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还要饭，那叫什么社会主义”
改革者并不总是成功。改革成功需要多方面条件。万里在推动改革过程中为什么会成功，“所以然之故”何在，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探讨这个问题，首先需要研究的是，万里农村改革思想的核心是什么。在倾听和阅读万里论谈改革的过程中，本人的初步认识是：万里身上体现出来的改革精神，集中表现为对于中国农民深刻的理解和深切的尊重，基本特点是以解决民生为基本政治前提，以尊重民权为根本工作原则。这种精神也是一种政治精神，或者说是一种政治态度。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以民生作为“好的政治”和“坏的政治”的根本标准。1978年秋，在一次省委座谈会上，研究如何解决凤阳农民外流讨饭问题，有人说，那里农民有讨饭的“习惯”。万里气愤地指出：“胡说！没听说过讨饭还有什么习惯？讲这种话的人立场站到哪里去了，是什么感情，我就不相信有粮食吃，他还会去讨饭。我们的农民是勤奋的，是能吃苦的，是要脸面的，只要能够吃得饱，他们是不会去讨饭的。问题是那里条件并不坏，他们为什么吃不饱饭？我们的各级领导一定要把它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万里说：“社会主义还要饭，那叫什么社会主义，解放快三十年了，老百姓还这么穷，社会主义优越性哪里去了。无产阶级是因为受穷才革命，革命不是为了受穷，要是为了受穷，还革命干什么？我们不能以牺牲人民的利益和生命来换取‘社会主义’，那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绝不是让人民挨饿受穷，而是让人民活得更美好。”“共产党不代表人民利益、不关心人民生活，算什么共产党？要你这个党干什么？哪个拥护你？我就不拥护那种让人要饭、饿死人的党。”“我们共产党人怎么可以不关心群众的吃饭问题呢？谁不解决群众吃饭问题，谁就会垮台。”“我们说共产主义是天堂，如果天堂穿不上裤子，吃不上饭，老百姓去不去呢？”他反复地强调，“只要老百姓有饭吃，能增产，就是最大的政治。老百姓没有饭吃，就是最坏的政治。”“把人民生活、人民的民主权利放在第一位，这叫不叫政治？这才是最大的政治嘛！”。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改革初期高层的争论中，有的领导问他，在“社会主义”大方向和老百姓之间，你要什么，万里断然回答：要老百姓。这样的话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因为当时人民公社被视为天经地义的社会主义，已经是农村工作的政治前提，无法想象有人可以挑战这样的前提。
其二，充分相信农民的智慧和创造。1979年3月中旬的一天，王郁昭陪同万里到来安县城东郊走访农户，来到一户唐姓农民家里。当他看到院子里种了几分地的大蒜，苗长得碧绿，但一颗挨着一颗，很密，万里就问：“大蒜栽得这么密能长大蒜头吗？”队长说：“我指望这片大蒜能卖上一二百块钱。这片蒜地可以收获三次，从现在开始就可以间苗卖青蒜，拿到城里卖，一小把（十棵）能卖二三毛钱；第二次可以卖蒜苔，一斤能卖一两块钱；第三次才是卖大蒜头”。万里点头称是，他对王郁昭和随行人员说：“你们看中国的农民是多么聪明，他们积累了几千年的经验，把老百姓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还愁中国的农业搞不上去吗？”类似的话，不论在省委会议上，还是在担任中央领导人期间，万里在多种场合反复讲到过。他对新华社记者张广友说：“我在想一个问题：农民种什么我们要管，收入分配我们也管，而且从上管到下，管得那么具体，我们懂吗？我们了解情况吗？我们能管得好吗？所以我提出了个自主权问题。这个问题应当说很大，实质上是如何对待农民问题。……过去，国民党反动派向农民要粮要钱，但不管你种什么，我们可倒好，农民种什么，怎么种，要管，农民生产的产品分配，也要管，吃多少口粮也要拿到省委会上来讨论。农民的种植权，产品支配权，我们全都管了，农民还有什么权利？我们有些人搞瞎指挥，什么他都管，就是不管农民的死活，以致三年困难时期饿死那么多人，教训很惨痛！但是我们没有很好地总结。”据说还有一次很有意思的争论。万里反复强调包产到户受到农民群众的拥护，能够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有的领导反驳说，农民不懂马列主义，领导干部不能不懂马列主义，如果农民拥护什么就干什么，那岂不成了农民的尾巴，那就不是马列主义，而是尾巴主义。万里的回答是：我就是尾巴主义，而且要努力当好农民的尾巴。
其三，倡导从制度上保障农民的权利。由于将民生视为政治之本位，充分相信农民的智慧和创造，这就决定了制度上要以保障农民权利为根本方向。这里的问题是，承认政治要以民生为前提不难，或者说共识容易形成，但是，是否相信农民自己的智慧，怎样实现农民的权利则往往出现了意见分歧。有的人虽然也强调政治要以民生为出发点，但是，同时又认为农民素质低、觉悟低，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需要高明的精英代替他们做出决定。在这样的情况下，执政者就不可能真正尊重农民。不相信农民的主动性和创造力，就不能真正尊重农民，结果就可能出现，理念上是在为农民谋利，政策制定和工作安排中却与农民为敌。人民公社的失败就是这样的典型。万里思想的不同凡响之处在于，把关心农民利益和尊重农民的选择有机地结合起来。因此，他以甘当农民尾巴相标榜。这是对于农民真正的尊重。因为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在具体的工作中，他才能够自觉地追寻农民的需要，发现农民的创造，支持农民的选择。在具体的工作中，才能不以高明者自居、将民众视为阿斗，才能对政府的愚蠢和错误保持警惕和批评。所以他说：“在改革中，如何认识农民、对待农民，始终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他在回顾改革中的经验时曾经说，“农村第一步改革中有个好的做法，就是从各地不同的实际情况出发，尊重群众意愿，放手让群众在实践中选择最适宜的经营形式，看不准的就不急于简单地肯定或否定，更不扣帽子、打棍子。这是符合实事求是精神的。”正是在这种思想基础上，万里坚持在政治上要保证农民权利，要保证言论自由，要积极推进政治改革。这样，从制度上保证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发挥，保证政策不偏离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所以，他在改革之初就大力提倡发展农村民主。1980年1月，万里在嘉山县说：“基层干部没有选举的，是否可以选举。让老百姓自己选组长，队长，看看谁能带领他们‘三增加’(粮食增加、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奖励基层干部，县里可以建议，决定权在群众，群众对干部选有权，撤有权，奖有权。”他还指出：“人事制度必须改革。什么时候能真正实行民主管理、民主选拔干部，事情就会好办些。”
在阅读万里论著和编辑万里文选过程中，我发现，万里对于农民群众的深刻理解和深切尊重，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是一以贯之的。《万里文选》的第一篇是《继续贯彻大胆放手的领导方法》，是我在地方党史资料部门提供的原始讲话稿中找到的。抗战后期万里担任冀鲁豫第八地委副书记。1944年12月，他在抗日根据地一次区县干部会议上讲话。稿子用毛笔誊写，稿纸很粗糙，因为年代久远，已经发黄，辨认有些困难。但是，就文章所阐发的基本立场来说，与三十多年以后他支持家庭承包的讲话完全一致。我从大量文稿中看到这篇文章，异常欣喜，并且认为非常适合做“文选”开篇之作，编辑后呈送他审定。这个讲话重点批评了根据地工作中对于群众的错误做法。他说：“有的仍然站在群众之上来发动群众，站在指挥的地位上说服群众，群众被作为‘阿斗’来摆布，不重视从群众之中集中意见，让群众多数决定问题，形成严重的包办代替。”“对群众的创造、群众的力量还没有足够的信心，‘放手’不‘放心’，如履薄冰似地小心地注视着，稍有与自己所思所想不合者，即来‘说服’群众、‘启发’群众，仍叫群众回到自己所想的圈子里。这里所谓‘说服’与‘启发’，只是我‘说’你‘服’，我 ‘启’你‘发’。如群众不服不发，则出面包办”。讲话特别强调了自下而上建立群众组织的重要性，他说：“不从下而上地建立群众自己的组织，就不能很好地集中群众的意见，领导的意见也不能很好地变成群众的意见并坚持下去，党的政策也不能很好地变成群众自觉地行动。由下而上地建立群众自己的组织，经过群众自己的组织去掌握与控制，群众运动才能表现出高度的纪律性，才能及时统一思想、统一行动，才能及时纠正偏向和错误，纠正又不致于形成泼冷水，打‘拦头鞭’。自上而下委派的群众组织，因与群众有些隔阂，不能很好地做到这点。在各县工作中，群众运动起来，常常发现村与村，区与区的矛盾和差异，解决这些矛盾与统一这些差异，经过自下而上建立的群众自己的组织，是一种最好的办法。自上而下委派的群众组织，对群众的困难与要求体贴不够，就不能很好地负起这种责任。”万里在讲这番话的时候，还是个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但是，这篇讲话的精神，可以说高度集中地体现了他的社会历史观。特别是他讲到，要很好地集中和表达群众的意见，就必须自下而上建立群众自己的组织，而那些自上而下委派的群众组织，则不能很好地做到这点。在改革开放的今天，这个观点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现在，社会发展和公共治理依然存在类似问题，即不肯放手让群众建立自己的组织，甚至打压群众自己的组织，依然试图垄断所有组织。群众的自主组织空间狭小，群众的利益难以充分表达，成为政府和社会不能有效沟通以及社会冲突不断发生的重要原因。因此，重视并运用这篇讲话所提倡的工作原则，对于今天的改革，特别是在利益多元的时代格局下，建立社会利益的表达和协调机制，依然非常重要。
本人认为，于政治家而言，对于农民群众的深刻理解和深切尊重，既是一种哲学思想，也是一种政治态度。我把万里等改革家的这种政治态度概括为“尊农精神”。这种精神不仅把农民生计视为最重要的政治，而且认为农民有智慧有能力来解决自己的生计。本人认为，无论是中国传统的“重农思想”，还是西方古典的“重农学派”，都与“尊农精神”有着重要区别。以往的“重农”主张，虽然各有不同的理论内涵和政策取向，但其所重视者，都是“农业”。“尊农精神”所强调的是尊重“农民”本身。不是将农民看作依附在土地上的“落后分子”，而是真正地将他们视作社会生活的主人。农民并不是总需要“教化”和“施舍”的子民，而是真正的国家公民，是社会的主人翁。既然农民是公民，那么他们在政治上和法律上的平等权利就应当得到保护和尊重，这是现代政治的基本逻辑。事实上，尽管现代国家名义上构建起来了，但“公民本位”的意识并没有迅速被认可和接受，“强迫命令”的工作方式仍在延续；有时即使为情势所迫，慑于民众的力量而不敢肆意妄为，但事实上，在主观上仍然将农民视作子民，认为农民的权利是被赐予的，也是可以任意剥夺的。与此不同的是，“尊农精神”的秉持者则坚持认为，农民的权利、理性和创造性，理应成为引导政策调整的依据，应当让政策去适应农民的需要，而不是改变农民来满足政策的需要。
“孩子已经生下来了，他妈妈挺高兴，可解决大问题了，你不给报户口行吗？”
农村改革突破过程中，理论斗争的核心是“什么是社会主义”。万里的最重要贡献是，在具体的农业工作和农业政策制定上倡导新的社会主义理念。直到1982年前后，当时理论和政策研究领域，围绕家庭承包的政治性质，即属于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展开了大量的研究。随着政策主流转变，坚持家庭承包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论述也取得政治上的胜利。从当时条件看，这些研究为改革推进起到了重要作用，为改革提供了舆论和理论支持。但是，如果在更加深广的历史社会条件下来看，这样的研究论证，虽然政治意义巨大，但理论意义非常有限。因为，当“什么是社会主义”还是一个问题的时候，硬要论证某种生产经营形式属于社会主义，显然相当牵强和玄虚。在这样的论证中，前提条件不确定，逻辑判断自然也难以成立。这样的研究，在当时则基于政治需要。缺少它，改革的方案就难有“正当性”，难以突破思想的樊篱。在今天看来，则属于意义不大的文字游戏，因为，这种理论探讨的起点不对，或者说，这种理论研究的起点是悬置在半空之中的。
看看万里在这个时期的言论，并没有引经据典的严密论证，但是，他所坚持的主张解决了根本的理论问题，或者说是最高层次的理论论证。这就是：真正重要的不是“什么是社会主义”，而是是否为农民所选择，是否能解决农民的生计。如果是民众的选择，是所谓“社会主义”当然好，不是“社会主义”也必须坚持。因为，社会主义在根本上也是以老百姓过好日子为依据的。这种朴素的论证是最有力量的论证。相比之下，那些用自己建构出来的“社会主义”理念来裁夺生活的人，其实是政治理想或者说社会主义的异化。这种理论先建构起一整套社会主义的理论标准，然后用这套理论标准来剪裁现实生活，包括规制人民群众的行为和活动，如集体经营才是社会主义，家庭经营就是反社会主义。违反了这个理论标准，即便是老百姓说好，经济效果好，也不可以，甚至荒谬地提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极端地说，即便是饿死人，也要坚持所谓“社会主义”。而且，在这样的主义指挥下，中国果然发生了大量饿死人的情况。这种“社会主义”理论的荒谬，使得我们想起了旧道学“存天理，灭人欲”。这其实是一种杀人的理论。清代思想家戴震称这种天理已经成为“忍而残杀之具”，他说，“上以理责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谭嗣同痛斥这种天理：“世俗小儒，以天理为善，以人欲为恶，不知无人欲，尚安得有天理！”。用今天的话说，“左”的政策和路线祸害人民，“左”的理论害人，如同道学杀人一样。
家庭承包制度的突破过程显示，改革的源头并不是理论家的创造发明。1980年1月，万里在省委工作会上说：“包产到户不是我们提出来的，问题是已经有了，孩子已经生下来了，他妈妈挺高兴，可解决大问题了，你不给报户口行吗？王郁昭同志说了，孩子挺好的，给报个户口吧，承认它是社会主义责任制的一种形式。”“许多干部都看过，都热乎的，但回来以后又凉了半截。为什么？不合法呀，要批判呀，说他是资本主义。那根本不是资本主义，包产到户不是分田单干，分田单干也不是资本主义。群众已经认可了，我们只能同意、批准，给它报个户口！”这个报户口的故事说明，关键在于如何对待群众的实践和探索，是打压还是尊重，是反对还是支持，是给群众创造的这个“孩子”以正当的名分，还是否定甚至扼杀它。农村改革所面临的体制环境，是一个按照意识形态的理想模式构建起来的制度框架和政策安排，而改革作为政治实践，首先面对的，就是要打破这种靠理性建构出来的秩序。但是，拿什么方案来取代旧有的政策？这是一个重要的方法原则问题。是单纯依靠理性来重新设计一条“直达天堂的捷径”，超越经验提出一个政治构想和政治目标，然后按部就班地加以实现吗？这毋宁是“用一个他希望成功的理性主义计划代替另一个他已经失败了的理性主义计划”（迈克尔·奥克肖特：《政治中的理性主义》）。如果仍然是用预先策划出来的一套先验的抽象原则来强加给民众，那么，其结果仍然是另一场灾难和挫败。而万里所推动的农村改革，其源头不在于某一套先验的抽象原则，而是在于具体的群众实践和探索经验，在于对历史经验的体悟和历练。正是那些生活的常识和农民的经验，为改革提供了最早的动员和方案。
农村改革的突破过程告诉我们，一个政治人物仅仅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和匡世济民的志向还很不够，还必须对社会发展有一种深层的理解。根本上说，这种理解首先是一种态度，这种态度集中表现为在社会生活面前的谦逊，对于历史主人的尊重。在处理农村发展问题上，核心是对于农民的尊重。万里等改革倡导者所以甘心当农民的尾巴，是因为对于农民智慧的崇敬和信任。这是一种深刻的政治理念，也是一种历史发展观。有一些人，特别一些政治精英，自以为参透了人类社会的玄机，掌握了治乱兴衰的规律，认为农民不知道需要怎样的生活，也不懂得选择生活其中的制度，因此，农民的生活需要他们来设计。秉持这种理念的领导者，不可能对农民有真正的尊重，对于农民的创造和选择也不存敬畏。相反，他们认为农民需要敬畏他们。他们宣称自己发现并掌握了这个“规律”，并由此来规制社会生活，若有不信不从者，便被视为异端和反动。理论上的自负，在政治上则必然表现为专断。农村改革的过程证明，社会演变的规律并不掌握在某一个或者某些精英人物手里，不论这个人物多么伟大和高明，而是存在于芸芸众生的生活中。也许这些规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认识。但是，这个认识的过程也一定是不断探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任何人都不可以变得张狂和自负。
“没有邓小平的支持，上了户口还可能被取消的”
农村改革的突破过程显然是一个政治过程。改革是在政治环境发生剧变的时代背景下发生的。改革的主要阻力来自政治方面。不仅来自既有的政治理念，因为原来意识形态与这种改革不相容，需要引入新的意识形态，确立新的理论起点；而且来自既定的政治体制，因为原有政治体制和管理体制不包容这种新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
基于传统社会主义理论而建立的政治经济体制，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封闭系统。一方面掌握权力者同时也宣称掌握了真理，理论上的自负为权力集中提供了意识形态基础；另一方面，集权体制使得体制内部运行与体制外部的社会生活存在沟通困难，公众缺乏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渠道，或者说公众意见难以有效地影响体制运行。这样的体制在根本上不允许创新和改革，甚至说这是一个抹杀创新和改革的体制。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改革者需要冒政治风险。或者说，改革者如果要成功，需要有超常的政治运作。万里主导安徽农村改革的成功之处，表现在这两个方面。一方面，如前面所述，他敢于用新的理念来解释社会主义。另一方面，他有效地调动了体制内外的政治支持。在体制内，最重要的是拥有邓小平等政治家的支持，从而建立了改革者的权力基础。虽然当时主导的政治权力和政策反对家庭承包，但是，邓小平等政治家对于万里的信任支持，构成了正式政治结构内部的一种非正式结构。这种非正式结构为制度创新创造了新的空间。这是一种本质上的政治庇护关系，降低了改革者的政治风险。或者说，这种正式结构之外非正式结构的存在，为僵化而集权的政治体制打开了一个缺口。万里曾经说：“亏了小平同志支持，我从安徽回来多次向他汇报，他表示同意，可以试验。出了成果之后，他公开表示支持。”万里还说：“中国农村改革没有邓小平的支持是搞不成的。1980年春夏之交的斗争，没有邓小平的那一番谈话，安徽燃起的包产到户之火，还可能会被扑灭。光我们给包产到户上了户口管什么用，没有邓小平的支持，上了户口还很有可能会被注销的。”如万里所说，邓小平本人很支持万里的改革。但是，直到万里调任北京之前，甚至在万里调任中央的前两个月，邓小平对于家庭承包等没有在正式场合表态。在1980年5月末之前，政策主流一直对于万里的改革持明确的否定态度。这个时候邓小平对于万里的支持，是一种非正式支持。或者说，邓小平与万里等人建立起来的以政治信任为基础的改革支持体系，是正式政治结构中的非正式结构。在正式的政治结构下，这种非正式政治网络的运行，并启动了历史性的改革。这种网络的形成则是基于他们长期的深厚友谊和政治信任。解放战争初期，万里在为刘邓大军组织后勤保障服务的工作中结识邓小平，以其出色的工作受到邓小平赞赏，后在邓小平任书记的西南军政委员会担任工业部长。奉调进京后，万里历任建设部长、北京市副市长并兼任北京十大建筑总指挥、铁道部长、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等，邓小平每每给予他重要支持，而他则总是不负邓的信任和厚望。在1976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铁道部系统的造反派“批邓联万”，要追查他和邓小平的“黑关系”，万里甚有“唇亡齿寒”之感。他对支持他的同志们说：“……邓小平不倒，我啥事也没有；邓小平倒了，你们保我也没用。”
考察农村改革在政治层面的发生发展过程，包括改革以来一些重要的改革举措的推进过程，我们发现，在政策大环境不利的背景下，改革所以能够成长，重要的原因是某些上层领导的默认和支持。正是这种由上级领导和下级改革者建立起来的非正式政治网络，推动了改革在夹缝中成长，并导致政策主流的转变，甚至瓦解了正式的政治结构。由此可见，非正式的政治网络在体制创新中具有重要作用。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种非正式结构是一把双刃剑。在有些情况下，这种非正式结构所提供的支持，也成为政治不作为或者滥用权力的保护。在任何政治体制内，都会存在这种非正式权力结构。但是，如果这种非正式过度发达，则显示一种政治体制的制度化水平不够。一种体制，如果长期是依靠领导默许来进行改革创新，而不是体制本身能够包容创新，说明这个体制开放程度低，僵化程度高，不能很好地回应和适应社会环境变化的需要。从更宏大的社会背景来看，这种不包容创新的体制很难适应时代潮流和公众需要。从农村改革的过程显示，中国的政治体制具有很强的封闭性，基层群众没有真正畅通有效的利益表达渠道，因此，万里、王郁昭等地方领导人，成为在体制内表达农民意见的代表。他们本身掌握一定的政治权力，有比较高的政治位势，这才使得他们可以对上表达农民意见，对下保护农民的创新。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农民没有自己的表达专门渠道，也没有自己的组织，他们不得不寄托厚望于一些勇于改革的官员，不得不让管理者代表自己。这就是我们政治体制的缺陷。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下，体制缺陷则靠了万里这样的改革家来弥补。这是改革家的伟大，但显示了体制的不幸。而在一个健全的政治环境下，农民这样一个庞大的社会利益群体，则能够有自己有效的利益表达渠道，有自己的利益表达组织，从而实现与体制本身的良好互动。现在，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体制的开放性和制度化不断提升，但是，目前仍然有这样的缺陷，没有根本上转型。问题仍然深刻存在，改革的路途正长。
如果说农村改革过程首先是一个政治过程，那么，继续深化改革，仍然面临这样的重大问题——改进政治方式，创新政治结构，发育新的政治游戏规则，构造新的政治体制。在一个健康的政治环境中，不同的利益和政策主张，都应该有充分的表达渠道。政策过程本身应该是一个利益协调的过程，或者说是在良性对抗中实现平衡的过程。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要管理好众人之事，就不能封堵众人之口，就必须倾听众人之言。这种倾听不应当是停留于政治表态，不能成为领导人的个性特点，想听则听，不想听则不听，而应该成为制度特点，必须有制度安排的保证。能否保证这种制度上的倾听之畅通，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美国政治学家邹谠认为，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具有“全赢全输”的特征。当一种力量占上风的时候，另外的力量便几乎归于江湖之远，是一种“赢家通吃”的情况。他认为，“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政治冲突中，从没有一次能够产生一种使中国人能够理性解决冲突的制度性结构和社会心理期望，亦即用谈判、讨价还价以及一系列无终止的妥协和相互调整去解决冲突，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强这种解决冲突的制度性结构和社会心理期望”西方学者的这种分析，值得我们在研究中国改革过程中参考。考察新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许多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往往是在后果很严重的时候才被认识和被纠正，甚至一条政策的弊端或者失误已经走到危险边缘时才被承认和纠正，而不是在失误开始的时候就被警惕和防止。这其实与政治体制的特征有关。政策上的大起大落说明了体制缺乏弹性。在自由和民主为运行基础的现代政治中，制度保证政治竞争，已经没有绝对意义上的政治失败。竞争中的失败者在根本上是暂时的，仍然具有制度上的话语空间，胜利者不可以也没有办法扼杀失败者的表达权利。失败者的话语权其实是另一种非常重要的政治权力，可以警示和制约主政者的行为。在传统政治理念中，这个问题被简单地说成是领导人的个人风格问题，某某有兼听之明，或者乾纲独断。但是，根本上来说，这是个制度问题。在一个合理的制度下，不论失势或者得势，不论主流或者支流，都应该有足够的渠道参加到政策主张的交流中来。不论是什么样的政策主张，都能在制度上得到足够尊重。因此，政治领域的体制创新还有巨大的开拓空间，这种创新的直接目标应该是，建立稳定的制度和基本的程序，使得多方面社会力量能够通过这些制度和程序，去参与政策过程并实现自己的利益。令人感到欣慰的是，现在，体制创新正在加快，社会群体利益的公开表达和有序竞争正在走向制度化。
也许，万里正是基于改革过程的艰辛而体会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所以，他在1986年一个并不是很重要的会议上，发表了一次非常重要的讲话。这篇重要的讲话引起了争议。在文选编辑过程中，万里专门指示，在收入文选时不作任何改动。这篇讲话的题目是：“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他说：“为了创造民主、平等、协商的政治环境，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但对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实行这样的方针，对政策研究、决策研究也要实行这个方针。不但对自然科学要实行这个方针，对社会科学也要实行这个方针。这个方针应该是我国政治生活、思想理论、文化建设中坚定不移的战略方针。这是社会主义高度民主的重要标志。”“这个方针不能得到贯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过去往往把政治问题理解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这样的概念带来了很大的副作用。不改变这个概念，就会认为只有学术问题可以争鸣，政治问题不可争鸣，而这两者又经常分不开，一旦出了问题，即使是学术问题，也就变成政治问题，一股脑儿挨棍子。其实，在许多场合下，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确实是很难分开的。吴晗同志一篇《海瑞罢官》，招来灭顶之灾。这究竟是学术问题，还是政治问题？对于政策研究、决策研究来说，学术和政治就更难分了。有时候是三分学术，七分政治，有时候是七分学术，三分政治。总之，这两者难舍难分。所以，关键不在于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分开，而在于对政治问题，对决策研究本身，也应该实行‘双百’方针。”“如果在人民内部政治问题不能争鸣，只能领导人独鸣，又谈得上什么‘高度民主’呢？我认为，我们应该广开言路，破除言禁，把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切实付诸实施。”本人的理解，万里倡导、坚持政治上的“双百”方针，实质就是坚持政治上的开放和竞争。
“我们准许改革不成功，但不准许不改革”
危机促成了改革，但这并不是说，危机是改革的决定因素。在同样的政治气候下，在同样的自然灾害面前，有的人选择改革，有的人没有。选择或者不选择改革，决定因素便是领导者的见识和担当。改革家首先是一种勇于承担社会道义和历史责任的崇高境界。历史昭告人们，在改革的政治舞台上，犬儒主义是没有位置的，因为犬儒主义者只对狭隘的自我利益负责。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万里在上海交通大学的两次谈话中，不断提到：“我们准许改革不成功，但不准许不改革”，这体现了他在面对一个陈旧体制时的政治决断和坚定意志。他说，“三十多年的历史证明，不改革是没有出路的。我们的改革是探索性的，改革会有成功，也有可能失败。……对于改革一直采取摇头的态度不行。……我为什么几次表态支持交大改革呢？因为照常规走路，再按老办法、老章程办事，中国没有希望。探索总比坐等好嘛，要探索得有人先试一试，哪怕试的过程中发现有错误也不要紧，总结经验改过来就是了，何况不一定就是错的。”在改革的紧要关头，正是这种不断探索前进的改革精神，开创了堪称“中国奇迹”的成就。
万里曾说：“社会在前进，人类在进步，我们的事业也要不断地开拓，才能不断地发展。守旧的人是不能负担起开拓任务的，这样的人，再‘听话’恐怕也是难以有所作为的”。现在，中国改革已经历时半个甲子。三十年间，改革已经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就，但是，改革还没有大功告成。不仅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而且在政治体制上还有更多事情要做。在过去若干年里，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快速发展，国人已经并且正在分享这种发展成果，但是，我们也看到，社会矛盾更加复杂深刻，政府和民众的关系更加复杂，政治和社会稳定面临若干新情况和新挑战。这说明，经济发展并不必然带来和谐与稳定。在未来若干年里，也许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再一如既往地保持快速增长，许多在经济发展迅速时被缓解的社会冲突、矛盾将进一步突出，大量新的矛盾将涌现。更重要的是，中国政治的社会基础已经并正在发生剧变，公众的政治预期已经改变，公众的政治表达和政治需要，不仅有了充分的经济利益基础，而且有了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特征。新的政治体制的建立，意味着执政党和政府的转型。在根本上，处理当下的改革问题，情势如同当年面对土地分包，只不过情况更加复杂。经济、社会和政治矛盾不断演化，公民社会正在崛起，基层正在突破，政治需要创新。推进改革，需要领导者不仅有远见卓识，而且有政治决断和历史担当。时代正在呼唤改革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