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有关经济学家与经济利益的关系一直为人们所关注。对此见仁见智，各有说法。但在这个队伍中，有一支人马对于获利表现得十分特别，我姑且将其称之为“寻利经济学家”。

说到经济学家，有两个层面的问题要分清。一是作为学术研究的经济学家，二是作为社会生活中人的经济学家。一般说来，作为学者，学术研究与功利毫无关系可言，因而他的学术活动自始至终都不能有任何经济利益取向，不能有丝毫的名利要求。但是，作为生活中的人，他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欲望。完全将两都割裂开来纯而又纯学者，可说是寥若晨星。回望中国，也历史上确有过一些文人学士，清高深纯，与世俗概未搭界，甚或与凡人从不搭话。但他们多为家财万贯的富豪子弟。如果没有他们的父兄挣世俗的钱，并积累足够的财富，他们能有飘飘欲仙的学术生涯？从终极的意义上讲，没有经济利益支持的学术研究从来就不存在，学术研究的纯粹性从来都是相对的。看到这一点我们要说，还倒不是对经济学家要不要宽容的问题，而是在那个层面上给予经济学家以经济利益。

这里当然有一个界限。为经济学家提供独立研究的必需经济条件是一回事，经济学家要求有更高的经济收入与消费层次则是另一回事。通过正当手段与合理合规渠道去争取是一回事，通过商业操作交易来获得利益则是另一回事。经济学家与任何一个行当中的人一样，各色人等都有。每个人都有自己生存的环境与条件，都有自己的理想与信念。所谓人上一百，形形色色。

对于经济学家来说，你必须事先想清楚，有的钱应该拿，有的钱却万万不能拿。拿了不应当拿的钱必然身不由己，必然失去学术尊严。谁都会怀疑，一个经济学者，一个经济研究机构，在经济上不能独立，而要接受利益集团各种名目的钱，这种背景下的研究成果是不是能保证它的独立科学精神，是不是能保证其研究成果的公正性？这里我们尚且撇开出资方的真实目的。在我看来，寻利经济学家拿了经济利益集团钱后，摆在他们面前的只能是以下三条路：

──要么走现实主义的路，公开为利益集团做事。拿谁的钱为谁说话办事，天经地义，也符合现代商业规范与职业道德。就是事出违心，也必须办，也必须跟着说。所谓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当然，我也不全认为，为利益集团代言做事就一定不好，也不认为所做的事一定无益社会。有个叫余秋雨的文艺评论家也说了，经济学家为企业利益代言是正常的事情。可能旁观者清，他的话也许不一定没有一点道理。可是，如果你是公共知识分子，或者说你是“吃皇粮”的人，是吃老百姓大众供养的人，跑出来恰似串场的歌手，走穴的名星，给企业办事，给自己捞钱，恐怕有以下三点要有个交待才行：第一，要给你所在的单位有个说法，获准出场是前提；第二，你所做的事，不能与你所在单位的研究课题内容相交叉，不能占用工作时间，也不能利用单位的理论研究成果、资料、设备之类的单位资源；最后，就是最近网上大家说的，你必须事先申明你的真实身份，你以什么身份参预这种商务活动，避免由于你的多重身份、多栖角色而误导他人。

──要么走机会主义的路，于所在单位与服务企业之间阳奉阴违，于个人价值取向与社会价值取向之间左右逢源，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忽其人忽其鬼，只要对自己有利就行。这严重地违背职业道德。走这条路需要有一个前提，出资者足够地傻，弱智到能够被糊弄。你又足够地有天份，科研三十六计，看我七十二变。尽管如此，也并非人人事事都会做得尽善尽美，一般说来，漏底是迟早的事。你必须要有收拾残局的思想准备，否则根本就不要开始。上海某著名大学不是有个知名经济学家玩这种游戏，出事后由于没有事前策略储备而无奈选择人间蒸发。这种机会主义的行为方式，虽然令人不齿，却仍大行其道。

──要么走颠覆主义的路，拿到钱只管自说自话，甚至干脆吃谁的饭砸谁的锅，拿你的钱揭你的底，拿资本家的银两批判资本主义。如此行为似乎可以安慰一下自己原有的良心，也顺便给公众一个好的印象，但这样做不仅不道德，而且不合规，严重违犯江湖游戏规则。这种人，向左说是造反派，佐罗式的大侠，向右说是土匪派，学术式江洋大盗。选择这种路径走的人，其下场可想而知。所谓夜路走多了，必然遇到鬼。

舍此三条路，你别无选择！可是这三条路，条条都不是康庄大道，条条都丛生荆棘杂草，条条都没有阳光普照。你必然走得很阴暗，你必然走得不坦然，你必然时时忐忑不安。

显然，在这里风行的是钱袋决定脑袋。谁能相信走在这种路上的寻利经济学家真知灼见有几成，他们的成果经世济民有几多？

昔日文人朱自清尚能拼死微弱呐喊：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是要疼的。而今我们某些经济学家们眼比嘴大，嘴比胃大，如此狼吞虎咽地大口吃下非公共供养的钱财，能有好的消化？搞得不好，还会像“花儿”的歌一样，吃下去的还会吐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