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萧萐父先生的名讳，应当读为jié fǔ，而不是shà fǔ。作者找到萧先生未公开发表的若干书信等资料，从中不难看到他对学生循循善诱、诲人不倦、严格要求及多方鼓励、关爱、帮助、提携。萧老师有关书札、诗篇、论著中，有他这个活生生的人，既平实又有追求，其中的真、善、美、圣的意涵，具有永恒的价值，时时捧读，时时受益。
恩师萧萐父先生九十冥寿的纪念日即将到来，同门诸友相约捐资敬立老师的铜质头胸塑像，并聚会重温老师的教诲，弘扬先生为人为学的精神。近日清理部分书柜与抽屉，无意中找到恩师给我的数封手札与若干字条，睹物伤情，仿佛回到过去的场景，细细品味着老师教育我的细节，眼睛渐渐地湿润起来。兹以小文，略表对恩师知遇之恩的感怀。
一、萧老师的尊讳
萧老师的尊讳，早年用过竹字头的“箑”，书刋上署名用过“箑父”、“箑夫”或“箑甫”；中晚年用草字头的“萐”，署名用“萐父”或“萐”。无论是竹字头还是草字头，“疌”字部分，他的写法是一竖中间断开，中间一横右边不伸出来（现电脑中已无此字形）。我现保存先生的手札、字条与条幅，有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本世纪初不同年份先生的若干题签与签名，字形均为草头，“疌”字部分一竖中间断开，中间一横右边不伸出来。而且他写“萐”字的草字头，往往是分开为两半的，是两短横两短竖（两短竖均向内斜），而不是一长横两短竖。晚年用一长横两短竖的情况也有，但较少。这是“萐”字的写法。
老师名讳的读音，主要是“萐”字的读音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自上世纪80年代初追随先生以来，直到师母、老师仙逝，我常听老师自称及师母叫老师，都是jié fǔ。1988年杪随先生一道赴香港，1995年夏随先生一道去波士顿，以及此前后为先生办出境通行证、出国护照与签证等手续，姓名要用拼音与标准电码，我的一个笔记本上还记着老师与师母的相关资料。老师用的汉字是捷父，拼音为jie fu，标准电码为2212 3637。我现还保留着1995年8月2日至17日老师与我由北京经洛杉矶到波士顿，出席在波士顿大学举行的第9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的往返机票的存根，老师的姓名栏写的是XIAO/JIE FU。
一直以来，有不少学人批评我们萧门弟子误读老师的名讳，《武汉大学报》（校报）还刊发过小文章。后来，有一度我也把老师的名讳读为shà fǔ。萧老师晚年的一次会议上，我当着老师的面，向同学们介绍他老人家，读老师的尊讳为shà fǔ，他当场就显出不太高兴的样子。几日后，我到老师府上拜访，他郑重地对我说，他的名字的正确读音应为jié fǔ，并且说《康熙字典》明明注了几种音义，让我回家再查一下。自此之后，我不再动摇，坚持老师名讳的读音为jié fǔ。
查《汉语大字典》与《故训汇纂》，释“萐”字均引《说文?艸部》：“萐，萐莆，瑞草也。尧时生于庖厨，扇暑而凉。从艸，疌声。”注音依《广韻》为shà，引《论衡?是应》：“儒者言萐脯生于庖厨者，言厨中自生肉脯，薄如萐形，摇鼓生风，寒凉食物，使之不臭。”又引《白虎通义?封禅》：“萐莆者，树名也。其叶大如门扇，不摇自扇，於饮食清凉助供养也。”
查《康熙字典》，注音除引《廣韻》“山洽切”之外，另依《集韻》注：“疾叶切，音捷。義同。又脯名。”引扬雄《方言》：“扇，自关而東謂之箑，自关而西謂之扇。”按老师自己的解释，他肯定“萐”读为“捷”，倾向于把“萐”释为“扇”。而“甫”“父”则应为男子的美称。《颜氏家训》：“甫者，男子之美称，古书多假借为‘父’字”。管仲号仲父，范增号亚夫。
总之，我认为应尊重老师本人与师母对老师名讳的读音，如同陈寅恪的“恪”，不读kè，而读què一样。
二、教书育人、严谨治学
萧老师很重视学术梯队的建设，亲自物色、培养德才兼备的青年才俊，充实我校中国哲学学科点。吴根友兄于1992年在萧门获哲学博士学位，但当时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编制有限，只能暂时安排在社会学教研室，教中国社会思想史等课程。当时社会学教研室隶属于哲学系。考虑到我们几位年龄相差不大，从长远考虑，应有青年人接班，老师很想让根友兄正式到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工作。老师一直关心这件事，让我落实。直到1997年社会学系离开哲学系时，此事才得以实现。1997年1月13日，避寒在广西北海的老师给我写信，还在殷殷叮嘱：“社会学系调出，根友留下否？”以后，龚建平、丁四新博士毕业后留在我们教研室，也是由萧老亲自提议、确定的。老师言传身教，对青年教师寄予厚望。
老师很重视硕博士生培养的诸环节（课程考试、开题报告、论文撰写、答辩），善于发挥学科点、教研室各位同仁的智慧，对学生严格要求，集体“会诊”。我还保留着我的硕士论文初稿、博士论文开题与初稿写成后，教研室老师们评议会的记录。老师们很认真，批评得很严厉。近日检出老师亲笔写的一纸通知：
齐勇同志：
博士研究生刘泽亮、邓铭瑛二君的学位论文，已初步择定题目，形成思路，兹定于九月26日（星期二）下午3—5时在我住处举行“开题报告”会，恳望届时出席指导，谨附上二君论文提要，盼审阅。
耑此 敬颂
研安！
萧萐父
1995．9．20
先生落款后还盖上私章，可见他对博士生开题的重视。泽亮、铭瑛二兄现分别执教于厦门大学与湖南师大，学有所成，身负重责，光大恩师的事业。邓辉是老师的关门弟子，很是聪明，颇得老师的钟爱。邓君的博士论文初稿完成过半后，寄老师审阅。当时老师身体欠安，患白内障等眼疾，盛夏中仍用放大镜亲自审阅邓君初稿，并让我与吴根友兄等分别审读。2002年7月初，老人家让我去他的府上，亲自把邓辉给他的一信、邓辉论文初稿前半部、吴根友《邓辉论文阅后意见》（打印件两页）交我，嘱我细读，挑毛病，并亲笔写有“齐勇：此件存您处，便全面知情，统筹安排”云。我阅后把自己的意见与看法及时向老师汇报了，提供了书面材料，同时也给在湘潭大学执教的邓君打了电话。老师综合了根友兄与我提供的意见与建议，正式给邓辉君亲笔写了整整六页纸的长信，主要表达他老人家对邓君论文的评价与修改意见，以鼓励为主，批评为辅。老师把这一长函的原件寄邓，复印一副本给我保存。鉴于这封信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对我们学科点师生至今仍有教益，特敬录如下：
邓辉如握：
寄来部分论文稿（导论，第一、二章），我委托郭、吴二位老师先审阅。他们都认真看了。郭老师已给你电话长谈，并具体排定今年十月答辩。吴老师也在论文稿上作了详细批划。他们的意见，我大都有同感，认为大有助于你进一步思考，闻一知十，去芜存菁，使论文更完善化。当然，任何老师（包括我）的意见，都必须通过你的虚心涵泳，自觉消化，才会起作用。
我以衰眊日甚，炎暑中体力、视力皆不支，只能靠放大镜粗阅一过，除零星批划（红笔）外，仅就学位论文的学术规范要求，提些参考意见，盼酌：
总的印象，此稿虽尚粗糙，不少处杂越、重复，但立论颇有新意，（郭按：新意二字下加有黑点。）力图引进从现象学到存在主义的西方现当代哲学的某些理论转向和方法更新，用以诠释船山哲学旨趣，比陆老先生（郭按：指陆复初。）《船山沉思录》有所深化（论文定稿，可寄陆老一份，乞得评语），沿着张世英先生及张祥龙等人思路探索，有所拓展和论证；引用史料注意到《庄子解》等书的理论价值。凡此，皆应肯定。当然，既已走上这样高层次的“中西合流”、“古今会通”（郭按：合流、会通四字下加有黑点）的巨大工程中，就应当充分估计到所面临的困难和矛盾的高度复杂性。掘井要及泉，需下苦工夫。沿张世英先生三书思路走，即学到张先生，就他所抓住的主题，（郭按：主题二字下加有黑点。）讲得如此明白晓畅，层次分明，已非易事。千里之行，起于足下，从你的论文稿说起吧：
首先，明确主题。（郭按：明确主题四字下划有黑线。）此次此文探究的主题（对象）（郭按：主题二字下加有黑点。）究竟是“船山学”或“船山哲学”？或船山哲学中的（基础、核心、灵魂）的“船山历史哲学”？（郭按：此句下加有一行小字：如你生造“历史性意识”。）定了主题，自有主宾，不宜越位或错位。（郭按：主宾、越位、错位六字下加有黑点。）现稿第一、二章，花了大工夫，但未能阐明主题各层次的主宾关係，（郭按：主宾二字下加有黑点。）望再思索。
二、研究的出发点或生长点。（郭按：出发点、生长点六字下划有黑线。）不宜从某种概括的西方历史哲学分派或中西历史哲学的不同特点等宏观比较（往往不易周延，而流于独断）出发，而似乎应从研究主题的历史现实成果出发，如“二十世纪有关船山历史哲学的研究成果及发展轨迹”，也正是通过研究综述找到的进一步探究的生长点。（郭按：生长点三字下划有黑线。）顺理成章。从唐君毅、侯外庐、嵇文甫……到陆复初、许冠三、林安梧……可以含英咀华，述而兼评，可以写出特色。关于分章构建，吴根友老师的建议可取，宜参酌。
三、学贵涵化融通。（郭按：涵化融通四字下划有黑线。）西方近当代哲学的转向，是一大事因缘，自当努力研究。但引进、拿来，贵在神化，（郭按：此句下加有引号与小字“过化存神”。此来自《孟子》：“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力求“为我所用”，“依自不依他”。（郭按：以上两引号内的文字下划有黑线。）中国传统哲学诸范畴及其所构成的诸命题，与西方生命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哲学诸范畴及其主要命题之间，如何善于辨同异（同中之异，异中之同，似同而异，似异而同），别共殊，（郭按：辨同异、别共殊六字下加有黑点。）形成视域融合，（郭按：视域融合四字下划有黑线。）须经笃学精思，力避穿凿附会、生吞活剥。现稿第一、二章中，有些范畴、术语的引用、诠释，是否贴切，存疑！
四、史料鉴别，是基本功。（郭按：史料鉴别四字下划有黑线。）船山著作宏富，前后近五十年，“新的突破了旧的”，“死的又拖住了活的”，情况异常复杂。但选用资料，总有自立权衡的一定准则，诸如典型性、完整性、确切性、鲜明性……船山遗著，大体可作“心得之作”（如《思问录》《正蒙注》等）与“授徒之作”（如《四书训义》《礼记章句》等）的区别。（当然，不能绝对化。）更有出入于老释的著作，情态多样。现稿从《庄子解》等发掘出不少新史料，可喜！但也提出了一个鉴别的难题，是船山自道语，或代庄立言语，或“因而通之”语，或“入垒袭辎”语……既已引证，就必须逐条辨识。（郭按：逐条二字下加有黑点。）
五、一般引文，也务必严谨核实，实践朴学学风与现代学术规范。（郭按：引文、核实四字下划有黑线。）现稿引文常有错夺字，抄写笔误、电脑迷失，人或谅之。但如第一章第五页的失误，则属学风问题，殊难取谅。
第五页三节抄《大全说》一段，竟抄掉了“复心”二字，以致把元代学者程复心误为“程颐”，铸成硬错。船山对程、朱均较敬重，书中多曾称为“程子”、“朱子”，此处贬称“程氏”，斥之为“不思而叛道”。本易发现校出，而竟瞢然不疑。其他引文，是否有同类问题，望定稿时严自裁定。一不慎，便成硬伤。
六、学位论文其他规范要求，（郭按：规范要求四字下划有黑线。）亦应留意，如中英文提要、章节标题、附录、综述、参考书目等，亦应按规定弄好。
衡阳船山会，闻又将延期至十月。不知湘大、《湘学》是否酌定，你可否先抽出一篇论文，寄王兴国老师，作为湘大提供会议的论文。然后，奋力完成学位论文，由郭师等组织十月答辩（与问永宁、胡治洪同时举行），望及早抓紧。
匆此 不尽 颂
文祺！
萧萐父
2002．7．20
老师这封长信对我们指导学生，对博士生们完成论文的意义极大。今天重读此信，我仍然觉得深受教益。体会老师的用心，感慨系之：
首先，老师善于发现学生的优长与尚在萌芽状态的思想火花，充分肯定学生的创造精神。在我与根友兄看来，邓辉君的论文初稿用了太多的西方哲学的概念、框架与有的研究者新的思路与成果，我们担心他不能消化，不能融会，可能影响论文的完成。例如，邓君引张世英先生的一处，我当时批的是：“没有论证。张世英先生此论未必准确。”但萧老师在提醒邓君注意消化与融会贯通的同时，却高度肯定邓君的立论有新意，充分地激励作者创新，让他继续发展新见，不压抑、不抹杀学生的创造性。这是非常大胆的！他很了解他的学生，充分相信中西哲学素养甚好的邓辉君有中西古今交融会通的能力！这也体现了老师临阵不惧、指挥若定的大将风度！
其次，老师强调凝炼并紧扣主题，通过深入的研究综述找到进一步探究的出发点与生长点，学贵涵化融通，为我所用，自立权衡，辨同异，别共殊等，都是治学的经验之谈，对博士论文的写作乃至我们的文科科研都有着方法论的意义。
再次，老师在研究王船山与古代哲学思想时充分注意省察、鉴别史料，分析研究对象的“心得之作”与“授徒之作”，发掘研究对象的自得之见，特别是不同于前人与同时代人的新的思想，予以创造性的诠释与转化。这是更重要的方法论原则。老师常引《学记》的话：“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与老师合著了两部大著、深得老师真传的学长许苏民兄近日在给我的电子邮件中，还谈到“萧先生论船山，说要分辨应酬之作与言志之作”。这一剝离当然需要眼光与工夫，尤其是要对论主及他前后左右的思想家的著作相当熟悉，分析剝离得好，就能有所发现与发明，做到古为今用。
最后，严谨治学，力避硬伤。邓君初稿中不慎把船山原文中“程氏复心”的“复心”二字抄漏，误以为船山此处是批判程颐的，进而说“船山批评程颐是不假思索，信口开河，而成离经叛道之徒”。这个瘕疵是我从他这句话里看出来的。我对《读四书大全说》还算熟悉，知道船山不会如此批程朱，称谓上也不会说“程氏”“朱氏”云云，故回溯上去，细查邓君误会的缘由。当时我也不知程复心其人，记得还专门跑到校图书馆查了资料，才知程复心是元儒，将其简历抄了下来，禀告老师。我认为这是我们都可能犯的毛病，属小的疏忽，而老师对此却看得很重，在信中严加批评。
从这一信中，我们再次体会到老师对弟子恩重如山，对每一位学生都循循善诱，诲人不倦。恩师的严谨治学及对学生的鼓励、关爱、帮助、提携，由此可见一斑。从这里也可以知道我们这个学科点在萧先生指导、主持下的传统，对每一篇博士论文初稿，都要由好几位老师分别审阅、批评，把关甚严。但是最近几年，这一传统似未能坚持下来，对学生的要求有所降低，值得我们警惕。
严师出高徒。邓辉君果然不负老师裁培与师友众望，完成了博士论文，以优异成绩通过了答辩，继博士论文《王船山历史哲学研究》出版了之后，他近又出版了《王船山道论研究》等专著，成为船山学专家，是中国哲学史界的新锐，很有思想活力。这是我们特别感到欣慰的。
三、情文并茂、开放多元
萧先生晚年多次跟我说：人一生想做的亊很多，但能做成的事不多，一下子就老了，做不动了。他老人家感叹主客观条件的限制，特别是政治文化生态，为学科发展不得不应对的俗务，再加上身体条件等的限制。尽管如此，他始终把教书育人放在首位，为培养我们这些后学的人格与学问，耗尽了心力。先生的研究成果、建树与贡献，我在几篇拙文中都有论述，这里只就新近找到的先生手札等资料，谈一点随感。
先生对完成体制内课题也是认真的，当然与他自己想做的事，毕竟有所不同。1988年，他申报的课题“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获教育部批准，总经费1万8千元。这在当时不是一个小的数目。整个课题论证与成果设计，均为老师亲力亲为。表格中的“本课题国内外研究概况，本课题的基本内容，研究本课题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要突破哪些难题”、“完成本课题的条件分析”、“研究工作的进展情况”等，都是老师亲笔填写的，写得满满的。他另写有这一课题的成果设计，供我们教研室师友集体讨论。他拟定了大的纲目，如“从万历到五四”、“五四以来哲学文化思潮”、“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二十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前景”等，让我们讨论，并说：“以上粗拟，仅作触媒，删、补、重铸，全赖集思；集思之利，无坚不摧；分工所琢，各骋异能；参差妙合，浑若天成！”实际上，如真能按他的设计完成，是会有很多突破的。后因形势大变，只能对付交卷了事。老师后来给我的批示是：“齐勇同志：拟题如何删补，既可行，成果如何抓，烦明年能交卷，了此一事。萧 1月13日”课题原拟1991年12月交卷，因此老师这一批示估计写于1991年的元月。
有关《熊十力全集》的整理工作，则是我们自己想做的事，不属于任何项目或课题。这一工作持续了多年，有很多同仁参与，我是主要的张罗者与参与者之一。关于全集的编辑思路，是老师与我反复商量后确定的。我现在还保留着老师在一张兰格子500字武汉大学稿纸上用红色圆珠笔写的四条：“一、全集求全，旨在积累最完全、最准确的文化资料。二、大体按年代编，足见思想的衍变、发展。三、力求照原编原稿，整体直排。版式要求----行注、眉批、旁批，可适当调整加工，又便排字。原有序、跋、附录，基本全部保存。存真。《蔡序》新采入。（郭按：指蔡元培为熊十力《新唯识论》文言文本所写序，原编中华书局版三卷本《熊十力论著集》已编入，此次湖北教育出版社的全集本再编入。）四、第八卷，估计不会到50万字。可否附录一卷评论？”这些设想在编书过程中，我们都逐步落实了。
为解决《论著集》与全集版之间的版权问题，我请萧先生与中华书局联系。我这里还留有老师转给我的1991年2月中华书局陈金生先生致汤一介先生函，及同年4月汤一介先生致萧先生函（有信封与邮戳）。这两函都是谈版权事。与这些材料放在一起的还有老师给我的一信：
小郭：熊集“编者序”，匆作成。连同“后记”，通读后自会有些调整。您用繁体抄正时，在文字上可作些修改订补。文中引了马一浮、张岱年语，是否可补引数句任继愈、周辅成语？最后全书编法，在序文处交代者，您可增补。16条引文出处注，请补上。是否全要注？或单句引语即不注？您可酌定。
蔡兆华同志作编辑组成员，请补上。我已告知他。
合同仍宜早签订，备此法律手续。
中华处，待我十二月赴京与汤老师商后再去说，是否太迟？
我在成都通信处：成都人民南路三段24号四川教育学院财务科卢文英同志转我或卢文筠。有急事，可通知。
萧萐父
10月2日
此信大概写于1990年或1991年，应是老师与师母回成都小住之前写的。老师《熊十力全集》编者序与后记，即按师命加工补充。
老师的身体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渐渐衰弱。1997年1月北海函最后说：“我近日以北海气候较暖，喘得缓解，但视力（白内障）、体力已日衰。每日工作二、三小时。瞻念。怅然！无可如何！”1998上半年我在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做访问学者，听到老师因便血住院将做直肠手术且怀疑是癌症的消息，十分震惊！我与内子分外惦念、焦急，立即给师母写信并打电话问安。5月28日老师手术，术后切片化验结果出来，是息肉而不是癌肿，悬着的心才放下。在化验结果出来之前，老师从容乐观，还在手术台上吟诗四首（皆与肠有关）。师母及时给我们寄来了老师在病榻上的数张照片与写有小序与注文的“萐吟稿”诗笺。其中第四首诗为：
解空龙猛千篇论，钵水投针慧业传。
一笑提婆肠委地，凝成百字重如山。
老师用了佛教典故，加了注文。解空句注：“龙猛，或译龙树，乃千部论主。”钵水句注：“提婆初见龙树时，心印故事。”龙树菩萨是大乘中观学派即般若空宗的创始人，主要著作有《大智度论》《中论》《十二门论》，被认为是解空第一人。提婆是龙树的弟子，有《广百论》四百卷。相传提婆与婆罗门教徒辩论的故亊，老师末两句注：“外道论师弟子，往见提婆称：‘汝以舌破我师，我今以刀破汝腹’……提婆肝肠委地，一笑置之，乃以手指蘸血写出最后一篇论文《百字论》。”老师用提婆五脏委地的典故，表达他面对死亡的洒脱与超越的心态。
1999年10月，我与陈伟兄、徐少华兄等组织、操办了在我校举行的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早在这年3月2日，萧先生自广州从化的来信中，即转告刘笑敢先生来自新加坡的信，要求参加此会，嘱我寄一邀请函去。因为郭店楚简在当时是海内外学术界的热点，我们得地利之便，所以这次会议请到了不少中外名宿，算得上盛况空前。萧公一贯重视考古新资料，他在本次大会上提交并发表了《郭店楚简的价值与意义》的大文，尤其显现出他的多元开放的胸襟。
这次会议也促成了他与饶宗顾先生的一段诗文因缘。2000年1月2日老师赐下他与饶公唱和诗词与往还书札的复印资料，有的加盖了他自刻的私章与“楚天”闲章，并附一信曰：“齐勇同志：楚简会内外，诸多胜缘。一点花絮，供採摘。”信中讲他自己会中有诗，陈国灿先生陪饶公游黄鹤楼，“引出饶公水龙吟词相和。且不吝泼墨，会后寄来长卷及梅幅；同时澳门教科文中心寄萧请柬一份。书谢之，并FAX去二首贺诗，旋得饶公覆信，并寄赠书澳门展书画册一本。如此文字因缘，可感也。”信中又告吴根友兄1999年12月3日来自哈佛大学的电子邮件称，杜维明教授回哈佛后，盛赞珞珈楚简会云云。
萧老师原诗与饶宗颐先生《水龙吟》，我们已刊登在《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卷首。老师致饶公书，祝澳门选堂书画展诗幅及饶公答书，都极其典雅，有待公布。饶公、萧公等文人修养，诗情画意，都不是我辈可望其项背的。他们的往还书札也是范本，包括敬词、谦词的运用，书写格式等，都有考究。这就是文人生活中的国学。老师有关书札、诗幅、论著中，有他这个活生生的人，既平实又有追求，其中的真、善、美、圣的意涵，具有永恒的价值，时时捧读，时时受益。
癸巳年头伏与二伏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