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9月23日晚，承泽论坛第七期、北大博雅讲坛第480期——经济学的学问之道暨“林毅夫讲习录”新书悦读会在北京大学承泽园举行。本次活动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和北京大学出版社联合主办，多家媒体平台同步直播。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南南学院院长、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教授发表“经济学家的时代机遇和授人以渔的经济学教与学之道”的主题演讲，来自学界、业界的多位专家学者和青年学子参加座谈。以下是林毅夫教授主题演讲的全文实录。
非常感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和北京大学出版社在我的两本新书《解惑集》和《园丁集》出版之际，组织这场经济学学问之道暨“林毅夫讲习录”新书悦读会，让我有机会分享经济学家的时代机遇和授人以渔的教与学之道。
今天我主要分享经济学的教与学，内容对其他社会科学应该也有借鉴意义。
21世纪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我坚持这一论断已经27年。1995年，《经济研究》创刊40周年时邀请我写一篇祝贺文章，文章的标题是“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在那篇文章中我做了一个论断：21世纪全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会在中国，引领世界经济学理论思潮的大师21世纪也会在中国辈出。当时，大部分人认为我这个论断是天方夜谭，因为当时现代经济学教育在中国刚起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国发院前身）在前一年（1994年）成立，当时中国内地受过完整现代经济学教育的也就只有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那六位老师，而且当时世界知名的华裔经济学家大概也不超过五个人。
当时我怎么给出这一论断？因为1994年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同时，我和蔡昉、李周合著一本书《中国的奇迹》。在书中，我们做了一个预测：到2015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会超过美国。到2030年，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也会超过美国。当时中国还是世界上最贫穷的低收入国家之一。而且当时国际上的普遍看法是中国有很多体制、结构问题，“中国崩溃论”此起彼伏。在这种背景下，我们的论断显得太乐观。但现在回头来看，1994年至今28年，我们的第一个预测早已实现。2014年时，中国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经济规模超过美国，比我们原来的预测提早一年。到2030年左右，中国的经济规模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会超过美国，基本上已经成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发展机构的共识。
上面关于经济学研究中心和世界最大经济体的论断高度相关。为什么中国经济学的教育才刚刚开始，我就认为21世纪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会在中国，引领世界理论思潮的大师会在中国辈出？为什么在中国改革开放刚刚起步不久，而且还有那么多问题时，我就论断中国的经济规模会超过美国，变成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这跟我研究问题的方法有关，我一般是从所观察到的现象探究其本质和根本决定因素。
经济学是在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以后才从哲学当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科学。从1776年的亚当斯密到20世纪30年代的凯恩斯，世界上大师级的经济学家基本上不是英国人，就是在英国工作的外国人（包括马克思）。世界上其他地方不能说没有，但凤毛麟角。二战至今，世界上大师级的经济学家不是美国人，就是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其他地方凤毛麟角。
为什么大师级经济学家的产生，会有时空的相对集中性？这个现象何以产生？到底是什么因素造成？我们知道，实际上经济学的理论以及任何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理论都是一个简单的因果逻辑。理论用以解释现象，通过了解现象背后的决定因素，构建一个简洁的因果逻辑，以解释现象，这个因果逻辑就是理论。
既然理论是一个很简单的因果逻辑，怎么判断一个理论是重要的理论，提出这个理论的经济学家是大师级的经济学家？我们没有办法比较逻辑本身的重要性或水平高低，因为能构成理论的逻辑都很简明，也往往能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同。因此，理论或逻辑的重要性主要就决定于其所解释的现象本身的重要性。被解释的现象越重要，这一现象在世界上的影响越大，解释这个现象的理论就越重要。
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时，英国工业革命已开始，从经济上看，英国当时已经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英国的经济现象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现象，对此怎么才能了解其本质？并且，在众多社会经济变量中，怎么才能了解哪个变量是这个现象背后的根本决定因素？这时英国的经济学家就会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之优势，所以，当英国是世界经济中心时，世界上大师级的经济学家大多出自于英国，其他地方即使有，也是凤毛麟角。
一战后，世界经济中心逐渐从英国转移到美国。二战后，美国经济占到全世界将近一半，美国的经济现象就成了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现象。在解释美国的经济现象时，美国的经济学家同样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之优势。所以在这一阶段，世界上大师级的经济学家绝大多数来自美国，其他地方凤毛麟角。
既然在《中国的奇迹》这本书中我们预测，到2015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会超过美国，到2030年，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会超过美国。到2030年时，中国的人均GDP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也不过是美国的四分之一，中国还处于追赶阶段，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按照《中国的奇迹》那本书里的逻辑，还会比美国快。到那时，中国的经济规模全世界最大，发展速度又比美国快，中国经济对世界的影响也会最大。近年来，中国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0%左右，将来至少维持在这一水平。自然，中国经济现象到时候就会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现象。在解释中国现象时，同样由于“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中国就会变成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大师级的经济学家应该会在中国辈出。
给学生上课时，我不断地强调这一观点。比如最近两三年我所教的新结构经济学本科生实验班的学生是20岁左右，博士生普遍25岁左右，到本世纪中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中国的经济规模应该至少是美国的两倍左右，那时世界经济中心一定是在中国。所以作为老师，我当然要让学生知道他们的时代机遇是什么，希望我的学生能够抓住他们的时代机遇，这是我作为老师的责任。
时代机遇永远在那个地方，能抓住机遇的总是少数人。例如，从1776年的亚当斯密到20世纪30年代的凯恩斯，固然大师级的经济学家绝大多数来自英国，但并不是所有英国经济学家都是大师。二战后，美国成为世界经济中心，大师级的经济学家绝大多数来自美国，也并不是所有美国经济学家都是大师。同样的情形，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变成全世界最大、最有影响的经济体，中国会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中心、大师辈出之地，但也不是每个中国经济学家都会成为大师。我则希望我的许多学生会成为大师。
要使得我的上述愿望成真，就需要了解经济学大师与一般经济学家最大的差异在什么地方。
我认为经济学大师与一般经济学家最大的不同是，大师都是从他所处时代的经济现象出发去了解背后的道理，然后根据这个认识，形成一个解释所观察到的现象的因果逻辑，这个逻辑就是一个理论。解释的现象重要，理论就重要，提出重要理论的经济学家就成为大师。
我们知道实际的情形是在任何国家，包括英国和美国，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做的工作主要还是用现有的理论来解释所观察到的现象，或是用数据来验证现有的理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更是这样，包括中国的经济学家。
但是，如果当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的经济中心时，中国经济学家仍然沿袭经济学界现在通常采用的主流理论来解释中国现象或用中国数据来检验现有主流理论，这样的常规研究方法就会辜负引领世界经济学理论新思潮的大师在中国辈出的时代机遇。作为老师，我不仅有责任让学生了解所处时代的机遇，也要和学生交流切磋抓住时代机遇的方法。
首先，要抓住时代机遇，学生要学会从现象的观察开始，了解这个现象背后的道理和因果逻辑，不能看到一个现象就马上去找文献，看有什么理论可以解释此现象，这样很容易对号入座，而看不出表象相似的中国现象和现有理论所要解释的现象背后的因果逻辑可能存在差异。
作为老师，我要教会学生从现象的观察出发来做研究，而不是从文献出发来做研究，而且在观察现象的时候必须有一种“常无”的心态。也就是说，不能抱守现有理论，或现有模型、现有经验，必须用“初生婴儿的眼光”，以原原本本的、没有任何扭曲的、不戴任何有色眼镜的方式来直接观察、分析现象，推究成因，提出自己的解释。所有大师都是这样产生的，中国未来的大师也一定如此产生。要让学生明白，没有一个大师是根据文献、用过去的理论来解释现象而成为大师，这样做的经济学家即使在发展中国家也许会被称为“大师”，但对理论没有原创性贡献，在世界经济学殿堂中留不下痕迹。
学生如果要以“常无”的心态来观察现象，怎么观察？
在课堂上和各种场合，我都提出要回归亚当斯密，但我不是指回归到《国富论》里的观点，比如市场很重要、分工很重要、市场中有“看不见的手”等等，而是回归到亚当斯密的观察和研究方法。其实，亚当斯密非常开诚布公地把他得出那些观点的方法直接作为书名。《国富论》是简称，书名的英文全称是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观察者网注）。他整本书中的各种观点都是通过对他所观察到的现象的“本质”与“原因”（决定因素）的探索得出。我们常说，要教会学生钓鱼，不是给学生一条鱼。亚当斯密书中的结论是亚当斯密钓来的“鱼”，亚当斯密“钓鱼”的方法则体现在书名之中。而且我们回顾一下经济学说史，亚当斯密之后的大师级经济学家也都是运用亚当斯密的方法去了解所处时代的重要问题、重要现象的本质和决定因素以形成新理论，从而成为大师。一般的经济学家则是应用大师所提出的理论来解释他们观察到的现象或用数据来验证大师的理论。所以我们要教育学生回归到亚当斯密的方法，观察所处时代的现象，自己揭示其本质和决定因素，这样才能抓住成为引领理论新思潮的大师的时代机遇。
如果一名经济学家不用现有的理论来解释现象，有心以我的建议，以“常无”之心态，像亚当斯密一样去了解现象的本质和根本决定因素，但又如何知道自己所提的解释就是现象的本质和根本决定因素呢？在这方面，我有一些心得，归结为“一分析、三检验”和“三归纳、一分析”。
“一分析”是指先了解所观察到的现象的本质，以及谁在做决策，决策时所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可动员的资源是什么，不可逾越的限制条件是什么，在可动员的资源和限制条件之下，有哪些可能的选择，最好选择的根本决定因素是什么，根本决定因素如何通过所得效应或相对价格效应产生了对最优选择的影响，据此提出对所观察现象的解释。
但怎么判断提出的解释中的决定因素真的就是该现象的根本决定因素？这要靠“三检验”来确定。
一是历史纵向检验。这个决定因素在一个地方出现时，这个现象才在那个地方出现，这个决定因素未出现前，那个地方就不应该有这个现象。 二是当代横向检验。中国内地有31个省市，大部分现象都不是31个省市同时发生；世界上有两百多个国家，也不是一个现象在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同时发生。如果提出的解释真的揭示了所要解释的现象的根本决定因素，那么，应该在有这个因素的国家或地区会有这个现象，没有这个因素的国家或地区就不会有这样的现象。 三是多现象综合检验。我们知道，真实世界的现象是因因果果、果果因因，像一团乱麻般地混在一起，如果提出的解释真的是揭示了所观察到的现象的根本决定因素，那么这个决定因素会产生果，果又会变成其他现象的因，如此因因果果，一环套一环，根据这个根本决定因素所做的各种推论应该都能经得起实证的检验。
一名研究者对所观察到的现象提出的解释要是经得起上述“三检验”，就能够有信心，这个解释确实揭示了现象的本质和根本决定因素。如果提出的解释与现有的某些理论一样，别人已经提出过，没关系，证明你跟提出这个理论的大师一样有洞察力，可以写一篇实证研究的文章来发表。但也很有可能提出的解释在现有的理论中没有，这个解释就成为创新性、开创性的理论，并且解释的现象如果很重要，就会成为一个有重大贡献的理论。
一位研究者如果观察现象时能够一眼就看出现象的本质和根本决定因素，就运用上述“一分析，三检验”的方法来从事研究。对于初学者可能没有这样的洞察现象的能力，则可以把过程倒过来，使用“三归纳，一分析”的方法进行研究。
首先，了解这个现象什么时候才在被研究的地方出现，出现前与出现后在那个地方哪些因素发生了变化？在那些变化了的因素中哪个可能是最重要的驱动因素，这是历史纵向归纳。 其次，中国31个省市，世界有200多个国家，一个现象不会在所有省市、所有国家同时发生，要归纳有这个现象跟没有这个现象的地方有哪些不同因素，其中哪个可能是最重要的因素，这是当代横向归纳。 最后，在发生这个现象的国家或地区，一定还有很多其他现象同时发生，它们应该都相关，从这些相关现象中去发现共同决定因素，这就是多现象综合归纳。
通过“三归纳”的方法会对现象的本质和根本决定因素有所认识，根据这个认识再用“一分析”的方法，把谁是这个现象背后的决策者，所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有什么资源可动员，不可逾越的限制条件是什么，有什么可能的选择，所得效应和替代效应如何对决策者的最好选择产生了影响，据此形成解释这个现象的因果逻辑，然后再运用“三检验”把提出的解释重新检验一遍，以确保所提出的解释揭示了所要解释的现象的本质和根本决定因素。
一位经济学研究者如果能够将 “一分析，三检验”或 “三归纳，一分析”的研究方法运用的得心应手，就很有可能抓住中国成为世界经济中心、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和大师辈出的中心所带来的时代机遇。教会学生运用这些方法是当老师的职责，也是我在《本体与常无》《解惑集》《园丁集》《切磋集》中反反复复和学生交流的。
但作为学生怎么学？我既然强调以“常无”的心态来看世界，是不是就代表不用学习现有理论？其实不是，而是要有正确的学习方法。
第一， 作为学生，首先要努力学习现有的理论，但学习现有理论的时候要批判式学习，不是书上讲的都放诸四海而皆准，也不是在顶刊或者杂志上发表的都是揭示了现象的本质和决定因素的理论。其实任何理论都是“刻舟求剑”，只在给定条件下成立。所以，在学习时要用“一分析，三检验”的方法，根据自己所知的中外各种经验事实来检验读到的理论，进行批判式的学习。
一个理论在提出时可能确实经得起当时经验事实的“三检验”，但时代改变以后，关键决定因素可能变了，原来可以不保留在理论模型里面的那些被认为不重要的变量，可能变得重要了，量变已经形成质变；原来认为重要的变量，则可能变得不重要了。所以我们读西方经济思想史，例如宏观理论，凯恩斯的理论是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箫条时提出的，当时是能解释现象、能够改变世界的理论，但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失掉解释力，被芝加哥大学卢卡斯的理性预期学派取代。主要原因在于凯恩斯主义的前提是存在大量过剩产能。到20世纪60年代，过剩产能消失，积极财政政策增加了需求，而产能和供给增加得不那么快，就不能促进经济增长，只产生通货膨胀。时代在变，所以我们在学习理论时，需要批判式思维，仔细了解一个理论适用的前提和暗含前提。
在发展中国家学习现有理论时更需要批判式思维。我们现在读的理论，从亚当斯密到凯恩斯，基本上是解释发生在英国的现象。二战至今的理论基本上是解释发生在美国的现象。在产生这些理论的国家，条件改变了，理论就要变。把这些理论直接拿到中国来是否能适用？不能说绝对不行，但不适用的概率很高。所以就要用“三检验”的方式来检验。例如，我在课上常讲，“经济要发展，技术必须不断创新”，这是对的。但是技术创新的内涵是在下期生产时所用的技术比现有的技术好。发达国家的技术已经位居世界最前沿，要创新，就必须自己发明。但发展中国家用的技术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只要你引进、消化、吸收就是创新。发展中国家要创新，就要衡量自主发明和技术引进哪一个的成本更低、风险更小。实际上，一般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具有后来者优势，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对发展中国家更好。所以，我们要用批判的方式学习，尽信书不如无书，一个学者的研究如果从已有的理论、观点、结论出发，那就不能做到“常无”。
第二， 要了解学习现有理论的目的和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我在《园丁集》和《本体与常无》两本书里反复讲，学习现有理论的目的不是应用这些理论，而是应该像画家临摹名画，去学会怎么画出一幅好画。参观巴黎卢浮宫等世界著名的博物馆时，我们经常会看到有画家在那里临摹名画，据说一临摹就是3个月、半年。张大千当年到敦煌临摹唐朝壁画，一临摹也是半年、一年。他们是为了画得像吗？不是。临摹名画的本意不是为了画得像，而是揣摩。我们知道一幅好的画，事后分析，基本上都能够符合构成一幅好画所必须达到的基本条件。而绘画大师如何用那些基本条件来反映自己内心对世界的感受，并且画出来以后引起世人的共鸣，这是值得揣摩的。
我们在学习经济学理论时，基本也要这样。经济学理论的组成因素很简单，任何经济学理论在解释现象时，总是以一个理性的决策者，通过所得（预算）效应和（或）替代（相对价格）效应这两个机制在他可动员的资源和不可逾越的约束条件所共同决定的可选方案中选出他认为是最好的方案。真实世界的现象错综复杂，经济学大师怎么能归纳成所得效应和替代效应那么简单的机制来解释呢？这是我们在学习理论的时候要去用心揣摩的。
在这种揣摩过程中，慢慢地学会像大师那样观察世界，抓住现象的本质，发现它的根本决定因素，然后用经济学家所用的所得效应、相对价格效应的语言把一个理性的决策者的选择认识构建成理论模型，提出经得起“三检验”的解释。在巴黎卢浮宫临摹名画的那些画家是在揣摩如何通过参透名画背后的机理，画出属于自己的新的名画。想成为大师级经济学家的学生，也应该揣摩现有理论背后的机理，提出既属于自己，又对重要现象有足够解释力的新理论。
上述学习方法是新的方法，而且比现在大家惯用的以记知识点为目标的学习方法难。
但是，在中国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学者们做研究还是习惯于拿现有的理论来解释自己国家的现象，用自己国家的数据来检验现有的理论。这样的文章写出来以后杂志的编辑和评审人看得懂，也容易接受、发表。
这里就需要弄清楚我们学习理论或做研究的目的是什么。学习理论或者是做研究，是为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我们要能够解释我们所观察到的现象，但更重要的是，能通过这种认识推动社会进步。这是学习理论的目的，也是我们做研究的目的。
一个现象如果可以用一个理论解释，通常也可以用很多个理论来解释。但是，只有揭示了在我们的国家所出现的现象的本质和根本决定因素的理论，才能帮助我们改造好世界，在众多可以解释所观察到的现象的理论中应该只有一个真正抓住了所观察现象的本质和决定因素。所以，我们在学习和做研究时不要满足于所学的理论能解释所观察到的现象，或所写的论文能发表，要追求的是按照这样的理论去实践能够实现改造世界的目标。这是新结构经济学倡导“知成一体”的原因。而且，也只有以此存心才有可能抓住提出新的理论的时代机遇。
在此我想再多说一点，如果在面对我们所处时代的现象时所用、所发表、所倡导的不是真正揭示所观察到的现象的本质和根本决定因素的理论，不仅个人会丧失理论创新的时代机遇，还很可能会误导社会。
以俄罗斯的转型为例。在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之所以采用休克疗法转型，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其经济学界普遍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观点，认为计划经济不行是因为产权国有，政府干预太多，造成资源错误配置，寻租腐败，要改善经济就必须以休克疗法来推行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写了大量文章去宣扬上述观点，形成了社会共识。当时国外的经济学界还有一个共识是中国的渐进双轨制改革会形成比计划经济更糟糕的制度安排。这样的观点由大师级经济学家提出，写成理论模型，发表在顶级期刊上，在当时也形成了共识。2019年在莫斯科大学举办了一个苏东转型30年、中国转型40年的国际研讨会，在俄罗斯倡导并推行休克疗法的经济学家格拉杰夫在会上做了主旨发言，他说回头来看，中国的渐进转型才是对的。所以，一个学者要是不能真正了解所观察到的现象的本质，认识到这个现象的根本决定因素，不仅很可能会失掉提出理论创新的机遇，而且也可能误导时代。
最后，要了解所处时代的现象的本质和根本决定因素，一定要关心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必须有“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情怀。只有这种关心才能不断积累真实世界的知识，才有动力和能力去应用我前面讲的“一分析，三检验”或者“三归纳，一分析”的方法。如果对历史纵向、当代横向、社会的很多现象没有了解，怎么能运用这些真实世界的知识来检验、归纳？所以，要抓住这个时代的机遇，一定要平时就有对所处国家、社会、世界充满关怀。
最近我写下一篇70感言。我常言自己是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第六代知识分子。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以天下为己任。鸦片战争以后，我国从文明鼎盛的大国变成“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半殖民地国家。为了民族复兴，历代知识分子做了很多努力，从推动洋务运动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第一代知识分子，推动戊戌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还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第二代知识分子，推动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第三代知识分子，五四运动进入大学、毕业后参加北伐、抗日战争、社会主义革命的第四代知识分子，到新中国成立以后进入大学、毕业后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五代知识分子，他们都做出了无愧于后人的努力。但不容否认的是，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不断下滑，他们都不能像我们今天一样有底气说世界经济中心会在中国，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会在中国，引领世界理论思潮的经济学大师、社会科学大师会在中国辈出。作为第六代知识分子，我感觉自己很幸运，在改革开放以后迎来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我认为我教的学生作为第七代知识分子会比我们这一代人更幸运，因为在你们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黄金年华，民族复兴会在你们这代人身上实现，世界经济中心会转移到中国。
我们也知道，“行百里者半九十”，虽然中国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前路的挑战也会更多。要解决这些挑战，就必须有理论指导，而且这样的理论绝对不是源自现有发达国家的理论，因为中国作为一个从收入水平刚刚中等、经济总量却跃居世界第一，又发展最快的超大经济体，各种条件都和产生现有理论的发达国家不同。这就需要第七代知识分子本着“常无”的心态，用“一分析，三检验”或“三归纳，一分析”的方法来了解你们所处时代的现象的本质、根本决定因素和关键作用机制，提出能够真正帮助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理论，这样中国经济才能乘风破浪、不断前进。如果你们能够提出这样的理论，你们将不仅助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终实现，也将成为引领时代新思潮的经济学大师。
（本文根据2022年9月23日经济学的学问之道暨“林毅夫讲习录”新书悦读会上林毅夫的主题演讲整理，经作者审定，原文发布于“北京大学经管书苑”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