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山崩地裂，世界社会主义大厦轰然倒塌。尘埃落定之后再看，在社会主义思想与运动的发源地欧洲，社会主义已经踪迹难寻；而整个世界，社会主义也仅剩下中国、朝鲜、越南、古巴等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
随着苏、东剧变，冷战结束，世界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人们对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认识也开始出现变化，“共产主义”预期被人们逐渐排除，曾经被一种理论论证为人类发展的最终目标和最高境界的“共产主义”社会开始退出人们的话语，那些从来就不相信“社会主义”是科学的人们开始理直气壮地宣称“社会主义”本质上其实只是一种“宗教”，“科学社会主义”已经被证伪，马克思主义至少在关于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论证方面是“伪科学”。一些学者开始谈论人类社会的“终结”：所有的国家、整个人类社会最终都会归结到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人类社会的发展会在自由资本主义这一社会层面上停止。这方面最著名的就是1989年政治社会学者福山在美国著名的新保守主义刊物《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的那篇题名为《历史的终结》的文章。
福山的理论发轫于1988年，之后他又不断修改完善，继1989年的《历史的终结》之后，福山又于1992年发表了《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1999年，福山发表《重新考虑》一文，至此，他的“历史终结论”完全成型。
福山的基本观点是：任何国家的现代化发展都要依赖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科学技术是所有国家和民族进化的基本动力和共同前提；科学技术是在经济-社会结构中发挥效益，只有一种经济-社会结构能实现科学技术效益发挥的最大化，这就是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因此，人类社会最终会实现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普遍化，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均收入的提高会导致一系列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的变化，这将逐步改变传统的政治文化，产生越来越强烈的公民政治参与要求，这种民主化冲击最终会使所有的国家走向自由民主体制。
福山考察了现代科技、现代社会、市场制度、政治民主之间的关系，他的结论是：现代化与现代科技的是密切关联的；现代科技与市场经济是密切关联的；市场经济与自由民主是密切关联的。只有自由民主政体才有能力回应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自由与平等的诉求，因此自由民主政治是社会发展的唯一政治模式。福山认为，现代化本身具有一种文化塑造力量，最终会在各种文化的特殊性中生成一种共同的政治文化维度。不同的人类社会形态最终会在这种共同的政治文化维度上实现“趋同”。
结论是：所有的国家最终都会发展到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和自由民主政治制度。人类将在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和自由民主政治制度这样的状态实现“世界大同”，人类社会的发展将“终结”于此。
与“历史终结论”相伴的是“中国崩溃论”。因为中国是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超大型国家，中国还创造了、并代表着一种辉煌的人类文明，中国一个国家就具有证明或驳倒一种社会发展理论的足够的分量。没有中国，“全”世界和“全”人类就无从谈起。中国如果不发生苏联东欧式的“崩溃”，“历史”就不会出现在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和自由民主政治制度状态下的“终结”。所以，一些人竭尽全力地寻找中国“崩溃”的迹象，同时认为，中国社会与解体前的苏联属于同一类型，苏联崩溃了，中国也必将“崩溃”。
1995年，美国社会学学者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在《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了题为“中国崩溃即将到来”的文章，此文后来被广泛引用和转载。作者在文章开篇提出了一个问题：“邓小平去世后，中国能否避免重蹈苏联覆辙？”对此他的回答是：“从各个方面看，中国都在走向重重危机……邓的去世可能会触发群体事件、党内权力斗争、某些省份联合……导致地方更大的自治权，……中国共产主义很可能会崩溃……未来10至15年间必将出现终结性危机。”此后还有一些持类似论调的著作陆续出版，如《中国即将崩溃》（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中国转型的陷阱》（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中国：脆弱的超级大国》（China：Fragile Superpower）、《中国的民主前景》（China’s Democratic Future）等等。
这些著作的基本观点基本一致。大都认为中国过于强大的国家权力压制了社会自发生长的空间，导致社会无法产生一种机制来弥补国家治理的缺失，因而当国家对社会的治理产生漏洞时，社会就会呈现出一种失序状态。像当初的苏联、东欧国家一样，原有的社会-政治形态将会由于对这样的社会失序无能为力而退出，让位于自由民主社会。
“历史终结论”和“中国崩溃论”一度声音很大，近来却“笑渐不闻声渐悄了”，究其原因，是由于中国并没有按照如他们的预测那样发展，而是出现了“逆转”。中国的表现其中最重要的是两个方面：一是自上一世纪九十年代以后至今，中国经济连续出现了将近20年的高速增长（年均10%左右）；二是在本次金融危机中，中国的现有体制和既定政策不仅使中国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比其他许多国家小，而且使中国在世界各国中率先走出危机的阴影，更不可思议的事，即是在金融危机最严重的2009年，中国经济仍然实现了8%以上的增长。目前，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都把本国经济的复苏寄希望于中国。
纵观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的发展确实堪称奇迹。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由1978年3600多亿增加到2009年的33.5万亿，翻了几十倍。天的中国已成经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今天的中国能将人成功送上太空；今天的中国举办了有史以来最豪华的奥运会，以及有史以来最豪华的“世博会”……无可否认，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特别是上一世纪九十年代苏东剧变发生以来，中国在经济-社会的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国经济实现了令人惊叹的持续高速增长，其间还经历了西方的全面制裁、亚洲金融风暴、全球金融危机——考虑到中国人口之众、基础之薄、负担之重、1989年以后外部环境之恶劣，对这一奇迹无论怎么赞誉都不过分。与此同时，社会逐渐开放，个人空间扩展，今天中国人所拥有的个人自由，是30年前难以想象的；尤为难得的是，在这种经济与社会的翻天覆地中，中国始终保持了社会秩序基本稳定，没有跌入南美那种拉锯式动荡的泥坑。（参见闲言：《“中国模式”的奥秘》，凯迪网络。）
在上一届20国首脑会议上中国领导人扬眉吐气。法国总统萨科齐就当着中国领导人的赞颂中国说：“中国是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的重要力量。”其间，更有这样那样的一些人私下里还口耳相附、闪烁其词地传递起了“美中两强‘共治’世界”的悄悄话。连福山也说，相比其他体制模式的国家，“中国则顺风顺水。”（弗朗西斯·福山：《政治体制新潮流？》，FT中文网，2011年1月20日。）
中国的成功让世界感到惊叹，也引发了世界范围内对“中国奇迹”发生原因的强烈关注与深入探讨。
也大概是从2009年下半年以来，有学者开始把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的一整套做法称为“中国模式”。其实几年前美国学者、清华大学教授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在其撰写的一份关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政策研究的报告中，就提出了“北京共识”这一概念，但当时中国尚没有达到今天这样的关注度，而且“北京共识”显然是套用了“华盛顿共识”的提法，缺乏新鲜感，所以，“北京共识”没有掀起波澜。眼下却不一样了，“中国模式”一经滥觞便成潮流，从此至少在学术界成了一个出现频率非常高的概念。
所谓“模式”，是指一系列有着固定而又紧密的逻辑联系的、可以不断重复的动作程序，只要严格按照这一动作程序行为，就可以得到完全相同的结果。每一种模式都是在经过多次试验之后，不断补充欠缺，不断去掉多余，从而形成的一个最严密、最简洁、最易行、实施成本最低、获得效益最大、副作用最小的行为体系，因此，它可以成为一种标准的行为结构和样式。
鉴于中国的许多做法尚在实验中，并且成本与收益的真实对比还没有最后得出，所以，我认为，现在就谈“中国模式”还为时尚早，把“中国模式”改为“中国经验”更合适一些。
尽管人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给予中国不同的关注，但是，关于中国，我认为最应该关心也是最有意义的问题是：中国的成功原因是什么？最基本的经验有哪些？
中国成功原因很多，基本经验也很多，见仁见智，人们从不同的角度总结的方法也很多，得出的结论也是五花八门。我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巨大成功，最根本的经验是一条：社会主义为体，资本主义为用。避开姓“资”姓“社”这样的敏感字眼，我们可以把中国经验称作“多样性聚合”。
“多样性”好理解。所谓“聚合”是指简单共存，即不同类型、甚至不同性质的事物共同存在于一个“容器”中，互相间不发生“化学作用”，自说自话，各行其道，互不干预、互不影响，“井水不犯河水”。
“多样性聚合”的政策来源是“对外开放”，中国领导人多次说过，中国的对外开放是“全方位开放”。所谓“全方位”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四面八方”；二是“五花八门”。“四面八方”是对中国这个接受者来说的，即所有的地域，所有的领域都对外部开放，没有死角；“五花八门”是对进入者来说的，即不区分国家，不限定文化，也不限制进入者在社会形态和国家制度中所处的区域，即不分经济、政治、文化、科技、教育、军事、思想、文化、国家治理、社会管理、价值观等等，一切方面先进和优秀的东西都来者不拒，只要能为我所学，为我所用。
“全方位”对外开放不仅使中国国门大开，并且还放倒了围栏与院墙，从而大量吸收了市场经济的优势和其他模式的经验。中国学习的对象不仅包括西方发达国家，也包括亚洲各邻国与地区。新加坡东亚问题专家马凯硕曾总结出亚洲的“小龙”与“小虎”们的成功是吸收了西方智慧七大支柱的结果：自由市场经济、熟练掌握科技、精英管理班子、实用主义、和平文化、法制及强调教育。反观中国的成功，也是不同程度地吸收了西方的这几大智慧。同时中国还学习了亚洲内部的“日本模式”、“亚洲四小龙模式”等的成功经验。
“多样性聚合”的另一个含义是：中国的发展一开始就没有预先规定好的形式。其行为方面的重要特征是“摸着石头过河”和“走着瞧”，在具体实践中实行“试验——修正——再试验——再修正，直至定型”的原则，没有先入之见，也没有思维定式。在这样的行为原则的指导下，虽然有时候中国给人的感觉好像是在瞎碰乱撞，但总的看，中国是在昂首阔步、很少局限、毫不拘泥、毫无拘束地前行着。
“多样性聚合”的前提是包容。今天的中国，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也在尽量地容忍多样性，并且在逐步、谨慎地推行民主政治的一些政治技术，民主选举在基层已经开始逐步实行；中国的政权虽然还是称作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但是这样的专政与改革开放前相比已经有了天壤之别。经济上，计划与市场并存；自由经济已经有了很大空间，但仍然保留了行政权力对经济的强大干预能力；多种所有制并存，国民经济中国有、民营、外资各有其份（当然国有经济依然居于绝对的垄断地位）。国民信仰、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共产主义依然是主流，但自由主义、社民主义、国家主义……各种理论，都没有绝对排斥，宗教信仰也越来越自由，如今的中国，古今中外多种思想文化现象都能找到生存空间，并占有一席之地。
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政策来说，也没有严格遵循任何一种理论或样板的范式，综合了多种理论与样板，各取其有益于中国发展的部分。在今日中国现实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任何单一的力量或价值，而是多种力量、价值之综合。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无不如此。中国呈现一种“多样性聚合”，这是中国成功最关键、也是最根本的经验。
人人都心知肚明的是，说“多样”，其实主要还是两样：按地域划分可以分为东方的和西方的，按意识形态划分可以划分为社会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这种划分当然是粗略的，但按人们自冷战以来沿袭下来的认识习惯，特别是今天多数中国人仍然持有的认识习惯，基本还是为大家认同的。多样性中，受思想障碍，难以接受的主要是姓“资”的那些东西。现实中，两样的地位也并不是均等的，主流话语中起定性作用的是“社”，所以，社会主义是“体”；但在经济发展的手段和工具方面则更多地使用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创造的、已经为实践所证明行之有效的那些东西，因此，资本主义是“用”。
“多样性聚合”会产生一种任何单一形态都无法想象的“互补效应”。这种互补效应使得中国在发展政策方面变得非常灵活，灵活又使国家获得了超强的适应能力。比如，自由市场经济显然能够尽可能地发挥经济的活力，而政府则在风险规避和危机治理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市场与政府都有局限，都有“失灵”和“失效”的时候，这样，最好的选择就是政府与市场共存，“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两手并用。在既有自由市场又有政府控制即所谓的“有限市场经济”或“有限政府控制”的状况下，政府与市场能够实现功能“互补”：在政府“失灵”的地方由市场来补充；而市场力所不能及之处则由政府来“表现”。在“看不见的手”玩不转的时候，马上伸出“看得见的手”来替换；在“看得见的手”作用过度或施展不开之时，则及时缩回“看得见的手”，让“看不见的手”去充分展示自己的能力。
政府与市场的这种互补作用的优势在这次世界各国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应对和处理中充分地显现了出来，已得到越来越多的人们的认同。中国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表现较其他国家好，其重要原因就在于在中国政府与市场的这种互补作用发挥得好，而政府与市场的这种互补作用发挥得好，则归功于中国的决策者在发展方面采用了“多样性聚合”的方针：既通过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政府垄断和政府控制，尽可能地改变了完全计划经济状态下那种对经济统得过死，极大地遏止了国家经济发展活力的状态，又在建立市场经济的同时没有简单的否定政府的作用，完全取消政府的调控与监管，从而能够尽量地避免整个经济陷于失控与混乱。这当然很不容易做到，但这只是技术问题。如果政府中吸纳了足够的专业人员，并且这些专业人员在制定具体政策方面能够真正起到决定作用，同时在制定具体政策时能够真正排除意识形态的干扰而只从功能主义的立场出发，做到这一点并不难。
需要指出的是，从中国30年来的发展看，计划经济不能简单否定。人和一般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能够理性的支配自己的行为并在一定程度上部分地改造自然，而动物则完全依赖自然，受制于自然，任自然力量摆布。计划经济和民主政治是人类创造的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最能体现人类理性的行为模式。市场经济崇尚“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认为人的无意识的行为产生的客观效果比有意识的主观追求行为得到的效果更好，尽管这得到了大量的经验事实的证明，但从根本上讲，市场经济是非理性的，是不可知论，在市场状态下，人完全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一种客观的运动，完全受自然力量的支配，这不符合人的本性，也很危险。此外，与民主相对立的专制和极权不允许绝大多数人说话，甚至不允许绝大多数人思考，等于是把大量的人类智慧和理性弃之不用，造成人类智慧和理性的极大浪费，这也不符合理性原则，也很危险。所以，如果崇尚理性就应该崇尚计划经济与民主政治。
计划经济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怎样才能搞好、即怎样才能真正实现的问题。迄今为止，主张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人并不否定计划经济本身的优越性，而只是说人们不可能真正做到完全有计划地行使自己的经济行为，做不到真正的计划经济。他们也承认计划经济是个好东西，只是难以实现。甚至根本无法实现，是唯美主义，是空想。这种说法很有道理，计划经济是很难，至少比市场经济难得多，并不是每五年制定一个经济发展计划、有一个国家计委、有了集中统一就是计划经济了，远不是这样。毛泽东时期说是计划经济，其实根本不是，“大跃进”是计划经济吗？以钢为纲是计划经济吗？超英赶美是计划经济吗？不是，是胡闹经济！是“想当然”经济！是彻头彻尾的“无计划”的经济！实事求是地讲，那个时期只有政治，没有经济！真正的计划经济是理性经济，是科学经济，这就要求首先要遵守客观规律，而不能与自然、与客观规律对抗。与自然对抗，看上去很英勇，很有气魄，但其实很愚蠢！计划经济不容易搞好，这不能成为否定计划经济的理由，人们最终应该、并且也能够理性、科学、精确地计划自己的行为，包括经济行为，这是不容置疑的。
计划只是一种手段，人们无论做任何事情，事前都应该有个计划，计划好了，事情就成功了一半。我们这里谈计划，是从纯工具的角度来谈。长期以来，人们对计划经济抱有反感，是因为它被更多地涂上了意识形态色彩，是执政者用计划经济来压制人，而不是帮助人。以下三点认识可以帮助我们正确认识计划经济：第一，计划经济并不是只能建立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它同样可以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第二，计划经济不等于政府垄断，更不是权贵经济。相反，计划的实质是反垄断的，并且只能建立在权利平等的基础上；在有垄断和存在着实力强大的豪强的情况下是无法实现计划的；第三，计划经济不是命令经济，计划起作用不是因为它背后的行政权力的强迫和威慑，而是因为它使人们感到遵循它更够获利，根据理性预期理论，计划是否正确任何经济主体都是能够判断的。
此外，社会主义那种议行合一的政治体制也不能简单否定，至少在国家发展初期是如此。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不稳定的因素更多，特别是发展初期，社会从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转型，这时的社会是最不稳定的，而稳定又是发展的前提，因此，在这些国家，至少在发展初期，相对集权的权威政治比分权型的民主政治对造成并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局面更有利。
比如现在有人讨论集权模式与分权模式哪种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举出中国和印度，说中国基本属于集权模式，印度则属于分权模式。举出的事实是：在过去的30年中，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来看，中国是印度增长速度的两倍。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发展比印度快那么多？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政府主导，强力推动——即可以动用国家机器来强行推行发展政策，是中国发展速度远高于印度的主要原因。人们看到，在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中，是党和政府在为国家的发展制定计划，同时用强大的行政力量推行这些计划。然而这些在印度就做不到，因为印度是政府服从民众，而不是民众服从政府。印度总理辛格就曾经公开表示他很同意也很羡慕中国在国家发展中使用的高压政策。发展中国家为促进经济发展需要以下基础设施：飞机场、高速公路、立交桥、大型电站，大水坝等等，而借助强大的行政力量则可以尽快地建设起这些对一个国家的长远发展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这就需要一个强大的政府，因为要这么做你就不能尊重私人财产权，你就不能被公众的意见所左右，而且你要有国家公有制，尤其是土地资产的国家所有，这样才可能低成本、较容易地征用土地，从而在一个较短时期内大量地开工和快速地建起这些基础设施。这样的结论隐含的意思是：民主政治与集权政治相比，后者显然有利于经济的高速增长。当然，这只是一部分学者的看法，但经验事实是无可否认的。
事实上，凡是实行了英、美式民主政治的发展中国家，至今未有能够在经济方面取得成功的。20世纪初期德国和日本工业化进展最快，它们的君主专制制度起了重要作用，因为强大的中央集权体制使它们能够将资金集中于重工业。战后，日本和“四小龙”在它们的高速发展时期，都不是真正的民主国家，而实际是专制国家（日本是自民党长期执政，新加坡是李光耀家族掌权，香港是殖民统治，台湾和韩国是军人独裁）。
当然，从长期看，权威政治是不利发展的，但它的短期效应、特别是“起步”效应、即初始推动作用是得到了事实的正面支持的。
福山就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够成功，与中国的政治体制的优势不无关系。中国政治体制最重要的优势在于能够迅速做出复杂的重大决策、并且相对有效地执行这些决策，至少就经济政策而言是如此。他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优势得益于历史传承，“中国在过去两千年中一个伟大历史成就，是创造出了高质量的中央集权政府，这个政府远胜于其它多数威权国家的政府。”（同前引文。）福山也举出印度为比较，认为，“印度的情况与此相反，新投资项目总会受到工会、游说团体、农会和法庭的阻挠。”
中印两相比较，使人们在计划与市场、集权与分权的选择方面出现了困惑，陷入了两难！
中国发生的事情逼得学者们不断地修改关于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种种预言。这里还是举福山为例。自1989年发表那篇轰动性的文章以来，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虽然也曾不断遭到各种质疑和批评，无数次地被人宣告破产，但他本人则一直“顽固地”坚持“自由民主与市场经济最终胜利”的基本论题。可是，面对中国“奇迹”，人们惊奇地发现：福山的思想居然也出现了松动！2007年10月，福山到布朗大学演讲，在演讲后的酒会上，有人问他：中国发展的事实是否会颠覆他的历史终结论？他回答说，这大概还要等15到20年才能看得清楚，目前他还是坚持自己的基本判断。请注意：“目前”和“15到20年”这两个时间限定词，语气中的迟疑和犹豫不决是显而易见的。2009年，日本著名政论杂志《中央公论》9月号刊登了福山的演讲和对他的访谈（题为《日本要直面中国世纪》），福山的演讲和对他的访谈经过中文摘译写成报道，在新华网上发布，已被几百个网站转载。这篇报道文章强调，福山特别肯定了“中国模式”的优越性，认为它会受到更多国家的钟情。福山在演讲与访谈中，虽然仍然没有放弃他的一个核心理念：自由主义民主体制之外的任何其他现代化模式迟早会面临民主化的压力，会遭遇巨大的困境而难以长期维系。但他同时指出，“客观事实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随着中国崛起，‘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是否可以认为，福山此言，表明他对自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的核心观点的正确性产生了怀疑？并且对修改自己的观点打下了伏笔？
无可否认，中国的发展在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问题，有些问题还相当严重，也正因为如此，伴随着对中国的赞誉也有许多批评之声，有些批评还相当严厉。但是，肯定中国的议论并不认为中国所做的全都对，否定中国的议论也并不认为中国所做的全都错。争论的焦点在于中国发展的质量上和中国发展的代价上。人们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政策中还是可以总结出一些经验的，这些经验是否能在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推广及复制尚不好定论，但至少对发展中国家有着借鉴意义。中国走过的道路对世界的现代化发展进程又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来谈论中国经验。
近代以来世界历史发展有一个重要的经验事实：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到达一定水平之后，非民主的政体就很难维系，而且民主化转型一旦发生也很难逆转。这样的历史事实导致西方政治学中产生了一个经典问题：现代化与民主的关系。毋庸置疑，经济发展水平与民主进程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关联，但是经济发展是否必然导致民主政治的发生？这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1989年以后，肯定一方的观点明显地开始占上风，但是，学者们几乎都有这样的看法：至少在中国这个个案的结果出来之前，谁也驳不倒谁！其实除了最终结论之外，还有很多前期问题无法定论。比如“人均GDP到达一定水平”，这个“一定水平”的究竟是多少？答案一推再推。最早有人说是4000美元，后来又有人说是6000美元（1992年PPP）。而眼下的说法则是：根据经验事实，目前在全球范围内，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的国家（除去少数石油输出国之外）全部都是“自由民主政体”。这种语言含混不清，意思模棱两可的说法当然还算不上是严谨的科学结论。
所有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和结论都将面临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验证——中国发展的验证：年人均GDP达到10000美元之后，中国在政治上会发生什么变化？尽管各自心情不同，但大家都在期待着这一结果。2009年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4000美元左右，而且目前仍然保持着8%左右的年增长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均GDP大约10年左右翻一番，按此计算，达到10000美元还要15年左右（也许正是基于这样的计算福山才说“还要等15到20年才能看得清楚”），为期已经不远，等着看结果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