了三十多年，至今还很难说已从“苏联科学院本”的框子中彻底“解脱”出来。新近出版的两本《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一为南方十六所大学所编写（简称“南方本”），一为北方十三所高校所编写（简称“北方本”） ，其始点章节与“苏联科学院本”相比，与“鲁米扬采夫本”和“鲁缅采夫本”对照，从内容的性质来看，实在是大同小异。“南方本”始点章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全章致力于论述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显然是在描绘经济发展的具体过程，。“北方本”的始点章。“主要内容是论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及其特点” 。该书作者尽管意识到“政治经济学不必过多地描述经济发展的具体过程”，但他们所做的工作仅仅是将“这部分内容……大大压缩” 。也就是说，“北方本”和“南方本”的差别不过是前者在始点章用较少的文字来描述经济发展的具体过程罢了。

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出发。这类代表著作有：姚耐、雍文远、蒋学模、苏绍智编的《政治经济学教材（社会主义部分）》 ，越南劳动党中央宣教委员会培训司编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部分）》 。不错，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社会主义经济产生的前提，但是前提并不完全等于始点。一个事物的产生和存在可以有许多前提，但是并不都是始点。例如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社会主义无数事物的前提，那末对这些事物的考察是否都以此发端呢？当然，坚持以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为始点去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人确已罕见，况且随着对经济理论的深入研究，人们也在改变着昔日的看法。但是，这里仍须指出：以此为始点，实际上是由政治经济学以外的领域出发。

第二，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整体出发。大胆地宣布政治经济学要从经济体系的总体开端的是波兰的明兹。他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简称“明兹本”）初版序言中指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结构，相反地要从介绍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总的基本特点开始，因为只有了解这些特点，然后才可能了解社会主义经济活动的复杂机构。” 明兹是以总的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为始点的。他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决定着社会主义经济中发生的过程的内容，决定着社会主义经济活动的机构、经济范畴、规律和趋势。” 应该承认，明兹的上述始点是一个进步，因为他坚持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把始点从学科外移到学科内。如果把“明兹本”与“苏联科学院本”等著作作一个对照，会发现一个现象：“明兹本”的始点，相当于这些著作去掉政治经济学外的始点后的紧接部分；除去它，皆为从“生产资料公有制”出发。需要指出，无论是“明兹本”还是上述其他本，都是将生产资料公有制当作整体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来对待的。这是不对的。因为所有制问题不仅包括生产资料，还包括劳动力。当然，从所有制出发确为从经济体系的总体开始，因为所有制就是生产关系的总和；对所有制下定义，无非是把社会生产关系各个部分描述一番 。问题是，从生产资料公有制整体出发并不科学。其一，所谓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多种经济关系的综合，从所有制出发无异于说，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分析从其生产关系的总和开始。这丝毫没有回答问题。在研究的实际进程中，只能是由局部到整体，从经济关系的总体出发，是无法做到的。其二，由此造成的必然后果是：作为出发点的所有制不过是无实际内容的空洞概念而已。这一必然性为“明兹本”作为始点章的第一节的题目所印证：“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一般概念”。正是由于在对各种经济关系分析之前就从总体分析所有制，所以使这类始点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都不可避免的归入同一“胡同”：从所有制的概念出发。从概念出发，是马克思坚决反对的；毛泽东同志在阅读“苏联科学院本”所作的笔记中也多次指出，从概念出发是不科学的。进一步讲，这样一个无实际经济内容的概念还远不能算作经济范畴。其三，由于是从总体从而也是从概念出发，所以这些始点章节读后，给人留下的印象只是一些混沌的表象，一些空洞的名词而已，而对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简单的经济关系几乎一无所知。至于作者强调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基本特点等等，由于不是通过经济关系本质的运动呈现出来的，所以给人以先验性的先入之见的印象。最后，还必须分析一下明兹这样选择始点的理论根据。为什么从总体而不从局部出发呢？明兹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章一开始，援引了B•帕斯克耳《思想》中的一段话：“因为既然一切事物都是互为因果，互相支援，互为媒介的……所以我认为不认识整体就不可能认识局部” 。那末反过来岂不可以说，不认识局部又怎能认识整体？同样的话岂不也可作为从局部开始的理由？在马克思看来，始点（局部）以总体为根据，以总体为前提，这一局部是总过程运动的开端。作为《资本论》始点的商品，正是对资本主义这一高度发达商品社会的抽象，但它又构成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开端。只有这样理解局部和整体的关系，才不至于陷入循环论的泥潭。从总体出发又为什么要从所有制出发呢？明兹在始点章首引威廉•哥德汶的话为根据。这段话是：“所有制问题是政治正义的全部建筑赖以奠立的基石。” 非常清楚，这段话表明的是马克思的这样一个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说由于所有制是政治正义的基石，研究就以所有制总体开始，那末生产力决定所有制，岂不是也可以说研究应以生产力总体开始？如果把 这段话理解为政治经济学是其他社会科学的基础的话，作者在理论上的混乱就更为明显了。作者次引马克思的一段话为根据。这段话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不理解经济规律，换言之，它不指出这些规律怎样从所有制的本质中产生出来。” 作者的思路显然是：所有制产生经济规律，所以应先研究所有制。即便这样理解是无误的。那也至多不过回答了所有制和经济规律的关系，而丝毫不涉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始点问题。难道对所有制本身的研究就不存在局部和整体、简单和复杂、抽象和具体的关系吗？进一步追问：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性质又是如何产生，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

第三，从作为结果的经济规律出发。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由经济规律出发去研究问题的风气很盛，但真正试图以此为出发点来构成体系的尚不多见。带有典型意义的要算我国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简称“经济问题本”） 。

经济规律是什么？无非就是经济现象间的内在的、本质的必然联系。经济规律是怎样被揭示、被认识的呢？是通过对社会经济运动的研究，通过对概括了经济现象间关系之范畴的运动的研究以及范畴之间的联系的研究，而最终被揭示出来的。正因为这样，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指出：“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 。显然，经济运动规律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和结果。而以经济规律出发，就等于从研究的结果出发。这完全是倒果为因。这样做，违反了人们思维的认识过程，妨碍了人们的正常思维，是有害无益的。马克思曾说过：“我觉得预先说出正要证明的结论是总有妨害的” 。事实上，要想在对经济过程研究之前就揭示出规律也是办不到的，至少不是以科学方式办到的，因而这些规律本身就令人怀疑 。由此推演，既然经济规律已经呈现在人们面前，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就不在于研究经济运动过程，分析其间的经济关系，从而揭示其经济规律，而在于对既定的、已知的规律作解说罢了。

恰巧如此，“经济问题本”以此为已任。该书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为始点，一下子罗列了一系列规律：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价值规律、按劳分配规律……这些规律组成了该书的结构。该书著者认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是根本的、本质的规律，它决定和制约着其他一切经济规律，因而应由此发端。这里姑且不论什么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但是要问，为什么说它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它从何而来和是由什么决定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揭示，是呈现在他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分析的全过程之中的，使人们看到的是运动着的经济现象间的必然联系。而“经济问题本”由以出发的基本经济规律，至多不过是对斯大林的定义的诠释、发微。该书作为始点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章分为三节：(1)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2)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手段；(3)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作用。这就是说，全部研究最终又是由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开始的。目的，区分为主观目的与客观目的。自主观目的始，其谬误素为人知。若自客观目的始，这里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必以一系列假定、一系列其他范畴为前提，必定又有决定生产目的的经济原因。因而，研究又须有生产目的推到别的对象上去。可见，生产目的并不是经济学上的“直接的‘存在’”，由它开始，必然要有一系列其他研究的结果为前提。

第四，从具体的、复杂的事物出发。以此为始点的理论错误显而易见，所以公开声称由此发端者并未曾见；所见者常常是：要想进入那个“房间”，却不幸出现在那个“房间”。项裕太同志的“企业始点”论可谓一例 。

项裕太同志提出：“企业是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细胞形态，应该成为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分析的始点。” 这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其一，企业并不是一个经济范畴。什么是经济范畴？它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什么是企业？它不过是在社会分工条件下社会经济活动的一种组织；不过是从事生产、商业、服务、运输等等经济活动的独立单位。不难看出，两者大相径庭。企业，在经典作家的著作中是涉及到的，但至今未见谁认为经典作家将企业作为一个经济范畴来对待。其二，即令我们将企业作为社会主义的经济范畴来思考，那末立即就会发现：首先，企业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简单的东西，而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多规定性的组织（诸如企业性质、活动规模、职工人数、作业计划、工作制度、建筑设施、工资额等等），因此根本无法以企业为始点来分析。其次，企业并不具有一般性。显然，企业并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的一般”，因为资本主义不仅有企业，而且比社会主义社会更普遍、更多样。再次，企业并不具有始初性。比如，企业的性质是由社会生产关系决定的。企业的规模、作业计划、职工人数等等，都是由别的因素决定的。总之，企业不是一个抽象物，而是一个极其具体的经济组织；由它出发，我们就堕入了复杂、具体、浑沌的五里雾中。其三，项裕太同志所以提出“企业始点”论，基于他理论上的一个混乱：承认研究应该“由单纯的、基本的关系，上升到复杂的、具体的关系”；但是将抽象到具体同个别到一般完全等同起来，进而认为个别的东西等于单纯的、抽象的东西。这是一个很大的失误。造成这一失误，很可能与他误解了马克思的一段话有关。马克思说过：“读者如果真想跟着我走，就要下定决心，从个别上升到一般。” 这只是一句话的后一半，前半句说：“我觉得预先说出正要证明的结论总是有妨害的”。很清楚，这里所说的一般，是指一般带普遍性的结论、规律等等（指系统）；而这里的个别，是指寓规律于其间的一系列个别的经济范畴、个别的经济现象等等（指要素）。而且，个别可以是单纯的、抽象的个别，如商品；也可以是复杂的、具体的个别，如单个资本。其四，项裕太同志关于企业是“经济细胞”说，就更难站住脚了。因为他认为企业“是组成社会经济的基本生产组织，也是交换的主体和分配单位” 。这里撇开他的“生产细胞”、“经济细胞” 的概念混乱、涵义不清不说，把社会不同行业概括起来的“企业”，仅仅是一个概念而已。如果是一个直接存在的企业，如它是一个生产组织，就不可能兼为交换主体和分配单位；如它是一个商业单位，就决不可亦为生产组织。这样，所谓企业包含着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经济关系之说，就化为乌有了。

第五，从并非最抽象的范畴出发。一种观点是，认为仍然以商品作始点来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这是不适当的，因为社会主义商品不是最抽象的范畴，不具备作为始点范畴的抽象规定性。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不再是最普遍的范畴，即劳动力不再是商品，土地等等也不再是商品。商品不再是“本质的一般”，即商品关系不表现为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简单形式，不能一般地表现作为本质关系的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商品也不再是始初的范畴，即不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形式。另外，商品不再表现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财富；社会财富已经还原为劳动或劳动者自身。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单个商品也不再成为社会的“细胞”。至于有人不仅照搬《资本论》的始点，甚至全盘照搬《资本论》的体系结构，这就不能不使人想起马克思的一段话：“通过批判使一门科学第一次达到能把它辩证地叙述出来的那种水平，这是一回事，而把一种抽象的、现成的逻辑体系应用于这一体系的模糊观念上，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另一种观点是，认为应从产品开始来分析社会主义经济 。产品范畴可否成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始点呢？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生产过程的产物——无论是指令性计划范围的产品还是指导性计划范围的产品，都未采取直接社会产品形式，至于市场调节范围的产品就更不用说了；也就是说，产品还需采取商品形式。不过，此时商品是不同于资本主义商品的社会主义商品。这一点，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现实问题。这样怎么能设想从一个并非普遍存在的范畴出发，来分析社会主义经济呢？

还有一种观点，主张以计划范畴为始点。早在五十年代，苏联尼•查果洛夫就指出，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不应当象过去那样从物质生产基础开始，而应当从有计划发展规律、从作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运动形式的计划性开始 。苏联尼•赫辛还进一步谁道：“计划组织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先于基本规律，……计划组织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先于基本规律，……计划组织本身已经含有萌芽状态的基本规律。” 这一设想的方向是不错的，不过计划范畴属于前面分析过的抽象范畴的第(3)类，其抽象规定性还未获得充分发展；也就是说，计划范畴还未取得作为始点的资格。

3. 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应以自主劳动范畴的简单的、一般的、始初的形式——劳动一般为始点

劳动的政治经济学究竟应以何为始点？要找到一个科学的始点固然不易，但只要我们以马克思始点理论作指导，对社会主义经济运动过程认真分析，反复探索，并以先驱者的各种尝试为借镜，总会思有所得。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必须放在土地所有制之前来说明。” 能否认为，马克思在这里是确定以资本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始点呢？在这段话之后，马克思为该书拟定了一个全书结构、分篇的计划：“(1)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因此它们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不过是在上面所分析过的意义上。(2)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 再联系全节所论述的内容，可以说马克思并非确定以资本作为全书研究的始点。很明确，这里作为始点的是计划中的第(1)项：“一般的抽象的规定”。何谓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呢？就是马克思所分析过的分工、货币、价值等等范畴 。而且在事实上，《政治经济学批判》开始研究、写作的是“货币章”；之后，马克思又进一步确定了以商品为始点。那末，马克思为什么说资本必须成为始点又成为终点呢？联系上下文看，这句话是他在分析资本与所有制的先后次序时说的，结合这个计划草稿的第(2)项可见，这里所谓资本成为始点是指“资本章”中的始点、次序。

正是由于对上述马克思那段话未作全面理解，詹彪同志从类比的意义上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当做特定的社会关系来看的劳动，即劳动的社会主义形态和结构，不是劳动一般）是决定社会一切的经济力量，是社会的主体。正象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体一样，它必须成为始点又成为终点”。这一始点他认为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始点”。 从劳动的社会主义形态（相当于自主劳动）开始是否可行呢？正象《资本论》并不是从资本开始一样，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不能以社会主义劳动作为逻辑始点。正因为资本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占统治地位的范畴，马克思在资本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形成史上，逐步地将研究对象限制在“资本”上。这一点，可以从马克思的1857年《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五篇结构，1858年至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六册结构到《资本论》四卷结构的演变得到证明。也正因为社会主义劳动即自主劳动是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统治地位的范畴，自主劳动才成为劳动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这样，从社会主义劳动即自主劳动开始，岂不是等于什么也没有说。持此观点者无视一个事实：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以商品作为始点，商品不等于资本。总之，社会主义劳动是劳动的具体的成熟的形态，因而是一个复杂的范畴，由此开始显然是不科学的。

那末，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到底应以何为始点呢？

应当以自主劳动的简单的、一般的、始初的形式——劳动一般为始点。必须申明：这里作为始点的劳动一般，与上述社会主义劳动不是一回事。（尽管劳动一般和社会主义劳动有时都简称为“劳动”，但其表达的涵义是不同的。本书称之为“劳动”的，有时即为劳动一般的同义语；这读者可以自己分辨出来。）劳动一般和社会主义劳动的关系，是一般和特殊的关系；这一区分，相当于剩余价值和利润的区分，简单而又重要。

为什么要从劳动一般或劳动开始呢？

第一，劳动是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最抽象的范畴，它具备了作为始点的抽象范畴所规定的诸特征。首先，它是最简单的范畴。前面已经说过，在社会主义社会，社会生产关系被归结为自主劳动者间的关系。而劳动关系替人作为劳动者在社会生产关系中出现的那种最简单、最原始的关系找到了一个抽象表现。劳动的内容很少，也缺乏更进一步的规定性；它根本不表现以后发展了的自主劳动的有特殊社会规定性的复杂经济关系。其次，它是最普遍、最一般的范畴。劳动在社会主义社会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充分发展。从量的扩张来看，由于人人都是劳动的承担者，劳动是每个人的谋生手段，劳动获得最大限度的普遍化。马克思曾设想过，在未来社会，“劳动在一切有劳动能力的社会成员之间分配的越平均”，也就获得“劳动的普遍化” 。从质的构成来看，在社会主义社会，各种具体劳动获得了广泛、丰富的发展，其中任何一种劳动都不再支配一切劳动；对任何劳动都只能同等看待，而且劳动者愈益能从一种劳动转换成另一种劳动。劳动不仅在范畴上，而且在现实中都是创造财富的一种手段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劳动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的一般”。最后，它是始初的范畴。劳动表现人作为劳动者在生产中的关系。在逻辑上，劳动是自主劳动表达的经济关系的基础；劳动关系是自主劳动关系的萌芽形式。在历史上，劳动者在生产中的关系无疑先于自主劳动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就存在着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例如雇佣劳动者之间的协作与分工、雇佣劳动者之间竞争等等）。在封建社会，个体劳动者之间的生产关系就是一种劳动关系。所以，劳动范畴在社会主义社会就表现为古老的、原始的因而也是最初的范畴。

第二，劳动是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直接的“存在”，是客观的经济关系，因而具备了作为始点的抽象范畴的客观存在性。首先，劳动不是一个抽象、空洞的概念。劳动是劳动力的使用或消费。劳动直接的表现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是通过有目的的活动来改变自然物。在这里，劳动作为人的脑、肌肉、神经、手等等的生产消费，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直接结合。其次，劳动表达的劳动者的关系，是客观存在的自主劳动经济关系的高度抽象。劳动关系是高度抽象的，又是确确实实存在的。如果我们抽去自主劳动的特殊社会规定性来看，现实经济生活中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不就是劳动关系吗？

第三，从上述规定性的统一角度来看，劳动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细胞”。首先，劳动包含了社会主义社会一切尚未发展的全部经济关系的萌芽、胚胎。其次，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和前提，劳动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下财富表示的第一个范畴。最后，社会主义社会是劳动高度发展的社会。资本主义的灭亡，是资本的消灭，是劳动的胜利。在社会主义社会，一切财富归为劳动，一切劳动归为自主劳动。因此，可以把社会主义社会称为自主劳动社会。在这个意义上说，劳动显示了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区别于其他社会生产方式的本质特征。

反驳者会质问，为什么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不是从劳动开始？简要地说，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劳动不是最抽象的范畴。首先，抽象范畴的“抽象规定性”是历史关系的产物，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的抽象规定性还未发展到作为始点范畴的那种要求。马克思曾分析指出过，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似乎是一个十分简单的范畴，仔细考察便表明：就人作为生产者出现的那种最简单、最原始的关系来说，这是对的，但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的实际发展来看，就不是这样。显然，最一般的抽象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地方。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的发展在量的方面并不普遍，劳动只是社会上一部分人即工人阶级的事。在质的方面，实在劳动的总体也不十分发达，因为不可能对任何劳动同样看待，劳动变换也便成为一句空话。而且由于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相分离，劳动也不可能成为创造财富的一般手段。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来看，它远没有也不会归结为劳动关系。因此，劳动根本不可能概括一切种类劳动，根本不可能体现资本和劳动关系的原始形式，因而远没有取得作为始点的抽象范畴的抽象规定性。 其次，在社会主义社会，自主劳动是占统治地位的范畴，从自主劳动的简单形式劳动开始，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作为自主劳动社会的本质；也正因为这样，劳动在这里作为最现代的社会范畴，因而才在这种抽象上表现为实际真实的东西。而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是占统治地位的范畴，从资本主义的“细胞”商品开始，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作为资本的社会、高度发达的商品社会的本质；因而商品在这里作为最现代的社会范畴是实际真实的东西，而劳动就不表现为实际真实的东西了。最后，由于上述原因，劳动不可能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细胞”，从而也不可能成为表达资本主义财富的第一个范畴。

总之，我的结论是：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应以劳动一般或劳动为始点。

“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

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

注释：

1、黑格尔说过：除了逻辑学的“每门别的科学中，它所研究的对象和它的科学方法，是互相有区别的；它的内容也不构成一个绝对的开端，而是依靠别的概念，并且在自己周围到处都与别的材料相联系。因此，可以容许这些科学只用假定有其他前提的办法来谈它们的基础及其联系以及方法”（《逻辑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23页）。

2、参见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页。

3、一个社会如同一个人，当它在童年成长阶段，可以在一定限度内任其发展。此限度的上限为应该是什么、最好是什么，而下限为听凭它是什么。

4、“劳动的政治经济学”，最早由推崇劳动的车尼雪夫斯基在其专著《资本与劳动》（1860年）中提出。1864年，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肯定了这一提法，并赋予了新的意义（参见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2页）。劳动的政治经济学，更能反映出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本质，更体现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立。因此，我曾倡议用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取代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的一般名称（参见拙作《社会财富和劳动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载《经济研究》1982年第3期）。

5、西尼尔转述道：“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说，‘这门科学的主要目的是，为一切人民取得一定的生活基金，排除足以危及这一基金的一切障碍，提供社会所需的一切事物。’……斯托赫先生说，‘政治经济学是决定国家的繁荣、也就是国家的财富及其文化的自然法则的一门科学。’”（《政治经济学大纲》，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9页）西斯蒙第认为：“从政府的事业来看，人们的物质福利是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政治经济学新原理》，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2页）

6、萨伊声明，政治经济学不是研究天然财富，而是专门研究社会财富（参见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5－16页）。麦克库洛赫针对马尔萨斯对财富概念的混乱指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财富具有交换价值，而决不包括空气和太阳热（参见麦克洛库赫：《政治经济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3、5页）。

7、参见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8－9页。

8、针对私有制商品社会，马克思指出：“财富一方面是物，……但另一方面它又是价值，纯然是支配他人劳动的权力”（《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3分册，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04页）

9、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1 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第165页；着重点为引者所加。

10、马克思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资本是财富的一般形式”：“资本作为财富的一般……的代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上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287、299页）。

11、参见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１年版,第26页；《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4页。

12、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３卷，第47页；《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15页。

13、《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33页。

14、《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下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383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15、我认为中文版全集本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八页中，对这段话译得不甚准确，因此依据德文版原文并参考英文版翻译如上。德文版原文如下：“Wasich in diesem werk zu erforschen habe, ist die (空格)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swese und die ihr entsprechenden produktions-und erkehrs-verhiiltnisse.”（卡尔•马克思：《资本论》I，1960年荻兹版，第6页）。

16、他们中间的一些人，甚至将最具有资本主义特征的范畴，诸如资本、剩余价值，也说成是自古有之，适于一切社会形态的。这便为进而论证资本主义制度万世长存制造了理论前提。斯密断言，资本是为继续生产而积累起来的“预储资财”（参见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54－261页）。李嘉图说：“资本是国家财富中用于生产的部分”（《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78页）。

17、关于“生产方式”的涵义一直是众说迥异，莫衷一是。最初明确指出它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相统一见解的是斯大林（参见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43－647页）；之后，这一观点便一直占统治地位。近有日本的林直道依据《资本论》原德文版与法文版对照得出结论：生产方式“显然是一个包含生产关系的概念”（〔日本〕《经济》杂志1973年第1期）。亦有将生产方式理解为生产力者。依我之见，生产方式既不是生产力又不是生产关系，而是马克思提出的一个新范畴；它是指现实生产（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结合）的运动形式和运动方法。

18、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3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93、977页。

19、《反杜林论》。《马克思恩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6页。

20、这一理解还可引列宁的一段话来佐证：政治经济学是“研究按历史发展着的社会生产结构的科学”，是“从发展中研究社会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的科学”（《书评》。《列宁全集》第4卷，第32－33页）。列宁在这里虽未提到交换关系，但却提出了社会生产关系，即已包含着交换关系；并且将社会生产关系的反面——分配关系也提出来了。

21、对这一论点的论证、展开，将在本书第一篇第三章进行，这里只是利用现成的结论。必须指出，人们将社会主义下劳动的形式称为社会主义劳动，这不过是同义反复；问题的症结正要求回答：社会主义劳动的具体形式是什么？

22、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73-78页。

23、马克思说：“只有一个人事先就以所有者的身分来对待自然界这个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把自然界当做隶属于他的东西来处置，他的劳动才成为使用价值的源泉，因而也成为财富的源泉。”（《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1972年版，第5页）一般地说，大自然和劳动两者构成财富的源泉。特殊地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由于实现了生产资料劳动者公有制，大自然隶属于劳动者集体，自主劳动便成为财富的唯一源泉。

24、《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3分册，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04-105页。

25、马克思说：“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象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是它默认不同等的个人天赋，因而也就默认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崐1972年版，第13-14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车尔尼雪夫斯基说：“从人的观点看，劳动是生产的唯一源泉。”“劳动应该是生产出来的价值的唯一所有人。”（《车尔尼雪夫斯基经济著作选》第3卷第1分册，1948年莫斯科版，第227页；第2卷，1948年莫斯科版，第344页）。

26、参见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58－317页。

27、对此问题，拟在本书第十四章第三节讨论。

28、早在本世纪二十年代，苏联学者C•贝索诺夫就指出：“物质生产过程的这两个方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所以应平列为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因为这两个方面都列入了政治经济学的目标——物质生产。”（《关于政治经济学对象问题》，〔苏联〕《经济问题》1929年第10-11期）这种观点虽未得到大多数学者赞同，但一直没有消声匿迹。在我国，熊映梧同志发展了这一观点。他提出要在经济学中纳入生产力或其他要素，而把社会生产关系只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一个方面（参见熊映梧：《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论》，《学习与探索》1979年第2期）。 29、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4页。

30、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50页。

31、参见卢森贝：《〈资本论〉注释》第1册，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222－226页。

32、这一观点最早在苏联出现过，我国最早见于薛暮桥同志编写的《政治经济学》（中原出版社1949年出版）和王思华同志的《政治经济学教程》（三联书店1950年出版）。在六十年代，方文同志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观点（参见方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社会生产方式》，《经济研究》1961年第7期）。七十年代，苏联学者德•特里弗诺夫也重申了这一看法（参见德•特里弗诺夫：《60年来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列宁格勒大学学报》1977年第11期）。

3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页。

34、参见同上书，第11页。

35、《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94页，持斯大林观点者，在经济理论界是十有八九，故不再列举。

36、《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63页。

37、消费分为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这里的消费是指生活消费。生活消费又分为个人消费和公式消费两种形式。由于在私有制下，公式消费只是一句空话，生活消费事实上只表现为个人消费，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常将生活消费又称为个人消费。

38、《〈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1页。

39、参见庞巴维克的《资本实论证》第二、三、四、五章。

40、王亚南同志对此问题发表过看法（参见王亚南：《〈资本论〉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38－42页）

41、关于必要价值问题的专门论述将在本书第三篇进行。必要价值，是自主劳动者付出的全部必要劳动的物化形式。这一必要价值对劳动者来说全属必要，在量上等于全部新增价值。必要价值是社会主义的直接生产目的。

42、《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1页。

43、《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1页。

44、许涤新：《有关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几个问题》《学术月刊》1979年第1、2期。

45、何建章：《略论〈资本论〉的体系及其对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意义》，《经济研究》1961年第9期。

46、我这样估价，毫无轻视他人成果。“我们受益于是前人，不但应该感荷那些与我们观点相合的人，对于那些较浮泛的思想家，也不要忘记他们的好处；，因为他们的片言剩语确正是人们思绪的先启”（亚里土多得：《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2页）

47、《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列宁全集》第12卷，第476页。

48、可惜学术界（主要是我国）很多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人，大都已经忘记了黑格尔，忘记了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过渡。为此，就有必要让我们来重温一下列宁的一段话：“要义：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可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１章。因此，半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11页）。

49、黑格尔关于哲学开端的理论观点，请参见他的下列著作：《逻辑学》、《小逻辑》、《精神现象学》。

50、《逻辑学》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18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51、列宁说：“一般辩证法的叙述（以及研究）方法也应当如此……。从最简单、最普通、最常见的等等东西开始”（《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13页）。

52、黑格尔；《逻辑学》，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19－20页。

53、《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2页。

54、黑格尔：《逻辑学》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64页。

55、《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4页。

56、黑格尔：《逻辑学》，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64页。

57、《小逻辑》，三联书店1954年版，第71页。

58、《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4页。

59、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体系始点范畴理论的观点，请参见他的下列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剩余价值理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等。

60、参见马克思：《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13页。

61、《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34页。

62、吴传启认为，“逻辑起点和历史起点”是“必须一致”(参见吴传启：《〈资本论〉的辩证问题》，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25－29页)。这是不对的。两者相一致必须有一定的限制条件，倘是无条件地认为“必须一致”,实际上是坚持机械唯物主义。近又有沈佩林撰文提出，逻辑和历史相一致的论点等于说逻辑等于历史，这是黑格尔的观点，而不是马克思的原则（《〈资本论〉中范畴的逻辑顺序和历史顺序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2期）。这一见解的弱点在于，完全忽略了逻辑进程不过是历史进程的排除干扰的反映。马克思关于历史发展的次序有两个含义：一是指“现实的历史”次序；二是指“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5、110页）。对此吴、沈二文皆有忽略。我的观点，详见拙文《〈资本论〉中范畴的逻辑顺序和历史顺序一致吗？》（载《争鸣》1981年第3期中。

63、《〈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0页。

64、《〈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1页。

65、同上书，第103页。

66、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批判大纲》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42、154页。

67、《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81页；着重号为引者所辊　。

68、《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4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76页。

69、列宁说：“在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中（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中）这一分析揭示出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胚芽）。”（《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63页）。

70、毛泽东说：“商品这个东西，……只有马克思科学地研究了它，他从商品的实际发展中作了巨大的研究工作，从普遍的存在中找出完全科学的理论来。”（《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横排本版，第775页）。

71、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94页。

72、《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12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从原则、概念、定义乃至规律出发，是形而上学的方法。列宁说：“这就是任何科学所由以开始的那种形而上学的最明显的标志：还不善于着手研究事实时，总是预先臆造一些毫无结果的一般理论。”（《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全集》第１卷，第123-124页）。

73、“作为‘经济原子’的商品范畴，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兹•法因布尔格等：《马克思〈资本论〉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苏联〕《经济问题》1981年第8期）。

74、参见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33页。

75、许涤新指出：“我国已经出版了不少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教科书，在体系上，是受到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影响的。苏联的教科书，严格地讲，是一本经济理论论文集，结构的逻辑性很差，谈不到什么体系。”（《有关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几个问题》，《学术月刊》1979年第2期）。

波兰的兰格针对社会主义诞生到五十年代末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情况评论道：“目前，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初步轮廓已开始清楚地形成了。”（《政治经济学》第１卷，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79页）。

76、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出了多版，在国际范围内特别是我国影响较大的是第三版（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77、H.查果洛夫：《政治经济学科学体系的发展及其完善的迫切问题》，〔苏联〕《经济科学》1978年第10期。

78、А.Ф.鲁米扬采夫主编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由苏联莫斯科经济出版社1971年出版；А．М．鲁缅采夫主编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由苏联政治书籍出版社1975年出版。

79、《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1页。

80、《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2页。

81、南方十六所大学编写组编写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由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北方十三所高等院校编写组编写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由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

82、北方十三所高等院校编写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页。

83、北方十三所高等院校编写组：《政治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页。

84、姚鼐、雍文远、蒋学模、苏绍智编的《政治经济学教材（社会主义部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出版。

85、越南劳动党中央教委员会培训司编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由越南真理出版社1965年出版。

86、《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页。

87、同上书，第37页。

88、参见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80页。

89、《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9页。

90、《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36页。

91、同上书。

92、《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由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

93、《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1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94、《〈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1页。

95、黑格尔说：“想在科学以前便已经进到纯粹认识，那就是要求在科学以外去说明认识；而这种说明在科学以外是办不到的，至少不是以科学的方式办到的，而这里唯一有关的事，却又正是科学的方式。”（《逻辑学》，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52－53页）

96、项裕太：《企业理论的几个问题》，《江汉论坛》1979年第3期。

97、项裕太：《企业理论的几个问题》，《江汉论坛》1979年第3期。

98、《〈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1页。

99、《企业理论的几个问题》，《江汉论坛》1979年第3期。

100、同上书。

101、《马克思致恩格斯（1858年1月底9日）》。《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23页。

102、参见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论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7－108页。

103、参见尼•查果洛夫：《论高等经济院校和经济系用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结构》，《莫斯科大学学报（经济哲学法律类）》1958年第4期。

104、《“经济细胞”概念及其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意义》，〔苏联〕《经济问题》1964年第7期。

10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0页。

106、同上书，第111页。

10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3页。

108、《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怎样从抽象到具体》，《江汉论坛》1963年第10期：着重号为引者所加。并可参见其《生产关系“二分法”错在哪里？》一文（载《读书》1979年第8期。

109、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79页。对这一思想，马克思坚信不移。他在《法兰西内战》中写道：“劳动一被解放，大家都会变成工人，于是生产劳动就不再是某一个阶级的属性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78页）

110、马克思说：“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样看待，以一个十分发达的实在劳动种类的总体为前提，在这些劳动种类中，任何一种劳动都不再是支配一切的劳动。所以，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的发展的地方，在那里，一种东西为许多东西所共有，为一切所共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7页）

111、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6－1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