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因为这篇文章的题目读这篇文章的，没想到竟读到了一篇奇文。总结一下作者的观点，无非两句话，八个字：毛是好人。邓是坏人。
闲话少说，只想举出韩文中最重要的论点，来逐一问一下韩德强先生。
韩先生说：“李先生最崇尚人权和自由，认为毛泽东时代是严重侵犯人权和自由的年代。然而，亲历毛泽东时代的工人和农民，却在日益强烈的对比中体会到，毛泽东时代是工农权利最大、自由最多的时代，而目前却是工农地位一落千丈、只能任人宰割的时代。”
问：毛泽东时代工人和农民的地位有几丈？（如果本来只有二尺，如今哪有千丈可落？）权利有多少？自由表现在哪里？究竟哪一个时代才是工人农民只能任人宰割的时代？大多数中国人心中自有一把尺。现在农民工的生存状态确实不够好，但请问问他们愿不愿意回到人民公社里当一个吃不饱的农民？现在的工人确实有很多人落入了弱势群体，但过去他们就真的是所谓领导阶级吗？和官和商相比，现在的工农确实成了弱势。但是弱势群体也开始维权了，在毛泽东时代有权可维吗？
韩先生说：“既然`革命吃掉自己的儿女’是一条残酷的真理，那么结论就很清楚，永远不要革命，也不要参加革命。然而，李先生如果稍微有点历史常识的话，应该懂得，革命从来都是改良不成的产物……”
问：既要参加革命，就不要怕被吃掉，是吗？那么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呢？是救民？还是吃人？如果革命连自己的儿女都大口大口地吃起来理所当然毫不愧疚并且像韩先生这样振振有词，那么它还在乎吃别人吗？
韩先生说：“由此进一步，则可以说，尽管革命的确会吃掉一部分自己的儿女，但是没有革命，则反革命会吃掉（即奴役）全体人民。因此，真正的革命者懂得，宁可以革命的名义被吃掉，也不愿作奴隶而被奴隶主吃掉。”
问：谁是奴隶？谁是奴隶主？是不是只要挂上一个革命的招牌，当奴隶也不悔？当奴隶主也不愧？过去的奴隶主应该是皇帝吧，还没有哪一个奴隶主在饿死农民的纪录上能和伟大的革命家毛泽东相比。去问问那些冤魂吧，是愿意在旧社会活着，还是在新社会饿死？还有那些仅仅因为出身、经历和说出自己的想法就被革命吃掉的人，这在韩先生看来都是应该被吃的。
韩先生说：“由于革命是阶级斗争的最激烈的形式，因此，绝大多数的革命参加者都将是受压迫、受剥削最深的阶级，他们将为捍卫自身利益而斗争。只有少数革命者是出于各种形式的革命理想，例如爱国救亡，或共同富裕，或共产主义而奋斗。即使这些有着长长短短、形形色色的革命理想的人，也不见得都是有着彻底而清晰的奋斗目标，更不见得能够为目标献出自己的生命。这样，每当革命取得局部、一时的成功时，每当压迫者被打倒，被压迫者开始掌握权力和财富时，总会有一批批的革命者从激进变保守，从反压迫变为压迫者，从反剥削成为剥削者。如果承认这种变质，那么革命者就会转变为反革命，革命就会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如果看到这种变质的可能性，想方设法预以阻止，力图在革命成功以后保持革命的激情和理想，保持革命的追求和目标，那么革命就将开始吃掉自己的儿女——革命方和保守方、无私者和自私者、革命派和走资派就将以各种方式展开斗争。”
韩先生真是一位革命狂热分子，不但继承了文革中的造反有理论，而且将其发展成为吃人有理论。请问：谁是无私者？谁是自私者？谁是革命派？谁是走资派？韩先生不妨提名道姓，何必语焉不详？像韩先生下面所指责的：“不关心群众疾苦、贪图享受、滥用权力、压制群众意见、发展裙带关系等不良现象（毛泽东不是这样的人吗？）却在社会深层不断蔓延，侵蚀着党的革命性，严重地损害着经济建设的进展。对此现象，毛泽东忧心忡忡，各级领导中都有少数真正的革命者忧心忡忡。”
问：毛泽东何尝真正关心过群众疾苦，他忧心忡忡的是什么？当大跃进造成民不聊生时他不忧心忡忡，当彭德怀为民请民时他却忧心忡忡了？因他的错误饿死数千万农民时他不忧心忡忡，而当他的同志们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努力为他过错补台从而使国民经济稍上正轨时，他却又忧心忡忡起来了？还有和他一道忧心忡忡的少数真正的革命者究竟是哪几位尊神？
韩先生说：“李慎之提出：“请毛主席除了经济建设的五年计划之外，还要制定一个还政于民的五年计划”，“我们也要开放新闻自由”，“应当建立宪法法庭”。 不妨推敲一下，还政于民的“民”是谁？在一个分工细致、结构复杂、层次众多的社会中，能够掌握主导权的绝不可能是老百姓，而是各级官僚、资本家、专家学者、记者编辑、各类明星。还政于民，很可能是工农群众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被逐渐侵蚀，而重建各类自利精英的统治。……至少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人民的政治意志的表达的确离不开人民领袖。”
问：韩先生心目中的人民领袖是谁？结合上下文，自然是指毛泽东。但在毛泽东的权力至高无上不受制约时，他这个人民领袖表达的到底是人民的意志还是不受约束的帝王意志？还政于民的民是谁？当然是全体公民，也包括各类精英。不正是为了防止各种精英们的自利统治，公民们才需要用手中的选票来表达意愿吗？而在韩先生看来，人民不需要新闻自由，也不需要宪法法庭，只要有一个人民领袖就万事大吉了。可是，韩先生又有下面自我矛盾的论述，一但社会出了问题，执政党犯了错误，他却又要别人来为人民领袖当替罪羊。
比如谈到反右，韩先生说：“执行经常比决策更加重要……如果真正要抓反右扩大化的责任人，恐怕第一责任人应该是邓公，最大的受益者也是邓公，他在官僚队伍中确立了自己的代言人形象。正是由于官僚专政得到巩固，当大跃进运动起来后，官僚们才会大面积地虚报、浮夸、瞎指挥、一平二调，才会出现大面积地饥荒，把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建设变成少慢差费的官僚专政的自我暴露…… 实际上，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冤案莫过于此。把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的毛泽东说成是千古罪人，而把一心一意为私利服务的庞大的官僚（走资派）集团打扮成救人民于倒悬的落难英雄；把最欢迎群众闹事、最主张大民主、最提倡大辩论、最要求人民关心国家大事的毛泽东说成是独裁专制，而把最害怕群众闹事、最害怕任何形式民主、坚决不允许争论、让人民只关心自己、不关心国家的邓公说成是民主自由宽容；把真正为工人农民办了实事，提高了政治权力和经济福利的毛泽东说成是让人民受穷，而把剥夺了工人农民的政治权利，让工人下岗、农民种粮亏本的邓公说成是工人农民的贴心人。世界上的冤案还能比这更大吗？”
韩先生放胆宏谈，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制造的了无数冤案的决策者毛泽东居然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受冤者！至于责任，只让执行者去负。照此理论，希特勒、斯大林之类历史罪人都可以不为他们犯下的种种暴行负责任，因为可以将责任推到执行者头上。此种胡言昏语，无须一一驳斥，只是请问一句：毛泽东究竟为工人农民办了哪些实事？提高了哪些政治权力（因该是权利吧）和经济福利？在毛泽东时代，人民是不是在受穷？农民是不是既被捆在土地上不许流动又连种什么的权力都没有的二等公民？工人只被当成拧在国家机器上的锣丝钉，他们的工资是不是也仅够他们过着极简单而清贫的生活？一个以耕者有其田为号召的革命，成功不几年后农民却失去起码的自主权，直到三十年后改革了才能按自己的意愿种地；一个以无产阶级为名社会主义的革命，在革命后的三十年里，工人们无论怎样劳动也难以增加一点点财产，直到三十年后开放了他们才知道原来资本主义地狱里的工人生活远比社会主义天堂里的工人富足，这就是韩先生心目中理想的革命吗？
韩先生不屑地说：“李先生在为一个巨大无比的谎言添加美丽的金线。”那么韩先生呢，却是完全不顾事实，在为一个已经为时代和人民抛弃了的专制者和专制时代招魂。
韩先生说：“新中国的干部队伍的确存在着两种人，一种是打江山、坐江山，贪图权力、名位、享受，利用各种政治运动打击异己，结党营私，（请问：毛泽东不是这种人吗？）他们是腐败的渊薮，是真正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由于这一派重视自身物质享受，也可以叫物质派，或者坏人派。另一种人是真正用好权力为人民服务，爱民如父母，嫉恶如仇，以身作则，毫不在乎个人的荣辱、享受乃至生命，他们是反腐败的中流砥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由于这一派完全忽视自身的物质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可以叫精神派，或者好人派。（好人坏人，多么简单的逻辑，多么分明的爱憎）1976年以前，这两种人自觉、不自觉地在技术、经济、文化和政治领域相互较量，打了一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分难解、看不见的战争，互有胜负。1976年以后，由于精神派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去世，物质派掌握党政军大权，精神派大部分被杀被关，才会有现在连片成网、前赴后继、无所不在的腐败。”
读到这里，愰然觉得此文的作者不是张春桥就是姚文元，简就是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借尸还魂。请问韩先生，你说的精神派是什么人？为什么不敢明言呢？说白了，不就是早已为中国人民抛弃了的江青、张春桥那些人吗？
韩先生说：“他们大部分被杀被关”，请注意用词：大部分，被杀被关。他们中的许多人确实是被关了，也幸好被关了！才有人民的活路，才有改革的生机。但是请问：被杀的有几个，请韩先生指名道姓，不要信口雌黄！
韩先生说：“1976年毛泽东和周恩来相继去世，最高领导层中好人受清洗。”按照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氛围，仅凭这一句话，就足可以使韩先生被关乃至被
杀了，不是改改开放，废除了毛泽东时代的因言治罪，那里有韩先生现在这样胡说八道的自由？
韩先生说：“新中国成立后，掌握最高领导权的是好人毛泽东。他深知这支革命队伍腐败堕落的可能，希望通过整风、反右、四清、直至文化大革命的方法来教育挽救干部，挽救党的革命性。但是，所有这一切政策都需要靠这支良莠不齐的干部队伍来执行（事实上，即使在放手发动群众的文化大革命期间，真正掌握着政权，能够调动人、财、物的，仍然是这支干部队伍）。结果，每次整顿坏人的路线和政策都被坏人利用来整顿好人。更加令人痛心的是，因为坏人利用了好政策，好政策就成为坏人做坏事的挡箭牌。最后，毛泽东逝世，坏人逐步掌握政权，将他们当初干的坏事全部都推到毛泽东身上，似乎他们只是政策的执行者。更进一步，他们将好政策、好路线妖魔化，将之批判为极左路线。从此，他们的权力就可以不再受人民监督（好像毛泽东时代受过人民监督似的）……可以自由地以权谋私，化公为私，贪污腐败，结党营私，将工人农民的社会主义国家，变为大官僚、大买办、大资本家、大地主拥有的殖民地资本主义国家。
写到这里，韩先生此文的主题已经十分明了，那就是：毛是好人，邓是坏人。好人已逝，从那以后就是坏人当道。
韩德强先生的德行真的是够强的，他用文革笔法喝斥李先生及其同道说：“够了，整本《怀念李慎之》就建立在仇恨毛泽东的阶级偏见之上。”
李慎之先生对毛泽东的看法是偏见还是正见，是非自有公论。倒是这整篇韩文，让人读来觉得完全是建立在彻底否定改革开放之上的，并对邓小平充满了仇恨。
韩文说：“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阻止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利用自身优势攫取社会财富，而毛泽东千方百计想避免的就是这种局面……毛泽东的后半辈子干的这件大事就是怎样防止这一政治体制成为法西斯体制，为此毛泽东设想的是大民主，把“四大”写入宪法，让人民群众能够有低成本、高效率的表达意见方式。”
真是笑话：所谓四大自由只不过是毛用来打击异己的工具，在他的统治下，人民什么时候有过表达意见的自由？有的只是说出自己的想法就给你一枪并且割断你的喉管的自由；还有就是再穷再苦哪怕饿死之前也得喊毛万岁的自由！韩先生把话说到这种份上，就已经只是一种疯狂表达的自由，而不是一种可以理喻的讨论了。至于毛泽东后半生干的那件大事到底是为了防止这一政体成为法西斯体制，还是已经把当年和各民主党派共同商定的国家体制变成了一个毛氏独裁的法西斯体制，再不改革开放就无以为继了，历史早已做出了回答。虽然中国的改革开放因为政治体制方面的滞后至今问题多多，这需要执政党和公民社会两方面继续努力推进。现在的社会病，是专制的后遗症，而非民主和宪政的传染病，已越来越多地成为人们的共识。是像韩先生这样想让中国再回到毛泽东时代，毕竟已是痴人说梦。对于韩先生这样的人来说，目前的中国已经太肮脏，容不下他这样清流了。他其实有一个好去处，那就是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单从字面上看：人民、民主、共和，全都有了，还有一个类似毛泽东这样的慈父般的领袖，在那里，想必能够实现他的革命情结和专政抱负。
看了韩德强此文，想起台湾仍在拥扁的那些人，也可以共同称为一个现象，那就是不肯切割。正如民进党的深绿不肯切割扁，共产党的深红也不肯切割毛。其中言行极端的人，不恨扁的贪腐，却痛恨邱毅的揭发贪腐；正如韩德强不恨专制，却痛恨李慎之的批判专制。如果李慎之还活着，并且也有一顶假发的话，想必韩先生会勇猛地冲上去将其掀掉。悲乎，只要毛还如神像一般在国庙中供着，就永远会有烧香磕头者。只不过，我想这种香客会越来越少。
信手写下了这篇诘问韩先生的文章，仍觉得有点意犹未尽，对了，还是从韩先生崇拜备至的毛泽东的诗词里挑出一句来，那就是：桀犬叫尧堪笑止。至于韩德强先生是桀犬叫尧，还是尧犬叫桀，读过此文者自会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