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知道诗人李瑛于三月末的一天去世了。一位享年九十三岁的老人的辞世，不会引起震惊和悲痛；但对于李瑛，不能不引发我的许多追忆。不夸张地说，李瑛是我学写诗的老师，是他的诗歌指引我走上诗人之路。
在我上小学和初中的六十年代，我的家庭与诗歌毫无瓜葛，也没有什么文学藏书。但不知为什么，家里却有一本《红柳集》，想必是当过兵的父亲带回来的。在那个没有什么书可读的年代，《红柳集》成了我的第一本藏书。我于1970年底登上西去的列车成为一名小兵，把这本诗集打进了我的背包。现在我找出这本书重新翻阅，当年许多脍炙人口的篇什，特别是关于国际斗争的那些，早已失去了意义；但那些关于士兵生活和山川景致的诗句，却仍然生动鲜活。比如：
在敦煌\风沙很早就醒了\象群蛇贴紧地面\一边滑动，一边嘶叫……
李瑛笔下的西北边地，是我真实生活过的西北边地，对于边地风物的描写，似乎没有人能比他更好！再比如：
三面是海，一面是山\我们的哨所雄踞在山巅\白天，太阳从门口踱过\夜晚,花似的繁星落满窗前。
我们的哨所太陡太陡\浪涛象在我们的胸膛飞卷\我们的哨所太高太高\它就要飞上青天……
这样的诗句，自然会得到战士的喜爱。当兵生活是艰苦而单调的，艰苦磨人，单调毁人。我以写诗对抗单调。七十年代，文革中没有什么文艺作品可读，而李瑛又出版了一本诗集《红花满山》，与贺敬之的《放歌集》，成为那个时代读者最众的两本诗集。这两本诗集在没有书可读的年代都被我反复读过，但贺敬之的楼梯式政治抒情诗未免太空太大，还是李瑛饱满而细致的生活抒情更合我的口味。比如：
这样的山才真正是山\巍峨、磅礴，怒耸九天\一座座相挤，一排排相连\和我们兄弟般肩并着肩……
可以看出，这是《红柳集》中描写战士生活诗歌的升级版。
初学写作，必有模仿。我的模仿对象就是李瑛。当时我的一个诗友刘国尧和我开玩笑，他写诗模仿诗人严阵，便说自己是“严阵以待”，而我则是“里应外合”。我的“里应外合”风格还真给宁夏文艺的诗歌编辑朱红兵和吴淮生带来了困扰，他们收到了我投寄的一组诗《夜老虎短歌》：
夜幕，锁着河，锁着山\锁不住我们尖刀班\神不知，鬼不觉\接近敌人的前沿……翻山，不滚沙石\淌河，滴水不溅\队伍象一股劲风\正在向前，向前……
读过之后，二位编辑一致认为完全是李瑛的风格，抄袭的可能性很大，于是把李瑛的诗集都拿来查找，找到最为接近的，是李瑛的《月夜潜听》：
轻轻，再轻轻\躲开月光，沿低谷潜行\三块岩石，却有三双耳朵\三簇野草，却有三双眼睛……不要告诉炊烟，不要告诉风\边境好恬静，但要警惕\夜是肌肉，我们是神经！
说实话，我的初学之作，比李瑛的诗还差得很远，但李瑛的味道却很明显。当时学李瑛风格的部队诗人大有人在，比如雷抒雁的《沙海练兵》：
沙的海，沙的洋\沙的惊涛，沙的骇浪……
明显就能看出李瑛的影响。雷抒雁的部队62师和我的部队宁夏独立师同在宁夏，不久雷抒雁调去北京解放军文艺社当诗歌编辑，而诗歌组长就是李瑛。
1975年8月号的《解放军文艺》上，李瑛和雷抒雁编发了一组战士诗，共选了八个战士作者，除我之外，有乔良、徐明德、黄加琼、刘晓滨、刘晶林、李忠效，还有李瑛的女儿李小雨。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因为那个年代《解放军文艺》是唯一的全国性刊物，能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作品可是了不得的事！而李瑛和雷抒雁能一下子推出八个小战士的诗，足见他们提携新人的气度和用心。那一年我回南京探亲，路过北京时特意去解放军文艺社所在地的总政旃坛寺大院拜访了我的偶象诗人李瑛，雷抒雁也在座，二人热情地接待了我。李瑛说我的诗语言流畅，也有想象力，他们的勉励给我以更大信心。不久以后我从宁夏文艺的编辑朱红兵和吴淮生那里听到一个消息——《诗刊》要复刊了！便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给《诗刊》寄去了一组诗稿。没想到1976年一月《诗刊》真的复刊了！打头的是毛泽东的《词二首》——“念奴娇”和“鸟儿问答”，而我的一首诗《雷》，竟然也在其中，并且还是由常给李瑛诗作画插图的军队画家陈玉先给配了图。后来听当时诗刊的编辑龙汉三说，本来已选中的我的《雷》、《雨》、《电》三首，要做为组诗来发，但版面实在排不下了，就只用了一首。但就是这一首，也在宁夏诗界引起了轰动，谁会想到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战士会上《诗刊》的复刊号？和伟大领袖的诗同在一本之中，并放在了临终的周恩来总理的床头。我想我的幸运，与我把李瑛当做老师，和他对我的勉励不无关系！
虽然我在宁夏文艺界大获成功，但因我不会奉迎拍马的性格，我所在的部队并不看重我，当兵六年连党都没入成，76年初决定我复员。当时任宁夏军区文艺处长的朱光亚想留我，宁夏文艺也想让我就留在银川，但我思家心切，已无留意了。复员回家路过北京时，我又去解放军文艺社看望李瑛，向他说了某些部队领导只爱拍马不重人才的风气。李瑛扼腕而叹，鼓励我回到地方继续努力。我回家不久四五运动就从南京开始爆发，人们把对“四人帮”的不满，通过怀念周总理的方式表达出来。那时的李瑛，一定是和全国人民同仇敌慨，才写出了那首广为传诵的《一月的哀思》，很少有一首诗能有像《一月的哀思》这样的影响力，这是一首可以载入史册的抒情长诗。
我回到地方后继续写诗，从战士，到工人，再到报社的文艺编辑，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时代，我们可以学习和模仿的对象已不再只有李瑛和贺敬之，大量过去被禁的诗人诗作和外国诗人的作品使得我们目不暇接，中国的诗歌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但我始终把李瑛当做我的老师，因为我从他的诗作中受益非浅。而李瑛也保持着对我的关注，1981年，《诗刊》发表了我的组诗《工业的启示》，李瑛读到后大为赞賞，特意写信给我表达他的感受，说四首诗他都很喜欢，很难说哪一首更好。后来，在南京的大行宫会堂我和他还有过一次见面，那时他已是解放军的文化部长，陪同匈牙利人民军艺术团到南京军区来演出。我告诉他我已调到江苏省歌剧团当编剧了，李瑛说由诗人而剧作家，也是许多外国诗人走过的路，希望我写出好戏来！
再以后和李瑛就没有见面了，因为我的主要创作精力转向了戏剧，再加上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原来良好的诗歌环境和风气难以为继，我离诗界越来越远。虽然自己有时还写点诗，但已基本不再投稿。例外的是有一次我对文坛的腐糜造作自吹自慰之风看不入眼，有感而发写了一首《如果优美的文字离我们而去》，投给了在诗刊当编辑的李瑛的女儿李小雨，小雨给编发了。这首诗应该是引起了一些共鸣，被收入了高中语文读本，并在网络上流传，成为我九十年代以后唯一进入公众视野的一首诗。
几年前南京理工大学办了一次诗会，李小雨和雷抒雁两人做为佳宾前来参加，我和他们都是与李瑛有关系的诗人，聚到一起相谈甚欢。但没想到这是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不久后雷抒雁因病辞世。再后来李小雨也不幸去世，去世时我在国外，回来后知道李小雨去世的消息，想到同为诗人的女儿走在前面，当父亲的李瑛一定不好受。但因多年已不联系，也就没有去打扰他。如今李瑛也去世了，我写此文，算是对他们父女的共同悼念吧！
李瑛是一个文辞优雅写作勤奋的诗人，他的诗作在文化禁錮的七十年代滋润了为数众多的干涸心灵。虽然八十年代后各路诗潮风起云涌，原本一枝独秀的李诗已被淹没在潮流之中不再醒目，但他始终以自己优雅的语言和勤奋的精神在写着，这种优雅和勤奋，是值得尊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