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城的盲肠
和北京、西安等古城相比，南京城墙的最大特点是它的不规则形状。因为一边傍山，一边靠江，山下有湖，通江有河，筑城时要考虑山、江、河、湖诸多地形因素，也就使得城墙顺山形河势而走，无法筑成一个方方正正的大城。
在城西，城墙依通江的外秦淮河而筑，把外秦淮河当做了它的天然护城河。在城南，将水西门和通济门拉成一条直线的话，线外的那个方块就是中华门（聚宝门）内的老城南。在城东，如果将通济门和太平门拉成一条直线，线外的那个方块里有明故宫和前后半山园。在城北，当时筑城者的方略是舍：把玄武湖划在了城外，所以城圈向内凹进了一大片。但有舍就有取，在城西北角上，城墙却把矗立于江畔的卢龙山包了进来，使得城圈凸出了一个角，像一只鸟喙伸向江边饮水，更像一小截短短的盲肠。在这段盲肠的西侧城墙上开有一个通向下关的城门：仪凤门，后来叫兴中门，大概因为地处下关的江边码头和铁路车站都是民国时期的新兴事业，有兴盛中华之意吧。后来在“盲肠”根处的西侧城墙上又开了一个挹江门，此门下方的通衢大道在江边码头上迎了孙中山的灵柩，穿城而过，将其送到城东郊外的紫金山下安葬；那个码头便叫中山码头，那条大道依次叫做：中山北路、中山路、中山东路；大道从东面出城的门，叫中山门。
如今我的家住在城东中山门外大街上，而五十年前，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城西北角那段凸出的“盲肠”里度过的。那个被凸出的城墙围起来的城市一角范围不大，只有两条纵街，两条横街。两条纵街基本南北走向，居中的一条是盐仓桥大街，它向北伸延到卢龙山下的那段又叫北祖师庵。和东侧城墙走势平行的那条叫多伦路，同样延伸到卢龙山下，与通向下关的绥远路丁字相接。这条绥远路后来向东延伸，通向新建的南京火车站，就是现在的建宁路。当时的绥远路连接着多伦路和北祖师庵，穿过兴中门，是住在卢龙山下这一个盲肠状区域里的人进出下关的唯一直接通道。当然你也可以向南走到盐仓桥，走中山北路出挹江门再从热河路折向下关，但那就绕远了。在南侧与绥远路东西平行，连接起盐仓桥大街与多伦路的另一条路叫盐东街；在盐东街和多伦路相交处错开一点距离，有一条路向东穿过城墙通向城墙外面的新民村，那条路叫新民路，那个城门叫新民门。你从多伦路南边的盐东街和新民路口走到北端的绥远路口，不过三四百米距离。这一段多伦路的两边共建有十二栋南京铁路分局的宿舍，被称为新民门铁路宿舍。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用文字描绘出这张地图，是因为我下面要讲的故事基本都发生在这一条多伦路的两边。好了，现在我已为我度过生命中最初十几年的地方划定了地理坐标：那一段多伦路，便是我的童年故乡。
城市里的乡村
一个城里人说故乡，似乎有些不恰当；因为城中只有街道，而故乡是需要有乡野的。但我们儿时的多伦路，却是颇有一些乡野之情的。让我再描述一下当时的多伦路和它周边的情景：盐东街从西面过来接上多伦路，新民路从东面过来接上多伦路，这两个路口错开的那点距离可以忽略不计，视为同一条东西走向的路。从这里向北数起，路东侧是铁路干部宿舍的一栋和二栋，然后依次是职工宿舍一、三、五、七、九栋。而在路西侧，先是铁路幼儿园，然后依次是职工宿舍的二、四、六、八、十栋。铁路幼儿园与干部宿舍斜斜相错，双数的宿舍楼与单数的宿舍楼也斜斜相错。这些宿舍楼全都是三层楼房，例外的是在九栋之后另盖有一排十户并列的二层小楼，这是机务段宿舍。机务段宿舍的东边是铁路澡堂，这是比机务段宿舍更为高大的二层建筑，一层男澡堂，二层女澡堂。这一排二层楼房和路对面的十栋形成铁路宿舍区的北端底边。十栋背后是一条通往北祖师庵的小巷，叫于家巷。所以在多伦路的西侧，由多伦路、于家巷、北祖师庵和盐东街构成一个方框。这个由四条街巷构成的方框，除沿路的边上有些房屋外，里面全是菜地和水塘，实际上是一片被城市包围起来的乡村。
而在多伦路的东侧，在一共七栋三层楼构成的宿舍区的围墙外面，就是城墙了。城墙的走向与多伦路平行，向南延伸到多伦路的尽头以直角折向金川门；向北越过绥远路的尽头，将卢龙山包围在内，形成盲肠形的底端，再迂回到兴中门和挹江门，完成那一段“盲肠“的造形。在城墙的外面，是环绕着它的护城河。有一点必须要说明的是，在我家入住多伦路的六十年代初，与多伦路平行的那一段城墙上的城墙砖已被人们剥作它用，于是如龙脊般矗立的明城墙在大跃进的年代被刮鳞剥皮后，成为一条可怜的裸露土埂，因为高出平地许多，被我们铁路宿舍的孩子们称做小山。在不被家长管束时，我们翻过宿舍区的围墙便可攀上小山去与自然亲近，爬树、捉虫、挖土……
沿着小山之脊向南走，便到了民国时期开通的城门新民门。新民门与通向下关的兴中门不同，兴中门是拱形的古城门，门上有敌楼；而兴民门是民国时期典型的折衷式建筑，用水泥修建的宽大方形洞门，城门顶端的竖条形装饰颇像位于中山北路上的民国法院大楼。和多伦路北端十栋背后的于家巷形成铁路宿舍区的底端一样，干部宿舍的一栋紧贴新民路的围墙，成为铁路宿舍区的南边界。这条新民路是铁路宿舍的孩子们到新民路另一端的铁路二小和铁中去上学的主要通道；说是主要通道而非必经之路，是因为不安生的孩子们往往不愿循规蹈距地从多伦路拐上新民路，而更愿意走另一条捷径，翻过围墙再越过小山，斜插到新民路跨越护城河的木桥上，这样就以一条斜线省掉了一个大直角。
而在小山上沿着山脊往北走，走到狮子山下，也就是现在叫卢龙山的地方，便被“禁止通行”了——在那里与山体合一的城墙保留了明代城砖坚硬的外壳，也保留了城墙原有的威严，狮子山上是军事禁区，驻扎着一支高炮部队。在小山山脊与狮子山城墙接壤的地方，一道铁丝网阻断了被孩子们踩出的土路。当然也有胆大的孩子趁着无人看守时钻网而过，潜入狮子山的密林里去摘桑叶、采桑椹、捉皮虫、捉甲虫，或仅仅是进行一番可以回来向其他乖孩子们炫耀的冒险，当然一旦被捉，便会受到守山军人们不同程度的惩罚。所以狮子山对我们铁路宿舍的孩子们来说，既是一个神秘之境，也是一块不可随便跨的雷池。
站在小山的山脊上向内望，是我们铁路宿舍那些三层楼房的山墙和屋顶；向外望，则是山下的护城河。这一段护城河的河面很宽，大约有一百多米之吧，所以每当听到那曲“一条大河波浪宽”的旋律时，我首先想到的就这条“家乡”边上的护城河。护城河在新民门外的狭窄处有一座木桥，如果说新民门还可以走捷径绕过的话，那么这座桥则是我们上学放学的必经之路。从桥上向北望过去，护城河靠近狮子山下的河岸是一个饲养场，因为养的是鸭和鹅，又被称为养鸭场或养鹅场。养鹅场由一方方竹篱笆围起，半陆半水，陆地一面是封闭的，防止鹅鸭逃逸；临水那一面是开放的，鸭群鹅群白天下河浮游，夜里上岸栖息。每当沿着河边走近养鹅场，便可闻见鸭鹅糞便的臭味和它们热闹喧天的鸣叫。
或许是因为鸭鹅糞便和散落的饲料使得河水营养丰富，有利河中水族生长，所以那段护城河成为一处相当好的鱼塘。而这片水域中的各种鱼类，亦是我童年记忆中的重要角色。
生活空间
现在你看，我用文字大致画出了半个世纪之前我的故乡多伦路的图景：西边是田野，北边是狮子山，东边是小山与护城河，南边可在盐仓桥接上中山北路通向城里，但城里的广大区域——山西路、鼓楼、新街口、玄武湖，不到节假日与我们这些孩子是无缘相见的；至于城南夫子庙一带，离我们接近下关的这一角更是遥远。对于我们铁路宿舍的孩子们来说，主要的生活轨迹就是：多伦路——新民路，这一头是家，另一头是学校；而家与学校之间的小山与护城河，则是我们的课余活动的主要空间。而家长们主要的生活轨迹则是：多伦路——绥远路——下关，因为地处下关的南京火车站和铁路分局机关、工务段、电务段、机务段、列车段、生活管理段、轮渡所等等单位，就是居住于多伦路铁路宿舍的干部职工们每天上班的地方。
新民门，是孩子们上学的进出之门。
兴中门，是大人们上班的进出之门。
两个城门之间的这一片地方，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的空间。我所要叙述的五十年前六十年代的多伦路旧事，就发生在这一小块地方。铁路宿舍就是这样一个相对封闭和单纯的小社区（当然那时还不兴社区这个名词），大人们到下关去上班，孩子们到铁中铁小去上学，家庭妇女到盐东街的菜场、粮站和煤基店解决日常生活所需，大人孩子分批轮换到铁路澡堂洗澡，而学龄前的孩子如果家境许可，就送到干部宿舍斜对面的铁路幼儿园进行学龄前教育。顺便说一句，我妈妈就是这个幼儿园的主任，从六十年代起一直干到八十年代，因为不是党员，所以是个副的，但她干的工作，却是一点也不“副”的，所以多伦路上的大人孩子几乎没有不认识我妈妈金主任的。再顺便说一句，多伦路上的孩子，也可分为上幼儿园的和不上幼儿园的，比如我的发小同学当中，老五、陶子、小敏等是上过幼儿园的；而肝大、鸡骨、张民等是没上过幼儿园的。总的来说，能上幼儿园的家庭经济状况稍好，而没上幼儿园的孩子因为可以更多地到菜地、小山和河边去玩耍，所以更野性一些。
再说一下多伦路两侧那一共十二栋三层楼宿舍楼的形制。这些宿舍楼先后建于1958至1959年间，最先建成的是一、三两栋，是桶子楼，中间走廊、两边住房，每层有公用的厕所和洗漱间，设计功能是供单身职工住的集体宿舍，却被用来解决从外地调来的干部和职工家庭的居住问题，每户依人口多少，或者单独一间，或者南北相对的两间。那时的家庭物质清贫、生活简单，除一桌几凳碗橱衣箱外别无长物，甚至连床也不能保证每人一张，好在铁路宿舍的房间都是木头地板，很多人家没床的孩子到晚上都是打地铺睡觉的。家庭户住桶子楼原属临时凑合的权宜之计，但许多家庭在这一间或两间房里一住就是二十年，直到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开始，才渐渐改善，另迁新居。我的发小同学“肝大”一家八口人，就住在三栋二楼的南北两间中。而我的另一个同学“猴子”家刚从外地调来时也和肝大家一样暂居三栋，但当干部宿舍盖好后，他家就搬进干部宿舍一栋的单门套房了。
直到前不久我和肝大聊天时，才想起这个早就该有的疑问——我问他：你爸爸和猴子他爸爸级别相当，为什么他家搬到了干部宿舍，你家却一直挤住在三栋那么多年呢？肝大说，你想想，猴子家几个小孩子？我家几个？猴子家姐弟三个，我们家兄弟姐妹六个，同样由一个老爸工作养家，那负担可不一样啊！住在三栋，每月房租是一块多钱，而如果搬到干部宿舍，房租就得涨到五六块钱；就算搬到你们家住的九栋套房，房钱也得四五块。现在的几块钱不是钱，可那时候每月要是少了那几块钱，到月底可就实实在在揭不开锅了！生活第一，居住第二，所以我家那时根本就不能想搬家的问题，就算每月只付一块多钱的房租，家里的开支还是很紧张的。你知道从小学到中学我一直都是班长，学习上是很风光的，但你知道我深藏的的自卑吗？因为家里经常欠学费！我爸爸是从浦镇车辆厂那边调过来的，先后当过分局工会主席和建筑段书记。他的工资是一百零四元，要养全家八口人，之前还有过十口人，你想想这钱够不够花？我爸爸那一代老党员真是听党的话，困难时期铁路上裁员，我爸带头裁掉了我妈，为这事我妈一辈子不原谅他。后来我妈只能做临时工，去拖板车，大哥二哥帮着拖……
岔出一段经济收与支出的问题，回来接着说其他宿舍楼的形制。在一栋、三栋之后建成的其他宿舍楼就不是桶子楼了，而是每家可以拥有单独一套房的正规家属宿舍。居住条件最优越的是干部宿舍的2栋，一楼两门，每门中一层左右两户，每户有四间住房带厨房厕所。干部宿舍2栋是处级干部住的，当时南京铁路分局是一个正处级单位，局长黄安民、副局长谭开政和局机关的领导干部们都住在这栋楼。我有好几个同学，家长在分局里当官的，就住在这里。干部宿舍的1栋是科级干部宿舍，每楼两门，每门中一层左右两户。但干部宿舍1栋的形制与干部宿舍2栋有所区别：进楼门左手的一户是厨卫三间的套房，其中一间独立，两间相套。而进楼门右手的一户是厨卫四间套房。四间套房原本是处级干部的待遇，但是为了解决更多干部家庭的居住问题，这样的四间套房大都分配住进了两户人家。我的同学老五的父亲是分局里的高级工程师，他家住的是单户三间套；而我的同学“鸟毛”家则与另外一户人家分享四间套房中的前后各两间。
五栋、七栋、和九栋这三座楼，都是一楼两门，每个楼门中每层住三家。进门左手的是三间套，中间门和右手门都是两间套。我家住在九栋一门，是一楼进门左手的三间套房，门牌号码：多伦路100号之3。这样的三间套单元是为单独一家居住设计的，但在那个年代，也常常两户共居一套之内，两个相套的南间住一大家，北屋另住一小家，厨房厕所两家共用。五、七、九这三栋楼，形制完全相同，不同之处是五栋和多伦路上的其他宿舍楼都是青砖砌成，到了盖七、九两栋时，或许是因为当时国民经济受到大跃进的影响处于下滑之势，没有青砖可用了，舍而求其次用红砖盖成，这倒使得这两栋楼在外观上显得更明亮阅目些。马路对面的二、四、六、八、十这五栋楼，形制与五、七、九栋相似，但建筑质量和套房内的设计，则比五、七、九栋稍逊一筹。我的小学和中学同学，大都居住于多伦路两边的宿舍楼里。比如张民住五栋，小敏住七栋，“鸡骨”住二栋，贺莉住四栋，二宝住六栋，爱国住八栋，“箍桶”住十栋。另有大红旗和小鳖鱼等的父亲是火车司机，所以住在九栋后面二层楼的机务段宿舍。
写到这里，我已把多伦路铁路宿舍的地理位置、周边环境和居住状况作了一个大致的描述，下面就要叙述发生在这条路上的那些陈年旧事了。再补充一点，那时的多伦路是一条干干净净的小马路，路西侧二、四、六、八、十栋的山墙紧靠马路；路东侧两栋干部宿舍自成一院，围有花墙；依次下来的一、三、五、七、九栋，楼房与马路之间有大约二十米的距离，除了我们九栋、七栋一侧的路边有几户原有的平房居民，其他的空地是一片小花园，种着些冬青和花草，由住在街边平房中的黄老头负责日常看管和养护。多伦路两边都筑有花墙，以划分马路和宿舍区的界限。如果世道清平，人们的生活能够安宁温饱，那么大人上班，孩子上学，妇女持家，住在这条路上的人们都属于一个大单位，人名不熟面孔熟，大人们在路上楼间相见互打招呼，孩子们在花园里捉迷藏做游戏，那么这条多伦路堪称一个模范家园。所以后来读到古文《桃花源记》时，我居然会想起童年时多伦路上的那种和平年景。
文革来了
但是到我十一岁的那个年头，也就是公元1966年，那个充满暴力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其疯狂的力量席卷全国，南京城西北角这一段“盲肠”也被风暴灌满，那以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就和那之前温情脉脉的童年记忆大不相同了。
从多伦路失去原有的伦常和安宁开始，至今已经五十多年了，许多人和事被时间的尘土渐渐掩埋。那时候的中年人大多已离世，那时候的青年人也都七老八十了，那时候的孩童今已年过花甲，记忆中尚且留存的东西，若不用文字记载下来，再过十年、二十年，也就无迹可寻了。那些文革中的争斗和杀伐，苦难和冤屈，不像过去朝代留下的桥基路石，被埋入泥土后还可以供后人挖掘考古；人的记忆如果失去，这条多伦路上发生过的历史事件将变成一片空白，后世不知就里的人，或许会认为文革没有什么不好。其实何须后世，现在只比我等晚生一个年代的某些人，就已糊里糊涂或者并不糊涂地在为文革大唱赞歌了。所以，趁着自己还未年老失忆，先把这条路上的当年旧事写一点下来吧！
我们五、七、九栋边上的临街花园，一直是由黄老头看管料理的。黄老头看护花园十分认真尽责，一花一木不许孩子们乱摘乱折，谁要动手，必遭大吼，因而在孩子们印象中是个凶老头！而小山那边的一段护城河因为养了鱼，是由一个塘老头看管的，不知道他是姓唐还是因为他看管河塘而得此名，在孩子们的印象中同样是个凶老头！
文革的劲风吹起来，多伦路上的气氛顿时就变了。首先这两个老头的威风没有了。黄老头的花园看不住了，因为他被街道上的造反派揪出来，成为一个四类分子，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于是小花园日渐残损，最后成了小孩们玩地道战和地雷战的场所。家长们想管束孩子，却自身难保，一个个开始被揪被斗，往往一帮孩子热热闹闹拥到多伦路上去看走资派被游街批斗，没想到头戴高帽子胸挂打着叉的大牌子的却是自己的父母。
其次是塘老头的河塘也看不住了，到河里来搞鱼的人越来越多。这段河面原来是渔业社的渔塘，禁止钓鱼。过去有塘老头看管，一般无人敢犯禁，顶多趁夜晚下河摸几条鱼。也有几个钓鱼人可以公然垂钓，但那是得到塘老头特许的，比如铁路分局的局长黄安民。但黄局长钓鱼只是休息，钓上的鱼临走都放回河里，从不带走。可当文革兴起，造反成风，一切权威都可以打倒，一切规矩都要砸烂，那么一个塘老头再尽职再凶狠，也挡不住人们去河中搞鱼了。开始是一个一个悄悄来钓，后来是一群一群公然来钓。有人嫌钓鱼不过瘾了，三三五五地脱衣下河，贴着养鹅场的竹栅栏摸鲫鱼。再后来钓鱼摸鱼都不过瘾了，出现了新的武器——刮竿：一段竹竿上安装一个收放线的滑轮盘，竿头甩出一个铅砣，铅砣后面是一排刮钩。钓鱼之术还是诱鱼上钩，而甩竿刮鱼则是野蛮扫荡，碰到谁是谁！用刮竿搞鱼一时风靡，鱼儿们再也不得安生！有人抓大鱼，有人逮小鱼，还有一种浮网一出，连细小的鲹条鱼也在所难逃，纷纷撞网，被放网者拿回家去油炸了吃——不对，那时候每人每月定量半斤油，大都舍不得用油去炸，也就红烧了解馋吧。
既然写到了鱼，觉得可以用不再安宁的水中之鱼对文革风潮中的人来做一个比喻——
鲫鱼，像有历史问题的小干部，胆小怕事，躲在水中的篱笆桩边，运动一来，首先被人摸走了。
青鱼和草鱼，南京人叫青混和草混，像自认为没什么问题的中层干部，身大力沉，是河塘里的中坚。可运动来了，或因贪嘴被钓，或者不慎被刮，还是身家难保。
鲹条，是自由自在的水面精灵，原本无忧无虑，但是水面忽然布上了鲹网，它们就惨了！
白鳝，鱼中的流氓无赖，运动中的投机分子，最爱钻入死尸，吃住都在其间，为鱼类所不齿，也为当时在河边搞鱼人们所不齿，谁要是钓到白鳝都会嫌晦气，摘下钩就扔掉，没人带回家吃的。谁知道几十年后白鳝却摇身一变成了身价昂贵的鳗鱼！
当然河塘中最多的还是白鲢和大头鲢，统称鲢鱼，因为数量最多，可比之为广大群众。鲢鱼们浮在上层水面，钓不到，刮不着，一般情况下还是安全的。但是一朝翻了塘，便全伙遭殃，随便棒打手抓就被弄上岸了。其实以数量论，受害最多的就是广大鲢鱼！写到文章最后，我会叙述文革期间发生在护城河里的一次大翻塘。
河中最稀少的当属甲鱼，这是河中尊者，身价高出普通鱼类很多，以人而论，算大干部吧。甲鱼另有一名，叫做王八。有一种钓鱼人是专钓王八的，他的钓技远高于一般钓鱼者，只见他肩扛一支刮竿，徘徊于河边观风观水，在某一时刻双掌相击，发出清脆的响声，河面上某处便会有一只甲鱼闻声露出头来观望，说是迟那是快，钓甲鱼的高手便从肩上嗖的一声甩出铅砣，那铅砣不偏不倚恰好落在甲鱼身后，他猛地向后一提竿，铅砣后面挂着的刮钩就钩上了甲鱼的裙边，这只大甲鱼就在劫难逃了。
记得有一天上学路过新民门，见干部宿舍墙外的那家小店被人贴上了一付对联：“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这表明这家小店的主人也像看花园的黄老头一样成了被揪出来的黑五类。但这家卖卖油盐酱醋的夫妻小店能有多大妖风，又能藏多少和多大的王八？在多伦路上，在新民门铁路宿舍，在铁路分局，一心想抓大王八的，只能是造反派的头头！而能被造反派头头看在眼里、必须拿下、真正能够算得上大王八级的人物，当属文革前在塘老头管辖的河边有钓鱼特权的那个人——南京铁路分局的局长黄安民。
五湖四海来了
南京是全国四大火炉之一，夏天一向很热，那时候人们不知道空调为何物，有电风扇的人家都是凤毛麟角，但对付南京的夏天，南京市民早就有一套既定对策：傍晚时分，各家各户就在门前或街边的空地上泼上凉水，待地面上热气稍散，便抬出小桌子、小板凳和凉床、竹榻、竹椅、竹凳。晚饭家家户户一般都是在户外吃的，吃完饭收掉碗筷，大人小孩子就着小桌小凳凉床竹椅开始了夜晚的纳凉，或看星空，或讲故事，一直要到半夜十一二点，室内温度稍降，大人们才拍打着扇子回屋睡觉。而贪凉的孩子们大都不肯回屋，就在竹床凉榻上睡到清晨，等朝阳将升时才将乘凉的家什搬回家里。
1967年的夏天格外的热，有些天气温徘徊在40度左右，最高达到42度。但在这个夏天，南京人却不敢在户外消夏了，因为“五湖四海”来了！
五湖四海是什么？此语出自《毛主席语录》：“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但1967年盛夏的那个“五湖四海”，在传说中却是一个由社会底层杂七杂八的人员组成的江湖组织，最明显的识别特征为其成员中有大量的乞丐，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丐帮！但丐帮这个名称是随着金庸武侠小说才流行的，那时候人们把传说中的丐帮叫做“五湖四海”，说“五湖四海”是在武汉形成，然后沿江而下，一个码头一个码头地袭扰下游城市，先到九江，后到安庆，前一阵子已到芜湖，就要到达南京了！传言中凡五湖四海所到之处，非偷既抢，还拐卖小孩，给社会治安造成极大危胁，所以必须严加防范！
不知这个严防“五湖四海”的通知或命令是什么人下达的，反正我们整个多伦路和新民门这一带都行动了起来。那时候学校已经停课了，为了防御五湖四海来犯，五、七、九栋里比我们大几岁的高中生和初中生们，又回到学校，拆下教室窗上的铁栏杆，回来生起炉子将一头烧红，丁丁当当地打扁磨尖弄成了长矛。到了夜晚，人们都不敢出户乘凉了，还在楼门口用沙袋堆成了防御工事。一些大人和中学生们自发组成巡逻队，扛着长矛在多伦路上和各个楼之间来回巡逻。那时候我们三楼的吴剑云还没有出事，风声最紧的几晚上，他说一楼不安全，让一楼人家较小的孩子们都到三楼上的他家去过夜。
五湖四海的事在南京很闹了一阵，但并没有多少人实际受到这个传说中邪恶组织的侵害，风传中的威胁像乌云一样滚来，笼罩了南京上空一阵子，没见下雨就又散了。在这一阵惊恐的风潮中，反倒是出现在南京街头的外地乞丐，被严防五湖四海的南京人抓捕、关押、拷打，甚至还有给整死了不少。我的同学肝大就亲眼看到我妈妈幼儿园里的一个大房间成了关押乞丐的临时看守所，有几个乞丐在里面被拷打得嗷嗷乱叫。
邻居家的遭遇
我们铁路宿舍九栋一门，也就是多伦路100号这个楼门里，一共九户人家。一楼西侧1号朱家，小儿子三十是我同班同学，他爸爸朱世华是轮渡所的船长，人高，脸盘大，肚子也大，有很威风。朱船长工资挺高的，一百好几十块吧，但家里人口多，上有老母，妻子是家庭妇女，下有三子二女，所以他家的日子过得还是挺紧巴的。尽管他们家的日常伙食水平不如我们家，但朱船长的荤食和烟酒却是他家首先要保障的。记得文革中有一段时间供应紧张，买不到香烟，为了解决丈夫的抽烟问题，朱家妈妈不知从哪里搞来了一大堆烟叶子，在自家锅里炒制烟丝，在炒制过程中还加点糖，淋点麻油，搞个整楼道都香喷喷的。
一楼中间2号禇家，二子三女，父亲是工务段干部。一个女儿是我同班同学。
一楼东侧3号即是我家。除了我家，一套三间中的北间在很长时间里都住进了另外一家，两家共用厨房和卫生间。这住进来的一家，是我妈妈单位幼儿园的里一个职工，结婚没房子住，我妈妈就腾了出了北间让他们结婚用，但这一住进来就是十几年。我妈妈让房子，就像肝大他爸爸首先裁掉了他妈妈的工作一样，都是以党和单位的利益为重，自家的利益是不考虑的。为这事我爸爸对我妈妈也是很有意见的。一直到现在，我年迈且已患阿尔兹海默症多年的母亲还住在那里，由我弟弟和弟妹照料。我妈妈已经忘掉了她儿子的名字，甚至也记不清自己的名字，但只要一喊金主任，她就会答应；出门一看到小孩子，她就会两眼放光。因为金主任这称呼和从她眼前长大的一批又一批孩子们，就是她几十年来在多伦路上的生命印迹！
二楼西侧4号由家，夫妻双职工，有一女两儿，和我们同校，但不同班级。
二楼中间5号赵家，父亲干部，母亲医生，有一儿两女，小女儿是我同班同学，和肝大两人为男女两个班长。
二楼东侧6号董家，三儿两女，母亲是家庭妇女，父亲董耀中是我们铁路医院的院长，也是铁路医院里最有名的外科医生，听说解放前当过国民党的军医，更玄乎的说法是电影《红日》中张灵甫身边的那个医官就是他。因为他的身份，决定了他家在文革中不会有好的遭遇，这是我后面将要叙述的。
三楼西侧7号吴家，一女两儿，小儿子吴洁是我小弟弟海滨的同班同学，他父亲吴剑云的惨死，我在前面已经叙述过了。
三楼中间8号刁家，一儿两女，小女儿和我小弟弟海滨同班，是班上学习最好的两个学生，后来都去了美国，只是我小弟弟英年早逝，而刁家女儿还在美国。
三楼东侧的9号，因住户更迭较多，就省略不说了。
这个楼道里的九户人家，户主都是干部，在文革中多少都挨过批斗；但全家被赶出九栋的，却只有一楼朱家和二楼董家。
朱家被赶走的原因，是说朱船长参加过旧社会下关江边一带的划子帮，或者叫华子帮，那是一个是类似青帮红帮那样的组织。但是朱家奶奶却鸣冤叫屈：“我儿子世华算是什么划子帮？我倒是进过划子帮，是被他们绑票绑去的，把我吊在江水里头泡了两天两夜呢！”不过没人听她的申诉，朱家还是被赶出了九栋，住到了盐东街上条件较差也较小的房子里。虽然易地而居，但人好像还没有受到太大的迫害。朱家被赶走后，搬进来两家人各住一间房，一家姓张，另一家姓章。张家的女儿是我的同班同学。张家没有妈妈，父亲离婚了。张家爸爸因为身背历史问题，所以进进出出都躬着腰，说话从不大声大气。
相比起来，二楼6号董家的遭遇就比较惨了。董家原本是一个让人羡慕的家庭，父亲是名医、院长，工资收入高，社会声望大。五个孩子名字中的最后一字依次排列为：胜、利（莉）、国、家、强。大哥董全胜，那时已二十出头，长得酷似庄则栋。大姐董全莉，十七八岁，文静秀气。二姐董全家，很不幸，文革前一两年死了，得的是白血病，临死前的愿望是要戴上一条红领巾，学校就满足了她的这一心愿。说明这家人虽有旧社会背景，在新社会还是很要求进步的。下面两个男孩，小四子董全家高我一届，小五子董全强低我一届。董家小四子学习好，人聪明，头发自来巻，有一阵子我和玩得十分好！1966年，文革的风刚吹起来，秋江水寒鸭先知，董家爸爸就感到他的历史问题可能祸及家庭，于是未雨绸缪，果断地把高中刚毕业的女儿董全莉给嫁了出去。嫁给什么人呢？当然是成份好的，董家的女婿是南京钢铁厂的工人，脸膛黑红的，五大三粗，怎么看怎么和肤白貌美的董全利不相配！
这门婚事是我们楼门对面机务段宿舍东头第一户大喜家的爸爸给介绍的。大喜家有两儿两女，两个男孩大喜和小三，都是学习留级、打架凶蛮的皮孩子。有一阵我们这些规矩孩子非常怕他们！后来被逼无奈横下心来和他们打一架以后，才知道原来他们兄弟的凶蛮只不过是虚张声势，你不怕他，他反而怕你了，后来也都成了街坊间的玩伴。大喜的大妹妹小学一年级和我同班，我们上二年级，她却留级了。大喜和小三也都是留级生。这样一个留级生之家介绍给董家的女婿，其文化程度是可以想见的。但是董家已顾不得了，董院长得在暴风雨来临之前，得给自己的女儿找一个躲避风雨的地方。结婚的喜宴是在对面任家举办的，我们这些邻居孩子都目睹了那一场热闹。只见那个工人阶级新郎喝得醉醺醺的，酒席后像老鹰捉小鸟般带走了董家的女儿。而董全莉脸上那付表情，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多年后我才能体会到，那表情里充满了不甘、恐惶、舍身和无奈！
女儿找了一个工人阶级当靠山，或许能够躲风避雨；但文革的暴风骤雨，曾经当过国民党军医的董耀中肯定是躲不过的。运动一来，九栋门楼的里里外外贴满了声讨董耀中的大字报。作为南京铁路医院最有名的外科医生，董院长动过无数手术：为了保住生命，他曾给工伤者截掉过保不住的胳膊和腿；为了抢救生命，他也曾切开过患者的胸腔，手捏心脏以求复苏。但是文革来了，他的历史身份被翻了出来，以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给人截肢，是砍掉了工人阶级的手和腿！手捏心脏，是疯狂发泻对革命群众的阶级仇恨！那些过去对他感激不尽的患者和家属，现在完全换了一付面目来声讨他：“还我胳膊！”“还我大腿！”“还我亲人！”在这样的情形下，董家被勒令迁出九栋的这一套三室单元房，自董家搬走，我和董家小四的友情就此中断了。
一楼朱家虽被赶走，但朱家人仍常回故地，没有断了和原来邻居的来往。后来四人帮倒台，朱家落实政策又搬了回来。但董家却是一去不返。我的同学张民告诉了我一些董家后来的情况：董院长被打倒后在铁路医院里当了勤杂工。张民得腮腺炎住院时，意外发现到病房里来给病人送饭的竟是这位外科名医！虎落平阳，手术刀是不让他拿了，不过有病人要动手术，碰到女护士不愿给男病人备皮时，给病人洗澡、刮毛这样的事就由这位外科医生来干。张民说，董院长能屈能伸，虽然全家被扫地出门，但还是以低头认罪的姿态保住了身家性命。等到四人帮垮台以后，他又恢复了医生的身份。只是到如今已经几十年过去了，我再也没有碰到过董家的小四子和小五子。也不知道他们姐姐的婚姻是幸福亦或不幸。
最后的学校生活
前面说到五湖四海，闹五湖四海的时候，我爸爸在他的单位里被隔离审查；我妈妈在她的幼儿园里一边被革命群众批斗，一边还得格外辛苦地做造反派不愿做的工作，家里的三个孩子实在照顾不过来，正逢那时候学校停课，就让我叔叔把我带回了乡下老家。直到三个月后复课闹革命了，我才回来上小学六年级，然后又从铁路二小升入铁中读初一初二，68，69和70，这三年是我最后的学生时光。每天上学的道路，和上小学时是一样的，从多伦路拐上新民路走大路去学校，或者翻围墙爬小山抄小路去学校。上中学的情况，和文革前按步就班上小学不一样了，首先老师队伍里掺进了好些工宣队员，教学质量被打了折扣。其次正常的教学过程常常被政治活动所打断。那几年上着上着课，一来通知，全校师生就全被拉到了下关火车站前的广场上，席地而坐听公判大会。被判的大都是现行反革命分子，所谓现行犯，不过是听听外国电台（被称为敌台），发几句对现实不满的牢騒，最严重的也不过是写两张“反标”，就都被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毫不留情地砸死了！
其中有一个现行犯，是家门口的于家巷小学的。于家巷小学是个民办小学，就在于家巷和多伦路的相接处。这个现行犯是国民党政权的留用人员，或许原来是教师，文革中这个小学关门歇业，他就成了小学的看门人。虽然那所小学不上课了，却少不了有一群调皮孩子前来打打闹闹搞破坏，为了稳住这些孩子，他就给孩子们讲故事。我的同学肝大就曾听他讲过故事，所讲的都是什么格林童话啦，一千零一夜啦之类的外国故事，应该与他所受的教育有关，那些故事也使文革中没有正经故事可听的孩子们感到新奇。但他万万想不到的是，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一个人给孩子们讲讲故事竟会讲丢了自己的性命。事情出在听他故事的孩子们的其中一个，这个男孩子犯了案，被审中把他给交待了出来。办案人员抓到了阶级斗争新动向，于是这个讲故事的人便锒铛入狱，成了向我们这些学生们公开宣判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之一。
在广场大会上公开宣判的不仅有反革命分子，也有刑事犯陪绑，其中还有鸡奸犯。我们虽然年纪尚小，对强奸犯已知道是何种罪行了，对鸡奸犯却不知就里。有一次在车站广场上听军代表用山东口音大声宣判一个鸡奸犯，有一句话是：“顿时，岗闷坡咧——”岗闷坡咧是什么意思？当时一头雾水，后来经过有一定社会经验的留级生同学点拨：“岗闷坡咧，就是肛门破裂！”这才晃然悟到鸡奸可能是怎么回事，这也算是军代表给我这些懵里懵董的中学生进行的另类性教育吧。
干扰正常教学活动的还有学工和学农。学工是在3503厂，那是一个军用被服厂，我被分配的工作是用铅笔在军装纽扣缝处画点，以方便下一道工序的人在画点处钉扣子。学农一共有两次或者三次，打上背包全校步行走过刚刚建成的长江大桥到江北农村去，为时大约十天半月吧，在农民指导下干农活。每一次下乡学农我都会因水土不服而皮肤过敏，全身长满红块，奇痒难忍，靠服笨海拉明才能勉强坚持，到最后全身都抓起了水泡。学农生活的艰苦很容易触动十二三岁孩子们的思家之情，有一次我们班上一伙同学实在想家想得厉害了，便借着铁路子弟了解铁路之便，没有请假就搭火车私自跑回多伦路，这件事在学校里酿成了轩然大波，领头的同学甚至被开除出了红卫兵组织。
我们上中学时还受到过一个很大的震动，有一天正坐在教室里上课，忽然觉得大地抖晃起来，一片轰隆隆的声音从与学校仅一河之隔的大桥南路上传来，守规矩的同学都站起来拥到窗口向外张望，不守规矩的早就冲出教学楼跑到了马路边上看热闹，只见大桥南路上有百十辆坦克排成队列正气势磅礴地通过长江大桥！是从江北到江南还是从江南到江北则记不清了。原来这是南京军区的司令员许世友，为了检验长江大桥能不能经得住坦克部队的通过，故意调动坦克师来了这么一次机械化拉练！
许世友是一位很有个性的将军，他的故事颇具传奇性，但他担任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期间的所作所为，却让许多江苏人和南京人十分记恨他。他干的一件大事就是深挖“五一六”，大抓“五一六”分子，受害者甚众，我父亲就是其中之一。他干的另一件大事是大举下放南京市民，许多原来南京的居民被他一个命令就举家赶到了苏北农村，从此南京话中有了“下放户”这么一个词。
在多伦路和新民路的路口，有两间平房，里间住人家，外间是个小书摊，供小孩子看连环画，薄的一分钱看一本，厚的两分钱看一本。我省下买糖果的钱，大都花到这个小书摊上去了，在那里我几乎看遍了《三国演义》、《岳飞传》和《水浒传》，还有许多革命故事的小人书，我后来能成为一个作家，最初的启蒙之地或许就是这个小书摊。小书摊的主人五十岁左右，名叫徐以德，因为我是常客，他对我十分客气，经常给些优惠，比如一分钱可以看两本，或者三分钱可以看两本厚的。下放运动一来，小书摊主这样没有正规职业的市民，自然在被扫出城市之列。我还记得当下放户们像逃难一样被卡车载着不多的家当离开多伦路时，徐以德在卡车上向我这边回望的那种眼神，很无奈，很无助，很悲凉！
中学上到1970年底，我的命运意外地有了变化。那时我爸爸正在江浦的五七干校里，没有回家的自由；但是他所属的省级机关却有人来询问我妈妈愿不愿让孩子当兵？我妈还在犹豫时，我已表示了坚决要去当兵！就这样，我通过省级机关的渠道成为了一个不够入伍年纪的小兵。这一批和我一样通过省级机关当上小兵的一共有二十二个人，都是省级机关的干部子弟。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举动呢？好多年后我的一个战友给出了答案：这是许世友干的事。他因为抓“五一六”等等事情，在省级机关的干部中引发不少怨气，而让某些挨过整的干部的孩子去当兵，显然是比等着下乡插队更好的出路，这也许是许司令员安抚部分人心的一种举措吧。
得益于或许是出自许世友的这一举措，1970年底，我等不到初中毕业，就参军入伍了，暂时告别了度过童年和少年时光的多伦路。等到1976年春天复员回来时，已是1976年四五运动爆发之前，那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候了。四五运动的主场地是在北京天安门，但它的先声却是响在南京。当天安门广场上大规模反对四人帮的声浪又传回南京时，就在多伦路边上的铁路中学，一位年轻教师、当过我大弟海泓班主任的厉传彬，勇敢地贴出了“打倒张春桥！”的大标语，成为南京四五运动中的一个场景。当然他很快就被抓了、关了。好在“四人帮”半年之后就倒了台，随后他也恢复了自由。如果人们还记得，在北京反对四人帮的英雄中有一个人叫韓志雄的话，也不应该忘记南京有一个反抗者叫厉传彬。
翻塘了！
我当兵之前，在多伦路东侧的那条小山下面，发生过一件值得一记的事情，就是翻塘！
什么是翻塘？现在的城里人已经不太知道了，其实就是养鱼的水体因为天气闷热、鱼群密集、或者水中微生物过量繁殖而导致严重缺氧，使得塘中之鱼全部将头浮到水面以呼吸氧气的一种异常现象。
记不清那是68年还是69年了，应该是一个夏天，那天我一大早醒来就有一种异样的感觉，隐隐约约听到有一种嗡鸣之声。开始搞不清这声音来自哪里？渐渐地嗡鸣声越来越大，越来越响，就判断出了声音来自小山那一边。受好奇心驱使，顾不上吃早饭，就翻过围墙，登上小山去一探究竟，刚站到高处，顿时被山下的情景给惊呆了——只见那片护城河里密密麻麻地竖满了人头；而比人头更密集的，是浮满水面的大小鱼头，以白鲢和花鲢为最多，中间穿插着鲫鱼、青鱼、草鱼、白鱼，还有叫不上名字的杂鱼，那场面真叫万头攒动，千身蹈水！万头攒动的是鱼，千身蹈水的是人。近乎窒息的鱼们不管不顾地浮头于水面只为透一口气；而人们发现平常深藏于水中的鱼们全都浮了上来，不顾躲人，不管危险，只要下水，唾手可得，这样的便宜事谁不想干？于是一传十，十传百，百扩千，河边数里范围内的人都闻讯而至，或者棒打，或者手擒，或者盆舀，或者网捞，哪管这河中之鱼归谁所有，谁逮到不就是谁的？拿回家里，无论红烧、油炸、清蒸、白煮，怎么着都是一锅好荤菜啊！只见塘老头失魂落魄地瘫坐在河边，无奈地看着这群众抓鱼的盛大运动！我们家是中规中矩的干部家庭，下河抓鱼这样的事父母是不让干的，所以在这场众人捞鱼的狂欢节中，我和弟弟只能当个旁观者。当然我家也吃到了鱼，那是妈妈赶来找我们时，以很便宜的价钱向人家买了一条。
而我的许多同学，特别是那些没有上过我妈妈幼儿园的野孩子们，就决不肯放过这场白白拿鱼回家的盛宴了，他们拿了一条又一条，多多益善，直到水面上再也看不到鱼头浮起！像我的同学肝大，他们兄弟原本都是会搞鱼的高手，在这次清塘行动中，所获甚丰。而收获最大的，则是在我们家对面机务段宿舍后面一排平房中住着的断膀子一家——他家的女主人被火车压去了一臂一腿，所以得此称呼——不知道当初抢救她的是不是董耀中？断膀子的男人老时是钓鱼高手，他家的几个孩子也得其父真传，碰到了这样可以白白得鱼的好机会，父子兵全伙上阵，而断膀子则在家里做有力的后援！据事后统计，二尺多长的大鱼，他们家一共弄回来一百多条！吃不了怎么办？腌起来啊！老时抓鱼有一手，断膀子腌鱼也有一手，訣窍是要腌的鱼不能从鱼腹开膛，而要从鱼背剖开，并且不去鱼鳞，千万不能用水洗，只能用抹布揩干，要用大粒粗盐正反面搓抹，再喷以白酒，一层层码入盆中缸中，数日之后，倒去血水，再喷白酒，挂于风口晾晒至干。别人家得鱼也有很多的，但不会处理，吃不完的都臭了烂了，而断膀子家的这批鱼获，却供他们家吃了很久很久。要知道那是食物馈乏的年代，天天吃荤，顿顿食鱼，可不是一件容易之事！只不知道他们家后来吃厌了没有？
这次翻塘，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后来我想，由鱼及人，文化大革命，不就是人的世界里一次因严重缺氧而导致的大翻塘吗？在这条护城河边，我亲眼目睹了人们搞鱼的方法越来越升级：开始只是小钓钓，利用鱼的弱点，愿者上钩。后来用沉钩等候大鱼撞线、再后来用刮钩满河扫荡，又用拉筋的方法使整整片水域里的鱼不得安生，还布下鲹鱼网使得鲹条这样的小毛鱼都不能在水面自由游动……而文革中人整人人害人的手段，不也是这样层层加码的吗？
如果站在鱼的立场，它们会怎么样看待人呢？鱼们若有智力，或许会分析：什么人以钓鱼为乐？什么人爱浑水摸鱼？什么人发明了凶狠的刮钩？又是什么人在水面放上了浮网，连小小的鲹条鱼也不肯放过？还有什么样的人下河并不想抓鱼，只是在河底踩歪歪？
如果给两条漏网之鱼安排一段拟人化的对话——
鱼甲会说：什么人才是好人？就是只在河边走，从来不搞鱼的人！
鱼乙会说：塘老头就是最好的人，因为他保护鱼们不让人来搞！
旁边有一只老王八却说：他好什么好？只不过不让别人搞，等养到了时候，还不是要把你们青草鲢鳙一网打尽！就像人里头的伟大领袖说文化大革命，七八年就来一次！那时候恐怕只有深深地钻到河泥底下，才能逃过大劫大难！
我庆幸1976年结束的文化大革命，并没有七八年就又来一次，甚至好几个七八年了也没有再来。但它真的完全退出了历史舞台，再也不会巻土重来了吗？我并不那么乐观，特别是近几年，我越来越不乐观，因为在我们生活的空气里，含氧量似乎越来越少了，已经能够察觉到翻塘前夕的那种窒息感！
但愿我的这种感觉，只是杞人忧天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