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先富带动后富”论。
“先富带动后富”论是改革开放初期决策者们的一个理论，意思是：为了经济的更好更快发展，可以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个理论的动机无可指责。允许收入有差别，是为了打破分配方面长期实行的吃大锅饭和平均主义，建立一种新的激励机制，以更好地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从而实现经济的更快发展。所以，用意是完全没有错的。
可问题是，先富带动后富的结果会出现吗？不会！因为无论从先富者的主观动机讲，还是从经济运行的实际效果看，先富都不可能带动后富，先富者只会百般地压制尚未富者，使其不仅不会成为后富者，还会成为更不富者。
这个问题其实学者们早就有论述，比如韦伯斯特就曾经说过：“人们对自己生活方式的态度多半取决于他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通过自己所在集团的领导者去支配资源。如果一个社会中某些人已达到了富足，那么他们就会力图通过文化与经济方面的行动去保持对其他人的相对优势，这就会妨碍其他人的发展与升迁。优势者将变为一个利益集团，即一个社会阶级或者阶层。所以，在第三世界国家，我们应当考察现在或过去的殖民者阶层，看看他们为保持自己的优势曾经支配或正在支配什么资源。因为世界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考察这种不平衡在多大程度上是各个集团维护他们在国内外利益的结果，这一点很关键。”（[英]安德鲁•韦伯斯特著：《发展社会学》，华夏出版社，1987年1月版，第5页。）
就中国的情况看，人们之所以宣扬“先富会带动后富”，一开始是出于某种善良但实则又很天真的愿望，后来就夹杂进了功利目的：要尚未富者安于不富，然后听凭先富者的摆布。
所以，“先富带动后富”论可以休矣！先富者凭什么要去“带动”后富者？而后富者又有什么理由要求先富者来“带动”自己？国际歌怎么说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请注意接下来这句——“全靠我们自己”！所以，先富者不要有什么负担，尽管去富你的，你没有什么义务去带动后富者。后富者也不要太天真，天上不会掉馅饼，不要奢望有一天“先富”们会来“带动”自己——那样你就中计了。富者宁有种乎！？未富者要起而奋之，去冲撞，去撕咬，去拼抢，图强进取，取什么？取先富者，尔后代之！否则就只能是天天盼，年年想，想着盼着“先富”来帮，到头来才知是春梦一场。
毋庸置疑，“先富带动后富”是错误的结论。
2．“通过改革建立市场”、“通过市场解决一切问题”论。
中国“市场拜物教”教主吴敬琏最近又是讲话，又是发文章，对中国现状发表不满，对解决问题提出看法。
吴敬琏的不满集中在目前改革“不到位”，因而“真正的市场经济”老是建立不起来，从而导致了许多问题，如腐败、垄断等等。怎么办？他认为，要想改变这一切，把消极现象尽可能地杜绝，唯一的办法还是改革，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
比如，关于腐败，吴敬琏讲道：“腐败是怎么来的？有人说是因为市场经济造成的腐败；有人说不是。在我看来就不是因为市场经济，而是改革没有到位，或者是改革遭到了扭曲。”；关于当前的“体制性障碍”吴敬琏写道：（1）各级政府依然保持着土地等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2）把GDP的增长作为衡量各级政府官员政绩的主要标准；（3）现行财政体制把各级政府的财政状况和物质生产增长紧密地联系起来；（4）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价格没有市场化，行政定价通常按照计划经济的惯例压低价格，而价格扭曲又使市场力量在优化资源配置上的作用受到很大的压制，造成稀缺资源的大量浪费。结论是：政府应该退出不该管的领域、管好应该管的事情，并最终成为在宪政民主制度下的服务型政府。但吴也意识到，要实现这些，有障碍，也有阻力。确实是这样，吴本人倡导在中国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许多年，结果怎样呢？结果是，他所说的那样的市场经济在中国不仅一直没有得以建立，现实反而离这样的“真正的市场经济”还越来越远。不仅如此，吴本人甚至因此还一度受到“特务门”的困扰。
从吴近来的一系列言论中，可以看到，他的内心充满矛盾，充满痛苦，充满焦虑，也充满无奈。他对自已提出的那些东西到底能否实现其实心里没有底，所以说话底气不足，口气不硬。
吴敬琏的这种心境自有来由，不过这来由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所以他感到迷茫。那么，“吴氏困惑”到底何来呢？这疑惑其实来自对他所谓的“真正的市场经济”在中国真正建立缺乏信心，对前景的不确定。这种对所期盼的结果的出现信心不足和对未来的忧虑就像摆脱不掉的梦魇一样，撕裂着吴敬琏的信念、情感，甚至人格。
消除“吴氏困惑”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对在中国通过改革能否真正建立起“真正的市场经济”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那么，在中国，至少在一个可以预见的时期中，通过改革到底能否真正建立起“真正的市场经济”呢？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在中国，直到现在为止，改革还是一项领导集团的自觉行动，是统治者的一种“治理行为”，是一种人为的行为。只要改革还是这样的一场由人发起，由人规定，由人控制，由人安排，由人操纵的“工作”，是一种靠权力强行推行的“强迫”行为而不是一场自发的社会运动，改革就不可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改革有效，但也有限。试问：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法国大革命是有人预先计划好、其整个发展进程都是由人操控着进行的吗？如果是，它们会是实际产生的这样的结果吗？NO! NO! NO! 绝对NO！！！
历史已经多次证明，任何一场社会运动，如果不是一种导致其发生的社会条件都已基本具备的、水到渠成的自然现象，它就不会成为一场真正的社会运动，而只是一次有着某种潜在目标的“运动假象”。
所以，在中国，始终总有一个超现实的力量在安排和支配着一切，这个力量就像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一样，是如此的强大，如此地不可撼动，它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任何违背它的意志的一切障碍击为齑粉！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任何社会运动都不可能按其自身规律自由发展，也不可能完全彻底地、不折不扣地实现自身的目标。没有自由，就没有真实；没有自由，就没有彻底；没有自由，就没有不扭曲。
吴敬琏的想法是好的，但他的想法是天真的，比如他对限制政府权力的设计，就像指望同一个人用自己的右手砍掉自己的左手一样，简直有些荒唐。另外，什么“好市场”“坏市场”，其实，只要还是靠权力来建立市场，并且这个“市场”建立起来之后还完全由一个工具性政府按照一个至高无上的意志的需要在进行着“调控”，就不可能有市场！问题就这么简单。这样简单的道理都想不明白，难怪吴敬琏们会郁闷。
所以，“通过改革建立市场”、“通过市场解决一切问题”是不可能的，吴敬琏的想法是错误的。
3．“贫困者实际是待富者”论。
厉以宁最近发表了一通言论，意思是说，中国目前相对贫困的人实际上不是真正的贫困者，而是“待富者”。他的用意很明确，就是在为实际上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辩解。
厉的这个推论原型实际上出自凯恩斯。凯恩斯曾经说过，“从长远看，我们都得死。”凯恩斯当时是用这个话来挖苦那些老是用终极结果来否定现在的选择，用绝对真理来推翻相对真理，用未来的合理性来慰藉现实的不合理性的“否定主义者”和“超现实主义者”。这些人只知道批评，一味说风凉话，而又拿不出任何建设性意见。这样的人，说起来头头是道，面对不合理的现实则一筹莫展，终日沉醉于“一切最终会好起来”的自我安慰中。凯恩斯的意思很明确：不管以后会怎么样，我们现在都不应该把无所事事的两手抱在胸前，而是应该干点什么。凯恩斯要人们积极行动起来，用有效的实际行动来改变自己的现状，他的出发点是积极的。
厉以宁把凯恩斯的话改成了这样的意思：“从长远看，我们都得富。”一字之改，凸现出两人人民观、社会观与人生观的巨大差异。
厉以宁的说法有两个用意：一是用最终会有的合理结局来为不合理的现实状况辩解，竭力给不合理的现实罩上逻辑合理性的外衣，给这样的现实贴上“客观必然性”的标签；二是麻醉那些现实生活中处境悲惨的人，要他们相信未来是美好的，从而安于现状，逆来顺受。在厉看来，从宏观上看，从长远看，人类社会“最终”会是绝对平等的，没有贫富、贵贱、尊卑的差别。厉告诫人们要把眼光放长远，眼下哪怕是再不平等，基尼系数再高，财富最终会均等。按照厉的逻辑，最终大家都要死，所以，有伤不用治，有病别去医。不要闹腾，不要折腾。别急，急也没用，耐心等待吧，别人有了的最终你也会有！厉以宁的意思也很明确：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等着吧，除此之外，任何想要改变现状的行为都是于事无补的，结果必然是欲速达而终将不达。厉以宁要人们“认命”，敬畏现实，等着别人来拯救自己，甚至好死不如赖活着，他的出发点是消极的。
“待富者”这个说法新颖而高明，可惜它没有说明这个“待”要“待”多久，也没有解释为什么贫富差距越“待”反而越大，多数人为什么越“待”越不富！厉以宁的说法之所以大家不赞同，关键就在于他把活人已经看成了死人。
因此，“贫困者实际是待富者”是错误的。
4．“所有人都是改革受益者”论。
张维迎前不久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我自己觉得改革从整体来讲，中国所有的人、全体都是受益的。如果和改革开放前比较一下，我不知道哪一个阶层真的受到损害。”
张维迎不愧是接受过正宗的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教育的人，这句话是一个非常标准、规范的帕累托优化推论。
我们当然不能认为张是在为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辩护，为越来越严重的腐败辩护，为权力的越来越专横辩护，为“500个家庭控制中国”辩护，为民生的日渐不堪辩护，┅┅。但很明显，张是在为改革开放辩护。其实张是多此一举，天不辩自高，地不辩自厚，山不辩自大，水不辩自流。真正好的东西，何须一辩。
改革开放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发展，也极大地改善了中国人的生活，人人有目共睹，无需多谈。但改革开放有没有缺点？如果有，许不许人们谈论、批评？一批评，就说是“情绪化”，这不是学者的态度。在改革开放启动时，决策者就已经说过，很多东西是“摸着石头过河”，这句话表明决策层已经预见到在未来的改革开放中会有失误，会走弯路，所以，在后来的改革开放实践中出一些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真正值得奇怪的倒是有人明知改革开放有失误却不愿意别人说，以美遮丑。
张维迎用了很多进步与改善，特别是政治、社会方面的进步与改善，来证明改革开放的必要性，来证明在改革开放中“所有人都是改革受益者”，这当然无可厚非。可张的论证方式和观点有两点值得商榷：一是，是否所有人都受了益，就证明一切都是合理的？封建时代，每一个新王朝初开之时都要大赦天下，改善民生，当此之际，“所有人都是受益者”，但封建王朝就是封建王朝。它使“所有人”都受了“益”这一事实，丝毫不能减弱其封建性。二是，尽管所有人都多少有所收益，但丝毫不能忽视人们的“相对剥夺感”。所谓“相对剥夺感”，是指人们由于认为自己实际得到的小于自己应该得到的而产生的被剥夺的心理认知。在绝大多是情况下，人们对现实的不满，其实都是出自于这种“相对剥夺感”。由于人的欲望实际上是不能完全满足的，一个社会当然不可能完全消除这种“相对剥夺感”。不过，在一个社会体中，如果这样的“相对剥夺感”不仅存在于少数心智不健全的人群中，而且在大多数智力正常、心理健康的人群中也开始产生，并日益滋长，那么，就可以认为这个社会在平等方面无论是实际上还是认同上都出现了危机。目前中国社会中出现的对改革的质疑，实际上是属于这种情况。实事求是地讲，就实际情况看，人们对改革进行反思，对某些方面发出质疑，是在所难免、合情合理的。人类的一切言行，都逃脱不了两个法庭的审判：一个是理性的法庭，一个是道德的法庭。真正能使所有人都受益的观念和行为，最终都能通过这样的审判。所以，凡代表真理和正义的，都不用心虚！
“所有人都是改革受益者”这个说法主管用意和客观效果都不好，我们可以说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5．“民众需求饱和”论。
前不久樊纲在深圳一次会议上就金融危机中一些政府给民众发放购物补贴一事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说是发放购物补贴实际上对刺激消费于事无补，因为你给他发多少，他就会留下多少，并没有多买。“他用你发的消费券去购物了，然后就把原先准备用于购物的钱存起来了。实际消费并没有增加。”
樊纲的结论看似有一定道理，但樊的观点有几个潜在意思，这几个潜在意思细细想来却荒谬至极。
首先，按樊的说法，老百姓的钱包似乎已经满了，涨得再也装不进什么了，装进多少就会溢出多少；其次，按樊的说法，老百姓的消费需求似乎也已经完全满足了，根本用不着增加，新增的购买能力用不着因此也不会进入实际消费，只会进入储蓄；再次，储蓄与消费无关。
前两点不用驳了，其荒谬程度与“他们为什么不喝肉粥？”相当，只要平时对市民社会稍有接触的人都会对之嗤之以鼻。关于第三点，随便翻开一本经济学教科书都会知道，储蓄最终是会转化为投资的（不然银行怎么活），投资当然是消费，因此，储蓄增加最终必然带来消费扩大。
“民众需求饱和”论不符合事实，完全错了。
6．“现在买房就是爱国”论。
“现在买房，就是爱国。”这是赵晓最近的一个说法。赵晓认为，我国经济增长较快的原因就是两台发动机比别人强，一台就是以出口为主的加工制造业，另外一台非常重要的发动机就是房地产。“以房地产为主导的城市化建设投资增长很快，去年11.4%的经济增长里面投资的贡献就是4.3个百分点，这跟房地产有关。” 赵还认为，“大量保障性住房的入市会对现在的房地产市场带来更大的冲击，更多的房地产企业可能因此破产。”“从长远看，这是砸市，不是来救市的。”
赵的话大致有这样几个意思，其一，没有房地产的增长就不会有中国经济的增长；其二，没有房地产业就不会有中国的城市化；其三，没有房地产商中国老百姓就没有房子住。
其实不是这样。
首先，房地产对中国经济增长曾经确实起过拉动作用，但是，就世界各国的情况看，房地产对经济的拉动只是在一国经济发展的某个阶段，要想靠它来持续、长久地拉动是不可能的。即使房地产业不遭受意外打击，房地产业对经济的拉动也会呈边际递减态势。就中国的情况看，靠传统方式拉动经济的时期已经基本结束了，资源不允许，环境不允许，需求也有了很大变化。所以要转变增长方式。上帝是这样做事的：要使其灭亡，先使其疯狂。中国的房地产商一个时期之所以不顾死活地疯狂扩张，就是建立在“人总要住房子”，“而中国有十三亿人”，“所以中国的住房需求实际上可以说是无限大的”这样的判断上。这样的判断使房产商们就像一个老光棍被一群赤裸的美女围了起来一样无比亢奋，于是他们便放开了开发，敞开了修。这样的判断其实是原始的，也是粗俗的，因而也是不科学的。住房需求看似缺乏弹性——“人总要住房子”，而实际上弹性又很大——一平米也是住，一万平米也是住。根据中国国情和中国绝大多数人的收入状况，应该把需求预期建立在多大的人均面积上呢？这样的问题恐怕绝大多数房产商要么没有想过，要么即使想过，也是比照着美国人的居住情况在考虑。
一些人老是抱怨老百姓不买房子，好像大家是把钱揣在兜里，故意不买。其实不是这样，绝大多数人之所以不买房，实在是买不起，哪怕房价再降一半也买不起。就目前的房价水平，很多人首付都困难。所以，实事求是地讲，他们并不是不“爱国”，实在是因为钱不够！
其次，“没有房地产业就不会有中国的城市化”；“没有房地产商中国老百姓就没有房子住”。是这样吗？这样的结果只有在以下两种情况下才会产生：一是没有政府；二是有政府，但政府完全不顾老百姓的死活。
所以，赵晓的预言是危言耸听，因为一方面，目前还看不到政府消亡的可能，所以，这样的假设就像“如果一旦没有空气┅┅”这样的假设一样可笑。另一方面，目前的政府尽管很多时候与房地产商一个鼻孔出气，但毕竟这还不是房地产商豢养的政府，所以还不至于和房产商沆瀣一气，联起手来坑害老百姓，对住不起房的人完全撒手不管。杜甫一个封建小官僚都还有那种“安得广夏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情怀，何况我们这个门脸儿上还挂着“人民政府”招牌的政府呢。
实际是现在买房不是爱国，而是爱房产商，爱那些挟国家以令国民的强势集团。塞缪尔•约翰逊怎么说的？——“爱国主义是无赖最后的避难所。”在当下的中国，还是多想想多谈谈怎样爱民才好。“现在买房就是爱国”论是别有用心的错误理论。
7．“中国不需要凯恩斯，需要邓小平”论。
2008年末，许小年在一次分析金融危机原因和探寻未来出路的演讲中提出一个观点：中国不需要凯恩斯，需要邓小平。许的意思是，解决当前的金融危机，政府不应该是主角，政府行为也不应该是主要手段，而应该寄希望于“邓小平理论”，即：“坚持改革开放，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让市场发挥作用，让民众的创造力充分地涌现。”很显然，在许这里，所谓“邓小平理论”就是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让民众的创造力充分地涌现”，“让市场发挥作用”——让政府见鬼去！
无需调查就可以肯定，许小年这样的议论在中国肯定会很得民心，因为迄今为止，中国的政府无论是在改革开放之前还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其表现都非常糟糕，不仅非常糟糕，而且简直可以说是一个混蛋政府。改革开放之前不说了，反右、大跃进、文革等等，都是这个政府干的。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又怎么样呢？千方百计地与民争利；只顾自己挥霍，不顾人民死活；借口改革对人民疯狂压榨，拼命盘剥；与一些无耻之徒勾结起来毫无人性地坑害百姓┅┅这时的政府可以是各种各样角色：打手、保镖、狗腿子、奴才、收账公司、拍卖行、董事会、帮派组织┅┅，但就是不好说它是在为人民服务。所以，骂政府老百姓会欢迎。
不过，中国这样的政府并不是政府的普遍现象，而只是政府的变态现象，这种现象是非常罕见的，甚至可以说，今后再也见不到了。所以，如此冷僻的个案不能用来作为分析问题的依据。
其实正常的政府与政府行为在全球化的今天以及今后一个时期对社会正常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就经济领域来说，市场经济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但缺乏整体计划和宏观思考、以及没有全面而长远的通盘考虑而导致的无政府局面，是市场经济的致命弱点。在市场经济下，“一窝蜂”现象无法避免，而正是这种“一窝蜂”行为方式造成了市场经济无法消除的危机。市场就像一个聚集着许多人的大剧场，突然有一个人从某一个门出去拣到一块金子，立即就引发了成千上万人朝这个门拥出，人们争先恐后，互相踩踏，最后是血流成河，尸骨横陈，当然，这其中也有人确实拣到了金子。这就是市场经济的情形。现实的例子就是前一段中国的房地产业，较早的例子是中国的家电业，稍后一些的例子是中国的网络热，接下来在中国很可能是金融业，看看眼下，各式各样的银行像野草一样胡乱生长，你就会感到我并不是在危言耸听。
拿此次金融危机的发生来说，市场状况下人们经济行为的无计划、无政府才是其真正原因。有利可图的行业（如房地产业）导致了投资不顾死活地疯狂涌入，从而导致了该行业非理性地极度扩张，而银行信贷造成了人们支付能力的虚高，这种虚高的支付能力假象反过来又使得投资更加疯狂。这种情况使得谁也不知道供给与需求的真实状况，结果呢，必然是支付危机和供给过剩。人们一旦猛醒，马上就发现商品堆积如山，但自己不仅已经囊空如也，而且还债台高筑。以前是供给，供给，拼命地增加供给！现在是需求，需求，千方百计地扩大需求！只有把眼下的这个问题解决了，把商品变现，使市场出清，才谈得上如许小年所说的“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等等。而扩大需求，不靠政府又靠谁呢？有些工具只有政府才可能用好，比如利率；有些行为只能是政府行为，比如通过使用非常规的方式提高居民的需求支付能力来扩大有效需求。所以，政府既然还存在，就说明它还有某种必然性与合理性，因此，不应该简单地否定政府的作用。当然，我们说的政府，是真正是“政府”的政府，也就是说是“好”政府，而不是假政府，坏政府。
在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下，即使是在单一的一个国家中，要想完全把握并控制经济的整体运行也很困难了，因为这时的一国经济已经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所以，仅仅了解和调控本国经济已经远远不够了，照理说还必须了解和调控世界经济，而了解世界经济理论上还有可能，但调控世界经济，谁有那样的本事！比如美元，不仅美国国内有，世界许多国家都有，并且美元的国际保有量比美国国内的保有量要大得多，格林斯潘可以使用种种手段来控制美国国内的美元流量通，但他能够像控制并支配美国国内的美元活动一样地控制并支配中国人或日本人手中美元的活动吗？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怎样规定和调整美元利率，就不像许小年所说的那样简单。也就是说，在世界各国经济的实际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融为一个整体，但又被国家这种和人类相伴已久、但却没有同人类一起进化的政治怪兽野蛮地撕成若干小块，从而使本来含义非常简单、从事起来也很轻松的经济活动，变得暧昧而复杂的情况下，很多经济关系实际上是测不准的，因而经济计划也只能是模糊的，所谓模糊，就是只有大致目标，但没有细节，因为规定不了细节。
所以，我要说的是，在当前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学者，还是多想想解决问题的实实在在的方法。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就谈怎样解决问题，不要把话题扯远，更不应该像一些人那样哗众取宠、小题大做：金融危机就是金融危机，它与经济危机毕竟还不是一回事。其实金融业长期以来在人类的经济活动中一方面搅浑水，一方面自我膨胀，早就该受到惩罚！通过这次金融危机，全球金融业就体积来说，缩小一半也不嫌多。美国有事了，有些蠢人就叫嚷着市场经济不行了，还祭出了早已为人所不齿的计划经济的亡魂，真是可笑至极！稍明白一些的人则扯上了凯恩斯与哈耶克，不揣冒昧地讲，仅此一次金融危机，真的就能分出凯恩斯和哈耶克谁胜谁负来吗？不同的主义，各有其展示能耐和作用的场景。许小年扬市场而抑政府，看来是站在哈耶克一边的。即便如此，话还是要说清楚，历史其实并不偏袒某一方，政府与市场都有失效的时候。凯恩斯主义固然有其限度，政府也固然有其限度，但它们毕竟很有效过，哪怕只有过一次。有第一次就可以有第二次。第一次世界大战过后，谁会料到在短短的二十多年后马上又来了另一次世界大战呢？许小年还抬出了新近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为自己的观点助威，那又怎么样？克鲁格曼当然也有说说错话的权力，不然他还怎么活！
所以，实际情况是，中国也好，世界也好，既需要凯恩斯，也需要邓小平。而“中国不需要凯恩斯，需要邓小平”论有极大的片面性，是一个错误的理论。
2009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