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学家对改革开放作了许多贡献，还要继续发挥作用

1978年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按照世界银行的指标，我国的人均GDP是156美元，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20年前，我国的人均GDP只有850美元，还是低收入国家。去年我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了8640美元，成为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亮丽的成绩，主要是靠党中央、国务院的英明决策，推动改革开放，靠全国人民努力奋斗的结果。但在此过程中，经济学家也贡献了智慧。

过去40年的成绩很亮丽，不过当前经济运行当中也存在不少问题，包括收入分配的问题、腐败的问题、环境的问题等等。在把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强国的过程当中，怎样克服体制性问题，抓住时代提供的机遇，继续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这还需要经济学家深入研究问题、出谋划策。

中国经济学家要做政策研究，也要进行理论创新

在我们的改革过程当中，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即有些出发点非常好的改革措施，从理论上讲也非常清楚，但推行的结果却常常跟原来的愿望相左，甚至把问题还搞得更复杂了一点。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呢？不可否认，在改革开放的过程当中，我们总是以发达国家现有的理论跟现有的经验来看问题，希望用那些理论跟经验来作为本国改革发展的参照。

但是我们知道，理论的适用性是有前提条件的，经验的适用性也是有前提条件的。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的前提条件当然跟发达国家不一样，跟完善的、完整的理论模型不一样。以那样的理论作参照，就可能会出现“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问题。

经济学家需要深入了解中国的经济现实，从中国的经济现象中了解问题存在的原因以及解决问题可以动员的资源，推动改革前进的动力何在等等，提出新的理论。这样的理论能够更好地让我们了解，过去40年的转型为什么在取得这些成绩的同时还存在这么多问题，怎么才能真正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使我们的理论能够从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中得到统一。

现在经济学的理论在发展中国家运用普遍出现的现象是，在认识世界方面好像很有力量，但在改造世界方面苍白无力。作为中国的经济学家，我们所经历的这场改革开放是人类经济史上一个难得的社会实验，从这场实验当中，我们要自己来总结经验、提出新的理论。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17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会议上讲到的：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中国经济学家不能辜负这个时代，在政策研究的过程中，也要进行理论创新。

中国经济学家要有更大的格局，不仅要关心中国自己的事，而且要关心世界的事

中国的崛起、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到底能不能被世界接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的发展是不是给其他国家带来共同发展的机遇。这方面我们不仅要做，也要会说，要讲好中国故事。

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到2025年左右将成为高收入国家，那时，我们对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就应该负起更大的责任。

根据我的统计，二战以来，发达国家给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援助超过了三万亿美元，但是这些被援助的国家真正能从低收入进入到中等收入的非常少，能够从中等收入进入到高收入的就更少。我认为，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人讲的“思路决定出路”。因为发达国家在给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的时候，通常是根据他们的理论、他们的思路、他们的经验来做的，尽管出发点可能非常好，但效果却不尽如人意。

中国成为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后，就要对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承担更大的责任，我认为应该提出自己的理论。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经济发展是一个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从农业到制造业到服务业，从低收入水平到高收入水平。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从二战以来的经验来看，少数几个发展成功的经济体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抓住了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国际转移的窗口机遇期，从农业社会变成现代工业社会。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过去多年来的中非合作发展，强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强调产能合作，这确实可以给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繁荣带来一个历史上难得的机遇期。但是，他们要怎么抓住这个机遇期，我们的经济学家可以提供一些理论指导，改变他们的发展思路。

作为中国经济学家，应开展“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研究，一方面，我们要继续贡献自己的智慧，推动中国改革开放持续深化，让我国经济能够继续乘风破浪往前进；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提出新的理论，让改革发展更顺利地进行，并且以我们的理论、我们的思路以及我们的发展来帮助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而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起来后，也同样能为发达国家创造机会，实现百花齐放春满园。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本文转自《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