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导报记者 童海华
今年67岁的徐景安,曾在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家计委、国家体改委工作。1985年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1987年调深圳任体改委主任。深圳证券交易所第一任副理事长。日前，本报记者约请徐景安谈他经历过的改革决策历程。
在改革开放30年之际，谈起上世纪那些历史，徐景安依然显得十分激动，对一些重大决策依然记忆犹新，思路十分清晰。
一篇文章让徐景安步入了改革战线
徐景安是1979年初调到国家计委研究室的。“当时，研究人员总共才4个人，两个人研究生产力，两个人研究生产关系，我和魏礼群是研究生产关系的。生产关系研究什么呢？就是研究怎么扩大企业自主权。”
徐景安说，打倒四人帮以后，搞拨乱反正。理论界的一些同志认为，社会主义还存在商品交换，还是商品经济。胡乔木写了一篇文章，叫《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实现四个现代化》，提出要尊重价值规律，批评按长官意志，搞瞎指挥。因此，像国家计委这样的部门，都认为要扩大企业自主权。
徐景安说，在国家计委工作，比较了解情况。“我发现中央管的计划品种太多了，企业的产供销、人财物全由国家管。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都由国家决定。连企业盖个厕所都要国家批准。”
针对这种情况，徐景安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从我国社会条件出发，实行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文章认为：“社会主义社会虽然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但在不同的所有制之间以及同一个所有制中各个经济单位之间仍然存在着经济利益上的差异和矛盾，建立在这种不同的经济利益上之的社会主义经济仍然是商品经济”，因此，既要遵守有计划按比例的经济规律，也要尊重价值规律。为此，“生产计划，实行国家计划与企业自决计划”，“物资供销，采取商品计划贸易和商品自由贸易”，“产品价格，实行固定价格、浮动价格、自由价格”。
1979年4月在无锡召开了近400名经济理论工作者参加的价值规律讨论会，徐景安参加了会议，发表了这篇文章，既有一点理论，还有一些设想，影响很好。就是这篇文章，使他步入了改革战线。
我国第一份改革总体规划是怎样形成的？
徐景安告诉记者，1979年7月，国务院财经委成立体制改革研究小组，由张劲夫领导，一开始实际参与这项工作的是国家计委综合司处长柳随年和徐景安。
“我们两个人就开始召开各种座谈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我印象最深的两个代表人物：一个是蒋一苇，倡导企业本位论，主张以企业为本位，来构建整个体制框架；一个是杨培新，主张改革三大步，扩大企业自主权是一步，第二步是组织专业公司，第三步要发挥银行的作用。”
徐景安说，当时，对企业本位论这个说法很难接受。尽管我们都认为要扩大企业自主权，但国家承担宏观管理职能，不可能完全按照企业的要求、企业的利益来调节。国家经委的观点就是主张企业本位的。
徐景安记得，当时，理论工作者还有刘国光，主张“计划调节为主，引入市场机制”。总的理论趋向是，指令性计划不可能取消，要以计划调节为主，但一定要引入市场机制和价值规律。这是一个核心观点。
第二个核心观点是对企业的认识。企业是全民所有，就是计划调拨，为什么要引入市场机制，承认价值规律呢？为了改变企业吃大锅饭，干好干坏一个样，恢复了奖金制度，还要进一步实行企业利润留成制度，企业有利润了，就留出一块利润，建立发展基金、福利基金，奖励基金。这样企业就有了自身利益。在理论上概括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所以国家在管理企业的时候就要引入市场机制。
第三个核心观点是，认识到社会需要不断变化、生产结构不断调整，靠单一的国家计划，无法保障经济按比例发展和企业产供销的平衡。
“我们写出初稿后，由张劲夫主持又开了一系列座谈会。1979年12月3日形成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意见》。”
徐景安说：
这个设想的革命性意义在于，结束了过去体制历次变动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兜圈子、在行政管理办法上动脑筋的做法，而提出了五大改革原则：一是把单一的计划调节，改为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以计划调节为主，注意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二是把单纯的行政管理经济的办法，改为经济办法与行政办法相结合，以经济办法为主，保持必要的行政手段；三是把企业从行政机构的附属物，改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在国家统一领导下扩大企经营管理自主极；四是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从有利于发展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出发，划分中央部门与地方的权限，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五是正确处理政治思想教育与物质利益的关系，在重视物质利益的同时，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提倡照顾全局利益，发扬共产主义风格。
整个起草过程中，张劲夫没有传达上面什么指示，其中柳随年起了很大的作用，徐景安主要做文字工作。“劲夫同志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和其他国家领导人不一样，他讲着、讲着就会激动起来，离开座会，摊开双手，兜一个圈子，表达自己的思想……他热情奔放，非常有感情色彩，也很平易近人。他当过科学院院长、财政部长、安徽省省委书记，后来当国家经委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我对他非常崇敬。”
徐景安记得是1980年初在中南海，由李先念主持召开国务院财经会议，讨论这个稿子。这是徐景安第一次参加中央的决策会议。从晚上7点开始，开了一个半小时，大家都不谈正题，在那儿东拉西扯。“我很着急，到8点45分，李先念说话了。他说：‘这个稿子我看了两遍，都没有看懂。’我心想，这下完了！他都没看懂，怎么通得过啊！紧接着，李先念指着柳随年我们这一些人，说：‘他们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相信他们是对党负责的。所以，我建议，这个文件还是先发下去试行。’就这样，通过了！中央的最高决策就这么定下来了。”
徐景安说，现在想想，当时会上，没有任何人提反对意见，也没有任何人表示赞同，是可以理解的。来参加会的人，对怎么改革，改什么呀，没有思考过，要他们怎么说啊？弄出一个总体规划来，要他们表态，真是难为他们了。但是这个稿子，能得到小平、陈云的认可，像国家计委、财政部这样的权力部门也没有反对，应该说是不容易的一件事了。
调整经济结构是如何决策的？
徐景安回忆说，1980年，赵紫阳刚当总理，就面临经济调整。
打倒四人帮后，经济上要来个快速发展。搞了一个“洋跃进”，引进宝钢等22个大项目，发生财政巨额赤字。所以，赵紫阳当总理，面临的第一个问题，不是改革，而是调整。
“我写了《要放慢还权还利的步子》，意思是考虑到整个国民经济比例失调、财政赤字，对农村政策的调整和企业改革的步子不能迈得太大。要根据国民经济调整的要求，对改革重作安排。”
赵紫阳于1980年11月22日批示：“这是徐景安同志就当前经济改革写的一篇意见书，现印发省长、市长、自治区主席会议一阅。徐景安同志原是国家计委政策研究室研究人员，现在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工作。我认为，他提的建议是有道理的。很值得重视。”后来中央的方针就改成以调整为主，改革要服从调整。
经济调整，就是压缩基本建设规模，求得收支平衡。这样，钢材卖不出去了，机器卖不出去了，水泥卖不出去了，生产就萎缩，收入下降；而人员不得裁减，工资还得照发，支出不能喊少，就会带来新的不平衡，导致恶性循环。
于是，徐景安又写了一篇《我国经济摆脱困境的出路何在》，在文章中，徐景安写道：“从国民经济全局来看，我们不得不采取压缩基本建设投资这一措施，这是使国民经济由被动转为主动的关键一着。”
主动压缩这部分生产能力腾出能源、原材料，保证消费资料生产的发展，以增加收入，稳定市场，是继压缩基建投资以后，使经济由被动转为主动的第二关键一着。我们的希望在于消费资料生产的发展，所增加的收入，不仅能弥补压缩生产资料生产所带来的收入的减少，而且能弥补各项补贴、经费等支出的增加，实现财政收支平衡。这样，我们的经济就能转危为安，摆脱困境。”
徐景安还对紫阳说，这样做，不仅有经济意义，还有政治意义。长期以来，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发展重工业，商品匮乏，让老百姓勒紧裤腰带。如果在您的领导下，发展消费品生产，不仅繁荣经济、增加收入，而且商品琳琅满目，这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发展消费品生产，从哪儿抓起呢？从大城市抓起。1981年4月起草了赵紫阳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提出发展与改革的九条意见。这是赵紫阳上台后的第一个施政纲领。
改革的市场取向是如何确立的？
从1980年到1984年，徐景安先后参与起草了8个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规划、方案、意见、汇报提纲。1982年成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人员就增加了，机械委也合并过来。由赵紫阳亲自担任主任。薄一波、安志文、廖季立、周太和、童大林等担任副主任，下面设总体规划组、生产组、流通组、试点组等，徐景安是总体规划组处长，负责文件起草工作。
徐景安说，对于改革的方向、目标，认识上有反复。1979年的《总体设想》只是说：“实行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1980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的提法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并存的商品经济”。1982年《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规划》改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计划经济”。1983年《关于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几点意见》的提法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85年《关于体制改革总体规划研究的汇报提纲》才确定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这些提法变化的背后反映了一个实质问题，由国家为主组织经济活动的体制要不要改？简单来说，生产经营活动是由国家管，还是企业管？
“今天看，这算什么问题。当时却是一个大问题。国家通过指令计划、调拨物资、规定价格来控制企业，以确保国家的重点项目、骨干企业的运行。由政府组织企业的产供销，就从中央到省、市、县设立一系列部门，除了计委、经委、财政以外，还有治金、煤炭、机械、电子、纺织、轻工、物资、价格……单机械行业就有一机部到七机部。上述提法的改变，关系多少部门的生死存亡以及权力的分配啊？”徐景安解释说。
徐景安回忆说，1987年3月13日，他与李峻联名写信给邓小平，信中分析了改革面临的形势，要解决三大难题：一是企业改革，处理好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二是价格改革，处理好国家与老百姓的关系；三是机构改革，处理好国家与干部的关系。结论是“改革需要强大的舆论开路和强大的政治力量支撑，才能克服困难，胜利向前。”
1987年10月赵紫阳在十三大报告中，提出了“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中国改革的市场取向得以确立。
住房制度改革的决策过程是怎样的？
徐景安说，我国城市住房制度一直采取国家包下来的办法，由国家投资建房，再无偿分配给职工。当时，全国城镇公有住宅9亿多平米，实收租金1亿元，每平米租金0.11元，远不够管理、维修之用，致失修失养的住宅占一半以上。为此，建设部房管局提出来，要将房租提高到每平方米0.54元。这同价格改革一样，面临同样的问题：提高房租，涨不涨工资？不涨工资，老百姓要骂娘。提房租、涨工资呢？住小房子的，可能有好处；住大房子的，就要多掏钱。老红军、老干部能多掏钱吗？算下来，还不如不改。改了以后，国家还得多掏钱。
1984年5月徐景安在《试论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一文中提出：“现行的住房政策必须代之住宅商品化，这是解决住宅问题的惟一出路。”具体做法是“变住房无偿分配为补贴出售、优价出售和全价出售”，“变低房租为半价、全价房租”，“公有住宅折价出售”，“住宅建设产业化”。
1984年底和1985年初，徐景安曾两次向紫阳同志面议，提高房租不是为了弥补亏损，而是立足于把房子卖掉，即房租提高到使买房比租房合算。全国9亿多平米的公有住宅，以每平米50元出售，国家就可收回450亿，投入住宅再生产。
“极而言之，把房子白送给老百姓，也是财政甩了包袱，不用再补贴了嘛！提高房租，职工可以买房，就不会有意见。如果得不到房子的所有权，房租提高一点，职工也不愿接受。”
此外，徐景安还提出，住房制度改革还可以引导消费。当时，职工有钱就买彩电、冰箱，生产不出来，只得大量进口，而房子伸手向国家要，国家没有财力建房。住房制度改革后，职工有钱就先买房了，减轻了对进口消费品的压力。
赵紫阳赞成了徐景安的意见，成立了国务院住房改革领导小组，徐景安是小组的成员之一。
住房改革领导小组形成了两种意见，建设部房管局的意见是提高房租，徐景安则主张卖房。经过十多年的探索，最后殊途同归，实现了住房商品化。
还有一项是土地制度改革。徐景安回忆说，土地制度改革是深圳特区起步的。因为建设急需资金，就开创了有偿使用土地的先例。1987年5月深圳借鉴香港模式，制定了《深圳经济特区土地管理体制改革方案》，确定了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原则，采取协议、招标、拍卖的方式，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海南杨浦把土地批租给外商，也许存在租金过低的问题，有人指责是“卖国行为”，将使我国重新沦为外国的租界，掀起轩然大波。
然而，徐景安说，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建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靠什么？就是土地制度改革、房地产市场。1972年尼克松访华，北京王府井忙着粉刷。当时的北京到处是灰色的平房，才两个购物中心，即王府井百货大楼和西单商场。那时的上海也是一样，除了帝国主义留下的外滩几座楼，还有什么先施、永安、国际饭店，解放以后没有任何改变。
“我出生在上海，就是住在贫民窑里，连自来水也要去挑。现在都成了大都市了。”
股份制试点与股票市场是如何兴起的？
1986年9月3日徐景安写了《股份制：我国经济改革的新探索》一文，该文对股份制作了全面分析：一是企业吸收职工入股，增加了一层与企业资产的联系，“船中有货怕潮涨潮落”，对企业和职工具有更强的动力和压力；二是股份企业设立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规范了企业的管理体制，解决了党委领导下厂长负责制与厂长负责制之间书记为核心、还是厂长为中心的矛盾；三是实行国家经济管理职能的分离，即面向全社会的宏观管理和行业管理与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的分离，国有资产则分管理与经营两种职能，分别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和国有资产经营公司负责；四是迅速地筹集资金和有效地组织供给是企业的要求，股份经济适应投资主体多样化、企业自主权扩大以及经济联合发展所要求的自主地迅速地筹集社会资金的需要。五是建立证券交易所，通过股票的发行、转让，实现资金的合理流动，带动生产要素的转移，适时地调整产品结构、产业结构和企业结构。
然而，徐景安说，对股份制反对的多、赞同的少。不少人认为股份化就是私有化。主张激进改革的人，则认为股份制中国家占大头，换汤不药，没戏。
1987年徐景安以中国体改所副所长的身份去河北的沧州、浙江的湖州和温州推动试点，将沧州轻化局改为资产经营公司，后来上市了；湖州两个乡的企业管理局改为资产经营公司。
“这样跑了一年很辛苦，当时深圳缺体改委主任，李灏同志原来是国务院副秘书长，调深圳当市长、书记。应他之邀，1987年底我毫不犹豫地离开北京，去深圳就任。当时，在北京就是坐而论道，已改不下去了。” 徐景安说。
来到深圳，徐景安如鱼得水。在李灏同志的支持下，徐景安将在北京想做而做不了的，在深圳一步步推行。深圳与内地不同，适应投资主体多样化，大多采取股份形式，至1990年3862家工业企业中，股份形式的公司近2000家。在徐景安的主持下，企业处的张云东起草了《深圳特区股份有限公司条例》，由市政府通过颁发。据此，对股份公司进行规范，并先后将17家国有企业改造为股份公司，除原深发展外，将万科、金田、安达、原野等4家改组为上市公司。
在股份制改造中，徐景安碰到一个问题，在资产的存量中是否可以划出一块赠送给经营者和员工。
“深圳达声公司的总经理找我，他说赛格集团于1987年以112万厂房作为投资，经过一年多经营，公司净资产增值到300万，都是国有的。他不想继续干了¸辞职自己当老板。我劝他留下，搞股份制，以净资产的8%即24万作为红股，奖励给以他为首的一批业务骨干。可是这个方案被深圳人民银行以化公为私而否决了。直到今天，这个问题还未解决。” 徐景安说。
徐景安说，当时，搞股份制也得有勇气。徐景安记得当时王石找他要求万科上市，是为了摆脱上级公司的领导。他的上级公司是特发集团，作为直属企业，他随时可被罢免。王石想搞成股份公司，再上市，特发集团就是一个股东了。特发集团董事长袁陶仁也许看穿了王石的用心，以股份化就是私有化为名，反对万科改造为股份制
“那时，谁搞股分制，对我来说是正中下怀。我为万科上市，可以说是上窜下跳。一是找李灏同志寻支持，二是找袁陶仁做工作，三是到万科做动员，四是为万科发行股票搞推销。我去深宝公司动员了两次，最后还是打电话给我：‘徐主任，不好意思，我们作了研究，还是不上市。’那时，搞股份制、上市，是我求企业啊！股票发行也不顺利，深发展股票一开始只被认购了49.8%，万科股票剩下150万股没人认购。那时，买股票是凭觉悟，与买国库券差不多。1989年受“六四”事件影响，股价跌到低谷。” 徐景安回忆说。
徐景安说，1990年3月，深圳股市热起来了。当时5只股票，3个证券营业点。股票转让，到营业点排队。人头攒动，股价飙升。
1991年深圳公开发售股票。凭身份证买认购表，再凭认购表买股票。当年成功地发售了300万张认购表。
徐景安说，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是一个国家经济的晴雨表。深圳人觉悟比较早，成立资本市场领导小组展开研究。后来由李灏同志拍板于1990年12月1日设立了深圳证券交易所，徐景安是副理事长。然而，几经风雨，差一点被关闭。
在紧要关头，邓小平于1992年来到深圳，发表著名的南巡讲话：“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办法。”
徐景安说，实践证明，试点是有意义的。我国股份制改革与股票市场是成功的。
产权转让、企业破产的改革试验
徐景安回忆说，一到深圳，他就鼓吹要为企业办红白喜事，好企业就搞股份制、上市；差的企业就转让、破产。
1989年徐景安起草了《深圳市国营企业产权转让暂行规定》，以市政府文件下发。他的创造有两条：一是成立产权转让办公室，设在体改委市场处，负责产权转让的实施和审核；二是实施强制产权转让，对长期不能清偿债务、经营状况很差的企业，提出建议报批后实施。1992年又以市体改委名义下发了《在市属国营企业中“消灭企业亏损，消灭亏损企业”的通知》，提出企业连续三年经营亏损的，实行强制破产或产权转让。
徐景安说，到1993年共有65户企业实行整体产权转让，转让资产总额达2.6亿元。1993年２月, 成立深圳市产权交易所，成为全国第一家产权交易机构。
1991年12月26日徐景安还起草了《深圳市国营企业强制依法破产实施办法》。“这又是我的创造，破产一般是由债权人或债务人申请的，而‘本办法所称的强制依法破产，是指对达到法定破产界限、确已无法挽救而债权人和债务人仍不申请破产的企业，由政府和有关部门強制其依法进行破产。’文件规定下列企业实行强制破产：1、连续三年发生较大数额的经营性亏损，或亏损年度不足三年但亏损数额巨大，到期债务超过企业实际资产一倍以上的；2、已停止经营或基本停止经营，确无可能清偿债务的；3、管理混乱，资不抵债，整顿无效的。上述情况，要是发生在私有企业，债权人和债务人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早就申请破产了。可是国有企业就不同，不是亏自己，而是亏国家。强制破产，是政府履行资产所有者的职能，减少损失，并让所剩的资产通过破产处理，重新创造价值。但这项改革阻力大、难度大，又麻烦、又得罪人，谁也不愿插手，法院也不接受。后来，多次协调，接受了，但资产的清理工作没有人做，只得我们派人去。”
1992年1家国营企业实施破产，2家外资企业和1家外资银行破产处理。
国有企业管理架构、企业制度改革
1987年8月17日徐景安与周少华合写了一篇题为《利税分离，划分产权，三权分立，重塑国家经济管理格局》的文章，指出：8年来的改革，在传统公有制基础上引入了市场机制。人们从市场运行中获得利益，而把风险留给了依然行吃大锅饭的国有资产。传统体制下的国有资产也不能随市场供求的变化实现流动和重新组合。可以说，在传统公有制基础上，建立不起商品经济的正常运行机制，引入市场机制也收不到预期的效果。必须改造传统公有制，重新塑造国家经济管理格局，为商品经济的正常运行建立框架和基础。
改革的思路是通过划分国有资产的所有权、国有资产的经营权与企业生产经营权，建立国有资产的管理体系和经营机制，以实现国有资产的增值和收益的扩大。为此，徐景安认为，须改革现行的经济管理格局，将国家的资产管理职能与社会管理职能分开，在此基础上划清中央与地方的职责范围，然后按照各自的产权建立国有资产的管理经营体系。
该文具有创见意义的是提出组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的建议，有权变卖、出租下属企业资产，也可折股出售。当时全国有5000亿的国有固定资产是凝固僵化的，1/4的国营企业长期亏损不能改组，这就不得不依靠有限的增量来调节。不合理的资产存量，拖住了相当一部分增量，死的拖住活的。这是传统体制下生产要素配置效益低下的根本原因，也是传统体制引入市场机制不能正常发挥作用的障碍所在。资产经营公司为实现资产增值，使必须淘汰的企业迅速实现生产要素的转移，使需要发展的企业迅速扩大规模，从而推动产业结构与企业组织结构的合理化，使市场机制能真正发挥调节供求的作用。
在这篇文章发表前，徐景安就到河北沧州进行试点，于1987年7月25日制定了《沧州市轻化系统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方案》：通过划分国有资产的所有权、国有资产的经营权与企业生产经营权，加强对国有资产的管理，并按照责任与权力、收益与风险相对应的原则，建立国有资产的经营机制，实现国有资产收益的扩大和增值。改组轻化局，实行职能分解。将党政工团等政治、社会管理职能，下放企业所在地区管理；将规划、统计、质量检验等行业管理职能，上收到经委设立轻化科承担；建立轻化系统国有资产经营公司，负责管理经营轻化局所属9个国营企业的资产。它具有收益分配权、经营控制权和财产处置权，承担国有资产增值、实现利润递增和资金利润率提高的责任。沧州市成立国有资产管理局负责管理、考核国有资产经营公司。
深圳对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作了探索，较早成立了投资管理公司，兼有资产管理与投资的职能。徐景安来深圳后，于1988年5月起草了《深圳市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设想》。建议成立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对全市国有资产行使管理权。分解投资管理公司职能，资产管理职能收归资产管理局，投资职能由投资公司承担，将现有的集团（总）公司改组为资产经营公司。投资公司与资产经营公司成为国有资产的经营载体，承担资产增值的责任，拥有处置资产的权力。这个设想显然削弱了投资管理公司的权限，导致我与投资管理公司关系的紧张。1992年深圳成立国资委。1996年市属国有企业分别由建设控股、商贸控股与投资管理公司经营管理。2004年，改由国资委直接管理23家大型国有企业，成立投资控股公司管理需要改制的国有企业。
社会保险制度改革方案是如何制定的？
1987年徐景安考察新加坡，用人单位与员工都按一定比例交纳，建立公积金，用于养老、住房。这给了徐景安很大启发。
1989年由深圳市体改委牵头，劳动、卫生、计划、财政、市总工会、市人民保险公司参加组成深圳市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工作小组，讨论方案。
“我故意不称领导小组，而称工作小组是不用向市领导请示，干起来再说。我自封为组长，提出一个思路，参照但不照搬新加坡经验，按工资一定比例提取，建立个人帐户与共济帐户，当个人帐户不足支取时，由共济帐户补充，以弥补工资少或发生大病时抗风险能力弱的缺陷。” 徐景安说。
此后，由体改委副主任陈道贻主持，市场处副处长杨建和主笔，市场处陈坚定作测算，经集体讨论，历时3年，于1992年拿出《深圳市社会保险制度综合改革方案》，深圳市常委会先后讨论7次，终获通过颁布实行。这是我国最早制定的社会保险制度综合改革方案，由职工与用人单位按职工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提取，建立社会保险金，分立个人专户与共济基金，用于养老、医疗及住房。后来，这项改革推向全国。
徐景安回忆说，由于当时认识的局限，制订该方案时没有涉及财政对社会保险的支持，更没有研究政府应该承担的公共责任。
（2008.12.18.中国经济导报A26版，刊登时有刪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