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萧萐父教授于1924年1月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市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萧参(仲仑)，为蜀中狷洁独行之士，老同盟会员，辛亥后学优不仕，教书为生，有道家风。他的母亲杨励昭也善诗词、工书画。萧萐父从小耳濡目染，大都是左、孟、庄、骚之类。萧家曾挂着廖平左书的横幅，上面的好多字他幼时尚不认得，而这位被父辈敬重的廖经师的不少奇闻逸事和非常异议可怪之论，却在他的童心中引起一阵阵好奇。童年的他，曾从家里旧书堆中翻出清末印作革命宣传品的小册子，其中有《明夷待访录》、《黄书》、《扬州十日记》等及邹容、章太炎的论著，书的内容他当时还看不懂，但书的封面上写着“共和纪元二千×百×十年”或“黄帝纪元四千×百×十年”，却引起他新的好奇。好奇心，成为他日后求知的起点。他幼时常去的舅父家在一条窄巷，叫君平街湛冥里。大人郑重地向他解释，这里原是严君平隐居卖卜的地方；严君平如何有学问，精通《易》、《老》，每天卖卜挣一百钱后就下帷著书。1937年萧萐父考进了成都县中，校园后有个大污水塘，老师们郑重介绍，此乃扬雄的洗墨池，说扬雄当年如何勤苦好学，认得许多奇字，写了不少奇书。扬雄每天在池里洗笔砚，所以水都变黑了。这些童年的印象，在往后的岁月里时隐时显，乃至变成心中潜存的酵母。

抗日风雷打破了四川的封闭，各种思潮涌进了这一盆地。萧萐父念高中的三年，正当抗战最艰苦、青年最苦闷的时节。对青年萧萐父影响最大的是几位文史老师，特别是讲授中外史地的罗孟桢老师。他的充满爱国激情而又富有历史感的讲课，深深地吸引住了班上的许多同学。有一次罗先生偶然讲到刘知几、章学诚论史家必须具备“史才”、“史学”、“史识”和“史德”等素质，激发萧萐父写了一篇《论史慧》的长文，算是萧萐父的第一篇论史习作。在民族忧患意识和时代思潮的冲击下，当时中学生读课外书的风气特浓，自由选读，漫无目的，古今中外，囫囵吞枣。萧萐父在泛读中似乎也有点倾向性，一本《希腊哲学小史》使他在一次五题必作的外国史考试中，大胆地只选作了有关希腊哲学家的一题，居然得到老师的赞扬。由是可见他的独特个性和他的老师的不拘一格。在高中二年级时，风闻冯友兰先生来成都讲学，萧萐父与几个同学逃学去旁听，听后还争论不休，并因此而读了冯的“贞元三书”——《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等，以及当时流行的一些哲史书刊。这些，都为他后来选择哲学系这个“冷门”作了铺垫。1943年他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当时的武大迁到四川乐山，哲学系仅十几位同学。几位教授自甘枯淡、严谨治学的精神使学生们深受教育。那时武大哲学系所开的课程几乎全是西方哲学。万卓恒先生所开的“西方伦理学史”和“数理逻辑”，以清晰冷峻著称。张颐(真如)先生主讲“西方哲学史”和“德国哲学”等课，朴厚凝专，言必有据，教材用德英两种文本对照，一字不苟。张真如先生以“哲学与哲学史”为题的文言论文阐述黑格尔哲学史观，萧萐父至今不忘。当时萧萐父还选修了朱光潜先生的“英诗选读”、缪朗山先生的“俄国文学”、彭迪先先生的“西方经济学说史”等，使得他的眼界更加开阔。时值抗战胜利前后的动荡时期，在茶馆自学和社团活动中，同学间相互交流知识、思想，更是别有天地。文、史、哲，左、中、右，各种书刊都在学生中流传。萧萐父当时也阅读过郭沫若的《十批判书》、《甲申三百年祭》、侯外庐的《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等。

抗战胜利后，武汉大学于1946年夏迁回武昌珞珈山。大学的最后一年，萧萐父在武昌度过。在此期间，渊博嶔崎的金克木先生新来武大，开出“印度哲学史”与“印度文学史”等新课程，令他倾倒，并多次向金克木先生请教中西印文化思想比较研究的问题。系主任万卓恒先生贫病交加，卧床不起，但仍然热情而严肃地指导他写关于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毕业论文。同时，在反美蒋、争民主的爱国学生运动高潮中，萧萐父义无反颐，积极投入，参加主持过抗议沈崇事件的全校座谈会等活动。1947年在武大发生震惊全国的“六．一”惨案时，他曾任武大学生自治组织的宣传部长，因而被国民党特务列入黑名单。

1947年毕业以后，萧萐父回到成都，教中学，并受聘为一所国学专科学校讲授“欧洲哲学史”，又为《西方日报》主编“稷下”副刊，积极参与中共成都地下党组织的活动。1950年春，成都解放后，受党的派遣，萧萐父参加接管华西大学，任该校政治理论课教研组组长。

1953年院系调整后，他留四川医学院任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他在青年时代即奠定了一生追求真理、追求进步、追求理想、追求自由的生命旋律。时代铸造了几代人的基本性格。父辈参加辛亥革命，子辈参加反独裁统治的人民民主革命，孙辈参加民族自强的改革开放事业，构成了20世纪时代与人生的洪波曲。虽然其间不免坎坷曲折，而为了民族复兴，“虽九死其犹未悔”。

二

1956年他被送到北京中央党校理沦班深造。1957年春，在北京初次聆听了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关于重建武大哲学系的宏伟设想，受到极大鼓舞，决心应邀来武大工作，并按办新哲学系的教学需要，到北京大学进修中、外哲学史。院系调整后，全国哲学界精英都汇聚于北大哲学系。这一机缘使萧萐父得以涵泳其中，先后听过冯友兰、郑昕、朱谦之、张岱年、吴则虞、杜国庠、吕振羽、侯外庐等著名学者的专题课和学术讲演，又得到导师任继愈教授的具体指点，并常去汤用彤、贺麟先生家中侍坐求教。他曾以“未名湖畔花千树，一夜春风次第开”的诗句来形容当时在北大获得前辈道德学术滋润的心情。这次定向进修，虽仅一年多，然而因缘合和，使他自觉进入了中国哲学研究的殿堂，走向了

一个探索的新天地。他参加了1957年1月和5月在北京大学召开的两次中国哲学史讨论会，受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运用于中国哲学史的各种不同学术观点的启发。这时，他曾在《光明日报》、《新建设》等报刊上发表了《我对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几点意见》、《怎样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继承性》、《关于继承祖国哲学遗产的目的和方法问题》等几篇习作。他后来对这些幼稚习作很不满意。不用说，在当年理论界相当苏化的氛围中，这些习作不免带有教条主义的印痕。不过，从这些初学的习作中，我们亦不难发现萧萐父进入中国哲学史园地开始耕耘时，确乎有自己的特点。这个特点就是相当重视中哲史研究中的价值取向和方法学问题。

萧萐父当时形成的主要观点是：学习和研究中国哲学史的目的和意义，主要在于揭示中国哲学史的发展规律，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根据，即毛泽东哲学思想赖以产生、发展的思想土壤问题。为了科学地阐明这一问题，就有必要全面地批判总结中国哲学遗产，分析其精华与糟粕，揭示其规律和特点；为达此目的，在着手研究时，必须刻苦深入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系统周密地占有历史资料，坚持论史结合、古今通气的总方向。

萧萐父是在北大进修时面临反右斗争的，也曾写过批判“右派”的文章；但他作为支部副书记，在自己所在的单位，由于为一些同志辩护和其他“言论”问题而被视为“严重右倾”，与支部书记汤一介同志一起，同受到“留党察看”的严厉处分。

50年代末，萧萐父到武大哲学系工作，任哲学史教研室代主任，与李德永、唐明邦等一道，提出了以研读“两典”(马列经典著作与中国古典文献)为基石，以清理“藤瓜”(哲学发展的线索与重点)、探索“两源”(哲学思想的社会根源与认识论根源)为起点，来规划组织中国哲学史课程的教学，使武大中国哲学史课程，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教学体系和理论风格。

60年代，他广泛地探究玄学、佛学，尤重明清之际哲学。他在《哲学研究》、《武大学报》、《江汉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历史科学的对象问题——冯友兰先生史学思想的商兑之一》、《哲学史研究的根本任务和根本方法问题》、《王夫之哲学思想初探》、《浅论王夫之的历史哲学》、《唐代禅宗慧能学派》、《关于刘禹锡的“天与人交相胜”的学说》等论文。这些论文的总体思路，是以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把握，来分析哲学史上的个案与哲学史研究方法。例如，重视发掘为以往哲学史家所鄙夷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的贡献，发掘传统思想家所具有的素朴唯物史观思想萌芽等等。又如，在哲学史方法论上强调共相(一般规律)与殊相(历史人物的个性、偶然事件、思想特点等)的统一等等。

1962年11月在长沙举行的纪念王船山逝世270周年学术讨论会，是全国学术界的一次盛会。会议由李达、谢华倡导并主持，由湖南、湖北两省社联筹办。萧萐父参加了筹办工作。他所提交的两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即《王夫之哲学思想初探》和《浅论王夫之的历史哲学》，使他在学术界崭露头角，并开始以王夫之研究专家名世。这两篇论文在日后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两卷本《王船山学术讨论集》(1965年版)中排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作者充分肯定了王夫之哲学体系的朴素唯物辩证法的性质及启蒙因素，又深刻指出了王夫之哲学的理论局限和思维教训。这一成果代表了当时国内船山学研究的水平。

在1966年至1976年的“文革”浩劫中，萧萐父被定为李达“黑帮”，因武大“三家村”案的株连而横遭迫害，长期住“牛棚”，又在襄阳农场（分校）劳动，接受学生批判。他的家被抄查七次，他父亲留下的珍贵遗稿，他本人的论著、诗文稿和夫人精心绘画的百梅图等，至今不知下落。他的子女也因他所谓“黑帮”问题受到牵连，一再贻误升学。文革中他除了参加过王夫之、柳宗元等人的著作选注或评论之外，基本上被剥夺了从事真正学术研究的权利。

回首这些往事，萧萐父却坦诚地解剖自己：“由于自己在论和史两方面的根底都浅薄，就不可避免地在行程中时陷迷途，特别是受左倾思潮的蛊惑，有时作茧自缚，有时随风飘荡，教训很多。经过十年浩劫，痛定思痛，咀嚼苦果，才若有所悟”。①近年来他又说：“在鼓励青年一代作跨世纪的哲学思考的同时，我常深自反省，在过去的三、四十年中，虽然自己也热爱专业，奋力耕耘，有时自得其乐、宠辱俱忘；然而，由于历史形成的各种思想局限，往往画地为牢，作茧自缚，甚至迷信权威而丧失自我，这就难于作出创造性的学术贡献。”②这是一位敢于直面自己、敢说真话的自省者的可贵品质!与那些文过饰非的伪君子不同，我们于此看到的是真君子的坦荡胸襟。

“四凶”翦除之后，萧萐父以极大的政治热情投入思想理论战线拨乱反正的斗争，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真理和民主》、《石韫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等文章，为清“左”破旧、转变学风作出了一定贡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权威，真理标准的讨论结束了哲学贫困的局面，激发了萧萐父重新学习、重新研究中国哲学专业的信心。他发表了《略论王夫之的矛盾观中“分一为二”与“合二以一”》、《略论杨泉》等学术论文。从此，他以惊人的毅力投身于繁重的教学、科研和学术组织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

三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萧萐父参加并主持了教育部组织的九校合编《中国哲学史》新教材的工作。他与中山大学李锦全教授被推为主编，李德永教授、唐明邦教授等参与编撰、修订工作。这部著作，开始跳出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史)的窠臼，坚持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论原则，净化哲学史的研究对象，着力探索中国哲学发展的逻辑线索，注意发掘哲学遗产中的启蒙因素，是一部具有哲学智慧的哲学史著作。该书以其鲜明的理论特色获得学术界的好评。著名哲学史家张岱年教授、石峻教授等肯定“这是一部有自己特色的中国哲学史教材”，“较好地揭示了中国哲学发展的规律和特点”。本书把明中叶至鸦片战争前的哲学史独立列为一编，这是一大创举。本书关于秦汉之际思潮的论述亦有独创性。该书上下卷自1982年12月、1983年10月分别出版之后，已陆续印行10多次，累积达11万余套，被许多高校选作教材，并被国家教委评为优秀教材一等奖，又被韩国学者翻译成韩文版。

三年集体编书的理论收获，以及主编此书的指导思想，被浓缩在萧萐父执笔撰写的该书“导言”中。这一“导言”又以《中国哲学史方法论问题刍议》为题单独发表于《武汉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上。该文是萧萐父1957年以来研讨方法论问题的集中论述，特别反映了他在70年代末重新研究专业以来的一些心得，亦吸取了哲学史界冯契教授等同行们的看法。在方法学上，萧萐父相当重视黑格尔——马克思——列宁的逻辑圆圈论，认为真正要总结先辈的理论思维经验、教训，以启迪后人，就应厘清、纯化哲学史研究的特定对象和范围，筛掉、剥离附着在哲学史上的一些纷繁杂陈的现象形态和非哲学思想资料，以直透其本质，揭示哲学矛盾运动的特殊规律。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妨把哲学思想史抽象、约化为哲学理论思维的发展史、认识史、范畴史，以把握人类或民族哲学思维发展的轨迹和真髓。关于哲学史研究对象、范围和史料筛选问题，萧萐父主张“净化”，主张区别哲学史与宗教、美学、伦理、道德、心理、教育、政治、法律史和一般思想史、学术史。他指出，哲学史，简括地说，就是哲学认识的矛盾发展史；所谓哲学认识，是人们以理性思维形式表达的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运动的一般规律的认识，也可以说是对于客观世界的本质和人对客观世界能否认识和改造、怎样认识和改造的总括性认识。它集中地体现在哲学概念范畴的产生、发展和演变之中。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萧萐父在指导研究生的过程中，特别重视哲学史方法论的训练。他与陈修斋教授共同主编的《哲学史方法论研究》一书(武汉大学出版社，1984年1月出版)，主要是武汉大学哲学系中、西哲学史两教研室诸位师友门生研读、探索哲学史方法论的成果结集，也吸收了校外专家的高论。萧萐父、陈修斋等在破除“左”的教条主义，提倡学术途径多元化的同时，明确提出必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观和方法论原则，尤其在深化发展上下了功夫。该书主张，必须吸收现代科学、现代哲学的方法论成果，丰富与发展我们的哲学史观与方法论。他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刍议》一文是该书的扛鼎之作之一。此后，他又发表了《用历史和逻辑统一的方法研究中国哲学范畴》等文，与哲学史界其他朋友一道，提倡开展中国哲学范畴的历史和逻辑发展的研究。

80年代初，萧萐父倡导并参与组织了1982年深秋在衡阳举行的纪念王船山逝世290周年学术讨论会。他提供了关于船山哲学的系列论文——《王夫之的认识辩证法》、《王夫之的自然史观》、《王夫之的人类史观》及《王夫之年表》等。他的这些论文曾分别在《哲学研究》、《求索》等刊物上发表。这些论文全面考察了王船山辩证思想的理论体系，系统疏理了王船山哲学的诸范畴及范畴间的关系，对船山辩证法作了多层次、多侧面的剖视，凸显了船山辩证思维的动态逻辑。至此，他对王夫之哲学的研究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他还筹划、组织湖北地区十多位哲学史工作者撰写王夫之研究论文，主编成《王夫之辩证法思想引论》一书，于1984年5月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同时，他被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王夫之”长条及船山哲学若干范畴等l0多条的撰稿人，又被罗马尼亚Lucian Boia教授聘为《国际史学家辞典》中“王夫之”条的撰搞人。《船山学报》、《中国史研究动态》、《求索》等刊物都发表了专文，对他的以上研究成果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1982年，萧萐父撰写的《中国哲学启蒙的坎坷道路》(载《中国社会科学》中文版1983年第1期，英文版1983年第2期)一文，是他80年代初期的重要代表作。该文与上述他主编(或与人共同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哲学史方法论研究》、《王夫之辩证法思想引论》三书有密切的关联，属同一写作背景和同一运思方式。萧萐父通过对德、俄、中三国走向近代，对沉重封建包袱进行自我批判的思想史过程的比较，出表彰了明末清初所出现的早期启蒙思潮，论定这一思潮的政治和学术倾向已显然区别于封建传统意识形态，具有了对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蒙昧主义实行自我批判的性质。他认为，中国确乎有过自己的哲学启蒙或文艺复兴，但决非始于宋代理学，恰好相反，它是在对整个宋明道学(包括理学和心学)的否定性批判中开始的。正因为打破了宋明道学的思想桎梏，才产生了人文主义的初步觉醒。明清之际我们民族产生了具有异端性格的启蒙巨人，他们开始了铸造自己“新工具”的事业。他认为，18世纪出现的历史洄流掩埋了17世纪启蒙哲学的思想光芒，强化了封建传统惰力的作用。萧萐父把社会运动和思想运动的新旧交替中出现新旧纠缠，新的突破旧的，死的又拖住活的这种矛盾状况，称为“难产”现象。他认为，“五四”以来的思想启蒙，亦经历了坎坷曲折的道路。中国的近代化及其哲学运动，短短数十年，匆匆跨过西欧近代发展几百年的历史行程；但就理性的觉醒、理性的自我批判、理性的成熟发展等，即这一历史阶段所需要完成的主要业绩而言，却并未完成，因而需要“补课”。该文对某些高估儒家特别是理学的现象提出了批评，认为宋明理学家留下的精神包袱，即封建蒙昧主义的流毒，特别是人性异化、伦理异化的负面性，至今还在起作用(例如“文革”等)，仍需要清理。

这是萧萐父的一家之言。从学统、学脉向上追溯，这一思想是对我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章太炎、梁启超和40年代在国统区奋斗的侯外庐，杜国庠、邓拓等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家，及嵇文甫、谢国桢等学者的有关论断的创造性发展。重视17世纪中国出现的早期启蒙思潮，发掘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傅山、唐甄等人的批判意识，是近世以降我国几代启蒙学者的价值取向和重大贡献，也是哲学思想史研究的一个新的传统。萧萐父所以特别肯定明清之际启蒙思潮，其“经世致用”的目的，是通过对“文革”的反思，呼唤启蒙精神，呼唤理性的觉醒，批判历史上封建蒙昧主义的遗毒，张扬个性，尊重思想自由，以迎接我们民族的新的腾飞。在思想解放运动的背景下，萧萐父作为一位自觉的启蒙思想家，从民族哲学资源中寻找理性启蒙的思想先驱和源头活水，这无疑是需要充分加以肯定和发扬的。在关于明清之际思潮之启蒙性质与程度的论证上和关于儒学，特别是宋明理学的总体评价上，《中国哲学启蒙的坎坷道路》一文容或还可以再商讨，但本文的主旨及其立论的匠心，的确反映了并且跳动着时代的脉博③。

四

1985年以来，萧萐父的主要学术成果和学术贡献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历史接合点的反思。

在全国改革开放及其所引发的文化大讨论的背景下，萧萐父发表了《关于改革的历史反思》(又名《关于对外开放的历史反思》，曾在《武大学报》、中英文版《中国社会科学》、美国《中国哲学研究》上发表)、《十七世纪中国学人对西方文化传入的态度》(载《文化：中国与世界》第二辑)及《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启蒙哲学》、《中西文化异同辨》、《关于中西文化的论争及传统与现代化的历史接合点》等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进一步发展了作者在《中国哲学启蒙的坎坷道路》等文中的思想，把“从万历到五四”作为文化史中的一个历程来加以考察，以17世纪开始的西学东渐作为中国近代文化思想代谢发展的杠杆，从中西文化冲撞和汇合的角度，剖视中国近代思想变革的曲折历程。他认为，17世纪以来，历史的曲折，道路的坎坷，中国近代革命的难产，给中国现代科学文化的发展带来了特定的局限和困难，封建意识的沉重积淀在文化深层结构中的复旧作用，是现代化的重要阻力；历史上形成的“西学中源”、“中体西用”等思想范式，曾在中国文化走向近现代的曲折历程中把人们引向迷途。今天，反思历史，我们应当更自觉地、更有选择地吸收和消化外来文化及其最新成果；在中西文化对比观察中，揭示其同中之异与异中之同，超越中西对立、体用两橛的思想模式，找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现代化的生长点；特别应当重视明清以来反理学的启蒙思潮，正确理解中华民族必须而且可能现代化的内在历史根据。对于现实的中国文化建设，他既反对不加分析地维护传统，又反对盲目幼稚地鼓吹“西化”，主张对民族文化发展的曲折历史，在反思中求得深解，从而正确地把握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历史接合点，自觉地总结历史教训，避免历史洄流，促进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及其必然导致的文化复兴。

萧萐父在文化大讨论中，曾经被学术界视为“儒学复兴”、“彻底重建”、“西体中用”、“哲学启蒙”四大派中的“哲学启蒙”派的代表。当然，用“哲学启蒙”并不能准确地概括他的思想，其基本主张是：应从我国17世纪以来曲折发展的启蒙思潮中去探寻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历史接合点。“接合点”，是一个动态的、主体参与的概念，意在寻找传统文化资源中最佳最近的可现代化因素，加以合理配置与创造性转化，这就避免了在西学、新学面前，“全盘西化”论者的“文化同化”与“本位文化”论者的“文化抗拒”，从而与“文化涵化”的规律相协调，整合“寻根意识”与“全球意识”之两端。他的这些看法，遭致了两方面的批评．如哈佛大学杜维明先生认为，把十七世纪的“启蒙运动”与宋明儒学当作对立面是犯了“范畴错置”的谬误，包遵信先生则认为明清之际思潮只是儒学的自我调整，并未出现过“启蒙”，认为传统资源中并无近代文化的生长点。萧萐父与杜维明、包遵信等的辩论，确乎是颇有深意的文化现象。他力求在对立的两极中保持必要的张力④。

他关于以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潮作为我国现代化的内在历史根芽与源头活水的观点，受到国际学术界广泛的关注。萧先生关于这一方面的成果，主要集结于1991年巴蜀书社出版的《吹沙集》与1993年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船山哲学引论》及与许苏民合著之《明清学术思潮》等著作中。为推进文化的研究，他还曾组织过武汉地区“明清文化史沙龙”，主持过大型的“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讲习班。1987年，他与章开沅、冯天瑜等教授联合发起召开了“中国走向近代的文化历程”的学术讨论会，《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文化报》、《哲学研究》及香港《明报月刊》等，都作了系统报道。

第二，关于“泛化”的哲学史观的提出。

萧萐父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文化史研究，层次高，视角新，扬榷古今而具有独创性，在文化大讨论中自成一家之言。与此相伴随，他修订补充了自己在1984年以前所持的哲学史观与方法论原则，发表了《古史祛疑》(《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1987年第6期)、《哲学史研究的纯化和泛化》(《社会科学家》，1989年第6期)、《古史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拓展——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学研究的方法论启示》(《中州学刊》，1990年第3期)等文。他在以上第二篇文章中指出，文化是哲学赖以生长的土壤，哲学是文化的活的灵魂，哲学所追求的是人的价值理想在真、善、美创造活动中的统一实现；哲学，可以广义地界定为“人学”，文化，本质地说就是“人化”。因此，哲学史研究可以泛化为哲学文化史。以哲学史为核心的文化史或以文化史为铺垫的哲学史，更能充分反映人的智慧创造和不断自我解放的历程。作者又主张吸取文化人类学的不同研究方法与成果，超越扬弃单线进化论，重视文化的多元产生、多线进化与东方社会和东方文化发展的特殊性问题，并以考古新成就修订了“五四”以来古史辨派的缺失，在泥古派与疑古派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80年代末期，萧萐父的哲学史方法论更加全面。他认为，在一定意义上，强调逻辑建构，强调共相和必然，强调纯化，强调科学主义，强调哲学就是认识论，确有利于哲学史的研究；但另一方面，又不能把它推至极端，还必须注重民族的文化生命，强调殊相和偶然，强调泛化，强调人文价值，强调哲学就是本体论(非自然本体)。他认为，这两端是一致的，可以相互补充，相辅相成。作为方法，纯化与泛化、逻辑与历史、理性与直觉，都是相互涵摄的。自80年代中期开始，他的思想视野逐步走向多样，走向多元开放、宽容博大的历史文化观。他在指导邓晓芒君编第二本哲学史方法论论文集《哲学史方法论新探》(1989年6月，打印稿本)时，体现了方法多样，成果多元的原则。《新探》中对西方解释学多有借鉴。

自1978年以来，萧萐父在学术史观上一再强调破除门户，殊途百虑，反对“以水济水”的封闭单一。他发掘古代社会被大一统的官方哲学压抑了的批判思潮或异端思想，这本身即是一种重要的方法学。在《黄宗羲的真理观片论》(《浙江学刊》1987年第1期)、《晚明儒门学风的变异》(上海《时代与思潮》第2期，1989年12月)及《吹沙集》自序中，在关于道家文化和周易哲学的诸研究成果中，我们都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萧先生指出：“历史宽容‘殊途百虑’之学。黄宗羲深达此理。他明确论定：“盖道，非一家之私，圣贤之血路，散殊于百家。’因而强调学术思想的研究，应当深刻体会‘一本万殊’之理，尊重‘一偏之见’，承认‘相反之论’，坚决反对‘必欲出于一途，剿其成说以衡量古今’的专断和狭隘。”萧先生又指出：他自己的“‘一孔之见’，有的或与前修龃龉，有的或与时论相左，但俱非定论，而只是想用‘小德川流’的各抒己见，去完善‘大德敦化’的总体整合，给未来的大手笔提供批判、综合的历史资料而已。”90年代初，他的气象更加博大。他在多篇文章中提倡“文化包容意识”，阐发“尚杂”、“兼两”、“主和”的文化观和文化史观，主张“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宽以居之”，在杂多中求得统一，从矛盾中观其会通。这在《人文易与民族魂》(1991)、《“文化中国”的范围与文化包容意识》(1993)等论文中得到进一步的阐发，十分值得珍视。

第三：文化史与哲学史研究的多层面展开。

萧萐父先生长期担任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湖北省哲学史学会会长、国际中国哲学会国际学术顾问、中国《周易》学会顾问，国际道联学术委员，国际儒联顾问、中国文化书院导师等，多次应邀赴美国、德国、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出席国际学术会议或讲学，多次在国内各大城市、各高校作学术演讲。

作为武汉大学中国哲学专业的学术带头人，萧萐父的学术成果，代表着他所在的中国哲学史教研室这一学术群体的若干发展方向。1985年以来，不仅他个人硕果累累，而且在他的带领下，这个群体取得了令人欣喜的多方面成果。这里只能举其大端。

1)、中国辩证法史研究。中国辩证法史是萧萐父等人于80年代中期承接的高校博士点基金项目。实际上，在70年代末期已开始了这一研究。萧萐父、李德永、唐明邦三教授指导的宫哲兵、萧汉明、蒋国保、李汉武、黄卫平等十多位研究生撰写的硕士论文，都是围绕这一中心而展开的。为此，唐明邦、程静宇先生等还编印了一整套多卷册的《中国辩证法思想资料》的教材。这一研究的最终成果《中国辩证法史稿》，按历史跨度分为三卷：第一卷——远古至秦统一。第二卷——秦汉至明中叶。第三卷——晚明至“五四”。全书总编为萧萐父，第一卷主编为李德永，第二卷主编为唐明邦，第三卷主编为萧萐父。目前第一卷已于1990年7月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在学术界获得较大反响。

2)、周易研究。他与唐明邦教授等发起组织了1984年5月在武汉举行的全国第一届周易学术讨论会，并致开幕词，发表了《<周易>与早期阴阳家言》(俱见唐明邦、萧汉明等主编：《周易纵横录》，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版)。这次会议推动了全国的易学研究。他还发表了《<易><庸>之学片论》(《复旦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研究易学的现代意义》(《江西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人文易与民族魂》(《周易与现代化》(二)，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8月)等论文多篇。他考察了易学分派，提出了“科学易”与“人文易”的概念，倾心于“人文易”，提出了“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乃“人文易”的核心，提示了反映人文意识新觉醒的近代易学。他认为，“人文易”内蕴的民族精神包括有时代忧患意识、社会改革意识、德业日新意识、文化包容意识等。他的学生萧汉明等对易学史、对周易与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所作的有深度的研究，亦获得了他与唐明邦的指引。

3)、道家与道教研究。萧萐父与唐明邦等发起的“道家(道教)文化与当代文化建设学术讨论会”于1990年7月在湖北襄阳举行，萧先生致开幕词。这次会议推动了全国关于道家与道教的研究。会议论文集由萧萐父与罗炽主编为《众妙之门——道教文化之谜探微》一书，于1991年3月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他还发表了《道家•隐者•思想异端》(《江西社会科学》1989年第6期、香港《法言》1990年第4期)、《隋唐道教的理论化建设》(《海南大学学报》1991年第l期)、《道家风骨略论》(《道家文化研究》第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8月)、《黄老帛书哲学浅议》(《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8月)等一系列论文。

从最近几年学术界的动态来看，正在涌动着一个当代新道家的思潮，萧萐父是其中的始作俑者之一。他是热烈的理想主义者，有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和积极的入世关怀。他在90年代倡导“新道家”，当然与他的际遇和生命体验不无关系。他是一个行动上的儒家和情趣上的道家。他的生命，儒的有为入世和道的无为隐逸常常构成内在的紧张，儒的刚健自强与道的洒脱飘逸交织、互补为人格心理结构。要之，他肯定的是道家的风骨和超越世俗的人格追求与理想意境。联系到他以前发表的《儒家•传统•伦理异化》(《江汉论坛》，1988年4月)，相形之下，他对儒、道的取向又确有差异。当然，这并不妨碍他对儒学的真精神采取宽容的态度，也不妨碍他自己的真精神中亦不乏浓烈的儒者情怀，他所批评的是儒学的负面与儒学的躯壳。

笔者曾经有《“新儒家”和“新道家”的超越——对大陆两种研究潮流之述评》一文，其中写道：“近几年以来，有关道家、道教的学术会议、专著和论文日益增多，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远非十年前可比，而且热度正不断上升。由于业师萧萐父教授、唐明邦教授近几年都投入了很大力量组织道家、道教学术研究活动，耳闻目睹，使我也切实体验到此项研究势不可挡。这一研究，又多少与民间社会、民俗文化之周易热、老庄热、禅宗热、气功热有一些关联。任继愈先生和萧萐父老师、唐明邦老师都指出了文化人应引导其健康发展的问题。”又说：“笔者预计陈鼓应主编的《道家文化研究》将汇聚全国道教道家研究力量，或者真能形成一‘新道家’学派。”“笔者认为，道家哲学的核心乃在于揭示‘真实自我’的失落；道家建构的‘真人’‘真性’‘无待’‘独化’学说，实际上提出了‘个体性’的原则，修正了儒家的‘主体性’、‘整体性’的原则对个体的掩蔽；道家为现代世界提供的互尊共存、彼此宽容的相对主义的文化价值观具有非常巨大的意义，人性透过融摄、贯通各种相对价值系统的超越境界而完成自身。道家保持距离以‘刺世’，鞭挞残暴、狡诈、虚伪，提倡清高，讲求人格操守，至今仍有深长的价值。道家主张遍历层层生命境界，求精神之超脱解放，直至个人与无限的宇宙契合无间。其心态、情怀，更加令人神往。道家之‘内圣’讲‘适己性’，以自在自得、逍遥无待为极则；道家之‘外王’，讲‘与物化’，蕲于平等，肯定、容忍众生、众论、诸价值系统之无不齐。准此，则不似儒学那样，将个体的人淹没于群体伦理之名教纲常之中，故成为历史上思想异端的某种酵母。道家以诗歌与寓言，以隐喻、多义的比兴来表达形而上的意涵，深弘而肆，诙诡谲奇，文约义丰，哲理宏博，机趣盎然，汪洋恣肆，乃世界哲学之无上精品。”⑤以上，既是笔者对道家的看法，也是对吾师之倡导的回应与阐释。

4)、佛学研究。萧萐父在佛学研究方面有《佛教哲学简介》的打印本讲义，又发表过《禅宗慧能学派》(《武大学报》)、《浅析佛教哲学的一般思辩结构》(《江汉论坛》1984年第1l期)、《<古尊宿语录>校点前言》(与吕有祥合作，《佛教文化》创刊号，1989年12月)、《佛家证悟论中的认识论问题》(《国故新知——纪念汤用彤诞辰百周年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等。他指导研究生吕有祥研究禅宗临济义玄，写出了专著；指导吕有祥、蔡兆华点校《古尊宿语录》，已由中华书局出版；指导龚隽撰写有关《大乘起信论》的博士论文，并对《大乘起信论》作出点校、注释。

5)、现代哲学思潮研究。萧萐父对现代哲学思潮中的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诸流派十分注意研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方面，他与他的同事段启咸同志常常讨论毛泽东、李达思想的诸问题。他还撰写过《浅谈思想家郭沫若的研究》的论文，也评论过蒙文通、侯外庐、冯契等人的研究专著。

1985年以来，他对现代新儒家的研究提出了与众不同的看法。他与汤一介教授一道主编《熊十力论著集》由中华书局出版。他发起、组织了1985年12月在湖北黄州举行的国际性的首次熊十力思想学术讨论会，会后主编了论文集《玄圃论学集——熊十力生平与学术》(北京三联书店1990年版)。他指导笔者撰写了有关熊十力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均已出版。他指导笔者与王守常、景海峰、蔡兆华等搜集、整理、点校的九卷本《熊十力全集》即将由湖北教育出版社推出。他在熊十力会议所致的开幕词、为拙著所赐序言、为《熊十力全集》所写的《编者序言》，都对熊先生作出了别开生面的定位，着力肯定熊先生思想个性及其对传统儒学负面的批判。他指导下的熊十力遗著整理及研究，获得日、美、港、台学者的高度重视和高度评价。

萧萐父于80年代末与90年代初出席了北京中国文化书院(汤一介教授、庞朴教授等主其事)主办的有关梁漱溟、冯友兰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会上作了演讲。1992年，他参加了在海南举行的“中国现代哲学史第二届全国理论研讨会”，在开幕式上致词(《新东方》，1992年12期)。他还去香港出席过“唐君毅思想国际会议”，并在《哲学研究》与香港《法言》上分别发表了《唐君毅之哲学史观及其对船山哲学之阐释》等学术论文。

他指导李维武撰写的博士论文《二十世纪中国哲学本体论问题》，从总体上研究了科学主义、人文主义、马克思主义三大思潮之主要哲学家对本体论问题的思考。这一成果得到学术界的好评。他还指导田文军撰写了有关冯友兰的硕士论文，指导徐水生撰写了有关金岳霖的硕士论文，指导刘惠文撰写了有关蔡元培的博士论文等。这些研究成果中亦渗透了他对现代哲学诸家的慧解。他指导吴根友、徐水生撰写的有关价值观转型和中国文化与日本近代化之关系的博士论文，又别开生面，另辟蹊径。

以上我们简述了萧萐父学术思想发展中的诸层面和诸成果。其中我们不难发现，他处处闪耀着活力与智慧，他的开拓精神，嘉惠学苑，启迪后生，带动一片。他常常说：集诸家之长，走自己的路。在学习诸家方面，他常常向教研室、研究生推荐国内外老中青学者的论著，充分肯定别人的成就，虚心向学术界的师长、朋友甚至青年学习。他的开放心态、博大气象及贯通百家的学力，令人敬仰。90年代，萧萐父日渐圆融，自首松云，更有新境。

五

萧萐父是一位理想主义者，追求真善美的合一之境。如前所述，他的忧患意识、参与意识、使命感、责任感、承担感、入世关怀非常强烈，虽然他也有很深沉的历史意识，但是他的时代气息总是超过了他的历史感，驾驭了他的历史感。他是行动中的儒者，是真正的儒者，而不是他厌恶的陋儒、小人儒或乡愿。他是一位有真性情的人。在性情上，他综合了儒之清刚、道之飘逸和禅之机趣。他的文章有震撼人的逻辑力量，也给人以美文学的享受。

他对自己、对学生的要求是：“德业双修，言行相掩”。通过自己的生命体验，他愈来愈感到做人与做学问必须一致，甚至做人比做学问更难、更为重要。他以他的生命实感抗拒着、批判着传统儒学的僵化、腐化，专制主义的令人窒息的吃人礼教造成的伦理异化，抗拒着、批判着时俗的浸染、腐蚀。作为知识分子自觉的一员，他为民族、时代、社会贡献的不仅仅是智慧，同时包含着德性的力量，批判的建言。他不仅重言教，尤其重身教。他常说人品比作品重要。他在1992年11月提交湖南纪念王船山逝世三百周年学术讨论会的论文《船山人格美浅绎》，正是他自己对完满人格追求的写照：脱离习气，光风霁月；退伏幽栖，寸心孤往；壁立万仞，只争一线。他在90年代初因莫须有而被停招博士生达两年之久，却能以平常心对待，宠辱不惊，心地坦然，尤见风采！吾善养吾浩然之气，不苟且，不偷惰，有为有守，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儒家先圣先贤所言极是！而超越精神奴役、名教宰制、物欲系缚，又不正是释家、道家情怀吗?儒释道互补，儒释道圆融，岂有他哉?

萧师对研究生既鼓励独立思考，又在学行上严格要求。多年来，他为研究生开设了“中国辩证法史”、“明清哲学”、“道家哲学”、“佛教哲学”、“中国哲学史史料源流举要”、“哲学史方法论”等多门课程。他与同事一道传道授业、提携后进，为博、硕士生选定方向，确立论文题目，指导完成论文，非常之投入，真正是无微不至，无私奉献，呕心沥血。他的指导能力很强，有的课题一经他帮助学生选定，往往促使这位学生很快作出成绩，而且掘井及泉，吹沙见金，积以时日，开拓出一番事业。一篇学位论文往往确定一位学生一生的事业或学术方向。在这一方面，我们许多学生都是受惠者：例如，蒋国保君就是一个显例。他现在在中国哲学研究方面已卓然有成，被破格提拔为研究员。萧萐父对前来求教的好学青年总是热情帮助。许苏民君并不是他的研究生，但却是在他一贯指导下成长起来的。许苏民在文化与哲学研究方面已有不少建树，亦被破格提拔为研究员。总之，私淑同门中，无不受到他的滋润、培育，真可谓教泽广远。我们从他那里吸取的不仅仅是知识，不仅仅是智慧，也不仅仅是能力，而且还包含有道德的力量、精神的营养。古人所谓“坐如春风”、“目击道存”，我们深有体会。

“经师易得，人师难求”。他与李德永师，唐明邦师、程静宇师等，都是真正的人师!

萧萐父老师是一位具有丰富情感和诗意的学者。他认为，研究历史不可能不带有感情，只有设身处地，才能理解古人。但他又指出，有两种感情：一种是个人主观的非科学的偏爱偏恶，这是科学研究中应该去掉的“私情”；另一种则是“历史感情”，即具有历史感的价值判断或“公情”。这种“公情”，包含着时代的忧患、民族的感奋和历史的深沉。没有这种博大的感情，他的奋力耕耘便不会有强大的动力。他的有声与无声的教育、有言与无言的启迪、论著的逻辑与诗词的意境中，充分反映了对祖国、对事业、对同志、对学生的真挚的爱，也体现了他的高度的艺术修养和深邃的哲学智慧的完美统一。萧老师的论著、演讲和诗词，还反映了他追求诗与思、美与善、美与真之统一的心路历路。“灵均芳草伯牙琴”，是他少年时纯真的向往；“梅蕊冲寒破雪开，东风指日扫妖霾”，是他青年时如火的情怀；“九畹兰心凝史慧，五湖鸥梦入诗篇”，是他壮年时广阔深沉的思绪；直到老年，“劫后高吟火凤凰”，虽意识到“三年灵艾绒难捣”，仍然自信“一瓣痴葵蕊不枯”。对于“海上琴心”、“心中鸣凤”的咏叹，与其论著相映照，表现了他对中国哲人将求真、求善与求美结合起来的文化精神的自觉继承。⑥

萧老师的生命中，还有着人文与超人文的矛盾，积极的努力、入世的关怀与超越的祈向、终极的关怀之间的深刻的内在张力。人生向度的拓展、人文价值的高扬、生命之歌的情怀集中于人无法规避的对存在的终极起源作形而上的反思或冥悟之上。以他的悟性、诗情和学养，这似乎是一必然归依之所。1992年萧师去五台山出席佛教会议，有诗曰：“隐几维摩原未病，文殊慰语特多情。对谈忽到无言处，花雨纷纷扫劫尘”。癸酉夏日，萧师亲书这首诗赠送给我。萧师的这一诗幅，启示笔者思考：如何解脱人文世界中的诸多矛盾，例如“病”与“慰”、“情”与“理”、“道”与“名”的纠缠等等，而进入超越的无言之境。一方面，积极建构人文世界，以人文化成天下；另一方面，又要从人文世界中解构，超越出来，返朴归真。智慧的修养、精神的锻炼达到极至的程度，才能进入“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超越之境，于此才能把握宇宙与人生的真相和最高的价值。总之，使人格向上发展，不离开现实世界又要超越现实世界的种种限制；达到超越之境，仍要向下贯注，仍要回到现实世界中来。如萧师新诗所言，“鹤引诗情”之后仍需面对人文世界的“世纪桥头”，去“喘月冲泥”。

今年是萧老师70寿诞。笔者曾抄得他的“七十自省”组诗，兹录其二，以见一斑。其中“史慧欲承章氏学，诗魂难扫璱人愁”一联，颇足以自表其襟怀，故移作本文标题。

其一

梦堕娑婆一片痴，庄狂屈狷总违时。

碧霄鹤引诗情远，世纪桥头有所思。

其二

暂纪征程七癸周，童心独慕草玄楼。

寥天鹤唳情宜远，空谷跫音意转幽。

史慧欲承章氏学，诗魂难扫璱人愁。

迅翁牛喻平生志，喘月冲泥未肯休。

注释：

①萧萐父：《我是怎样学习起中国哲学史来的》，上海《书林》，1983年9月，第5期。本文前述萧师家世与经历，多参照此文。

②萧萐父：《吹沙集•自序》，巴蜀书社，1991年9月第1版。

③本文的第一至第三部分，参照了戈天：《萧萐父教授》(《武汉大学学报》1987年第5期)；施田（田文军老师笔名）：《吹尽狂沙始到金——记哲学史家萧萐父的学术耕耘》(《时代与思潮》第三期，上海学林出版社，1990年6月)。

④见郭齐勇：《关于近年来中国文化和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评价》(《人民日报》海外版，1986年12月3日)；《现代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刍议》(《武汉大学学报》1986年第5期)。美国天普大学傅伟勋教授在《大陆学者的文化再探讨评析》一文(收入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8年版《文化中国与中国文化》一书)中，据此评介了萧萐父的“哲学启蒙说”，指出此说“有别于李泽厚的西体中用说与具有中体西用倾向的儒学复兴说，认为应当继承十七世纪兴起的反对宋明理学的早期启蒙思潮，自觉地更深广地有选择地吸取消化外来文化，完成近代哲学启蒙的补课任务”。“萧氏的‘哲学启蒙说’在思想改革与教育改革这一点，似较中西文化体用问题的论辩有启迪作用，值得进一步探讨”。又，参见葛雍（郭齐勇笔名）：《关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历史接合点的探寻——萧萐父教授访问记》，《天津社会科学》，1988年第4期。

⑤郭齐勇：《“新儒家”和“新道家”的超越——对大陆两种研究潮流之述评》见于《中国文化月刊》第163期，台湾东海大学，1993年5月；江苏社会科学院《社科信息》，1993年第1、2期。

⑥参见许苏民；《灵均芳草伯牙琴》。《读书》，1993年第1期。

（本文原载萧汉明、郭齐勇编：《不尽长江滚滚来----中国文化的昨天、今天、明天》，北京：东方出版社，1994年9月，第30—52页。有关萧萐父先生最详细、最完备的学术传记，当为田文军教授所作：《锦里人文风教永 诗情哲慧两交辉----萧萐父教授学术生涯掠影》，载郭齐勇、吴根友编：《萧萐父教授八十寿辰纪念文集》，湖北教育出版社，武汉，2004年7月，第1—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