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黄有光并不信神，对他来说，也许唯一的上帝是快乐。对快乐的终极推崇，拉近了经济学与普通人的距离，使经济学回归到本真状态。在“快乐经济学”看来，国人的储蓄偏爱是理性而可爱的，消费行为是顺其自然的，而人类制度设计的终极目标也是保障人的快乐。中国经营报记者徐瑾在上海专访了知名华裔经济学家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讲座教授黄有光。

* 　　快乐是唯一具有终极价值的。关于具体措施，我比较确定的是加强对环保的要求，强调越早越好。我认为中国短期会受经济危机影响，中期还会保持继续增长的势头，至少还会再持续二十年的时间。

消费不需要鼓励

问：你几年前写过一篇文章《不快乐的东亚》，影响很大，里面引用一篇1998年的文献说中国人的快乐指数低，但近些年的一些指标显示，我国的快乐指数虽比国际平均低，但比东亚的国家要高。从现实来考察，好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快乐指数上升了，人们的生活满意程度却降低了。

黄有光：这同人们的预期以及主观标准有关。改革开放后，人民收入提高了，达到了更高的快乐，就有了一个更高的参照系。然而快乐的增长并不像经济发展，可以成倍增加。各国研究都显示，小康之后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并不能明显地提高快乐指数。中国改革开放首先是让非小康地区的生活水平达到小康，这一质的进步是相当重要的，但是进一步增加收入、消费对快乐却没有显著效果。

为什么呢？首先，大家的收入普遍都提高了，而幸福感在相当程度上是基于比较的；其次，在低收入时，收入每增长一些都会带来快乐，然而人们都有消费上的适应性，即适应了高消费，高消费就不会再带来更多快乐了。

问：这样的现象也就是荆轮效应（增加消费容易，减少消费难）。现在中国政府在推动投资，也在鼓励消费，你过去一直反对鼓励消费、提倡人民币升值的观点是否会有所改变？

黄有光：我认为对中国经济现在应该避免过度悲观以及过度管制，虽然现在人民币出现小幅度贬值，但这是为了避免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目前人民币的升值可以缓一缓，维持总需求不下降即可。中国需要增加财政支出，比如政府出台的4万亿元刺激经济政策。从长远来讲，消费不需要鼓励，现在之所以储蓄率很高，是因为民众没有安全感，希望有好的社会保障措施，将购买力转移到未来。因此，现阶段如果可以确保总需求不下降的话，就不需要鼓励消费。

问：说到底，中国老百姓消费水平不高其实是没钱消费，消费不行，过度投资也面临瓶颈，克鲁格曼等经济学家一直坚持东亚过度依赖投资的模式不可持续，如今扩大投资是否会对经济长期调整带来隐患？

黄有光：是的，我国近一二十年来消费不高储蓄较高有其内在原因；首先来自人口结构和劳动比率，16岁～65岁的人在二十年间占很大部分，使得我国工作人口比率高，因此高储蓄率可以在将来人口迎来老龄化的时候，社会有足够的储蓄供老人、孩子消费。因此现在的民众增加储蓄，还是理性的。传承的看，这是有历史渊源的，要多生产，又不能马上用来消费，就只能用来投资。我认为现阶段投资增加对经济是有好处的，目前投资最高的时候已经占到GDP60%，但是投资不可能无限的增长。投资必须能增加将来的生产能力，这个投资才是有效的，盲目的投资是无用的。

虽然高投资不能够无限持续，但将来消费很可能上升。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人们对未来的忧虑会降低，自然就会去消费。很多人批评中国高投资的增长模式，但其实高投资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在于高投资里的无效率或是没有照顾到环保等其他需求。

公共政策的终极目标

问：你强调快乐的意义，那么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如何实现快乐这个目标？

黄有光: 任何公共政策都应该以快乐为终极目标，具体的原则可以是法制、自由、人权，这样范围就比较广，超越了经济学的研究范畴。至于短期内怎样推动这些实现，大家看法并不一致，比如杨小凯就认为一定要推动，而我对这些没有过多研究，但我能够肯定的是，快乐是唯一具有终极价值的。关于具体措施，我比较确定的是加强对环保的要求，强调越早越好，但同时还要考虑经济水平，很穷的时候不能拿一半的收入来进行环保，但不管多么低的经济水平，都应该讲环保，只是你具体做的程度不同，因为，污染者只有到了他所得的边际利益为零时才会停止。同时，环保不能单靠市场调节，还需要政府调节，应尽量使用经济手段，比较好的方法是政府按照污染程度征税，限制排污。

问：金融危机让世界从增长巅峰滑落，那么从快乐经济学怎么看金融危机？

黄有光：金融危机主要是美国造成的，货币发行过多，次贷泛滥等等。短期来说，为了那些人快乐，有一定正的作用，但也有后果。美国政府长期赤字，对于一个小的国家问题不大，但美国占整个世界经济的近三分之一，这么高的赤字对整个世界就是很大的不平衡，美国的对外贸易也是赤字，同时大部分消费者消费过多，这些情况和我国情况相反，加上多年来缺乏监管，金融机构的人为所欲为，利用职权占有利益，违背消费者的利益，一定程度上的小共产主义——就是小中央计划，一家公司里面是没有市场机制的，而由行政命令来做的。

但我认为危机不会演变成为1929年的全球大萧条，即使有大问题也是在美国，现在欧洲等经济体出现衰退，这是相当正常的现象。金融危机会使大家整个快乐程度降低，但保证总需求不减少就可以避免这种冲击，传统的货币学派的看法认为金融危机不可怕，长期会自动修复，货币供给总需求只能影响价格不能影响产量，危机并不可怕。这个理论的分析基于厂商都是完全竞争的，面对的需求线是水平的，我要买多少都可以，我会生产到边际成本相交的点，事实上厂商不是完全竞争的，同样的价格能多卖就多卖，需求线是向下的，降价才卖的出。金融危机很可能影响产量造成失业，总需求下跌，失业增加，凯恩斯就强调扩张总需求。所以，现在必须采用凯恩斯的方法，保证总需求不跌下来。

经济增长不是唯一

问：你以前一直强调中国经济会继续增长多年，现在遭遇金融危机，你还有信心吗？中国下一步经济转型重点应该放在什么领域？

黄有光：我认为中国短期会受经济危机影响，中期还会保持继续增长的势头，至少还会再持续二十年的时间，美国有的问题，中国没有。

长期来说，中国增长的动力有几点；第一，市场经济的应用、优化生产积极性发挥到最大；第二，后发优势，可以赶超，制度的原因，中国经济增长实际上并不是个奇迹；第三，中国人民的努力工作，高储蓄、高投资。这三点中后发优势会逐渐减少，我们现在的经济水平人均来说还差很多，还有很大的制度转型空间。

长期来看，经济增长速度是会逐渐减慢，但这不是问题，关键是其他社会问题的解决，如果其他问题都没有了，高速增长过后就算经济不增长能够维持就可以增加快乐，小康过后高消费不能够增加快乐，为什么还要增长呢？贫富差距、城乡差距这些问题都可以在之后二十年趁经济的高速增长来消除，而且必须在一二十年内解决清，这样将来要减速的时候才不会有问题。

问：你谈到后发优势，让我想到提出后发劣势的杨小凯。他也是您多年的好朋友，怎么来评价当年他与林毅夫的理论之争呢？

黄有光: 杨小凯同林毅夫的争论确实有一定的影响：比较优势还是注重长期的分工等因素之间的争论以及先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的争论。林毅夫看重比较优势，认为应利用劳工生产减轻大量失业，杨小凯则认为，不能只看现在的、非技术工人的生产，还要看将来的比较优势。至于先发优势还是后发优势，都能一定程度地促进经济，后发优势就是学习已有的高技术，成本低，追赶速度快，我国经济几十年来的高增长也印证了这一点。但是，正如杨小凯的忧虑，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现在的增长模式也出现了问题，如过度依赖投资等，但这并非模式本身不好，只是里面有不合理的成分。

问：邹至庄教授曾表示杨小凯的个人经历使他对中国的经济过于悲观，也有人认为杨小凯晚期为了公共事务而牺牲很多。

黄有光: 我也认为他个人的经历使得他非常反对政府主导经济，这个大方向是正确的，不应该返回计划经济，但他的反对有点偏激，有些地方比如环保是需要政府管制的，但是杨小凯就一概反对。杨小凯一生坎坷，死之后才在国内得到很多认可，他的最后三年被查出肺癌晚期，其实非常痛苦。我向来支持安乐死，这是一个伦理问题，需要适当的防备，不能滥用，但怕死是人的本能，我有些自责当时没有向他提议安乐死。

杨小凯的贡献主要是超边际经济学，用现代的数理经济学方法来分析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找回不应被主流遗忘的传统理论，杨小凯强调了其重要性并得出很多新的结论。这也是他一生主要研究的领域，然而被公众记住的却是后发劣势等观点，这主要是由于前者是纯理论不易被多数人理解。但是，我认为杨小凯一生用在学术的时间绝对超过公共事务，他大概90%的时间都是用在学术上。

问：作为著名华裔经济学家，你怎么评价其他华裔经济学家，比如邹至庄、张五常？

黄有光: 邹至庄的邹氏检测是在计量上有很重要的贡献，提出很早，用的很广。张五常的研究在改革初期起到很大的作用，早年有相当不错的学术贡献，但他第一贡献就是他的文章，文章写得好，高产，写博客兴致也很高。我非常欣赏他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写的支持市场经济的评论性文章，对改革开放推动意义很大，单从散文的艺术看，文笔就非常好，比我写得好得多。

问：你觉得自己这辈子快乐吗？我记得你还写武侠小说，前些年还表示希望为中国学生出本中文经济学教材。

黄有光：我的这前半生做学问是为了好奇、兴趣，所以很快乐而非痛苦，过程结果都快乐。我之前写武侠，后来没时间就不再写了，那篇小说（《千古奇情记》）里有一些经济思想。我现在已经写好了中文的经济学的教材，最近出版了，也就是与张定胜合著的《高级微观经济学》，大致概括了一般高级微观经济学应该包括的理论，此外加入了杨小凯的分工理论，还加了自己的综观经济学理论。所谓综观经济学和传统的货币学派、凯恩斯学派不同，他们的结论是我结论的特殊例子，也还有些介绍行为经济学，但章节并不多。

黄有光简介

1942年出生于马来西亚,毕业于槟城韩江中学 (1961年)，新加坡南洋大学(1966年)，悉尼大学(经济学PhD,1971年)。在澳大利亚Monash大学任教授(reader;1974 年～1985年)及讲座教授(personalchair;1985年)。于1985年被选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1986年入选 Who’sWhoinEconomics:ABiographicalDictionaryofMajorEconomists1700年～1986年的十名澳大利亚学者与全球十名华裔学者之一，2007年荣获澳大利亚经济学会杰出学者奖。

多年来，在经济学、哲学、生物学、心理学、数学等学术期刊发表150多篇审稿论文，兴趣与贡献包括：中国经济问题,福祉经济学与公共政策,提倡综合微观、宏观与全面均衡的综观分析。

（原题：制度的终极目标是要人们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