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梁启超和蔡元培，可谓清末民国时期知识界的两位重量级人物。梁在戊戌维新前后，导引舆论，堪称“骄子”；蔡于五四时期，革新北大，引领潮流，“师表群伦”。大体而言，梁年少得志，而蔡则“大器晚成”。上世纪二十年代初，胡适论列近世中国大人物，将梁、蔡同列为“影响近二十年全国青年思想的人”。梁启超、蔡元培本来属于同一代人，但是由于政治抉择和党派归属等原因，他们结识甚晚且交往短暂。然而在援引西学、重振中华文化方面，二人又曾彼此借鉴，相互影响，尤其在五四前后的数年内，他们在学术文化乃至社会政治领域还有一定程度的交往与合作。此一史事，学界尚少有评议。
一
蔡元培和梁启超均出生于清同治年间，蔡年长梁五岁，二人却是己丑（1889年）乡试同年。此后，蔡科第连捷，数年间，点翰林，授编修，跻身帝都文苑。而梁则文场受挫，屡试不中，转而投入康有为门下，开始踏上维新启蒙之途。其实，就研治中国传统学术而言，二人颇有些相通之处。梁师从康有为，服膺今文经学，自不待言；蔡早年倾力研读庄存与、刘逢禄、宋翔风等“常州学派”的著作，“油油然寝馈于其间”，进而致力于今文经，甚至发愿编撰《公羊春秋大义》一书。只不过，蔡比较拘守今文家法，对康、梁师徒的若干发挥难以认同。中日甲午战后，士林风气陡变，梁启超传播西学，倡扬维新，名满海内。此时，蔡元培方开始系统接触新学，在他痛感“闻道之晚”的求新知过程中，梁启超所著《西学书目表》和《读西学书法》二书，适时地起到了提示门径的作用。蔡获读梁书，认为“甚便翻检，识语皆质实”。可谓得益不浅。
戊戌年间，康、梁力主变法，一时间亦是炙手可热，蔡元培身居京职，内心倾向维新，与梁启超又有乡试同年这层关系可以援引，可是，读书人的孤傲心理，却使他“耻于依附，不往纳交”。冷静旁观康、梁变法的起落兴败，使蔡断定：指望清廷实施政治变革已绝无可能，这未始不是他日后演出“翰林革命”一幕的认识机缘。蔡元培尝称：维新人士中尤钦慕严复和谭嗣同，即所谓的“侯官、浏阳，为吾先觉”。实际上，他对于梁启超那风靡一时的激越文字也颇为折服。1902年，蔡元培编订三卷本《文变》一书，向学界推荐反映“世界风云之所趋”的范文，内中突出收录梁氏当年发表于《时务报》、《清议报》上的若干文章，其选入篇目之多，显居同书“当世名士著译”之首。此时，蔡在沪、杭等地办学，与宋恕、章太炎、马相伯、蒋智由等广泛交游，同汪康年、张元济更是多年知交。这些人均系梁启超旧友，又大多还与之保持着联系。避居海外的梁启超开始闻知和关注蔡元培其人，或许就在这一时期。
至于二人直接面识，则已是民国以后的1917年。是年暮春，支持对德宣战的外交后援会在京召开例会，共同与会的梁启超和蔡元培得以首次见面。其时，蔡元培已就任北京大学校长，而梁启超作为政界要人亦正举足轻重。海外有一种说法认为：蔡氏出长北大，实乃梁派推动之结果。此处所谓“梁派”，当指时任教育总长的范源濂。范在政治上确乎与梁渊源颇深，不过，他与蔡早在民元教育部时即曾融洽共事，深为蔡摒除党见、共谋国事的气度所感。此次敦请蔡掌教最高学府，显系出于“择贤”考虑。当然，随着梁启超和蔡元培这两位名流的“邂逅”，他们之间的关系便由此前的相互心仪而上升为某种“超党派”的现实合作。
1918年冬，从波谲云诡的政争中被排挤下来的梁启超拟以“私人身份”赴欧旁听巴黎和会。这时，蔡元培与一批学界人士企望借助欧战后的有利国际环境，促使列强退还庚子赔款用于兴办教育。于是，蔡特意拜托梁游欧时代为宣传“退款兴学”主张，推进此事，梁欣然应允。此后，他们先后列名“国际联盟同志会”和“国民外交协会”等团体，共任理事，为紧迫的外交问题奔走呼应。1919年3、4月间，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之一王正廷致电上海报界，电称：有人干预和会，企图卖国云云。舆论界疑及梁启超，遂以讹传讹，大张挞伐，上海商界更是群情激愤，通电痛诋。为此，蔡元培与王宠惠、范源濂联名致“歌电”予《申报》、《时报》等沪上各报，力为梁氏辩诬。内谓：“梁任公先生赴欧后，迭次来电报告，为保卫国家主权，语至激昂，闻其著书立说，极动各国观听，何至有此无根之谣？愿我国人熟察，不可自相惊扰。元培等久不与闻政论，惟事关国际，且深知梁先生为国之诚，不能嘿尔，特为申说”[1]。此电甚具影响，梁氏所蒙之冤旋即澄清。
关于“五四事件”的导火索，学界迄今存在着不同说法。有人依据当事人回忆，认为北京大学的蔡元培校长及时将巴黎和会外交失败消息透露给学生，致使原定5月7日的游行示威提前进行，演成了“五四事件”。实则蔡氏的消息来源得自“国民外交协会”的汪大燮、林长民诸人，而将这一即时外交动态传递给他们的，恰是中国代表团顾问、旁听和会的梁启超其人。梁于5月2日密电汪、林：“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代表），万勿署名，以示决心”。此一爆炸性新闻遂散播开来。故而，有学者据此认定：“引暴（五四事件）导火线的是远在巴黎的梁启超，则是不争的事实。”[2]应当说，在此一重大事件的“启动”过程中，梁、蔡均发挥了其各自环节的决定性作用，他们之间显然有着事实上的“默契”。
二
1920年春，梁启超自欧归国后，决计舍弃“迷梦的政治活动”，转而从事文化教育，用他自己的话说，此乃“换了一个新生命”。这一转变，固然缘于其政治上的屡屡失意，同时，也与蔡元培成功地改革北京大学开创出“五四”新文化风气，进而推动社会政治这一事实所给予梁启超的启迪有关。当梁与其朋辈商议如何办好上海中国公学时，蒋百里即明确主张：“吾辈对此只能取蔡鹤卿之于北京大学的态度”。事实上，梁启超与新文化运动原本就有着内在的“天然”联系，还在胡适、陈独秀等人发起“文学革命”若干年前，梁启超就开始倡导“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率先变革文体。故而，“五四”前夕被称作桐城派古文家的林琴南在《公言报》上致书蔡元培，诋毁新思潮时，顺笔刺及“梁任公倡马、班革命之说”，嘲贬其“媚世”。正因如此，梁氏脱离官场从事文化教育以后，他与蔡元培之间就有了比较相契的合作。
同年4月，梁启超等组织以编译新书为基本业务的“共学社”，邀约蔡元培为发起人之一。为募集该社基金，梁特别函嘱参与此事的蒋百里：“各人有特别交谊者，除公启外，媵以私函，当更有力。……如穆藕初、聂云台诸处，请蔡先生或（蒋）梦麟加函。……又赵元任君清华交涉如何，亦望蔡先生速为布置，至盼”[3]。显然，梁希望借助蔡与上海有关方面相熟的关系，谋求募款成功。至于赵元任清华交涉一事，则可能是为本年夏赵回国任教，请蔡向清华校长金邦正为之先容。对于这类事项，蔡元培均予以积极回应。
数月之后，梁启超又以英国哲学家罗素即将来华为契机，发起成立“讲学社”，拟每年聘请一位西方名哲来华讲学。为此，徐新六向任公提议：“大学一部分人必邀其帮忙”。这是指蔡元培、胡适、陶孟和等北大一班人。在随后由梁启超确定的人选中，蔡与熊希龄、汪大燮等一齐被延请为讲学社的董事。可以说，在敦请西方学者来华讲学过程中，蔡、梁二人进行了实质性的有效合作。此时，美国的杜威应北大之邀来华已逾一年，第二年即改由讲学社名义续聘。是年冬，蔡将赴欧美考察教育，梁特别托请他到法、德等国后敦促柏格森、倭铿早日来华讲学。一年以前，梁氏游欧时曾先后访晤过这两位西方哲人，尤其与生命哲学和现代非理性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柏格森聚谈甚欢，“一见乃成良友”；而倭铿则是讲学社董事会议定的1921年度所聘之人。蔡元培素好哲学，对柏格森亦十分推重，后来还曾节译柏氏玄学导言，发表于《民铎》杂志。故此，梁氏的委托亦即蔡的心愿，自然乐于相助。旅欧期间，蔡与张君劢、林宰平等努力奔走接洽，虽因时间不适，错过与柏格森会面机会，却在德国耶拿访问了倭铿。这位年迈的学者因自己不便来华，遂推荐莱比锡大学教授杜里舒。杜氏即成为继罗素之后由讲学社聘请来华的又一位西方学者。
蔡元培在柏林还拜见了物理学大师爱因斯坦，邀其访华，得到首肯。1922年6月下旬，北大接到驻德公使魏宸组转寄的爱因斯坦信函，表示愿于同年冬来华讲学，并提出了相应条件。蔡元培迅即携函赶往济南，与同赴中华教育改进社年会的梁启超协商此事，梁甚表赞成，慨然应允：“讲学社必任经费一部分”。于是，蔡复函魏宸组，告以“条件照办，请代订定”[4]。尽管后来因故爱氏讲学计划未能实现，但北大与讲学社的协作已显而易见。这段时间，梁启超和蔡元培在学术上也表现出不少共同点。梁曾先后到京、沪等地美术学校演讲，大谈美术与科学和生活的关系，其主旨与蔡氏著名的“美育”主张颇为一致。蔡则十分赞佩梁氏整理国学的工作，在为《申报》所写《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长文中，对梁著《墨子学案》尤予好评。他们二人彼此借重，构建新文化的种种努力，显然给时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林语堂晚年撰写《八十自叙》忆及“中国文艺复兴”的新文化运动时，即记述到：“同时代的中国大学者梁启超、蔡元培，都参加了这个运动”[5]。
三
令人感兴趣的是，梁启超和蔡元培这种学术文化上的协作关系有向政治方面发展的迹象。就梁而言，即令沉溺学术之时，也终不能忘情于政治，他自认：其治学乃“匣剑帏灯，另有所在，凡归政治而已”，他的宣传新文化其目的在于“开拓新政治”。当时，梁氏的研究系由于在政坛上几度翻云覆雨，其名声不佳，急需招纳“清流”，改变形象，扩大实力。他们属意于以蔡元培为首的北大“自由派”。这便是胡适所说的“研究系近年做的事，着着失败，故要拉我们加入”。有记载谓：梁游欧归国时，有将研究系正式组建为政党的计划，丁文江、张君劢极力支持，欲以胡适为桥梁，打通北大，推梁启超和蔡元培为党魁，并设想以文化运动作为政治运动的前驱，只是由于张东荪反对“政教合一”，此议遂搁置。不过，梁启超始终怀有政治上东山再起的欲念，研究系成员并没有放弃“合作组党”的努力。
就蔡元培而言，自民国建立之后，对社会政治基本抱持改良调和的态度，他固然厌恶军阀干政，但总期望维系一个统一和平的格局，谋求民族进步。因而对孙中山在南方“护法”自立之举内心颇有保留，曾私下婉劝以至公开通电，要孙“下野”。尽管蔡在政治上归属国民党系统，然而在北大期间，他更多是以社会贤达身份“自由”行动。他的周围聚集着相当一批欧美派知识分子，这些人在文化或政治领域颇为活跃。虽然，蔡出长北大进京伊始，便向各政团“老实揭出不涉政治之决心”，可是实际上，这位“亦学亦政”的人物，不可能完全置身时局政事之外。如此一来，梁启超与蔡元培之间进行某种政治合作就并非毫无可能。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梁、蔡即均参加在北京石驸马大街熊希岭寓所集议政局的“名流会议”，会后又共同通电曹锟、吴佩孚，主张恢复民国六年国会，完成宪法。很明显，他们对五四期间邀得时誉的吴佩孚将军抱有希望。正是在此前后，曾多次向顾维均等人表示“深以蔡先生不干预政治为恨”的研究系头面人物林长民，将“合作组党”之议付诸行动。林首先说通欧美派要员罗文干，请罗试探蔡对组党的态度，继而又游说胡适；随后便在由他做东、梁启超、蔡元培等均出席的一次午宴上，“正劝反激”，极力主张大家“出来组织一个政党”。林长民与梁启超私谊甚笃，林的这番举动肯定合乎梁的意图。对于研究系的如此“盛意”，一向雍容随和的蔡元培此次却“有所不为”，他的态度十分明确：对时局问题“赞成发表意见”，但“不赞成组织政党”。因而对组党一事遂“简单谢绝之”。
蔡元培毕竟有国民党的政治背景，此时，南方人士对他的若干言动已迭有訾议，加之，他自知“性不宜于政治”，常常视涉政为畏途。特别是他意识到，一旦在组织上与研究系杂厕其间，必使外界“以为此举全是某系作用”，而丧失独立发言的信誉。蔡的立场，对“涉世未深”的胡适等人产生了关键性影响。所以，由胡适起草、蔡元培领衔发表的那篇提倡“好政府主义”主旨的《我们的政治主张》宣言，署名者几乎是清一色的欧美派知识分子。为此，梁启超等人颇为愤愤然，认为这是“有意排挤他们研究系的人”。林长民抱怨说“蔡先生素来兼收并蓄，何以也排斥我们？”而梁启超甚至负气道：我自己“也可以发表宣言！”[6]总之，由于蔡元培一班人的“爱惜羽毛”，使得梁启超的组党计划受到顿挫。从此，梁启超更肆力于讲学和著述，竟也成就斐然，而先前的组党欲念反趋淡化，终至放弃。世人品评梁氏为“学术天才，政治侏儒”。从蔡、梁在五四时期的这段交往观察，蔡元培还是深识梁任公其人之短长的。
四
1929年初梁启超病逝后，蔡元培参加了在上海静安寺举行的祭吊活动，并致送挽联曰：“保障共和，应与松坡同不朽；宣传欧化，宁辞五就比阿衡”[7]。盛赞其在近代中国的历史性变革中厥功至伟。同时，他还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提出议案，以梁氏生前对中国学术颇有贡献，请国民政府明令褒扬抚恤。此议案遭到胡汉民的极力反对，指责“梁与党的立场冲突，反革命，反国民党”，因而未获通过。不过，蔡元培此举适足代表了知识界整整一代人对梁启超开启民智之历史作用的深切体认。
后人直接论及蔡元培和梁启超的文字殊为鲜见，惟有1943年梁漱溟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对这两位前辈作过一番颇有见地的比较。梁漱溟早年曾经“同受知于蔡、梁两先生”，与二人均有相当的交往，他的观察细致而立论则又不失其蕴涵“哲理”的固有风格，读来耐人玩味：
“蔡、梁两位先生同于近五十年的中国有最伟大之贡献，而且其贡献同在思想学术界，特别是同一引进新思潮，冲破旧罗网，推动了整个国家大局。任公先生一生成就，不在学术，不在事功，独在他迎接新世运，开出新潮流，撼动全国人心，达成历史上中国社会应有之一段转变。这是与我纪念蔡先生文中所说：蔡先生所成就者非学术，非事功，而在其酿成一种潮流，推动大局，影响后世，正复相同的。
奇怪的是，任公少于蔡先生八岁，论年辈应稍后，而其所发生之影响却在前。距今四十年前，任公在思想界已造成了整个是他的天下，当时的中国政治全为立宪运动所支配，而这一运动即以他为主。当他的全盛时代，年长的蔡先生却默默无闻（蔡先生诚早露头角，但对广大社会而言则是如此）。蔡先生从‘五四运动’打出他的天下，欧战以后的新思潮于此输入，国民革命于此种其因。所以，他的影响到大局政治，不过是近二十年的事。
当任公先生全盛时代，广大社会俱感受他的启发，接受他的领导，其势力之普遍，为其前后同时任何人物所不及。我们简直没有看见过一个人可以发生象他那样广泛而有力的影响。但须注意者，他这一段时期并不甚长，象是登台秉政之年（民国二年，即1913年；民国六年，即1917年，两年度），早已不是他的时代了。再进到五四运动以后，他反而要随着那时代潮流走了。民国八九年（1919、1920年）后，他和他的一般朋友蒋百里、林长民、蓝志先、张东荪等放弃政治活动，组织“新学会”，出版《解放与改造》及共学社丛书，并在南北各大学中讲学，完全是受蔡先生在北京大学开出来的新风气所影响。
任公的特异处，在感应敏速而能发皇于外，传达给人。他对各种不同的思想学术极能吸收，最善发挥。但缺乏含蓄深厚之致，因而亦不能绵历久远。象是当下不为人所了解，历时愈久而价值愈见者，就不是他所有的事了。这亦就是为何他三十岁左右便造成他的天下，而蔡先生却要等到五十多岁的理由。他给中国社会的影响，在空间上大过蔡先生，而在时间上将不及蔡先生，亦由此而定。
蔡、梁两先生比较，蔡先生好比汉高祖，他不必要自己东征西讨，却能收合一般英雄，共图大事。任公无论治学行文，正如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自己冲锋陷阵，所向无前。他给予人们的影响是直接的，为蔡先生所不及。任公为人富于热情，亦就不免多欲。有些时天真烂漫，不失其赤子之心，其可爱在此，其伟大亦在此。然而缺乏定力，不够沉着，一生遂多失败。”[8]
梁漱溟对于梁启超，属于那种早年崇仰而后来却不甚信服的晚辈，因而“想念起任公先生来，总随着有替他抱憾抱悔之心”。而对于蔡元培，梁漱溟从盛年至晚暮，除偶尔感叹“蔡先生著作无多”之外，其敬重之心始终未曾稍减。这份敬重，除却“个人知遇之感”的因素，梁漱溟认定蔡先生具有“含蓄深厚之致”，有大器局大气象，“人或者甘心愿跟着他走，或随着他有一段鼓舞于衷而不自知”的感受，这是不易消泯的。本来是写追念梁任公的文字，梁漱溟却拉上蔡先生作为“同时人物”之参照，以致文章更象是一篇“蔡、梁比较论”。当然，梁漱溟的论说，未必都那么使人信服，但他的此番比较着实勾勒出晚清民国时两位大知识分子的基本线条和影象，大体说来还是逼真可信的。
在晚清以来的政争中，梁启超与孙中山一派“交恶甚深”，无论文字论战还是政坛较量，均曾多次搏杀，以至国民党人视梁为“劲敌”，胡汉民对于任公先生身后事的不肯通融，适足反映了这种“党人情绪”。有意思的是，作为自由派的国民党人，蔡元培却能与梁启超彼此敬重，合作共事，显然属于特例。
有一种观察认为，就内质而言，蔡、梁似乎均“性近学术而不宜于政治”。他们在五四新文化时期共处北方社会，演生出超越党派的交往和共事，虽属“有限合作”，终究是一种合力共建新文明的“超然”现象。蔡、梁之间看上去略显单薄的交往史事，所蕴涵的意味却未必单薄。
注 释：
[1]杨亮功：《五四》，载台湾《传记文学》34卷5期。
[2]朱维铮：《走出中世纪二集》第99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
[3]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90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4]蔡元培：《安斯坦博士来华之准备》，《蔡元培全集》第四卷第 279 页，中华书局1984年。
[5]林语堂：《八十自叙》，载《林语堂自传》第 100 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
[6]《胡适的日记》下，第354 页，中华书局1985年。
[7]松坡，即蔡锷。阿衡，即伊尹，《孟子•告子下》曰：“五就汤，五就桀，伊尹也。”梁启超辞世后，评论界多诟病其“多变”性格，此处蔡元培从“接受欧化”着眼，对梁氏予以理解。
[8]梁漱溟：《纪念梁启超先生》，载《我的努力与反省》第337—341页，漓江出版社1987年。
（载《书屋》2008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