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上一个世纪的中叶，马克思以他天才的智慧，向人类提供了一个划时代的思想体系：《资本论》。大约半个世纪之后，这部巨著的理论变为实践，一个新的东方世界诞生了。不管东方世界后来的命运如何，马克思所预见的经济制度出现了，而且在经历了苏东剧变的今天，这种制度依然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和任何一部伟大著作的命运一样，《资本论》自它来到这个世界之日起，便成为不同思想体系之间进行了反复论战的对象。在多事之秋的20世纪末，澄清围绕《资本论》方法问题流行的一些非科学的认识，我以为很有必要。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富有时代感的任务。从表面上看，这也许与可操作性的成果不搭界，也与致富术毫不相干。但理论的基垫，却千呼万唤这种研究。
有人以为，《资本论》虽然成功地运用了抽象法，但可惜对数学运用不充分。
果真如此？不尽然。科学的抽象法本身，就是数学发展的结晶。抽象法的逻辑，不仅可以用人文语言、自然语言表达，也可以用数学语言表达。记得一个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说过：“经济学的命题可用四种方式表达：用普通的散文，用算术，用几何，以及用代数。……它们都是能够互相通译的。从其中选择一种，完全是各人胃口问题。”(劳•雷诺兹：《宏观经济学》，商务印行馆1983年版第6页)至于某种理论逻辑用什么方式表达，与数学运用是否充分恐怕毫不相干。如果你的理论逻辑是科学的凝练，它必然与数学的运用相一致，也必然可以用数学语言表述出来。反之，如果你的理论逻辑是混乱的，即令将其用数学语言堆砌起来，从内在联系来看，也是反数学的。数学是否运用充分，实际上是说，你的逻辑是否科学。
进一步讲，作为一部科学论著，运用什么方法也不是随意确定的。有些科学论题，对方法的选择是较宽泛的，有些论题则不然，它要求某些特定的研究方法。政治经济学以经济关系的分析为对象，它要求思维上的显微镜和解剖刀。当此重任，舍科学抽象法别无选择。一部《资本论》，破天荒第一次在人类历史上对一个新的社会进行剖析，并以探求资本主义的剥削秘密为已任，现象描述不可取，见物不见人不可取，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可取，醉心于数量关系更不可取。正是抽象法把个资本主义解剖得淋漓尽致，把个财富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说得入木三分，把资本主义的剥削秘密揭露得底儿朝天；从这个社会最为本质的地方入手，引导我们一个一个地解谜，最终返回这个社会的现象表面。难道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可以由一个多元方程的求解而将其算出来？如果可以，马克思之前和之后都有一批数学家出身的经济学家，谁人见过他们算出了经济关系的本质？有时，违反常识的话由一个名人、一个权威说出来，可能被当成警句、当成大发明。这究竟是世界观的悲剧，还是经济学本身的悲剧？
如果不带偏见，谁都得承认，《资本论》对数学方法的运用是相当成功的。不过要声明，数学方法在这里，是从属于抽象法的，勿宁说它是为抽象法服务的。谁都知道，马克思本人相当精通数学，然而，他并没有在书中象有些经济学家那样卖弄数学。数学的运用是那样恰如其份，以至于他的一些论敌都不得不赞许。在第1卷，他用如下公式表达来展开对绝对剩余价值的分析。他告诉人们，剩余价值M由两个因素决定：一是剥削率，二是剥削范围V。那末资本家要想多赚钱，有两个手段可使：一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对现有生产条件充分利用，二是扩充生产规模。从数量关系来看，要增大m，要么是缩小v，要么是扩大V。在第2卷，马克思不仅用极其抽象的数学语言来描述资本循环的三种形式[G－W…P…W’－G’，P…CK…P，CK…P(W’)]，而且计算了资本周转与剩余价值的关系；他还独到地发现了第部类(V＋M)与第部类(C)的关系，从而以数学公式的方式展示了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条件。这些公式是那样著名和为人所熟知，以至于在此列述实属多余。在第3卷，马克思在揭示利润率发展的一般趋势时，他甚至运用了当时数学发展的最新成果：微积分。如果说马克思在分析资本关系时，由于没有更多地运用数学而使这一关系的分析不充分，那末前述指责尚有借口。我这里挂一漏万的举例，恐怕足以可以说明前述指责不是无知妄言，便是鹦鹉学舌。
试设想，如果把《资本论》按照经济学时尚的要求，用数学浓装艳抹起来，那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它可能更象现代经济学，却失去了它曾经是现时仍旧是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划时代意义，失去了它在经济学上的里程碑意义，失去了它作为“工人阶级的圣经”的社会启蒙与教育意义。如果这种观点发自个别年轻人一时的奇想，也就罢了，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一些颇有阅历的学者亦持此观点，这就不能不令人深感不安。我也试图照有些的思路反诘自已，然而至今我仍看不出，这种设想与狗尾续貂有什么不同。
有人指出，《资本论》的一个缺陷就是忽视心理分析。于是有人对凯恩斯的“偏好”理论大加推崇，似乎这正是凯恩斯成功之处。
先撇开这种指责本身不说，现在要问：《资本论》是否需要凯恩斯那样的心理分析？在我看来，心理分析有两种，一种是客观心理分析，一种是主观心理分析。客观心理分析将人的心理活动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探求后者对前者的关系；主观心理分析则相反，把分析问题的基础放在人的心理活动上。凯氏的“偏好理论”，国内外许多学者已作过长期研究，自有定论，这里故且不论评。我们关心的是，马克思是如何对待心理分析的呢？在《资本论》中，作为经济人的资本家、劳动者，都是经济人的典型代表、抽象化身。作为个人，他们都是有血有肉之躯，都有七情六欲。但是，要揭示一个经济集团、一个阶级的经济本质，揭示经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应当着力从基于对个体分析之上的总体上进行把握，从本质上进行概括。这就必然要抽象，要割舍一些非本质的因素，在不同场合要舍象掉人们的某些个性。在典型的、发达的商品经济条件下，由于商品拜物教的存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人被物化。对经济人的分析，只能通过对经济范畴的分析而实现。雇佣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但我决不认为，马克思忽略了经济人的心理活动。正好相反，他以自已独特方式恰如其分地进行了心理分析。不过须先说明，在马克思眼中，经济人的心理特征是带有共性的。马克思写到，象鹿渴求清泉，资本渴求剩余劳动。你去体验资本家的心理冲动吧。马克思还写到，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滴着肮脏的血。这将一个隐秘的心理，活脱脱地端给了世人。至于书中引用的大量实证资料，处处都可见到对各色人等的心理活动描述。
那末，在经济研究中究竟应当如何运用心理分析？心理学的在最近一个世纪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心理学甚至被评为本世纪对人类最有影响力的科学之一。心理学的新发展不仅对本学科的建设推动很大，而且为其它学科也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分析工具。经济学吸收其科学成果，不仅应当而且必需。一个名为R•斯通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说得很对：“在某个学科中为某种特殊目的而创建的方法也可以相当经常地并且有成效地被应用于另一领域。”（《社会科学中的数学和其它论文》，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我们可喜的看到，一些学者对新学科的成果兼容并蓄，从而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果。但这，这里有一个界限历史唯物主义与是历史唯心主义的界限。如果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在本学科范围内探讨人类心理活动的反作用，那是应当鼓励的。反之，如果是站在唯心主义立场，把人类的心理活动看成是事物运动的本因，那则是另外一回事。我以为，由此出发，与南辕北辙毫无二致。
也许是出于对时尚方法的风糜，或是出于对马克思方法论的新解热望，有人将西方经济学中的边际分析法与马克思的方法论相联系，竭力将马克思的方法纳入边际分析的圈子中去。对此我颇不以为然。不错，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我们对于边际主义视若异己，大加批判。其实，当时许多批判者未必真正了解边际主义的内容与实质，时至今日，一当人们了解其真正内容时，便产生了一种逆反心理。由此产生的盲目推崇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情绪终不能代替思考，不能代替理论认识。
如果从边际分析的著名奠基者，“三位一体”的杰文斯、门格尔、瓦尔拉斯算起，边际主义的提出少说也有百余年的历史。对其如何看待呢？如果它是庸俗的、反动的，为什么历百余年而未衰？如果说它是科学的，又为什么有数十年的批判史？在我看来，这里应区分两个概念：边际概念本身和这一方法的社会应用。作为数学上的边际概念，是将既定的诸数量看作变量，把它们的变动率看作增量。这一思想在经济学上的运用在于说明经济事物变量的关系，即说明两个相关变量中，一个变量的单位增量所导致的另一变量的单位增量，在其它情况不变的条件下，达到这一经济活动变化过程不能或不宜再继续进行的限度和边沿。作为分析工具，它具有别的方法所不能取代之处。特别是在分析经济变量时，一般文字推论是不能相比的。问题在于，一种分析工具一当用于社会科学，或多或少总会带上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色彩，特别是当一个学者不能站在公正的科学立场的时候，这种特色还会演化为偏见。我提醒读者注意一个历史事实，19世纪70年代兴起的边际主义，从一开始就具有浓厚的辩护色彩。这一点历来都有公论。它的后继者们非但没有淡化这种色彩，反倒有所创造。庞巴维克用边际效用价值论，全盘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而克拉克则更为赤裸裸地宣扬，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已经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分配是公平的、合理的，决不存在什么阶级剥削。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不能说凡边际主义者都是辩护主义者。资产阶级学者中，也有一些人具有科学公正性。他们利用边际分析方法，在各自的领域取得了出色的成果，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问题的焦点在于，马克思是在哪种意义上使用边际分析法的？严格地说，用边际分析这个概念说明马克思的方法多少有些牵强附会。这不仅在于这个概念并没有在马克思那个时代流行起来，而且在于这个概念有着后人不断添加进去的的复杂内含。在种意义上说，它更多地反映了现代人的思维倾向、思维方式和意欲表达的要求。不错，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应用了在数学意义说近似于边际分析的方法。我们知道，《资本论》第1卷第4章分析资本总公式时，在本书中首次提出了资本增量的概念。在分析剩余价值的生产乃至揭示资本积累规律时，这一概念起到明晰、简练和准确的积极作用。在第2卷中，增量的概念同样很重要。它不仅被运用在分析资本循环的公式上，特别在揭示资本的扩大再生产的条件时，资本增量概念的加入，大大减化了分析程序。在第3卷第1篇分析利润率变化趋势和地租时，马克思继续运用了增量概念，甚至还应用了微积分中的偏导数知识。但基此便说马克思是一个边际主义者，把马克思编排在边际主义的行列中去，这似乎有些夸张，确切讲有些强加于人。现在有一种风气，一种动辄就勾划系统、编织体系的风气。我当然不是一般的反对人们进行体系创造，而是不赞同为了硬造一个体系，人为的进行编导。这种作法的后果往往是，历史人物被分割、被肢解。在这本书或这个体系中被作为这一方的代表，而在另一本书或另一体系中又被作为那一方的代表。今天他被涂上这种色彩，到了明天又被涂上另一种色彩。就是同一只笔描绘同一个人，也因时因地作出不同的形象描绘。有本叫做《被肢解的马克思》的书，用了大量实证资料对此作了有说服力的解剖。（参见《被肢解的马克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还有一种有着历史传统的讹误，即把马克思由“抽象”到“具体”研究方法与“认识－实践－认识”的公式对等起来，甚至令人吃惊看到这种结论：即认为后一个公式是对前一个公式的补充和发展。有人还进一步提出，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正好相反，前者是从具体到抽象，后者是从抽象到具体。
历来对于抽象”与“具体”的概念有着相佐的看法，这一点在马克思写作《资本论》那个时代就已有论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曾用理论语言对此作了记载。但不同时期误解的内容却大不相同，引起的后果也各式各样。这一问题是马克思方法论的最基本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旷日持久的有关马克思方法论的争论中，几乎有一半问题与此相关。
马克思对于自己研究方法的经典性表述见诸于《政治经济学批判》。他在那里写到：“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因而，例如在经济学上从作为全部社会生产秆为的基础和生体的人口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如果我从人口着手那末这就是一个混沌的关于整体的表现，经过更切近的规定之后，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09－210页)马克思正是在对17世纪经济学家走过的这条迷惘、错误的道路的批判上，确定了正确的研究方法：从抽象到具体。
当然，提出“从具体到抽象”观点的人似乎也是持之有故的。他们通常首引马克思如下这段话为据：“当然，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叙述出来。”这段话源于《资本论》第1卷第2版跋。当时有个叫考夫曼的人，称赞马克思的研究方法“是严格的现实主义的，而叙述方法不幸是德国的辩证法”。马克思在援引了考夫曼的一大段评论之后，正是为了说明自己的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是一致的(尽管在形式上有所不同)，才写下上面那段话。并且他接着强调说，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资本论》结构决不是“先验的结构”，他的辩证法是不同于黑格尔的唯物辩证法。(《资本论》第1卷第14－25页)研究与叙述不同是指：研究必须对占有材料作抽象分析，实际探寻其中的联系；而叙述是实际探讨以后的事，是对研究过程的科学表述，在形式上它不必反映研究的全部细节过程。不管是研究还是叙述的方法，其前提都必须“从实际出发”，这是现实运动的历史反映；其方法都是辩证法的运用。列宁正是在探讨了马克思《资本论》的方法论之后，精确地写到：“一般辩证法的阐述(以及研究)方法也应当如此。”(《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29页)持这种观点的人，还常常援引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的一段话为据：“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马克思叙述自己在政治经济学上所采取的研究方法时，将17世纪经济学家“从实在和具体开始”的道路概括为“从具体到抽象”，指出：“这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他指出，从具体到抽象，行程还得重新回过来，不是从具体开始，而是从抽象开始到具体。基于对整个政治经济学史的科学考察，他总结道：“后一种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70－210页)可见，上述引以为据的马克思的话，非但未能证明自己的观点，反倒说明了从抽象到具体方法的科学性。
科学就是应用逻辑。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正是运用辩证法的逻辑进行研究。研究的过程，又是认识的过程，是唯物的认识过程，同时也是辩证的认识过程，即主观辩证法反映客观辩证法。正因为如此，列宁曾高度评价，在《资本论》中，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同一门科学。黑格尔在他著名的《逻辑学》中说过：“认识是从内容进展到内容。首先这个前进运动的特征就是：它从一些简单的规定性开始，而在这些规定性之后的规定就愈来愈丰富，愈来愈具体，因为结果包含着自己的开端，而开端的运动用某种新的规定性丰富了它。”(黑格尔《逻辑学》，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51－65页)思索这段说，对于理解马克思的方法很有好处。同时这段闪烁着辩证法光辉的也告诉我们，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是人们思维(认识)运动的一条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