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重审西方哲学背景是中国新时期马克思哲学发展的一条重要路径。它意味着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研究超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外，而与西方哲学学科相交叉、渗透，意味着不仅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放到西方哲学发展史的进程中加以考察，而且意味着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时要研究西方哲学传统本身，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西方哲学流派进行比较，使它们相互“对话”。新时期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对待西方其他哲学流派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重审西方哲学背景的过程分为两个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一直到整个80年代是第一个阶段，90年代后为第二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研究的重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近代哲学的关系问题上，90年代以来重点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以刘放桐等人为代表的一大批学者肯定并试图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在实现对近代哲学之超越和转型方面的一致性，肯定了现代西方哲学流派在哲学思维方式、方法和观点方面有可取的地方。在重新评价现当代西方哲学的过程中，学者们围绕是否应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原则、究竟应该从现代西方哲学中吸收哪些合理因素、西方现当代哲学对于近代哲学究竟有哪些继承关系等问题，展开并仍然存在着大量的争论。

关键词：重审 西方哲学背景 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

中国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变革，是一个不断突破传统教科书体系模式的过程。而在变革传统教科书体系模式、不断突出实践的观点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人学意蕴的过程中，中国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首先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极为深刻的影响。不仅如此，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变革和发展，还受到其他现当代西方哲学流派的广泛影响。这些流派的观点对中国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的思想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启发、刺激作用。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现当代西方哲学影响的过程中，许多学者逐步尝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现当代西方哲学流派进行比较，使之相互“对话”。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当代西方哲学的对比研究，始终同这两者与西方近代乃至古代哲学的关系问题相纠缠，人们在试图弄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当代西方哲学之异同的时候，不能不首先将两者与西方近代哲学进行对比。于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当代西方哲学之关系问题的解答，内在地关联着对这两者与西方近代乃至古代哲学即西方传统哲学之关系问题的解决。当人们不只是简单地采纳西方现当代哲学或传统哲学的个别观点来“充实”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从整体上和思维方式的高度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当代西方哲学或西方近代哲学进行比较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西方哲学背景便在宏大的视域中得到了重新审视。

一、重审西方哲学背景之意蕴

重审西方哲学背景，从哲学学科划分的角度看，首先意味着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研究超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外，而与西方哲学学科相交叉、渗透。长期以来，由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多方面的原因，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的研究在中国哲学界似乎变成了两个彼此隔离、互不相干的独立领域。不仅现当代西方哲学的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缺乏交流，甚至对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之直接理论来源的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也似乎被划入西方哲学研究的范畴而游离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围之外。新时期以来，这种状况有了根本性的改变。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原本是西方哲学发展史上出现的一个哲学派别，它从属于西方哲学的传统，因此，要真正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就不能不深入到西方哲学的传统之中，比较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它之前的旧哲学以及和它同时产生的、还有后来产生的各种哲学流派之异同。

进一步看，重审西方哲学背景，不仅意味着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放到西方哲学发展史的进程中加以考察，而且意味着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时要研究西方哲学的传统本身，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把出现在西方哲学史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非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进行比较，甚至使它们相互“对话”。要做到这一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首先须要改变对其他西方哲学的态度。如果仍旧像过去那样仅仅把哲学当作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只看到它的阶级性，则很可能对其他西方哲学采取简单否定和批判的态度。在这种态度支配下，人们不敢承认和正视其他西方哲学流派在哲学上的某些优点，以及它们在哲学思维方式和观念上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种意义上的一致性。即便是西方近代哲学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人们虽然承认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理论来源，但是也由于过分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包括德国古典哲学在内的西方近代哲学在阶级属性上的对立，而不能实事求是地承认马克思的哲学除了直接继承和综合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以外，还继承和发挥了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的思想传统，而把人文主义等等完全看作资产阶级思想家的专利。而由于离开了人的实践或实践的人来谈论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结合，也离马克思的本来意义上的实践的辩证的唯物主义存在着相当的距离。更不用说，人们对现当代西方哲学采取了更加粗暴和生硬的态度，往往根本不加认真分析地进行批判和否定。

新时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对待其他西方哲学的态度方面所发生的主要改变，就是在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西方哲学确实存在着阶级属性和思想观点上的对立的同时，也实事求是地承认两者在哲学思维方式、方法和具体观点上存在着诸多的相似或一致之处，认为不能对其他西方哲学流派尤其是现代西方哲学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当然，克服对其他西方哲学采取简单的阶级分析和全盘否定态度，并不意味着人们就不再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西方哲学流派确实存在着阶级立场上的对立，以及哲学观点上的区别和分歧。重审西方哲学背景，并不是说要完全抹平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西方哲学的界线，认为两者是完全同质的，或者认为其他西方哲学的观点是完全可取的，没有任何值得批评的地方。恰恰是通过对其他西方哲学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和研究，通过将它们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尽可能客观的对比，它们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区别和对立才得到了真实的、清晰的显示。

二、重审西方哲学背景之过程

国内学者在新时期以来重审西方哲学背景的过程，可以粗略地分为两个大的阶段来加以回顾。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一直到整个80年代是一个阶段，90年代以后是第二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学者们把研究的重点，主要放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近代哲学的关系问题上，虽然也开始（特别是80年代下半期）吸收现当代西方哲学的一些思想成果，某些哲学流派在中国甚至成为谈论的热点，但尚未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当代西方哲学的关系问题作为重点来加以探讨。90年代以来，学者们更多地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当代西方哲学的关系，当然，这种讨论也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离开西方近代哲学的背景。

在第一个阶段，学者们比较自觉地重新清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近代哲学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与此同时，一批学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展开评介，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者把许多现代西方哲学流派的思想引入中国，大量翻译著作出版和流行，大量评介性的论著问世，这为9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界进一步展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当代西方哲学的“对话”创造了条件。

这个阶段学者们重新清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近代哲学的关系是有充分的学理根据的。因为70年代末至8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变革的重心，一直是对传统教科书体系的批评和突破。而体系变革者对传统教科书体系的最主要的批评，正是它未能真正体现马克思在西方哲学史上所发动的哲学革命的真实意义。于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马克思本人的哲学与西方近代哲学的关系，就必须首先得到重新清理。这个阶段学者们表达出来的最主要的观念是：首先，传统教科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近代哲学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之关系的阐释，并不完全符合事实，近代哲学许多对马克思哲学发生深刻影响的思想被忽视或遮蔽；其次，传统教科书虽然也肯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是西方哲学发展史的一场极为深刻的革命，但是它的具体论述却完全不能显示这场革命的真实意义。

第一点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近代哲学的继承关系。传统教科书虽然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以德国古典哲学为直接理论，主要继承了黑格尔哲学中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并把两者相结合由此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最后把辩证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而创立了唯物史观。但是，传统教科书确实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西方近代哲学其他思想因素的继承性。例如，西方近代的人文主义传统对人的关注和重视，尤其是对人的自由、价值和尊严的重视，由于被简单地归结为资产阶级的“抽象人性论”而受到贬抑，并且作为一种思想因素，在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科学性和与之对立的过程中完全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被剔除出去了。于是，在体系变革过程中，一大批学者便着重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近代西方人文主义或人道主义传统的继承性。

第二点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西方近代哲学的批判。传统教科书虽然一再声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实现了一场极为深刻的变革，在哲学对象、性质和功能各方面都与旧哲学有根本的区别和对立。但是，正是由于它忽视或撇开了西方近代哲学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的传统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因此它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近代哲学的真正区别和对立的阐释，是不确切和不到位的。例如，在哲学对象上，它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是支配自然、社会和思维运动的一般规律，并断定这样理解哲学的对象能够把哲学与具体科学很好地区别开来，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再像黑格尔哲学那样成为既包罗一切具体科学又凌驾于所有科学之上的“科学之科学”。且不说这样理解的哲学对象是否能真正与具体科学区别开来，它对哲学对象的规定由于撇开了实践基础而变得异常抽象，马克思立足于人的感性实践活动来把握现实的感性世界的要求在其中完全得不到表达。80年代在讨论人道主义、主体性和实践唯物主义时，一大批学者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近代哲学的真正区别决不能在忽视或遮蔽了西方近代人本主义传统的条件下得到揭示。只有首先承认马克思的哲学渊源于近代人本主义传统，进而研究他的科学的人本主义是如何超出早先的人本主义的，马克思在哲学思维方式上的真正革命才有可能得到清楚的揭示。

80年代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近代哲学之关系的重新清理，在90年代以后被学者们继续加以推进。在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人学等各种理解的过程中，一大批学者进一步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学意蕴和他的人文主义内涵，实践人本主义思潮在90年代的出现更清楚地表明中国有些学者试图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近代人本主义思潮衔接起来。一些学者（如俞吾金等）还明确要求重新清理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还有一些的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者（如杨祖陶）试图通过揭示德国古典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来表明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的出现具有深刻的德国古典哲学的理论渊源和逻辑必然性。当然，这里面也存在西方现代人本主义思潮（如存在主义、生命哲学等）的影响。不过，在90年代以来，随着对现当代西方哲学的更全面准确的了解，随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以往旧哲学尤其是近代哲学之关系的更深入的清理，人们越来越普遍的意识到要从哲学思维方式的高度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以往旧哲学包括近代哲学的革命。在这个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背景的重新审视，其重点似乎转移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当代西方哲学的比较和对话上。

9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的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当代西方哲学加以比较研究或对话的思潮，不仅不能撇开两者同西方近代乃至整个传统哲学的关系，而且恰好是在更进一步清理两者同近代哲学的关系这一框架中进行的。正是在深入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以往旧哲学的本质区别的过程中，人们发现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哲学变革的同时，西方现代哲学也在实现对西方近代哲学的整体超越，即现代西方哲学在哲学思维方式和基本理念上已经同西方近代哲学有了实质性的区别。于是，一些学者便肯定马克思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一样属于现代哲学范畴，它在哲学思维方式上与近代哲学有着根本的区别，因此决不能用近代哲学的范式来解读马克思的哲学。他们还试图由此来探寻马克思哲学的现代意义。尤其是，当他们发现马克思的哲学甚至包含许多后现代主义的因素以后，他们更试图通过与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比较，来挖掘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或价值。

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西方近代哲学的比较研究拓展到同现代西方哲学乃至当代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是有重大意义的。同西方近代哲学相比，现代西方哲学在中国哲学界长期以来受到了更加严厉的批判。因为至少近代哲学中的德国古典哲学，毕竟被视为马克思哲学的直接理论来源。而现代西方哲学，长期以来被看作是帝国主义理论（列宁）或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学说（斯大林），因此哲学界一直对它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 90年代中国哲学界出现的一个可喜的变化，就是逐步改变了对待现代西方哲学的态度和观念。

在这方面，刘放桐的观点是有代表性的。早在上世纪80年代，他在研究现代西方哲学尤其是编写《现代西方哲学》教材的过程中，就已经感到对现代西方哲学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是不科学的。在80年代中后期对他主编的《现代西方哲学》教材作第一次修订开始，他就着重思考这一问题：究竟如何突破“左”的评价模式，贯彻马克思主义的求实原则？在1986年，他发表了《重新评价实用主义》一文，提出不能把实用主义归结为帝国主义反动哲学、十足的主观唯心主义、市侩哲学和诡辩论的观点。在1990年出版的《现代西方哲学》修订本中，他试图对其他哲学流派抱较为客观和求实的态度，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旧有的理论框架和批判模式。90年代以来，他更进一步地探讨了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并力图对现代西方哲学作出不同传统的批判模式的评价。在2000年出版的《新编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版）中，他在导论中明确提出：要超越以往流行的理论框架和批判模式。

刘放桐对现代西方哲学同西方近代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以及对现代西方哲学的总体评价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基本观点：

第一，现代西方哲学的出现是西方哲学发展史上哲学思维方式（涉及哲学的前提、基础、方法、目标、基本理论架构）的一次新的重要转型，主要表现为多数哲学流派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在不同程度上企图超越（不是简单否定和抛弃而只是超出）近代哲学思维方式，后者以主客、心物等二分为前提，以倡导和颂扬与信仰相对立的理性为旗号和基础，以建立关于整个世界的本质的理论体系为目标，以基础主义、本质主义为理论特征，以认识论的转向的实现为主要表现形式。由此，现代西方哲学家使哲学研究在不同意义上从抽象化的、自在的自然界或绝对化的观念世界返回到人的现实生活。他们企图以此摆脱近代哲学因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而陷入的独断论和怀疑论等困境，为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开辟新的道路。他们的哲学总的说来更能体现这一时期西方社会各个方面发展的状况，因而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西方哲学由近代转向现代，标志着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的阶段，而不能像过去那样仅仅将其简单归结为由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转向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由进步转向反动。

第二，马克思在哲学上的变更是哲学史上最伟大的革命。马克思不仅比现代西方哲学家更彻底、全面地超越了具有上述特征和倾向的近代哲学，而且最为明确地为西方哲学的进一步发展指出了现实的道路。他不再企图从被绝对化的观念或脱离人的自在的自然界出来构建关于整个世界的严密完整的理论体系，而是在坚持唯物主义的基本前提下，直面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在马克思的视野中，自然界是与人发生交互作用的自然界，人是处于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人。马克思由此进一步建立了他的唯物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的哲学可以从不同角度，分别用新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等名称来表示，但它们的基本含义相同，即都是把社会实践观点当作其整个哲学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只有通过以物质资料的生产劳动为核心的社会实践，才能形成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才能有人与自然的交互作用，才能解决主客、心物等关系问题；只有通过社会实践，才能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促进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马克思正是通过对人的社会实践意义的深刻揭示和全面阐释，彻底实现了对近代哲学的超越。

第三，从批判和超越近代哲学的种种片面性和局限性、建立一种强调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以及发挥人的自主能动性和创造性为特征的哲学来说，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与西方哲学的近现代转型可谓殊途同归，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型，但两者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社会作用上都有原则区别。西方哲学家不可能把哲学的变更与对西方资本主义的革命改造结合起来，他们的哲学必然在不同程度上与现实脱节，由此必然存在各种不彻底性和片面性，陷入各种矛盾和危机。马克思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导师，自觉地把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与无产阶级的现实的革命要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克服了西方哲学家无法避免的种种不彻底性和片面性。马克思哲学既超越了西方近代哲学，也超越了西方现代哲学。马克思不仅为哲学的发展指出了崭新的方向，而且通过这种哲学揭示了社会发展的新方向，因此，马克思所开辟的哲学发展道路是当代哲学发展的惟一正确道路。

可见，刘放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当代西方哲学之关系的清理，是把它们同时放在西方近代哲学的现代转型这一基本框架中进行的。他肯定现代西方哲学的出现是西方哲学史上的进步，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样是对西方近代哲学的一种超越，因此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一定的同质性，这一见解尤其值得重视，因为这一评价不仅改变了传统的全盘否定的对待现代西方哲学的评价模式，而且在同现代西方哲学的比较中更加突出了马克思哲学的现代性价值。他还特别强调：由于马克思的哲学实现了对近代哲学的转型和超越，因此，绝不能从近代哲学思维方式来解读马克思的哲学，否则就意味着把它降低回返回到近代哲学的水平，而中国传统的教科书体系正是没有充分认识到马克思哲学的现代性意义，往往从近代哲学的视野来阐释马克思的哲学。当然，同西方现当代哲学相比，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论是在阶级基础还是在哲学基本观点上都存在着根本的区别。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超越了西方近代哲学，也超越了西方其他现代哲学流派。

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当代西方哲学进行比较时，他还特别关注后现代主义哲学问题。他认为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出现，表明当代西方哲学试图进一步克服现代西方哲学内在固有的矛盾和缺陷的努力。但是，它仍未真正超越近现代西方哲学，并不能适应对西方哲学进行新的变更的要求，也不能真正体现西方哲学的当代走向。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真正见超越了西方近代哲学，也超越了西方现代哲学，代表着哲学前进的方向（《马克思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再论当代哲学走向》，《学术月刊》2001年第4期）。

刘放桐的上述观点在中国哲学界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90年代以来，一大批学者发表了其观点和他的相类似的文章。如王南 认为，要进一步推动马克思哲学的发展，必须在回归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和人类学思维范式的基础上，通过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对话（包括与古代中国实践哲学的对话）来建构中国的现代实践哲学。吴晓明在其一系列论文中提出：马克思哲学具有当代意义，而欲理解这种意义，必须先把握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根本性质——它首先通过与理性形而上学的关系呈现出来，其要义在于从理论上批判地终结了全部形而上学。这一革命是由存在论基础上发动的。从前哲学界对马克思哲学的领会往往忽略或者回避了这一点，从而导致某种“退化”的理解。通过与当代哲学对话，尤其是通过阐释尼采、克尔凯郭尔和海德格尔对超感性世界及柏拉图主义的抨击，他指证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如何先期终结了全部形而上学并洞穿了它的秘密。他由此坚决反对把马克思的哲学局限在近代哲学的范围内来进行理解。庞学铨在其《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对话》（《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一文中也提出：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对话的基础，在于它们具有基本相同的理论目标和哲学史意义，即超越近代哲学的思维范式进而克服由它所决定的近代哲学特征和传统。在这一过程中，二者在哲学课题与视域、主体与对象关系及主体自身意义等重要哲学问题的转变上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一致性和可容性。

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还有张世英的观点。他认为，改革开放以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其与西方现代哲学的关系而言，主要问题在于把两者绝对对立起来。时代的发展呼唤我们把“坚持”转换成“发展”，而发展的途径之一，就是联系当前国际国内的实际，以西方哲学为友，吸取它们的优秀思想成果。他认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产生的西方其他许多哲学流派已经超越西方古典的主—客模式和主体性哲学，它们强调主客不分或主客的融合一体。西方现当代哲学流派大多主张主客融合优先于主—客关系，认为前者是第一位的，后者是第二位的。我们过去总把西方现当代哲学流派所讲的主客融合一体的思想当作主观唯心主义哲学而大加批判，而实际上，这种观点是说，人所生活于其中的“生活世界”是人与世界（包括物与人）相互交融的产物，它并不否认离开人而独立存在之物，而只是说这样的独立之物离开了人就没有意义可言。这些思想与马克思的思想有一致之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当吸取这些思想以丰富自己的哲学和人生意义。（《必须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谈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现代哲学的关系》，《学术月刊》2001年第8期）他还指出，改革开放以前的教科书哲学存在着只重认识（知）不重情、意，只重生产不重生活，讲主—客关系而不讲主体性三大缺陷。20世纪80年代在体系变革过程中对这些偏向作出了纠正，主体性哲学出现。但如果我们考虑到西方现代哲学对近代哲学性哲学的超越，就必定会意识到要把主体性哲学进一步发展到主—客融合的哲学。在这里，现代西方哲学可以提供有效的思想资源。

与以上从哲学思维方式变革的角度肯定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当代西方哲学具有同质性的观点相呼应，还有不少学者试图把西方某些具体哲学流派的观点与马克思哲学进行“融合”。例如，国内主张从生存哲学出发来阐释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学者，就援引了西方存在主义的许多观点。从更广泛的意义看，主张对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作人类学、生活学等各种解释的学者，大多受到上述观点的影响，注重从现代西方哲学中吸取思想营养。

在吸取现当代西方哲学思想营养和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比较研究方面，值得注意的还有邓晓芒的观点。他从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近代哲学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入手，进而研究西方近代哲学向现代哲学的过渡，同时对马克思哲学与西方现代哲学进行比较。由于有西方哲学研究的背景，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许多问题的看法都依赖于对西方哲学思想发展源流的清理。例如，他近期发表的《重审哲学基本问题》（《开放时代》2002年第2期）一文对思维和存在之关系问题的重新阐释，就是在西方哲学发展史的框架中进行的。他还特别提出胡塞尔的现象学（尤其是现象学方法）对于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启迪价值。在《胡塞尔现象学对中国学术的意义》（《江苏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中他提出：胡塞尔的现象学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具有巨大的启迪价值。把现象学的方法吸收进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之中，以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指导中国当代学术的发展，是21世纪最有前途的理论构想之一。他认为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与胡塞尔的现象学在方法上有内在的相通之处。在其《马克思的人学现象学》（《江海学刊》1996年第3期）一文中，他进一步具体从胡塞尔现象学的角度剖析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人学观，以证明马克思的人学是哲学史上对人的本质的探讨的一次革命，它不仅在方法论上暗含着后来胡塞尔等人阐发出来的一系列现象学思想，而且在本体论上第一次把对人的存在的研究提升到了现象学的层次。

总之，90年代以来，国内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近现代哲学的比较研究不仅在宏观和整体的高度上进行，也有了大量深入细致的个案分析。这些研究不只是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西方哲学存在着质的同一性，须要从其他哲学流派当中吸取思想资源，而且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西方哲学流派存在着根本的区别乃至对立，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许多超出其他哲学流派的优势，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性或当代性意义之所在。

三、存在的争论和尚需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在重新审视西方哲学背景、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过程中，一直存在着激烈的学术争论。

重审西方哲学背景意味着改变过去那种简单否定西方其他哲学尤其是现代西方哲学的态度，于是，首先引发的问题是：在对其他西方哲学流派作出肯定性的评价时，是否还要坚持哲学的党性原则？在这方面，孙伯 的观点是有代表性的。他在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与党性原则》（《学术月刊》2002年第6期）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在出发点与目标、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审视问题的方法论等问题上有着重大的、根本的差异，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是开放的，与时俱进的，但不能将其根本的党性原则撤除，使之与现代西方哲学“接轨”甚至“合流”。他认为，撤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之间的质的差异和原则界限，把现象学、解释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语言哲学、存在主义的概念和话语不加批判地用作包装和革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新语汇，这不是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弘扬其批判精神，而是在消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本质并使之融合到西方哲学的主流思潮中去。

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存在不同的理解，因此，从这种不同的理解去看待其他西方哲学流派，自然会作出不同的评价。于是，即便不是从哲学的党性原则的角度出发，不同的学者对于究竟如何对待西方其他哲学流派也往往采取不同的态度。于是问题是：我们究竟该从西方其他哲学流派中吸取哪些东西？例如，黄楠森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从现代西方哲学吸收的，不是像其他学者所讲与马克思相通的哲学思维方式或方法，而是它们的“部门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诞生之后就与其他西方哲学分道扬镳，存在若干本质上的对立：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和发展离不开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离不开社会主义运动，它是在欧洲工人社会主义运动中诞生的，诞生之后或者是作为思想斗争的武器，或者是作为分析与解决革命与建设实践问题的方法起作用，这就是它的实践性、战斗性和鲜明的阶级性的特点，而其他西方哲学流派不具有这些特点；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总是力求使自己成为科学，而其他西方哲学流派主流是唯心主义，是非科学的；第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群众性、人民性，易于通俗化，而其他西方哲学流派完全是精英哲学，远离人民大众，很难通俗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短处是忽视了部门哲学的研究和发展，因而未能使自己建构成充分现代化的当代形态。而现代西方哲学的最大成就是开展了大量部门哲学的研究，哲学领域丰富多彩，百花齐放。于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吸收的，不是它们的基本的哲学世界观，而是部门哲学的具体内容。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可以谈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互相补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关系之我见》，《学术月刊》2001年第8期）

除上上述争论以外，随着国内越来越多的学者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对西方近代哲学的“超越”的观点的流行，还引发出了如下重大的学术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好，现代西方哲学也好，是否是存在对传统哲学、近代哲学的批判，而没有一种深刻的继承关系？换言之，它们是否只存在与以往哲学的对立，而没有同一性？这一问题已经为不少开展比较研究的学者所意识。例如，俞吾金就已看到：正如传统的思维方式把马克思哲学视为近代哲学而与当代西方哲学尖锐地对立起来一样，当今的思维方式则走向另一个极端，把马克思哲学作为当代哲学而与近代西方哲学尖锐地对立起来。他认为，这两个极端都是错误的。虽然马克思哲学作为实践哲学超越了笛卡尔式的二元论，但马克思并没有对近代西方哲学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马克思对人的主体性的强调就是近代哲学的重要遗产，而这一遗产在当代中国社会还是极其重要的。有人把马克思的学说后现代主义化，提出要“消解主体性”，在显然又从另一个极端曲解了马克思的哲学。只有辩证地理解马克思的哲学，才能真正把握它的实质，把握它与整个西方哲学传统的本质关系。

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传统哲学和现当代哲学的关系，还须要通过进一步细致的研究得到更深入、更准确的把握和理解。

舒远招，1964年生，湖南辰溪人，哲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外国哲学（伦理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肖向东，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课题来源：国家社会科学青年课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课题编号98CZX001。

（载《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新华文摘》摘登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