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的孙大亮君说我的小文与徐复观先生的有些相似，弄得我受宠若惊。徐复观先生当然是知道的，只是很多年前读过他的著作，大都忘记了。于是去三联书店寻找徐复观先生的著作，终于在一个柜台上找到了五大册，其中有《两汉思想史》三册，及《中国学术精神》、《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各一册，都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会出版的。然后顺便到其他的柜台上翻翻，有不少的好书，但一时无法购下，其中一本就是周振鹤先生的《随无涯之旅》，这是周先生所著的大小篇什所形成的一个集子，书名十分悦耳，取之于庄子，看了一眼心里就禁不住非常喜欢，但是在买不买之间还是踌躇了片刻，不过当我看到了《小叙》中的这样一句话，就毫不狁豫地决定买下来了。这句话是：“开头几篇是关于文化一般的，但卑之无甚高论，主要观点无非是，中国文化只有化西的前景，绝无西化的可能。”（周振鹤：《随无涯之旅》，北京：三联书店，1996/2003，《小叙》，页1。下引此书，只注页码。）
周先生这个集子里面的文章，在我看来，篇篇精彩，页页生辉，风格则亦庄亦谐，亦幽亦默，读之大快。因查其第一版乃在十年前，于是深悔何以不曾早读之，亦深悔早年于历史地理不甚留意，对于中国文化仅得其大概。但又思天地之大，哪能看尽天下华彩，更何况人生恰如流水，又如白驹过隙，故而也只能“以有涯随无涯”（《庄子·养生主》）自我安慰一番，而我猜想这也是周先生这本集子取这个书名的意思。
昨晚重点读了集子中的《假如齐国统一了天下》这一篇。很有些感想，于是把它写出来以备一记。
众所周知，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完成了中国的统一。秦始皇统一中国对未来中国的历史发展影响甚大，按照周先生的意思，秦之后直至今日之中国就是按照秦文化的模式而建构起来的。那么秦文化的模式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周先生说：“秦文化的基本特征可以归结为三方面：中央集权、农本思想与文化专制。”（页32。）很明显，这三个特征在我们今天的人们看来是不怎么好的，甚至于在心里是深深地厌恶的。想必周先生当然也是如此，所以周先生在书房里忽发奇想，在秦国统一中国之前，有没有一种文化完全有别于秦文化，而且这种文化有可能代替秦文化而统一中国呢？有的，周先生就为我们找到齐国，找到了齐文化。
齐国在今天的山东境内东部，位于大海之滨，在战国时代的地位并不在秦国之下，甚至还一度占着上风呢。这表明，在中国走向大一统的大趋势面前，究竟由谁来担纲并不注定了由秦国。“秦的统一固然有其必然性，但是东方六国完成统一大业的可能性并非不存在，魏、齐、楚都曾经强盛一时，尤其是齐国，始终是秦实行统一的最大障碍。”（页32）我是楚国人的后代，我一直以为咱们楚国有可能完成当时的统一大业的，至今还常常引以为恨了，心想如果咱的楚国统一了中国，就没有那些烦琐的礼节了，浪漫主义将一统天下！没想到齐国也有这种可能性。这只能怪自己的历史知识太过欠缺了。看了周先生的论述，历史知识不仅增长了不少，还真正非常认同周先生呢。比如我们以前经常将秦国与东方六国相对立，知道历史上曾经合纵连横了一番，中国的统一大业最终由秦国完成了。但是今天我知道这种政治上的识见遮蔽了文化上的识见。周先生这段话非常好，增长了我的知识。他说：“在习惯上，人们总是将秦国与东方六国对立起来，因为六国最终都亡于秦，但若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应该把齐和西方六国区别开来，尤其是秦、齐文化的差异极其明显，如果齐文化当真推行到四海，则其后二千年的历史恐怕要有点两样。”（页34）如果真是这样，如果除秦以外的其他国家有机会统一中国的话，我看还是让给齐国吧，我的楚国就算了吧。现在看来，楚国与秦国到底是一丘之貉。
那么，齐国与西方六国，尤其是秦国，到底有哪些文化上的差异呢？周先生从政治制度、经济思想、学术文化、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五个方面为我们作出了对比。
在政治制度方面，学术界比较通行的观点是，战国时期，诸侯各国通过郡县制取代封建制的巨大改变而逐步建立起中央集权制度。但是周先生慧眼独具，他在普遍实行郡县制的浪潮中看到了一个独特的例外，这就是齐国并没有赶时髦实行郡县制。“七国之中，唯有齐国未曾实行郡县制，这是很特别的。齐的地方行政制度偏向于分权，采取了五都之制。”（页35。）五都之制就是在国都之外还有与其平行的另外四都，“国都并不唯我独尊，地方行政权力分属于五都，而不尽集中于国都”，（页35。）“与五都制相配合，看来齐国始终实行的是较为分权的都邑制。”（页36。）周先生的这种说法，应该说纠正了顾准先生的下述说法：“管仲、商鞅是君主的顾问和大臣，而不是民选的调解官；他们的立法活动，是为君主谋富国强兵，而不是为了调整阶级关系；他们立法取消了世卿政治，但是所确立的政治制度是专制政体。”（顾准：《顾准文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1995，页191。）顾准先生的观点深深地打上了他那个时代的烙印，这不能怪顾先生。
在经济思想方面，“秦人视农业为本比他国更重。”（页37）周先生说得对：“过分强调农本思想，却使得工商业的发展受到压抑”。（页38。）但如下说法或有商榷之处：“中国之所以成为亘古不变的农业国，从未发生过工业革命与商业革命，就与秦文化颠扑不破的农本思想息息相关。”（页38。）我觉得周先生的逻辑可能正好弄颠倒了，从根本上说，不是一种思想主宰了社会，而是一个社会需要这种思想。当然，最初的那种思想对后来的社会发展会有影响，但是无论如何不应该负全责。周先生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在农本思想一统天下的格局之下，找到了其实在农本思想之外还有另一种思想即农商并重的思想，这的确是齐国与秦国的不同，是管仲与商鞅之别。
在学术文化上，秦国实行实行焚书坑儒政策，于是，秦国的学术自然无所谈起，“秦国从未形成任何官方与民间的学术团体”。（页43）与秦国迥异的是，齐国言论自由，政治开明，形成了有名的稷下学派。齐国的学术开明与秦国的学术专制形成鲜明的对照。
在宗教信仰上，秦人崇拜的神祗虽多，但以天帝为尊，这是现实的君主高高在上的形象在天上的投影，而在齐国，则基本上是众神平等。另外，在风俗习尚方面，秦国反对奢侈浪费，崇尚检朴，而齐国则追求侈靡，生活讲究，因为齐人“有一套以消费促生产，以消费促就业的理论”。（页47。）周先生的这些发现的确是令人深深佩服的。
我为周先生的精思明辩所深深折服。周先生在文中还我们设了两问，让我们来看看这两问意味着什么。
周先生的第一问是在分析秦、齐两国的政治制度后提出来的。问题是：“设想两千年以前如果是齐国统一天下，推行较为分权的地方制度，是否近代历史会有点不同？”（页37）
周先生的第二问是在分析秦、齐两国的经济思想后提出来的。问题是：“设使齐国统一天下，工商之业得到正常发展，轻重之术与侈靡思想推向四海，中国会否是另一番模样？”（页41）
在我看来，周先生的这两个问题最终会合成这样一问：“历史选择了秦文化，多元文化渐渐消融于小农经济的一元文化之中，如果当时是齐文化占了上风，则历史的进程会不会两样？”（页49。）
周先生虽然在嘴上说“可惜历史是不可能再现的，我们无法验证这一问题的答案”，（页49）但其实周先生的心里还是有一个答案的。当然，正如周先生所说的，“中国走另一条道路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页49）不过照我想来，这里的另一种历史的可能性如果周先生认为是战国末期，那么可能是时空错位哩，因为按照我的想法，即使齐国统一了中国，也可能必须按照专制主义的逻辑来建构社会，周先生的美好愿望怕是难于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讲，幸好齐国没有统一中国，假如齐国统一了中国，周先生怕会大大地失望了。齐国没能统一中国至少给了周先生一个齐国梦。
周先生说得好，“从文化变迁的角度看，中国历史上有两次大变局，一是春秋战国，封建改而郡县；一是近现代，专制改而共和。”（页49。）从某种意义上讲，我认为，现在才是实现周先生的齐国梦的时候了。中国将由专制主义的逻辑走向共和主义的逻辑。这个逻辑实际上在中国已经开始一百多年了。虽然遭遇重重阻力，但既然是一种历史的逻辑，则它必然会实现，正象老黑格尔说过的那样，不用着急，合理的东西必然会存在的。至于历史老人将利用谁的手来实现它，那么我们就耐着性子等着睢吧。至于过去，就让它过去吧。对待历史，我们最好可能的办法还是象陈寅恪先生所说的一种温情的同情的理解，尽管在这种温情同情的理解里面，其实还是隐藏着克罗齐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诠释背景，因此多多少少有一些自欺欺人的性质在里面。有一段顾准先生的话，我很喜欢，正好可与周先生的这篇好文相映生辉，所以我将它录在下面，并以此作为我读周先生这篇妙文的结束语：
“春秋战国时代，正当我国历史转变的关头，但是从殷商到西周、东周长期神授王权的传统，已经决定了唯有绝对专制主义才能完成中国的统一，才能继承并传布中国文明，虽然这种专制主义使中国长期处于停停滞不前，进展有限的状态之中，但这是历史，历史是没有什么可以后悔的。”（顾准：《顾准文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1995，页191。）
魏敦友
草于南宁广西大学法学院法理教研室
2005-12-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