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康德诞辰300周年。作为一个闻名于世的哲学家，康德无论是在自然哲学和道德哲学领域，还是在政治学、历史学、美学等领域，都给我们留下了十分宝贵的遗产。他对逻辑学、数学和物理学（宇宙论）的研究，也足以奠定他在思想史上的地位。今天，深入地研究康德哲学思想，不断挖掘其中的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是对康德最好的纪念。

康德的思想发展历程一般被划分为前批判时期和批判时期，在前批判时期尚未同莱布尼茨—沃尔夫学派划清界限，在批判时期则明确展开了对该学派形而上学思想的批判。康德在批判时期的主要代表作为《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这三部，其哲学经常被称为“批判哲学”，足见批判在其思想中的地位。

康德批判哲学诞生之际，正是传统形而上学处于困境之时。康德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并非简单地指向某个体系或某部具体著作，而是结合理性认识的成果对理性这种认识能力从根本上进行批判，以审查人类究竟能够认识什么和不能认识什么。这是一种穷根究底的探讨，不仅旨在推翻传统形而上学独断论的僵化体系，而且要为未来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形而上学奠定基础。康德通过自己的批判工作表明：理性的理论运用只能达到现象界即可能的经验世界，超越现象界的本体界只能由理性的实践运用所通达。这就为理性的理论运用和实践运用划定了范围和边界。

学者胡志新近出版的《康德“理性运用”思想及其实践价值研究》（湖南大学出版社）一书，主要研究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中理性的理论运用和实践运用，厘清这两种运用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并深入挖掘其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可以说，这抓住了康德批判哲学中的关键要素。

《康德“理性运用”思想及其实践价值研究》的主体内容，是对理性的双重运用即理论运用和实践运用作分层研究，这一研究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只有知性的以感性直观为基础、以经验对象为基础的理论运用，才是理性的正当运用，而思辨理性的脱离感性直观、超出经验范围的理论运用，是理性的不当运用；相反，理性的以感性冲动为条件的实践运用是不当运用，唯有理性的脱离了感性冲动条件的实践运用，即纯粹实践理性对意志的规定，才是理性的正当运用。判断理性的理论运用与实践运用是否正当，其标准恰好是相反的：理论运用不能脱离感性直观的条件，超出经验的范围，因而必须限制在经验的范围以内；实践运用则恰好要脱离感性冲动的条件，从而为意志颁布无条件的道德法则，从而进入超越现象的本体世界。因此，康德的批判哲学的意义在于：防止理性在作理论运用时超出经验和现象的范围，这正是传统独断论形而上学所犯的错误，它由于超出经验的范围而陷入各种“先验幻相”；同时防止理性在作实践运用时以感性冲动为条件，这是传统幸福论伦理学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它使理性的实践运用依赖于感性冲动的条件，只能提出“质料的实践原则”，而不能提出“纯粹形式的道德基本原则”，因而否认了纯粹实践理性对于意志的规定作用。

康德本人在《判断力批判》中曾把知性、理性和判断力说成是三大批判著作所研究的对象，但《纯粹理性批判》所考察的知性不过是作理论运用的理性，《实践理性批判》所研究的理性不过是作实践运用的理性。这两部著作是对同一理性的两种不同运用进行的批判性研究，其根本宗旨在于防止理性的不当运用，同时确立理性正当运用的原则和界限。胡志的著作通过对诸多概念的详细分析，有力地表明了理性的理论运用，其正当性主要在于知性及其范畴的经验性运用，而理性的实践运用，其正当性则在于纯粹实践理性通过纯粹形式的道德法则对意志所作的规定。这些研究对于全面深入了解康德哲学的内在关联，对于深刻把握康德思想体系特别是他的批判哲学体系，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有助于更好地研究康德哲学乃至整个德国古典哲学。

在展开上述基本内容之前，该著作第一章通过对“运用”“理性”这两个基本概念的辨析，试图回答何为“理性运用”的问题。该书提出了两个颇有新意的观点：其一，理性的“运用”和“应用”固然含义接近，但两者存在一定的区别，不宜相互混淆；其二，最广义的纯粹理性包含了先验感性论所探讨的“感性”，也就是说，先验感性论属于“纯粹理性批判”内在的一部分。

在第六章中，该书指出康德的理性运用思想存在一些问题，并通过对不同时代、不同哲学著作中“实践”一词不同涵义的历史考查，确定“实践”一词的基本内涵，并以此探讨康德“理性运用”思想对于中国思想启蒙、道德建设、教育方法、人类发展图景等方面的实践价值。这些探讨是严格从“理性运用”的角度出发来进行的，体现了作者思维的严密性和研究的严谨性。作者在探讨中提出了一系列观点，彰显了康德理性运用思想的时代价值和实践价值。

综上所述，《康德“理性运用”思想及其实践价值研究》无论是对于当前哲学研究、文化建设、教育改革还是国际交往，都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作者：舒远招，系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