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在网上看了一个小视频，是北京大学一位经济学教授讲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应该如何研究经济学的问题。
视频很短，几句话。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学家提不出自己的研究方向，只知道跟在美西方人的屁股后面，拾漏补遗，做点小研究。最终，中国经济学将成为美西方经济学的“一块殖民地”，因为我们没有志向去研究具有世界意义的大问题。他还指出，中国一些经济学家只知道写文章争取在好的杂志上发表，为了“升职”和“炫耀”。我不完全认同。
一、中国经济学家的现状
我赞成经济学家要着重研究“影响世界”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但是，我不完全赞同中国经济学家没有“制定自己研究议题的能力”，也不是没有要出影响世界的科硏成果的“渴望”（aspiration)。而是体制、机制上存在问题。
我认为：“中国经济学家”至少有以下几类情况：
第一类，学养不厚，急功近利。他们的知识很不全面，不仅经济学知识不全面，其它相关知识也知之甚少。这些人没有洞察能力，更没有理论思考的敏锐性。他们只知道“察颜观色”，学会了浮夸和胡吹，擅长造“新词儿”。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希望引起领导重视，充当“政府经济学家”，甚至梦想有一天能成为“国师”。
第二类，有些学问，但是又不想坐冷板凳做学问。一心想走捷径，擅长标新立异。什么“新经济学”、“新结构主义”、“新供给学派”，等等词儿五花八门，应接不暇。但是，仔细研读他们的著作，既没有发现有指导中国改革的新理论，也看不到与中国改革紧密结合的实际内容。看起来“著作等身”，实用价值几近于零。他们的“个人简介”都是自己编写的，夸大、甚至杜撰。随着时间推移，他们的观点不乏自相矛盾处，甚至前言不搭后语，“著作”中漏洞百出。
第三类是大多数。他们系统学习了一些经济学，大都有“经济学博士”头衔，并从事经济学的研究或教学工作。但是胆子小，担心惹麻烦。学术态度守正，不出奇、不创新。千方百计争取科研项目和发表论文，目的性也明确：为了“升职”和当个“博导”什么的。“炫耀”不是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规定的“升职”和“带博士的条件”。否则，无法生存下去呀。
按现在这种搞法，我想如果陈寅恪先生是生活在当下，他也绝对不可能成为北大、清华的教授。要博士文凭，陈寅恪没有；要合符要求的著作，陈寅恪当时也没有。何况他还那么高傲，要求“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实在说，我是很同情这“第三类”经济学家的，因为我也是这么走过来的。记得1987年我评教授，按规定的论文、专著和科研成果都有。但是40多岁了，因为学校派我出国学习新学科而错过了评副教授的机会。现在要“越级评教授”，规定在校内职称评审委员会通过后，还要求由教委组织的校外教授团答辩，通过了才能“升帜”。真是令人哭笑不得，有苦难言。显然，这位北大教授没有经受过这种待遇，所以才高调嘲笑别人发表论文“没有任何意义”，是“炫耀”。
我也不赞成一味追求发表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的论文。解决这个问题要从体制机制改革入手，坚持重真才实学，从立法层面加强打击学术造假。
我觉得宋代诗人苏泂写的《有感》很有启发：
滞不求通任布衣，山阴道上翫春晖。
每逢到处花开谢，转觉人生万事非。
其中第一、二句很有点像是说我们“第三类经济学家”中的一些人。命运“滞”而不通，学问也很难做的很通。但是，又还不心甘情愿为“布衣”，干脆利落地去山阴道上欣赏春天的美景（注意这里的翫字虽与玩字同音也同义，“翫”更强调反复玩一种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有“学而时习之”的意思）。因为不甘落后，想争取当个有作为的教授或知名专家。
诗的第三、四句我认为有点消极：“每逄花开花谢”时，好事似乎总没有落到自己头上来，于是顿感“人生万事非”。这或许与工作环境有关，也可能与自己的努力有关。我建议还是回到开头那两句诗吧，在“翫”字上多做点文章，去想想山阴道上的“越王峥古道”，传说勾践就是在那里“卧薪尝胆”的。
二、二十大“三中全会”可能会有许多需要研究的选题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我们的确有许多“经验”值得研究，需要把它们上升到经济学理论，把经验和思想带到世界上去。例如，经济高速发展经验、宏观调控经验、金融财政政策思想，等等。
我希望我们的学者不要天天讲我们什么什么超过了谁谁。讲多了不仅国际上一些人烦，我们自己人也烦。真正自信的人没有必要天天秀肌肉，真正恩爱的夫妻，更没有必要天天秀恩爱。热衷于秀肌肉、秀恩爱的人往往都是因为自己心里在发虚。
中央627政治局会议，是即将要召开的第二十届三中全会的预备会议。627会议通稿的以下思想，我觉得应该认真把握：
1、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这里首先必须回答“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究竞与生产资料所有制有没有关系。这个问题纠结了我们许多年。如果在“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还不知道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的生产关系有什么特点，分配关系如何决定，重点需要完善哪些制度和法律，那就实在是说不过去了。这个问题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是不是能真正完成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任务。
总设计师在“南巡讲话”中定义了“社会主义”。他强调的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剝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我理解，他强调的是分配制度，回避了生产资料所有制。这就给民营企业的发展扫清了障碍。
其次，要回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包括哪些具体内容。否则到时候没有办法证明我们是否真的都实现了。这会直接关乎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问题。
2、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总结和运用改革开放以来的宝贵经验
627会议通稿特别强调“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经验。包括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等等。
上述问题不应该只是口号，都必须落地，落到实处。我觉得现在特别突出的是国家金融体制和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如何全面深化改革问题。
3、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及时把改革成果上升为法律制度
我认为这一点特别重要。特别是金融体制、财政体制，例如财权与事权之间的关系、货币发行的依据和管理的法律程序，怎么改革必须于法有据。现在地方债务规模无法严格掌控，“谁的孩子谁抱走”都落不到实处，这样行吗？
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30多个省市区，情况千差万别。为了实现平衡发展，中央必须掌握足够的财力（我记得德国中央财力超70%）。如果没有科学办法和法律程序实现财政转移支付，也是不可想象的。德国相对于我们，它是一个小国，如果没有一套实现财政转移支付的科学办法，东、西德统一之后是很难实现平衡发展的。我们财政部的人不是不知道，德国中央财政向地方财政的转移系数我们的专家也不是不会计算。我认为，主要障碍是中央的财政官员不想这么去做，否则他们的“财权”就表现不出来，不能体现他们的“皇恩浩荡”。
其实，我们的许多“全面深化改革措施落不了地，也主要是中央不愿意放权。所以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问题是中央要放权。把中央的领导权、行政权尽量转变为立法权和执法权。
三、改革要有连贯性，重大问题要做到一个思想贯彻到底
我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深化改革决定”是承前启后的《决定》，习总书记在中央党校讲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1、国有企业和农用土地制度仍然需要全面深化改革
记得当年我在清华大学等地方“宣讲”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时很兴奋，几千人的大会鸦雀无声，一口气讲了两个小时。
对那个《决定》我只有两个问题公开表明我没有弄懂：一个是国有企业“混改”问题；一个是农用土地确权问题。
我认为国企改革应该突出产权制度和企业管理制度。我一直建议淡化“控股权”，突出“职业经理人管理权”。职业经理人对企业全面负责，对他的聘用和解聘由股东扩大会议民主决定。既要弱化“权力”左右企业经营，也要弱化“资本”左右企业经营，实现“产权与经营权脱钩”。可以参考新加坡淡马锡管理办法。
农用土地确权问题比较复杂。核心问题是要还农民对自己承包土地的“处分权”，以适应农业现代化发展趋势，对农用土地实行有管理的买卖制度。这既有利于“大农户”发展规模化、集约化現代大农业；又有利于农民获得“财产收入”，以便在城镇买房、创业，加速城镇化进程。
2、美国人要组织“我们这样的学者”研究“具有世界意义”的经济“知识体系”？
我看不大可能。如果真是这样，那些美国人也不一定安了什么好心。
有些美国人想借用中国人的大脑研究一点中国的经验，我可以理解。因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确发展很快，他们有些看不明白。他们自己研究，又感觉是隔靴搔痒。不仅是高鼻美国人感觉“隔靴搔痒”，就是张五常这样的美国人说起中国问题来，也词不达意，甚至南辕北辙。
但是，北大教授说的“我们这样的学者”，要完成这样的任务也很困难。弄不好不仅研究的结果仍然是“美国的殖民地”，甚至研究者也会蜕变成殖民地的“买办”。
“具有世界意义的经济学体系”应该是融合许多经济学派的大体系。不仅包括“西方经济学”，还必须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者应该精通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最好懂一些中国哲学和统计学。我曾很冒失的说过，北大在陈岱孙老师之后，少有真正的经济学大学者。陈老师学贯中西，尤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统计学的造诣都很深。
3、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指导思想不能有迟疑
改革是一场革命，并不是每一项改革什么人都会支持。改开40多年来，每一项改革成果都来之不易。怎么理解“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改革者必须有正确的政治立场，只能应正确的，不能应错误的。否则，改革就会失去方向。
我们回想一下，深圳的的改革不是有人曾经柱着拐杖在那里哭爹骂娘的反对吗？安徽的年广久不是好几次都有人喊着要把他抓起来吗？如果“应”了他们的“呼”，还有今天的深圳巿吗？还有今天的民营企业吗？还有我们今天对改革成果的“获得感”吗？
所以，改革路上充满了荆棘，要有坚强的意志和政治敏锐性，在大是大非面前不能有任何迟疑。要有明确的政治态度，披荆斩棘带领改革者前进！稍有迟疑，就有可能坐失良机，影响改革的进程。前些年“民营经济退场”论，如果中央领导不果断表态，造成的损失可能无法估量！
邓小平的语言很朴实，没有什么华丽的辞藻和深奥的理论。当一些人批判深圳把几十年的革命成果都葬送了，民营经济是资本主义时，他只说“不争论”，“发展是硬道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当一些人大叫大喊要“抓年广久”时，他又只说“慢一点，再看看嘛”！
我觉的，我们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时候，应该认真学习邓小平观察问题的政治立场和处理问题的方法，包括他的语言和文风。
2024.7.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