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退台之初，面临经济上的严重危机，遂严禁买卖金钞、套汇和地下钱庄，违者除没收财物，并将以“妨害国家总动员”为由进行军法审判。为了鼓励举报、侦办这类案件，“法令”规定举报人和侦办单位分别可获30%和35%的高额奖金。暴利之下，一些公职人员竟经常假冒买卖人向公众私下兜售金银外汇，待其上钩再公开身份，将对方金融财产没收。更有甚者，有的机关竟然有计划大规模地钓鱼执法。1951年初夏，就发生“保安司令部”指使人高利借贷，然后在交易时出面将其法办的情事。这种执法机关公然诱民入罪、强取民财的行径，在当时的高压统治下，人们敢怒不敢言。惟有《自由中国》半月刊刊发社论予以揭露和针砭。一篇题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论发表后，立即在台湾引起广泛社会反响，保安司令部派人到《自由中国》社去要逮捕编辑，而民众则欢呼不已。远在美国的胡适对这篇文章也十分佩服，认为有事实有胆气，“够得上《自由中国》的招牌”。以铁肩担道义的精神撰写这篇社论的，是一位儒雅谦和的经济学人——夏道平。

一

夏道平（1906-1995）湖北 大冶人，幼年就读家塾，塾师杜星福为清代大儒张裕钊再传弟子，得以循正轨而接近国学门径。数年后，在杜师鼓励下投考武昌新制学校，经中学、大学预科、本科，而于1935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学系，后留校任教。抗战时期任职军政机关，在担负国民参政会经济建设策进会研究室主任期间，感受到经济管制的流弊。1949年到台湾，参与创办《自由中国》，并与殷海光诸人一起担任主笔，为这个自由知识分子的言论舞台提供了大量时政论述。后相继担任政治大学、东海大学、辅仁大学、东吴大学、铭传大学教授，晚年并担任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编辑《经济前瞻》季刊，主张自由经济，反对政府过度干预。在此期间除孜孜作育英才、发表论文之外，倾其全力译述经济自由主义，尤其是奥地利学派诸大师的经典之作，如海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米塞斯《经济学的最后基础》、《人的行为》，洛卜克的《自由社会的经济学》等。其在报刊发表的论文，生前曾辑为《夏道平文存》三册，由台北远流图书公司出版。

夏道平经济思想的主轴是自由经济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所体现的也是这种思想基调，这在20世纪大部分时期普遍同情计划经济的中国思想界，应有其重要的地位。不过，特别值得欣赏的，倒不是夏道平的经济思想本身，而是他作为经济学人对社会使命的担当。夏道平明知自己的发言“或许会激起某些人士的不满与愤怒”，仍决定“无所惧的言其欲言”，这种大勇，来自于经济学者的“职业”良知。这篇有事实有胆气的文章果然招致一场大风波——直至最高行政部门首长陈诚出面才得以平息。之后，夏道平并没有知难而退。1955年9月有读者来信披露，保安司令部保安处某经济科长私设公堂，以威胁恐吓方式强迫台湾毛绒厂经理孙元锦承认己厂资本中包括“逆产”（迁台前有合伙人后来留在了大陆，按照条例，这一部分资产可以没收，经办人可以提取高额奖金），致使孙元锦服毒自杀。夏道平再次为《自由中国》执笔社论《从孙元锦之死想到的几个问题》，批评当局没收“逆产”政策有伤台湾经济，批评治安机关职权超越法定范围，批评办案奖金制度令百姓遭殃，要求当局分别予以改正。

经济学人应该具有人文关怀，具有公共使命，这是夏道平一生都坚持不懈的看法。

二

夏道平自己很少自命为经 济学家，但在评述众多世界著名经济学家的文字里，多次针对“经济学家”的涵义和类型提出讨论，例如，在一篇介绍一个国际经济学会的文章中，他说：“就当今中外的经济学界来讲，凡是在报刊上谈论经济问题的作者，一般人统统视之为经济学家。他们所谈的是同一类问题，所用的是些相同的术语。可是一般人不会辨识他们当中有的是经济工程师，有的是特定经济利益的发言人。”这就点出一般被称做“经济学家”的那一群人中，除了真正的经济学家，还有经济工程师，和特定经济利益的发言人。虽然他们所谈的是同一类问题，所用的是些相同的术语，但其实经济学人的三种类型，有境界之别，不可混同。对于这三种角色的明确划分，另一篇题为《经济学家的思路》的文章，有更清楚的说明，文曰：

“通常统统被称为经济学家的那群人，实应就其思想言论的底蕴作一分类。我在以前写的文章中曾用过奥地利学派所常用‘经济工程师’这个名词，从一般人所称的经济学家当中分出‘工程师’这一类。我在这里，还想再分出一类，那就是‘特定经济利益的发言人’。于是在通常所谓的‘经济学家’当中，实质上就有了三类：（1）真正的经济学家，（2）经济工程师，（3）特定经济利益发言人。他们虽分属三类，但同样都在使用经济学的一些名词、术语，和某些模型。外行人看到他们发表的文章都在谈经济问题，也就很自然地把他们都叫作经济学家。因此，在这些所谓经济学家当中，有的是鱼目混珠而被捧，有的是背黑锅而被骂。青红皂白不分，褒贬毁誉也就混乱了。”

那么，它们之间究有何别？夏道平分别描述了三种类型的基本特征：经济工程师是把公共经济事务的处理当作一项工程来做的专业人士；特定经济利益发言人是运用经济学说，表面发表富国利民的宏论，实际只为自己或雇主或特定利益集团说话造势，争取更大利益空间的辩护者；而真正的经济学家，则是从人性出发，站在“人的行为”的高度，为整个人类谋取福利的思想家。

在夏道平看来，真正的经济学家所谈的经济学，是人的行为学之一部分。这个“人”，与生物学或动物学家心目中的“人”不一样，除了具有一般动物的欲望、冲动、和本能的反应，还具有异于禽兽的意志、理念和逻辑思考。人并非生而自由的，其欲望的满足要受到外在的种种限制，不得不有所选择；但选择什么，则又力求自由，具有争取自由的本性。基于这种人性，在漫长的演进过程中，人类渐渐有了争取个人自由而不妨害别人自由的自觉，在自觉的互动中，形成了分工合作而日益扩大的社会。这种互动，一方面是人数日众的，一方面又是各在其独特的环境，各凭其独特的零碎知识而行为的。虽为个人性的分散行为，却有如“无形之手”（亚当斯密）和“自发的社会秩序”（海耶克），连接着社会整体。公共权力作为“必要之恶”而存在，虽然发挥着“有形之手”和“法制的社会秩序”的功能，但有形之手只能为“无形之手”去碍，不应牵制或阻碍它的运作；法制的社会秩序只能利于而不应干扰或搅乱“自发的社会秩序”。这就产生自由市场与政府管理之间的关系问题。经济学家的任务，就是因时因地地分析这种关系，把握这种关系，提供处理这种关系的最佳之道。其中尤其需要努力的，是要在生理结构大致相同而欲望偏好千差百异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行为互动中去探索经济法则，经济法则是从人性中普遍具有的原动力经由每一个平凡人日常生活之互动调适而呈现出来的。经济学家的终生志业，就是不断地去探究有远大潜力的经济法则，同时把已经发现的经济法则不厌其烦地讲给大众认知。

三

夏道平认为经济工程师则 无视于、至少是轻视了公共经济事务是千千万万的行为人形形种种的主观意志的表象，它以工程师的心态、工程师的技巧，来处理活生生的人的行为所形成的公共经济事务。各个人的主观意志，究不同于既定的、客观存在的、可以规格化的物料，而经济工程师却将其误视为这样的一些无生命、无意志的物料，并着力预先做成一个模型。他们的工作表面上看很专业，却往往缺少一种道德人文精神。特定经济利益发言人，在这一点上，倒是没有经济工程师那样死板，但他们却陷入了另一个道德的泥泞中，“如果这类人赤裸裸地讲出他们所争取的是什么，那当然是光明磊落，无可非议，但是，他们却每每把内心的真正企图伪装在富国利民的宏论中，藉以在舆论界造势！”

夏道平指出，工程师和发言人，都念过一些经济学课本，也都会知道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的一部名著《原富》，但是他们不见得知道或重视他的另一部巨作《道德情操论》。因此，他们不会懂得在经济学家的理论体系中应有道德所占的地位。他们当然也有自己的功用，不必轻视他们，但决不可将他们混同为经济学家。根据这种界定原则，夏道平甚至认为，即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来讲，也不全部是真正经济学家，有的只可说是顶尖级的经济工程师（当然，他相信诺贝尔奖不会下流到颁给“特定经济利益发言人”）。夏道平还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见解：经济学家不可成为学、官两栖动物，否则就不是经济学家。经济学家一旦进到官场，他就必然丧失自主性，而变成遵照上司意旨的经济工程师或发言人。夏道平坚持认为，经济学家应该严守本分，保持境界，作为人文知识分子的一部分而存在。

近年来，中国大陆关于“经济学家”问题爆发不少争议，其中有涉及经济学家专业水准的，有涉及经济学家道德情操的。夏道平先生的三分法及其对“真正经济学家”境界的坚持，实在值得今人咀嚼。也许，它提供了一种警示，提醒日益偏重技术层面的经济学人不忘对于人文层面的关怀；提醒日益“有机化”的经济学者群不忘对于公共性和良知的信念。这种坚持，也是一种人文的道德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