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年一先生在离世之前曾写下了《“文化大革命”八十问》，其中第78问中提到上官冰在1986年7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虔诚的整人和谈整》一文，这篇文章专门谈“文化大革命”中的“整人”。
文中说，至少是“文化大革命”的初期，绝大多数人无不相信普遍发生的“整人”是“好人”整坏人，是广大革命群众起来整“一小撮”，也就是说，整人者是好人，被整者是坏人，这样的“整”是“革命行动”。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暴动”，是“暴力行动”。
文章写道，“可怕的是这个绝大多数里面，绝大多数是好人，他们正是在号召之下，凭着这个信心，理直气壮地去‘整’那‘一小撮’，或者赞成别人去‘整’，或者不反对别人去‘整’。更加可怕的是被‘整’的人里边，也有相当一些人虔诚的相信，或者努力说服自己相信自己确是‘修正主义分子’，应该被‘整’，才可以得到挽救，即便不是‘修正主义分子’，也总是有错误，被‘整’得痛一点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他们的处境迫使他们比群众虔诚地相信这一点，才活得下去，否则‘牛棚’里就不可一日居了。如果没有这一切，如果一边只是一群‘打、砸、抢’的暴徒，一边都是清醒的自知无罪无辜面遭冤受屈之士，‘文化大革命’是不可能搞起来的。”
为什么整人的和被整的都认为“整”是对的，“整”体现了政治正确？王先生吁请大家研究这种复杂的现象。
无疑，上官冰的文章从一个更深的层次揭示了导致“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人“整”人的运动的原因，那就是人性中的恶，以及比恶更可怕的——愚昧。
上官冰的文章不禁使我们想到汉娜·阿伦特曾经使用过的一个概念——“平庸的恶”。
阿道夫·艾希曼，纳粹分子，法西斯德国军官。他由于负责执行屠杀犹太人的“最终方案”而闻名，被称为“死刑执行者”。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艾希曼辗转逃亡到阿根廷隐伏下来，后被以色列情报部门发现，于1960年5月11日将其逮捕，并秘密运至以色列。1961年2月11日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审，被以人道罪名等十五条罪名起诉。同年12月艾希曼被判处有罪并被判处死刑，1962年6月1日艾希曼被处以绞刑。
对艾希曼的审判是一次引起世界震动的审判，其所以如此，并不仅仅在于艾希曼这个杀人恶魔最终没有能够逃过法网，正义得到了伸张，也不仅仅在于以色列情报部门和特种部队的高效，更在于政治学者汉娜·阿伦特对这次审判进行的哲学思考，以及在这样的思考的基础上发表的议论。
阿伦特作为《纽约客》的特派记者前往报道该审判，目睹了审判的全过程，根据有关材料，写成《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篇关于平庸的恶魔的报告》在杂志连续发表，引起轩然大波。
阿伦特的文章招到人们的普遍攻击，主要是因为她在文章中提出的一个概念——“平庸的恶”。
阿伦特认为，艾希曼之所以签发处死数万犹太人命令的原因在于他根本不动脑子，他像机器一般顺从、麻木和不负责任。而艾希曼之所以会这样行事，在于他不思考。阿伦特运用极权制度的意识形态性质来分析这样一个平庸无奇的人为什么卷入深渊般的恶而无法自拔，指出，纳粹通过使用新的“语言”来解脱他们的罪行，比如“灭绝”、“杀掉”、“消灭”都由“最终解决”、“疏散”、“特殊处理”来表达。有了这样的一些话语言词，类似于艾希曼这样的“极为肤浅的”平庸之辈就彻底消除了罪恶感，甚至没有丝毫不安，变得心安理得，犯罪甚至成了高尚行为！
在阿伦特的眼中，艾希曼这个被人们描绘成一个十恶不赦的“恶魔”的人，实际上并不拥有深刻的个性，仅仅是一个平凡无趣、近乎乏味的人。阿伦特认为，艾希曼并非恶魔，即使在今天看来他也是“正常的人”。在第三帝国中，他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一个遵守党的纪律并能够为党的宗旨努力奋斗的好党员，一个勇敢、干练而高效的军人。艾希曼在法庭上为自己辩解，他承认，他负责协调并管理将犹太人押往死亡营，但这只是执行“自上而下的命令”，忠诚履行职责而已。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艾希曼都是一个“正常的人”。但是，当处在一个大规模的政治迫害甚至杀戮被国家所倡导，以至于罪恶行为成为“正常”行为的环境中，阿伦特写道：“这种正常……使我们毛骨悚然。”阿伦特认为艾希曼是“官僚体制下的杀人者”，她同意法庭的判决，但是她同时强调，艾希曼不是那种献身于邪恶的罪犯，而是一个缺乏思考，不具有判别正邪能力的人。在这里，阿伦特把犯罪与“平庸”联系起来，她写道：“艾希曼既不阴险奸诈，也不凶横，……恐怕除了对自己的晋升非常热心外，没有其他任何的动机。这种热心的程度本身也绝不是犯罪。……如果用通俗的话来表达的话，他完全不明白自己所做的事是什么样的事情。……他并不愚蠢，却完全没有思想——这绝不等同于愚蠢，却是他成为那个时代最大犯罪者之一的因素。这就是平庸……这种脱离现实与无思想，即可发挥潜伏在人类中所有的恶的本能，表现出其巨大的能量……。”
阿伦特强调“平庸的恶可以毁掉整个世界”，实质上是在强调思考在政治行动中的意义。极权主义运动是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的，希特勒、斯大林和毛泽东出场时人民群众表现出的那种近乎于痴狂的兴奋不是假装出来的，所有的人都心甘情愿地供他们驱使。极权主义运动也是得到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支持的，法西斯主义在知识分子中的支持率远比在普通民众中的支持率高，著名的弗莱堡大学可以说是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思想大本营，大名鼎鼎的哲学家海德格尔是纳粹党的忠实党徒，一直到1945年仍然坚持不退出，并且一再告诫人们对“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应该从“哲学层面来思考”。这是为什么？在阿伦特看来，根本原因就在于整个社会缺乏批判性思考。极权主义运动是非理性的，但它表现出却是理性的，这种得到理性支持的非理性比那种纯粹由于愚昧而发生的非理性破坏性更大。
“平庸的恶”在纳粹的追随者那里的表现是“不思考”，而在即使不追随纳粹的另一方的表现是集体不抵抗。阿伦特在文章中列举了欧洲国家在德国下达驱逐犹太人命令后的不同反应，并做了分析。其中，丹麦、保加利亚、意大利并没有出现反犹主义，丹麦还公开表示反对意见，帮助隐藏和拯救犹太人，曾经将5919个犹太人运往瑞典。相反，还有一些国家则响应了德国的号召，从自己国家驱逐犹太人并向法西斯德国遣返，实际上成了纳粹分子迫害犹太人的帮凶，这方面最不光彩的是法国。更有甚者，罗马尼亚公民普遍反犹太人，甚至以自发大屠杀的方式屠戮犹太人，以致连党卫军都看不下去了，不得不在“以一种更为文明的方式”进行屠杀的要求下进行干预。这一切，审判中却只字未提。阿伦特指出，事实表明，对纳粹的暴行，没有个人的反抗，也没有集体的反抗，纳粹在欧洲社会，不仅在德国，而且在几乎所有的欧洲各国，引起了整体性的道德崩溃。
因此，阿伦特认为，不但要从政治体制方面追究历史责任，还要从人性道德方面追究个人和集体的责任。
汉娜·阿伦特在自己稍早的著作《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曾使用了康德提出的“极端的恶”的概念，这里又提出了“平庸的恶”的概念。她的意思很明显，在极权主义运动中，少数罪魁祸首身上表现出的是“极端的恶”，而在狂热地追随他们的泱泱大众身上表现出的则是“平庸的恶”。没有“极端的恶”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平庸的恶”是分散的，不能汇集成潮流，而没有“平庸的恶”的助长与拥戴，“极端的恶”则无法形成气候。
人不是天使，每个人都有弱点，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是人的理性行为，但是人如果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侵犯了他人利益，甚至做下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这就是恶。汉娜·阿伦特是深刻的，她把包在人性中的恶外面的种种遮盖剥离得干干净净，她不仅指出了那些看似无辜者实际上是帮凶，并且还揭示了他们为什么会成为帮凶。在阿伦特笔下，当极权主义运动来临时，所有的人（包括受害者）概莫能外，实际上都在有意无意地推波助澜。因此，极权主义制度下，在以国家的名义实施的大规模的迫害运动中，领袖当然是首恶，民众也逃脱不了干系。汉娜·阿伦特这种惊世骇俗的结论遭到几乎众口一词的谴责乃至攻击是在所难免的。
但事实就是事实，几乎所有的极权国家都发生过由国家发动的大规模的政治迫害运动，并且这样的运动在发生时都得到了全体人民的拥护。
翻开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看看20世纪30-40年代的苏联。当时的苏联处在由于基洛夫遇刺而发动的、被冠之以“肃反运动”的国家迫害运动中，据官方意识形态的解释，“肃反”是为了防止纳粹“第五纵队”的渗透，粉碎帝国主义国家的颠覆阴谋，捍卫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而这一切都服从于一个更崇高的目标——世界革命和共产主义。
据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1956年）和1964年2月7日《真理报》透露，在“肃反”运动中，被称为“胜利者代表大会”的苏共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共有98人，即70%，在1937-1938年被逮捕和处决；其中71名中央委员，除了基洛夫被暗杀外，只有19人活下来，其余均被处决或自杀；出席苏共十七大的1996名代表中有1108人因“反革命活动”而遭逮捕。以苏联元帅图哈切夫斯基为首的一批苏军高级将领被枪决，当时苏联共有5个元帅，被处死3个；出席1939年苏共十八大的代表中，曾参加十七大的代表人数不到2%；1935年党员人数是235.8万人，尽管补充了新党员，但1938年还是减到192万人，减少44.5万人。列宁建立的第一届政府（人民委员会）共15人，其中有8人被处决或死于狱中，1人（托洛茨基）在国外被暗杀，4人在大肃反开始前就已经病故，1人下落不明，唯一活下来的只有斯大林一人。
对于这次肃反，斯大林的解释是：“为了劳动人民的利益，为了保卫革命果实，必须这样做。”
让我们把时间再延伸一下，看看整个列宁时期和斯大林时期的情况。1954年2月，苏联总检察长、公安部长、司法部长联名向苏共中央主席团递交了一个报告。报告中说，从1921年到1954年2月1日止，以“反革命罪”判刑的人数是3，777，380人。其中被处死刑的有 642，980人，被判劳改和监禁的有2，369，220人，被判流放和强制迁居的有765100人。极权制下的整个苏联国家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古拉格群岛”，这不禁令人毛骨悚然！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写道，“斯大林是通过组织途径办事的；中央委员会的一次全体会议曾经支持从1937年2月开始的行动。整个的政权机构都卷进去了。”一切都是“通过法律程序十分清醒地处理”的。之所以发生这样的事，是由于当时“存在着一种足以驱使整个国家丧失清醒头脑的局面。”斯特朗自己所在的编辑部一夜之间就有三个工作人员被捕，由于她是美国人，她还敢说话，“当我向我的编辑主任抗议我们的三个工作人员被捕的时候，他对我讲了一番更加概括性的话来说明为什么苏联人民没有提出抗议的道理。
‘你为什么不看一看基本的形势呢？我们的主要经济学家认为，全世界将在1939年左右遇到危机。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大斗争就要来到了。这个斗争就决定世界是沉沦到奴役和战争的黑暗时代，还是人类将赢得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这个斗争中，哪里有可靠的基础呢？我们布尔什维克认为，尽管我们的技术落后，也许拯救世界文明的责任就落在这个国家的身上。人类的破坏力增长得很快，半个资本主义世界已经回到中世纪。过去的文明也曾经衰落过。对于即将来到的世界危机，我们有什么样的责任呢？我们必须使自己尽可能强大来应付它，拥有尽可能多的小麦，尽可能多的健壮的人和尽可能少的破坏者。我们正在做这件事。只要完成两个五年计划，我们就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些怀疑或从中阻挠的人，不但是苏维埃国家的叛徒，而且是全人类的叛徒。’”
这就是斯特朗得到的回答，她承认，“这些话很有分量，使我哑口无言。”就在这样的话语下，正义与邪恶的位置颠倒了。
斯特朗还揭示了一种更可怕的现象。“我记得有一个人主张，如果政治警察抓到一百个嫌疑犯，知道其中有一个人是危险的叛徒但不能确定是哪一个的话，那么他们就应该把所有这些人杀掉，而且那九十九个无辜的人应该宁愿就义而不让一个叛徒活着。”——宁愿就义！这就是“忠诚”！当时许多被冤枉的忠实而又虔诚的苏共党员都真诚地愿意把连同自己在内的所有“嫌疑犯”全部枪毙掉，以此来保证不会有一个真正的“坏人”漏网。他们基本上都不为自己辩白，他们的想法是，如果自己被释放，那么真正的坏人也有可能被释放，这对党来说太危险。所以，他们自愿被枪毙，以死来捍卫党！加米涅夫说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他说：“我们这样做是出于对领导的无限不满和对权力的强烈欲望，这种权力一度已经接近落到我们手中。”季诺维也夫在法庭上宣称，他已习惯于对大批的人发号施令，一不这样他就活不下去。——这是在为自己辩护吗？不！这实际上是在指控自己。在极权主义运动中，人们或许会感到冤屈，但所有的人都不会怀疑运动本身的“正义性”。希特勒时期的德国是这样，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是这样，毛泽东时期的中国也是这样。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为这些人流下同情的眼泪的同时，也对他们恨得咬牙切齿，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是以自己的生命在助长恶；另一方面、也是更可怕的：为了捍卫党的“纯洁”，他们连自己都可以牺牲，那么毫无疑问，为了同样的目的，他们也可以毫不犹豫地、出于本能地、不假思索地向任何别的人开枪！
谁该为这样的事负责呢？斯大林吗？当然他该负主要责任。但是，正如斯特朗所揭示的，斯大林“是‘通过组织途径’办事的，甚至1937年的大疯狂也是经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批准的。”当时没有见到有谁勇敢地站出来反对，所以，“所有表示过同意的人都同斯大林一起负有责任。”仅仅用“迫不得已”、“受骗上当”、“不跟着干就自身难保”这样的花言巧语是推托不掉责任的。
现在让我们回到开始的话题——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和当初纳粹迫害犹太人的暴行一样，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里，也有很多令人发指的罪行被冠以美丽的名称，也有很多邪恶被冠冕堂皇的语言描绘，也有波澜壮阔的政治迫害运动，也有对领袖顶礼膜拜、山呼万岁的人民群众，也有“平庸的恶”，也有施害者与受害者的“合作”。这里，领袖认为自己是在拯救国家与民族；人民或者认为自己是在革命，或者认为自己是在忠诚履行职责；那些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支脚”的人或者认为自己是“罪有应得”，好者认为自己是在“殉道”……施害者与受害者都是“正常的人”，所有的人都认为自己是在行善，而非作恶。整个国家都丧失了清醒，全体人民都陷入了疯狂，没有人去思考。这一切，使“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极权主义运动成为了现实。“文化大革命”是个别领袖人物的罪恶，也是整个民族的罪恶！
2012年8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