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的中国，中国共产党领导一切，既然是领导一切，当然包括外交工作。所以，总结中共执政的经验教训，外交领域和外交工作不能不谈。
与其他方面的工作一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工作在一个很长的时期中也受到极左思潮的干扰。由于这种干扰，中国与世界多数国家的关系长期处于不正常状态，世界上的国家要么把中国当作敌人，要么假装是中国的朋友，而实际上是在中国这里骗吃骗喝。可以说，从新中国成立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大约有26年的时间，中国在国际上没有什么真正的朋友，中国的形象不好，也非常孤立。这种情况对中国的发展造成了极其不利的影响。
在全球化的今天，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完全离开国际社会来孤立地处理自己的内部事务，内政与外交实际上已经不可能完全分开，回顾与总结中共执政以来在外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非常必要。
分析总结建国以后党在外交工作方面的经验与教训，可以提出以下几点，供大家参考。
（一）一定要实事求是地、科学地判断世界形势，特别是对战争与和平的形势要有一个符合实际的判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恰逢世界处于冷战时期，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经建立，在外交上就采取了向社会主义国家“一边倒”的方针，所以，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的代称）大多对中国保持一种警觉态度，采取了观察与试探的方针。不过由于中国虽然在立场上把自己划入了“社会主义”阵营，但在处理国际关系方面并不失独立姿态，所以，这一时期，中国与西方大国的关系从总的方向看，是在向着积极的方向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最初一段时期（五十年代），中国外交大致可以这样来划段：在介入朝鲜战争之前，中国的外交方针比较符合本国和世界的实际，外交政策也比较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新兴国家正在逐步为世界所了解和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大国，其形象与威望也在逐步建立。朝鲜战争之后，中国的外交方针开始偏激，外交政策也日益狭隘与强硬，对外关系开始出现紧张，中国的形象也开始被一些国家妖魔化。中国在国际交往中开始受到冷遇（如周恩来遭遇的“握手事件”的尴尬），受到世界的疏远与隔离，而中国自己并不以此为然，反而从这样的境况中享受到了一种悲壮感和自豪感，外交上也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政策，以疏远对疏远，以冷淡对冷淡，以隔离对隔离，中国的大门逐步对世界关闭起来。
这之后，中国对世界的敌意越来越重。这种敌意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对世界大战的企盼。这种对战争的企盼，在对苏共“三和”方针的批判中，表露无遗。
所谓“三和”（与帝国主义国家“和平共处”；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竞赛”；争取向共产主义“和平过渡”）是苏共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提出的处理国际关系的新准则，这些准则的核心就是和平。但遭到中共指责。中共认为，“三和”的方针“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武装斗争”和“暴力革命”的基本原则，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中共对“三和”理论进行了大量的、无情的批判。
对所谓的“三和”的指责，实际上暴露出中共一代领导人的战争情节，这样的战争情节根本的一点就是认为用战争手段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一切问题只能用战争手段才能够彻底解决。今天看来，这种暴力至上的思想是非常原始的，也是非常野蛮的。
毛泽东对暴力的喜好简直可以说到了痴迷的地步，他认为，世界的前途要靠暴力来解决。他盼望世界大战早打，大打，打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来！打起来，中国大不了死一半人，可是共产主义说不定就实现了。
毛泽东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把社会主义的前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以及人类的未来与战争联系在一起，公然宣扬“战争拯救人类论”，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出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出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第三次世界大战必将打出一个社会主义的世界。到那时，人类社会最美好的时代——共产主义时代就来临了。
正是这种对暴力的迷信，使一代中共党人对“和平”十分反感，在他们眼中，彰显“和平”与主张“投降”，与颂扬“失节”没有什么两样。中国共产党人的这种表现，说轻一点是理论方面的偏狭，说重一点则体现了一代从农民战争中厮杀出来的武人对人民、对生命的工具化倾向。对战争的推崇，就是对生命的漠视。这种赤裸裸的对战争的张扬，使全世界都感到恐怖与憎恶。
这一时期，中国的主要报刊发表了大量的关于战争的文章。《人民日报》指出，全世界无产阶级不要害怕世界大战，因为在战争中失去的只是枷锁，而得到的是整个世界。《解放军报》说，我们已经闻到火药味了，世界大战问题实际上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途问题。毛泽东认为，世界大战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争。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中共号召：“全世界人民立即行动起来，以世界农村包围世界城市，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统治，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1970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了九届二中全会。会议提出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在上述一系列思想观点的指导下，中共中央将全国全党工作的重点确定为备战。为应付“天下大乱，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中国投入了巨资进行战备，全国人民也是深挖洞，广积粮，准备打仗。1977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会议仍然认为：在革命因素继续增长的同时，战争因素明显增长。在阶级存在的时代，战争是两个和平之间的现象。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也就是说是和平的继续。报告指出，美苏实际上天天在准备战争，总有一天要打起来。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报告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要牢记毛泽东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教导，做好反侵略战争的一切准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随时准备歼灭一切敢于入侵之敌。
历史的事实是：中共预料中肯定会爆发的世界大战并没有打起来；战争的因素不是在增大而是在减少。当然，这是后话。当时中国国内的工作，就是在这样的判断的指导下进行的。正是在这种“战争难免论”和“战争即将爆发论”的影响下，中国国内“左”的思想越来越严重，政策越来越激进，国民的情绪越来越激昂。与此同时，整个经济也进入“准战争”状态，花在备战方面的人、财、物越来越多。这一切，对中国的国内建设事业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看法有了根本改变。
1982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明确提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今天世界人民的最重要的任务。”“如果全世界人民真正团结一致，同霸权主义、扩张主义的一切表现进行坚决的斗争，世界和平是有可能维护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以来，第一次明确提出战争可能避免，世界和平可以维护。1985年，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这几年我们仔细地观察了形势，认为“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127页。）1987年，他在会见荷兰首相时说，“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同上书,，233页。）同年他在会见孟加拉国领导人时说，现在看来第三次世界大战在短期内不会打，当然战争危险依然存在，但是可以争取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和平。如果和平力量发展了，第三世界国家力量发展了，可以避免世界大战。
这期间（20世纪80年代），中国共产党对国际形势进行了冷静的分析，得出了下述结论：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世界和平可以维护较长的时间，世界战争是可以避免的。
中国共产党认为，占世界人口3/4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是世界和平的支柱，是制约战争的重要力量。这是因为，广大第三世界国家面临着发展经济的艰巨任务，它们迫切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同时，它们也是反对霸权主义的主力军，对维护世界和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指出，西欧、日本等国深知和平来之不易，也是要反对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就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人民也是要和平的，不支持战争。核武器的出现和发展对战争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一方面，核武器极大地提高了战争的毁灭能力因而成为进行政治讹诈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由于核武器具有空前的破坏能力，在核战争中没有胜利者，带给人类的只有毁灭性的损失，在这个意义上，核武器本身也变成了抑制战争的重要因素。
中国共产党的义上判断，符合国际社会的现实状况。和平因素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因素的增长、世界和平可以维护较长时期这一科学结论，无论是对世界，还是对中国都有积极的意义和作用。没有这一看法，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无法进行。
（二）国际社会是多元社会，所以，在对外交往中切不可强求一致，必须彻底地去意识形态化，特别要防止“左”的思想的干扰。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国内“左”的思想越来越严重，各项工作受到严重干扰。中国外交也不例外地受到极左思潮的严重干扰。
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有三个明显的特点：
一是单一性：中国的认识是：既然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都对中国表现出敌意或回避，那我们就干脆把外交的方向放在发展同广大的亚非拉国家及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上；
二是斗争性：外交政策的最终目标是要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
三是世界性：即外交目标是推进世界革命。
60年代初中国外交中“左”的倾向，在不久后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中极度发展，使国家外交工作受到严重的干扰和破坏。
主要表现是：
1．全盘否定建国后的外交路线
1965年1月5日，《人民日报》在庆祝刚开过的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的社论中指出，在中国的对外工作方面，要为世界革命服务，为人类进步和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这一提法，明确把世界革命的目标同中国的外交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1965年9月3日，中国国防部长林彪在《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文中，以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民族民主革命的理论对当时的世界局势进行了分析。文章把亚非拉视为世界农村，把北美和欧洲视为世界城市，号召亚非拉各国人民要像中国人民一样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以世界农村包围世界城市，进行“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国际革命。文章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把支持亚非拉人民革命斗争作为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认为林彪的文章“科学地分析”了世界革命中的重大问题，是“强大的思想武器”。
在这股既不符合国际形势的现状，又与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相违背的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国家的外交工作受到极大的干扰和破坏。
首先，建国17年来的外交路线被彻底否定。以往的外交被指责为是执行了一条“三降一灭”（向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投降，扑灭革命人民运动的烈火）和“三和一少”（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搞和平，对革命运动支持少）的投降主义路线（针对前外交部副部长王稼祥）。在否定过去工作的基础上，提出外交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并将北京称为世界革命的中心。
其次，外交部被“造反”，被“夺权”。1966年3月，外交部决定，所有的驻外使节夫妇都要到山西临汾参加“四清”，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参加学习毛泽东著作和批判“四不清”干部。1967年初，外交部决定驻外使馆、领事馆人员分两批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中国先后将驻苏联、蒙古、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大使撤回，时间最长的达四年零七个月。中国将绝大多数驻外使节召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馆务工作由临时代办或其他人员主持。由于使馆的主要领导回国，致使一些驻外使馆陷入困难局面。这些人员回国后，绝大多数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中央文革”公开宣称，外交部是“卖国部”。1966年夏季，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红卫兵造反派夺了外交部的权。在造反派控制下的外交部一片混乱。他们提出，外交约束不了革命力量，要敢于革命，敢于造反，推翻旧的外交惯例，创造一套全新的外交惯例。外交部长等一大批领导者被打倒，被批判，使中国的外交工作处于困难局面。
2．外交工作陷入极不正常的状态
“文化大革命”初期，在“中央文革”的严重干扰下，中国外交以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文化大革命”为主要内容。“中央文革”说，宣传毛泽东思想不要怕反华，不要怕断交。中国的一些驻外使馆的工作人员到处散发毛泽东像章和语录，利用使馆新闻公报、其他宣传材料以及新闻橱窗等宣传“文化大革命”，有的还上街散发传单，向伊斯兰妇女宣传妇女解放思想，还扯下她们蒙在头上的布。在对外交流中大送“红宝书”，出访演出中，必须要念“毛主席语录”。这些都严重地影响了中国的外交关系，导致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外交纠纷频频出现。
在所有的外交纠纷中，最为严重的是火烧英国代办处。1967年5月，香港的一家工厂发生劳资纠纷。港英当局为维护香港的秩序，出动了军警。在冲突中，一些工人和在场的记者被殴打。5月15日，中国政府提出抗议，要求“香港当局的法西斯暴行必须立即停止”。5月26日，英国的航空母舰开到香港，并大搞军事演习。6月3日，中国《人民日报》发出号召：香港的爱国主义者组织动员起来，准备伟大的祖国一旦发出号召，粉碎英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这一天，在香港又出现大面积的游行。在游行中，有500多人被捕。随着事件的升级，港英当局先后拘捕了新华社香港分社、《文汇报》、《大公报》等新闻单位的10多名记者。同时，港英当局还查封了一些左派报纸。8月20日，中国外交部就此事件向英国驻华代办处发出照会：最强烈地抗议港英当局疯狂迫害香港爱国新闻事业，必须在48小时内取消对三家报纸的停刊令；无罪释放爱国新闻工作者。同一天，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10万人的声讨大会。大会提出：英国必须停止以香港作为海军基地；香港当局迫害亲共人士的罪行不能宽恕；传播毛泽东思想决不能受到干扰。大会要求港英当局必须在48小时内答复。48小时后，由于没有得到港英当局的答复，8月22日晚，一些市民和首都高校的红卫兵，冲破了北京卫戍区人员的防线，数百人从三面进入英代办处院内。据有关材料记载：人群进入英代办后立即开始点火，顷刻间，烈焰升腾，东院的门窗、地板、汽车房、油库及七辆汽车均被大火吞噬；西院楼内三个卧室、档案室及两辆汽车也都被烧。混乱中，英代办处的多名外交人员从大火中撤出。经赶来的消防队员的全力扑救，大火在午夜被扑灭。此间，在上海也发生了红卫兵闯入英驻沪领事馆的事件。同时，声讨港英当局“法西斯暴行”的全国性示威游行也出现了。8月23日，《人民日报》说，首都的红卫兵和革命群众10，000多人，昨晚涌到英国驻华代办处，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在门前举行了声讨英帝国主义反华罪行大会，并基于义愤，对英国驻华代办处采取了强烈的行动。《人民日报》还说，中国人民胜利了。就在英代办处的大火被扑灭两个小时之后，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向外事口的造反派明确宣布：外交部夺权是非法的，不算数的；火烧英代办是典型的无政府主义，任何外交行动应由政府决定，不能由群众说了算；火烧英代办，就使我们输了理。不久，中国政府正式向英国赔礼道歉。
这一时期，由于极左路线的影响，中国驻外领事馆由原来的14个减少到5个，外国驻华的领事馆也由原来的30多个减少到6个（越南3个，波兰2个，尼泊尔1个）。
当时，同中国建交的国家有50多个，大约有30个左右的国家同中国发生过外交纠纷。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外交在1966-1968年两年多的时间里，受到了极左思潮的严重干扰。这期间不但没有一个国家同中国建交，而且原来已经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的国家很多与中国的关系也陷于紧张，外交差不多处于中断状态。
鉴于此，我们总结出这样一条经验：外交工作一定要去意识形态化。
（三）外交方针一定要灵活务实。
在改革开放以前，特别是在1958年到1978年的20年里，中国外交由于重视强调意识形态而忽视国家利益，对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外交政策严重脱离实际。
具体表现在：
第一，对国际形势的判断过于偏激。一方面是过高地估计了社会主义、民族革命的力量。毛泽东曾经说过，“国际形势，我们历来有个观点，总是乐观的。后来总结为一个‘东风压倒西风’。”（《毛泽东外交文选》，341页。）他在1960年进一步阐发说，“所有的帝国主义都怕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过去是我们怕帝国主义的时代，这个时代已经过去；现在是帝国主义怕我们的时代。”（同前书，400页。）另一方面是将战争的危险估计得过于严峻。从1958年的八届二中全会到1977年的十一大，中共中央一直将备战作为全国工作的中心任务，中国人民在准备打一场世界大战的环境和气氛中紧张不安而又节衣缩食地度过了20年。
第二，在外交政策上，对世界事务强调斗争过多，在国际上一度以世界革命中心自居，四面出击，力图充当世界革命的推动者，一心想当头。
第三，以世界革命而不是以国家利益为外交目标。国家利益被当作狭隘的民族主义而被否定，把维护国家利益与坚持国际主义对立起来。
第四，在外交方法上意识形态色彩浓，对抗性强，立场偏执、僵硬，缺乏灵活性。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国际国内形势作出了切合实际的判断，明确提出外交目标是为了维护和增进国家利益，因而中国外交风格更加灵活务实。主要表现是：
第一，对国际形势做出了实事求是的判断。邓小平认为，世界大战在短期内打不起来，现在面临的迫切任务是和平和发展，尤其是发展。世界的多极化、全球化、一体化趋势日益加强，各国相互依存。正是因为有了对国际形势符合实际的判断，中国才实现了工作重心的转移，才能一心一意搞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
第二，对中国自身的定位比较客观。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中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是：中国是个大国，又是个小国。所谓大国就是人多，土地面积大。所谓小国就是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比较穷。这种认识，客观地估价了中国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坐标和国际格局中的位置，既不妄自尊大，又不妄自菲薄。应该说，中国对自身的上述定位是符合实际的。
第三，本国的实际利益成为对外政策的出发点。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起，邓小平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的国家利益观，国家利益成了他分析国际和国内形势，指导对外政策的主要依据和目标。1979年，邓小平从国内政治的角度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中国人民的最大、最根本的利益。不久，他又从国际政治的角度分析了中国的国家利益，提出“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邓小平文选》，第2卷，241页。）1989年，他同尼克松会谈时说：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处理问题的。90年代以来的中国外交，突破和超越了意识形态的限制，更加强调本国利益，更多的以经济发展为出发点等，这些，都使我国的发展得益不小。
第四，经过对外交实践的深刻总结，并在对中国国情和现实条件全面把握的基础上，在国际事务中中国采取了“韬光养晦”的外交策略。在80年代，这主要表现在中国外交采取了不结盟、不称霸、不当头、不树敌的策略。90年代，中国外交采取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方针，将“韬光养晦”的外交策略更加系统化。所谓“韬光养晦”就是保持低调，一心干好自己的事情；尽量少管别人的事情。
这种灵活务实、无敌国、去意识形态化的外交方针与实践，使中国外交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也使中国在与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的交往中尝到了实实在在的甜头。
（四）外交要服从国内发展、特别是经济建设的需要。
在国家这个层面上，没有永恒的朋友和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如果说在别的方面不能讲实用主义，那么，在外交方面则一定要讲实用主义，国家利益至上，一切服从国家利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国外交以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为主要内容。但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特别是在1958年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后，受国内外形势的影响，中国外交发生了巨大变化，对外交往中开始突出意识形态的斗争。这样变化的结果导致了中国朋友越来越少，中国自身也并没有从这种外交中得到多大实惠。反而吃了很大的亏！很多机会主义的国家把这时的中国完全当成了冤大头和傻帽。
举几个例子：
1960年1月，与外交部、外贸部平行的中国对外经济联络局成立，这个机构专门负责向外国赠送项款、食品等。也就是在国内大饥荒最重的年份，中国的对外援助反而大量增加。
在提供外援的国家里，中圈是最穷的，却是最慷慨的，借出去的债一般是不要还的。比如说提供武器，毛泽东的口头禅是：“我们不是军火商。”意思是中国的军火不要钱，白送。
送去援助最多的地方是越南，据统计，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至少送给越南价值两百多亿美元的军火和物资。在非洲，中国送给正在打法国人的阿尔及利亚的无偿援助难以数计。在拉丁美洲，古巴的切•格瓦拉1960年11月访华，中国一次就给了六千万美金的“贷款”，周恩来特别告都格瓦拉，这钱“可以经过谈判不还。”
在共产主义阵营内，中国真正拉到的喽罗只有一个又小又穷的阿尔巴尼亚。为了拉住霍查，1958年，中国给了这个只有三百万人的国家五千万卢布。1961年1月，中国跟苏联的分裂加剧，我们指望霍查帮忙骂赫鲁晓夫，又给了他五亿卢布！中国还用外汇从加拿大买小麦送始阿尔巴尼亚。靠着中国的食品，阿尔巴尼亚人不知“定量”为何物。这一切都发生在中国有数千万人饿死的时候。阿尔巴尼亚跟中国谈判的主要代表希地后来回忆说：“在中国，我们当然看得到饥馑。可是，我们要什么中国就给什么，我们只需要开开口。我感到很惭愧。”希地回忆道，有时中国官员不愿意给，只要跟毛一说，毛马上就出面责备他们。根据前中国国际办公厅外事处长后改任军委总参外事局常务副局长朱开印回忆：“当时阿尔巴尼亚已转入正常建设，军队也没有打仗，也没有很过不去的困难，可是他们的代表团一个接一个来，一来就是一长串‘帐’单，一副不容讨价还价，非给不可的架势，仅在1972这一年，我们给阿尔巴尼亚的各种无偿援助，平均到他们国家每个人头上，达一人五千人民币之多(相当于当时中国一个普通工人十年的工资)。毛泽东说过，我们把他们包下来，我们一人少吃一口，他们全国都饱了！“可哪里只是包他们全国吃饱饭？各种军事装备，各项建设器材，医药，日用品，还有他们需要而中国没有只有到外国去弄的外国钞票，他们都把手伸到你鼻子跟前。”朱开印回忆：“我们当时还有一项义务，就是帮这些友好国家到外国购买先进的装备，技术与器材。后来我们发现，他们将我们高价买来的‘无偿’援助，又转卖给别人，价钱低于我们买进的一半甚至更少！出于‘友谊’，我们有苦说不出！”“阿尔巴尼亚曾将我们进口来的用于制造某种精密机器的不锈钢材，制作成门窗挂钩出口，其他国家也干过这类事。”朱开印向周恩来反映这种情形。周总理说：“我们太慷慨大度了，但有什么办法呢？外援原则是毛主席定的。”毛泽东当时说：“我们宁可勒紧裤腰带，也不能让人家认为中国只是口头支持他们，我们并不富裕，困难也不少，但我们宁愿作出牺牲。”
中国还把大量的钱花在分裂各国共产党、建立“毛主义党”上面，这项工作由康生负责。这样的做法导致了各国应声而起了一批“吃毛饭”的人。只要拉起一个组织，唱唱毛主席的颂歌，然后就可以到中国有关机构领钱。一些人就靠这个生活。在阿尔巴尼亚档案馆里，有一份资料写道，康生发曾经牢骚说，委内瑞拉的几个“左派”取走了中国经阿尔巴尼亚资助他们的三十万美金后就不见了。荷兰情报部门干脆成立了一个伪装的毛主义党来收集情报，钱呢，自然由中国出。据美国中央情报局中国问题专家（后任驻华大使）李洁明（James Lilley）说，看到可以如此容易地派人进中国，他们简直高兴坏了，找了些人高呼毛万岁，建立毛主义党，中共就出钱养这些人，还邀请他们去中国。美国的很多情报人员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进入了中国，而原先他们曾为怎样派人进去费尽了脑筋（参见张戎、乔•哈利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香港开放出版社〖OPEN〗，2006年9月6日版，第406-407页）。
从这样的一些事例中人们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一个貌似精明而实则愚不可及的中国。
20世纪70年代后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了经济外交时期，这突出表现在外交政策和外交关系的变化上。
80年代以来，中国强调经济建设的核心地位，明确外交要为现代化建设服务。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确定中国在80年代的三大任务是，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其核心是经济建设。经济建设是中国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中国外交的基础是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的大小，要看自己经济建设成就的大小。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因此，邓小平再三强调外交要为现代化建设服务，要在争取世界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要利用现在有利的和平国际环境发展自己，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要丧失时机。外交是以实力为基础的，弱国无外交，落后就要挨打。中国外交以国内的实力为基础，同时又要服务于国内的经济建设。
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对外开放是中国的一项长期基本国策。此后，中国注重与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大胆吸收和借鉴有利于发展经济的一切文明成果。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日益认识到，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闭关自守不行，开放不坚决不行，对外开放有利于壮大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在多边交往中，中国注重同经济发达国家和国际经济组织发展关系，在双边交往中，中国注重发展双边经济关系。中国对外开放的落脚点，是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服务。
这一时期中国外交的基本出发点是：外交要符合本国实际利益，外交要服从国内经济建设的需要，国家要从对外交往中得到物质实惠。
（五）中国外交的出发点应该是和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外交一直以和平为目标。其间虽然参与了抗美援朝战争，但由于这场战争并不是中国挑起的，中国也只是被动地参与其中，所以，基本没有破坏中国的和平形象。1954年，中国提出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解决和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确立了原则。这些原则，得到许多国家、特别是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认同。
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至70年代中后期，在“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下，中国逐步改变了对外交往中的和平取向，这一时期，提倡和平被看作了投降主义、修正主义，那时的中国异常“强硬”，四面树敌，八方出击，给人以一种战争狂人形象。中共领导人毫不讳言对战争的向往，逢人便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彻底解决问题还是要靠战争。”“打倒帝、修、反，解放全人类！”“我们希望早打、打大。”“打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打起来，中国可以死一半人！”“原子弹也是纸老虎！”那时的中国在世界面前的形象不仅十分可恶，而且十分可怕！各国对中国也采取了“惹不起躲得起”的方针。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吸取以往教训，中国努力在改变自己的形象。在外交方面，就是突出和平，坚决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这时的中国外交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第一，在外交思维方面，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外交的核心理念是和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上升为中国外交的基本准则，并被看作处理国际关系的“最好的方式”。如邓小平指出的，“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邓小平文选》，第3卷，96页。）
第二，在外交目标方面，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就一直被确定为争取世界和平。邓小平强调：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是中国的外交政策。
第三，在外交实践方面，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外交实践是：一方面，对第三世界国家不称霸，不当头，不输出革命，同这些国家建立良好的关系；另一方面，对西方发达国家和世界大国不树敌，不对抗。这一时期，中国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一切国际事务，在国际上讲公道话、办公道事，积极推进建立国际新秩序。
这一时期，中国在处理与邻国的矛盾与争端时，尽量采用了和平方式，避免战争方式。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先后经历了抗美援朝战争、中印战争、珍宝岛之战等多次战争，还非正式地直接卷入了越南战争。这些战争当然有效地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但是，在这些军事冲突中，中国动用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不仅延误了中国的建设和发展，而且也使中国的国际形象受到负面影响。实践证明，战争方式只是解决问题可供选择的方式之一，并不是唯一方式，而且在多数时候，也不是最好、最有效、最节约、后患最小的方式。
80年代以来，中国在解决与其他国家的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矛盾方面，就基本摒弃了战争方式而采用了和平方式。比如，中国同俄国、哈萨克斯坦、印度和越南等达成了新的谅解协议；把南沙群岛、钓鱼岛等问题也控制在了不引发军事冲突的程度上。中国采取的这些政策和做法，既避免了战争，也同样有效地维护了国家利益，还使那些曾将中国当成“好战”国家的人，不得不承认现在的中国是一个和平友好的国家。这样的看法，对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发展是极其有利的。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与其他国家发生战争的数量和频率大大降低，卷入地区性军事冲突危险明显减少，双边军事冲突也得到了很好的控制。80年代以来，中国只是在中越边界上被迫进行自卫还击和在1988年初同越南发生过小规模的炮击和海战，此后再也没有发生双边战争。这样的事实，充分说明这一时期中国的外交不仅有理、有利、有效，而且恩威并重，刚柔相济，既显得雍容大度，又表现出手段灵活，技艺高超。中国“理性国家”、“绅士国家”的形象日益凸现。
2009年2月 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