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希尔 著 吴万伟 译
我们美国人和西方人几乎天天都因为“衰退”而搞得闷闷不乐，但我们多数人仍然希望“败落”能晚些时间到来。“衰败”似乎意味着两者的中间点。
自从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像风暴一样在后基督教的西欧引起轰动以来，衰亡主题已经成为永远地嵌入到我们心中的抽象词汇，被用来显示所有人类作品的必然死亡。但是，不可思议的是，虽然启蒙发现了进步，吉本仍是通过退回到最古老的主题，用有机体生老病死的循环和比喻预测衰落。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都是靠我们对达尔文的使用和滥用而在试图协调进步与循环中度过的。20世纪时，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汤因比（Arnold Toynbee）和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加入到这个可追溯到远古时代的思想争论中：人类的生活条件要么就像一年四季或人生轨迹一样是个循环往复的过程，要么是从某处开始经过某些地方朝向一个积极的目标前进的线性推进过程。
德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都知道美国或许是这个答案的关键。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发现新大陆显然把美国放在注定要摆脱循环往复命运的线性轨道之上。这个假设有一个宗教基础，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在《上帝之城》第12卷中对循环思维的谴责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这种观念甚至在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美国式史诗《埃涅阿斯纪》（Aeneid）中逐渐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体现在美元钞票上的三段维吉尔语录（E Pluribus Unum（“合众为一”）、Annuit Coeptis（“神助吾业”）、novus ordo seclorum（“千秋万代新秩序”）。神助吾业源自维吉尔《埃涅阿斯记》的原句Jupiter omnipotens, audacibus annue coeptis（“万能的朱庇特，助我洪业”）；维吉尔的《田园诗》（Georgics）中也有这样的句子Da facilem cursum, atque audacibus annue coeptis（“指我通途，助我洪业”）；千秋万代新秩序源自维吉尔的《牧歌》（Eclogue）第四节，第五行，原句是Magnus ab integro seclorum nascitur ordo，意为“伟大的秩序从新时代而生”。第一段是鹰叼着的卷轴上的拉丁文，位于1美元纸币的背面。第二第三段也在1美元纸币的背面，位于金字塔图案上方和下方。美国缔造者要表明的是他们即将建立的公民政治体并非“重建罗马”而是要建立一个“新罗马”。请参阅任军锋“神佑美利坚”http://www.pacilution.com/ShowArticle.asp?ArticleID=1547 ---译注 ）。像吉本一样，斯宾格勒、汤因比最终都将衰亡论纳入到生老病死的循环轨迹中。相反，浸泡在基督教和帝国荣耀中的美国人肯尼迪发现线性轨迹的致命缺陷。那是浮士德式的线性轨迹。因为财富和权力的崛起让人产生一种幻觉，以为前面肯定是更大成功的冒险，直到最终因为“扩张过度”和国民的自我放纵导致帝国大业的崩溃。
肯尼迪的途径似乎更多受到机械论或者物理学的启发而不是最古老最有影响力的“盛衰荣辱”主题的变体或道德堕落。历史学家李维（Livy）的《罗马共和国》认为其男子汉美德是“他们抗拒了一千个日常诱惑”，但是历史学家塔西佗（Tacitus）说，罗马帝国之所以注定衰亡是因为罗马人“放纵自己心头的任何一个欲望。”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把罗马堕落的经验延伸到我们身上：
可怜的旧西方：一天天胆怯地听任自己堕落下去，从自我放纵的堕落斜坡上滑下去，吸毒、犯罪、色情、年轻人娇惯成性、沉溺于感官享受、猖獗的物质追求和消费主义，然后面对邪恶的俄国人的威胁而吓得瑟瑟发抖。1
比骄傲自大的凯南更严肃、更彻底的是法国出生的美国历史学家雅克·巴尔赞（Jacques Barzun）在其里程碑式的著作《从黎明到衰落：1500年至今的历史》中谈及的观点。
《从黎明到衰落》在2000年出版时巴尔赞已经94岁高龄，该书描述了五百年的“西方文化生活”，用几乎百科全书式的细节描述了其中的四个阶段：从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到科学革命，前者是一场将西方撕得七零八落的真正的革命，后者为全球的物质进步提供了基础；从欧洲的皇家朝廷到法国革命的“网球场”；从歌德的作为现代推手的浮士德到现代主义的人文艺术碎片化；从群众对社会主义乌托邦的幻觉到伟大战争的恐惧，最后到20世纪末期抗议暴徒的狂欢高呼“嘿嘿、嚯嚯，西方文明快滚蛋吧！”在巴尔赞编年史的多个世纪里运行着线性和循环两种方式。充满活力的个人主义的爆发推动文明朝向更美好的未来前进，但同样的动力学却无法约束自己追求美德，因而造成贪婪、暴力和自我放任日渐严重，使社会陷入堕落和混乱的深渊。巴尔赞把我们从非此即彼的控制下解放出来，但是没有能提供摆脱衰亡宿命的希望。
但是按巴尔赞的说法，若美国是个例外，它是否也能成为不可避免的衰亡规律的例外呢？这至少是美国人一直关心的历史问题。
更早时，美国人意识到他们似乎能摆脱旧大陆盛衰荣辱的循环怪圈，但是，那种意识总是伴随着弥漫在周围的挥之不去的衰亡恐惧。新教徒是这种意识的化身，一丝不苟地写日记者会密切关注恩惠和衰落的每个微小迹象。亚伯拉罕·皮尔逊（Abraham Pierson）之所以创办耶鲁大学就是因为他和其他牧师认为哈佛已经堕落了。乔纳森·爱德华（Jonathan Edwards）的“愤怒的上帝手中的罪人”围绕在先知阿摩司（Amos）在圣经中的警告“他们的脚到了适当时候就会滑倒。”法国博物学家布封（Buffon）的理论是新大陆的植物、动物、甚至地理特征也会因为西半球上恶臭的沼泽和茂密的森林而衰败、萎缩、消亡。托马斯·杰斐逊愤怒不已，他派军队到新英格兰收集公麋的体格和力量的证据，后来指派刘易斯和克拉克探险队（Lewis and Clark）寻找乳齿象等证据来反驳布封的理论。
这个议题也让乔治·华盛顿感到困扰。他的告别演说通常被解释为警告国人避免卷入与外国的冲突，更关心如何在自由的诱惑之下维持国民的性格。华盛顿相信，作为世界上第一批获得自由的人，美国人只有通过尊重宗教才能维持对成功的民选政府来说最重要的个人美德。但是，启蒙通过把像宗教这样的“基础”从可允许的思想边界中清除出去，从而让人从根源上（ab initio）动摇了宗教的基础。因此，像柏拉图一样古老的远见仍然产生影响：“灵魂与城邦相互反映对方。或者换成现在的术语就是，意识创造了自我，但是自我也是社会和政府的产物。果真如此，人们就必须时刻警惕防止政府试图重塑自我和意识以至于让他们成为政府的支持者。自由要求人们保持警惕和防范。
意识成为美国人痴迷的东西是好事，因为托克维尔分析这个国家在新英格兰早期的“出发地点”时开始全面“苏醒”，到了梭罗在《瓦尔登湖》中呼吁国人清醒时而得到进一步强化。但是，启蒙确认个人主体作为人类知识核心的至高无上地位，并能在自身中归纳思想的观点很快受到马克思、弗洛伊德和新社会科学家组成的知识分子的挑战。这些挑战者坚持认为，内在的生物学体系超越了个人力量，如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或马克思的“资本”是人类条件的关键，个体只剩下微小的可能性使用它们，同时至少还要防范被它们使用。正如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说的，这是一个“与人类思想的核心截然相反”的条件，将个人主义的观念贬低为虚幻的自主性或虚构性内容。2 该争议是其论证的开头问题的核心：“人性是什么？”我们最近常常得到的教导是，答案是人性并不像我们设想的那样“人道”。
就在25年前，大部分心理学家仍然相信人类行为主要受到清醒的思想和情感的支配。我们仍然有可能认同希罗多德（Herodotus）在《历史》第二卷中向我们显示的观点，即难以理解的现成人性的缺乏就是为什么人类必须召开政治会议而鳄鱼不用开会的原因。但是，在本世纪初期，意识萎缩的速度越来越快。社会科学成为新的经院主义，它成为一种思想范式令参加者发表文章、赢得奖励、拿到教授职称、并因为对一个伟大观点做出的贡献而名满天下：“科学地”证明人类根本没有从前所说的“自由意志”之类东西。难怪现在像雪崩一样多的“研究”信誓旦旦地宣称我们的偏见根深蒂固到了根本就难以察觉的地步。3
如手机、iPads以及传统的电视和电影等“屏幕文化”的到来已经以不同方式限制了人们的意识，因为这些东西在年轻人的成长教育阶段无处不在。学生们越来越多地受制于如下事实：他们一觉醒来，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里全是机械传递的形象，他们能在屏幕上看到他人，而他人看不到他们。结果，观看者忘记了他人的存在，无需与他人交往也无需维持最低限度的公民活动。若再回顾希罗多德的话，这是吕底亚人古各斯（Gyges）的问题：你在没有人看的时候做什么？这些“屏幕族”虽然别人看不见却根本没有隐私空间。随着意识的萎缩，它渐渐被健忘取而代之，请原谅笔者的坦率。这个现象为衰落的古老定义增添了新的维度。
我们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意识发生了变化，它在受到文化和技术上的重大事件的影响下或膨胀或萎缩。黑格尔宣称对意识的任何研究肯定是一个历史，其中个人意识的膨胀概括了“世界精神”的历史发展过程，而这个世界精神就是自由意识发展进步的过程。4 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在《巴黎圣母院》（The Hunchback of Notre Dame）中把大教堂描述为大学，是刻在石头上的知识世界，上面雕刻的场景甚至对文盲来说也看得懂。接着出现了印刷书籍，它造成了一种新的文化和学习意识，导致了大教堂作为大学的时代的终结。艾略特（T.S. Eliot）也宣称在1600年代早期也出现了造成类似后果的转变，即他所说的“感性脱节”（dissociation of sensibility）。从前，人们的思想和情感是在一起被感受到的，但时代的文化转型使其分隔为“理性”和“情感”两种状态，意识二元论从此持续至今。福楼拜在《包法利夫人》中描述过这种转变，揭示了爱玛的意识完全是单一维度的，这是她沉溺于流行的浪漫小说的结果。5
所以在21世纪初期，是屏幕文化等电子产品对社会的支配和社会科学的正统思想促成了人们意识的萎缩。正如斯文·比克兹（Sven Birkerts）在上世纪消退的尽头所预言的那样，这个新千年的转变可能意味着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中称颂的数个世纪之久的书籍文化的终结。6 20世纪初期艺术上的“现代主义”的出现标志着导致我们毁灭的碎片化时代的到来，艾略特写道，抓在手中的“遥远的”小玩意儿一直在制造越来越大的裂缝。这些小玩意儿制造了只能容忍信息碎片的更短“注意力集中时段”（attention span）。哈佛哲学系教授斯坦利·卡维尔（Stanley Cavell）注意到，“慢性干扰意味着人类表达永远无法完成。”7
未完成性的习惯已经对作为知识单元的书籍造成了破坏性的影响，因为书籍的独特性就在于提供一个“扩展的论证”。到现在为止，几代学生已经习惯于依靠零碎的方式读书，这已经颠覆了任何书籍的真正目的。结果就是书店的死亡，这是一种文本杀戮，原因不仅是网上书价打折而且是扩展的论证本身遭到轻视。这对思想上的意外发现造成灾难性的影响，因为书店和大型的开架图书馆的最宝贵的价值就在于内容丰富，通过精心设计的结构展示给读者并没有刻意去寻找的东西或者根本没有意识到的东西。但是现在，我们被谷歌的“大数据”效率所包围，只会去发现已经知道可发现的东西。埃德蒙德·伯克（Edmund Burke）讨厌他那个时代的“诡辩家、经济学家和精算师”，现在，我们或许还可以加上“研究人员”。
在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的一本后期小说中，东镇女巫（Eastwick）听一个女牧师宣扬“自我”：
我们生活在自我意识高昂的时代。有一本杂志名叫《自我》。有一本书叫《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自我》。我们想找到自我，我们想表里如一。我的《韦氏新大学辞典》有整整两栏的合成词，开头是“自我放弃”、“自我虐待”、“自我利益”、“自我依靠”、“自我满足”、“自我意志”、“自我扭曲”等。那么，这个人人都拥有的异常宝贵的独一无二的自我到底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提得好，它引发了另外一个问题。这是21世纪再次提出了18世纪的问题。赫克托·圣约翰·德克雷夫科尔（Hector St. John de Crevecoeur）在1782年的《美国农民的来信》中说“那么，这种新人即美国人是什么呢？”在意识萎缩，自由意志减弱之时，这个自我的边界能有多大？
答案是“没有多大”，这意味着人类目的的核心维度在丧失。从爱默生到尼采到大卫·福斯特·华莱士（David Foster Wallace），增强控制个人注意力的能力就是人的道德命令，以便我们能“以小说家为小说中偶然性的情节赋予连贯性的方式依靠结合我们的体验、欲望和行动来构建自我。”8但是，丧失了内在性的日益萎缩的自我是不大可能也不愿意去完成这个自我塑造的任务的。这些萎缩的自我组成的民族越来越多地变成堕落的群体，他们消极被动、逆来顺受、寻求快乐、自我放任。
随着这个观察，我们进入了启蒙时代，柏拉图的噩梦因为无所不在的屏幕文化而进一步恶化，因为娱乐无处不在，甚至把新闻、体育、健康、战争等一切东西都变成了某种形式的娱乐。已经去世的作家迈克尔·克莱顿（Michael Crichton）在1999年的小说《时间轴》（Timeline）中把娱乐与碎片化加剧联系起来：
今天，人人都渴望娱乐，期待永远快乐。人人都要寻开心，否则就更换，更换品牌，更换频道，更换党派，更换忠诚对象。这是西方社会世纪末的思想现实。在其他世纪，人们渴望的是救赎、修身、自由、或良好的教育。但是在当今世纪，人们渴望的是娱乐。人们最大的恐惧不是疾病或者死亡而是乏味无聊。时间意识在我们手中，一种无所事事的意识，一种让我们感到郁闷的意识。
娱乐导致衰落的证据体现在1990年代中期，它以广告的媒介形式呈现出来，现在广告已经越来越商业化和政治化，成为文化精英旨在让消费者寻开心的产物。因此，我们现在或许拥有人类历史上最伪善的广告。我们只需要看一个例子足矣，1995年，设计师卡尔文·克莱因（Calvin Klein）被迫收回了一则被控性暗示的儿童牛仔裤广告，批评家称之为色情宣传，为了回应，该公司做出如下声明：
本次卡尔文·克莱因牛仔裤广告的信息是当今的年轻人，最沉溺于媒体的一代人拥有性格和独立的真正力量。他们有自己的判断，他们知道自己愿意做什么不愿意做什么。他们有能力知道自己是谁，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继续相信这些广告中表达的积极信息。
如果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的世界思想史“不过是柏拉图的一系列脚注而已”是正确的，哲学家和小说家艾瑞斯·梅铎（Iris Murdoch）的说法“柏拉图担忧的东西现在已经很清楚了”确实很有道理。
其实，思想史上存在一个逻辑链条把柏拉图抛弃“诗人”与当今的娱乐时代联系起来。他说的诗人指的是所有主要的艺术形式，而娱乐时代的目的是把所有不是娱乐的东西都变成娱乐。在柏拉图看来，艺术是模仿，它们只是代表现实因而扭曲了现实，阻碍了人们直接遭遇现实。当启蒙排除了形而上学基础，“艺术”和“崇高”成为宗教的替代品。正如托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Doktor Faustus）所显示的那样，因为现代主义和神秘性的回归，艺术变成了一种恶魔似的力量。在后现代主义，像交响乐、绘画、诗歌、小说、合法的剧院和建筑等古典艺术，所有这些都变成了高高在上的文化精英的癖好。
娱乐以这种方式取代了所有主要的艺术和人文科学，阻碍了实质性的交流和民主话语，取而代之的是人云亦云的、恶毒的、施虐狂的、虚拟的时刻。艺术是互动的，在情感上是直接和辩证的；而娱乐是等级性的、独裁性的，就是为了讽刺挖苦寻开心。从前娱乐是个贬义词，如今成为中性词，正如批评家莱斯特·邦格斯（Lester Bangs）所说“任何表演者的终极罪恶就是蔑视观众。”而现在，这种罪恶已经无所不在，因为娱乐的威力已经腐化了娱乐者，成为娱乐界大腕的先决条件是诱惑力实在太大根本无法抗拒，那种快感实在强烈人们不可能不利用。这也解释了观众为什么有一种模糊的不安感，因为他们在被娱乐的同时实际上也遭到了侮辱。
这帮助解释了汤因比令人印象深刻的观察---美德的转变。在文明开始衰落的时候，伟大文明背后的具有创造性的少数精英利用社会下层的粗俗和下流的行为方式将自己转变为占支配地位的少数。所以在后冷战时期，美国的“文化精英”采取了特别明显的粗俗态度和行为。该标签在1990年代初期由副总统丹·奎尔（Dan Quayle）而广为人知。一个副总统的例子是：当参议员和前副总统戈尔的妻子攻击某些摇滚和说唱歌曲（rap lyrics）中的暴力和歧视女性的论调时，马上遭到社会和政治同道的激烈指责。为什么从前被上流社会认为是有失身份的（déclassé）的禁忌语四字母词现在却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印刷精美大杂志上？“妓女表情”又怎么变成了美国郊区上流社会姑娘喜欢的潮流？几十年前，身体穿环和纹身还是水手或摩托车混混的标记，如今也成为一种时髦呢？
汤因比可能会无奈地耸耸肩，简单地说我们正在见证美国上层精英的自我无产阶级化。9 这种情况一直都在发生。但是，我们有理由怀疑这种粗俗化的主要原因或许是采用更广泛的大众文化风格能够增强精英的权力。在一个试图摆脱美国缔造者设计的反对雅典式直接民主的壁垒的政治社会里，权力精英更加需要对无产阶级优越感的保护性伪装言辞。炫耀性的粗俗行为和战斗靴等着装要求增加了精英支配地位的重量。按照柏拉图《理想国》中的里昂莎（Leontias）寓言中的说法，从前灵魂的三位一体是理性、欲望和精神，或早期美国的自力更生、基督教罗马美德和爱国主义等，如今却被新的三位一体所取代：向政府提出要求、粗俗的行为、以及渴望从世界领袖地位的解脱出来。
这个巨大的社会转型或许可以被称为“美德大转型”。20世纪中期被认为是罪恶的几乎每种行为到了21世纪初的时候都被视为美德。如赌博、淫秽、色情、吸毒、离婚、同性恋、堕胎、遭人嗤笑的不忠都变成了新美德。各级政府开始行动起来开办赌场，当前有几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都已经卷入得到政府批准的由政府机构经营的毒品贸易。
美德大转型已经在其执行者中产生了令人深为担忧的现象，代表最需要的人和国内外最贫困的人群行动起来，采取关怀和合法的积极行动主义。除此之外，还可以加上旨在激发新的“无产阶级”精英的充满正义感的愤怒的一整套社会议程。所有这些都满足了文化精英对自己的道德优越感的渴望，涉及到具有重要意义的集体道德议题，虽然他们作为个体仍然参与到自我放任的放荡生活中。这就是雷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的“道德的人和不道德的社会”的反面，享乐主义隐藏在冠冕堂皇的道德主义面具之下。与美德转型平行的是政府管理转型。聪明的政客已经意识到的国民心理和国民性格的转变，他们已经学会了不断地扫描政治水平线来辨认出每个特殊利益群体，做出必要的承诺，然后尽力满足每个群体的有关政府慷慨赠予的主张，或者要求更多的政府干预以维持每个群体的行为选择。在美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热衷于如何防止政府腐败。但在当今时代，政府已经发现了如何让民众腐败的方法。随之而来的情况是，人民越腐败堕落，需要颁布的法律就越多，政府的不可或缺性就越来越大。
这里，社会科学也发挥了一定作用。科学提供了任何时代的哲学、文化和政治观点和机构的基础，正如牛顿的新物理学证明了钟表机械世界观的合理性，后来引申出大国之间国际关系平衡的概念作为某种“自然法则”。在我们这个时代，正如已经注意到的，从科学以及追随者社会科学中推断出来的观点正在促成对意识的限制，从而限制自我概念本身。在娱乐和自我无产阶级化的诱惑之外，这种限制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国民性格，尤其是领袖群体的心理。
支持这种限制的社会科学研究倾向于让领袖变得更少理解或倾向于采取更大重要性的国际议题。雷茵霍尔德·尼布尔在20世纪中期意识到这个问题，他在《美国历史的讽刺》中写道：
让个人超越因果顺序压力在内心做出决定的自由空间是科学分析无法解释的领域。而且，承认其现实性等于在因果顺序中引入了无法预测和无法计算的因素。因此，这对任何科学模式都是令人尴尬的。科学文化注定要走向决定论。众多的社会科学决定因素被心理学家有关人类心理的笼统的报告所强化。因为这些报告证明了下面这个事实：其科学工具无法发现个性的完整的自我超越的中心，个性在自然和时间潮流之上，是宗教和诗歌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
对决定论的信仰促成了领导集体的消极性。在社会科学内，它造成了人们在消极被动和无法无天的傲慢自大之间摇摆不定。一方面，社会科学常常不愿意走近甚至不愿意承认国家治理中最困难的挑战。这是因为它无法处理这些挑战，通过把思想局限在狭隘的可管理的、可量化的变量中，取消有些变量，结果因而就具有了可重复性。但与此同时，科学的支持者或更准确地说“科学主义”迫切地提出更高预测性的大假设来解释过于复杂和偶然性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是社会科学方法无法处理的。正如约翰·格雷（John Gray）所说，“事实和价值被系统性地混淆起来，产生出来的吸引人的简单理论被赋予了克服道德和政治难题的力量，这些难题到现在为止都被视为无法解决的。”10 社会极权主义披上了科学的外衣，随之而来的决定论已经消除了我们过去常常理解为人类条件的东西。
所以，衰落虽然被定义为向下螺旋滑行的过程，但从意识到自我到社会到国家到国家治理来看，它实际上表现为一种逐渐上升的现象。就西方文明而言，它看起来像自下而上的翻转，其强大的威力似乎席卷了现代时代本身，从其1500年出场到现在，衰落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基本特征。观念和机构的四次重大革命造成了我们称为现代的时代---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威斯特伐利亚主义（因为没有更好的说法），如今，这四者中的任何一个都处于衰落或逐步恶化的状态之中。
文艺复兴恢复和推动了自由的学习，正如修昔底德（Thucydides）所说，学习作为“所有时代的财富”的经典文献和艺术。这些是谈及人类困境和最高挑战的著作，这些问题要求可量化之外的解决办法，在这些问题中没有可以准确复制的东西，领袖们必须在并不晓得所有因素的情况下做出决定，更不用说评估了，不确定性和模糊性根本无法消除。但是我们时代的人文科学遭到贬低。在当今职业培训的时代，学习被纳入到狭隘的培训概念中去，从古希腊雅典舰队统帅,国务活动家忒弥斯托克利（Themistocles）作为神谕的代言人到斯宾格勒的承认政治家的艺术类似于“相马能手”（a judge of horseflesh）等治国艺术的“直觉”都因为文科的衰落而受到重大伤害。
推翻现有神学教义的革命---宗教改革在定义现代性作为个人主义时代方面产生了重大后果。如果真正重要的是人们对教会、牧师和圣餐的信仰，它最终逐渐意味着个人既不是事先定义了的也不是注定无法变革的或者不自由的。因此，这离为权利正名只有一步之遥，宗教改革的解放概念和社会权威在整个欧洲的多样化打开了巨大的思想空间，产生了人们在世俗议题上理所应当做出个人和政治决策的后果。不久，阶级、性别、民族、财富和其他界限都不如个人作为自由行动者的新权力那么重要了。就在路德在威登堡（Wittenberg）将钉子钉在教会的棺材盖上之前4年，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在《君主论》中承认中世纪基督教王国的垂直权力已经让位于落在欧洲新兴的商业性城市国家的权势者手中的水平权力。虽然马基雅维利后来因为‘邪恶地’挑战教皇权威而被谩骂，但他不知不觉地为填补这个权力真空的世俗的个人主义动机赋予了精神合法性。
但是，我们再次被命中注定的东西所限制，即种族和文化遗产以及那些“显示”我们的行为受到无意识的心理或者无法驱除的社会、心理、生物学因素所控制的“研究”。爱默生的依靠自我的个人现在被指责为自私的家伙，对共同体的需要漠不关心。当所有的选择都被排除或被视为虚幻的时候，个人或个性还剩下什么东西呢？
以狄德罗的百科全书和瑞典博物学家林奈（Linnaeus）的生命分类系统为代表的启蒙惊醒了世人，不仅意识到知识世界而且意识到运用知识的一套负责任的方法。人们必须划分范畴但是并非碎片化。因此，通过托尔斯泰和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被我们所了解的古希腊诗人阿尔基洛科斯（Archilochus）使用狐狸和刺猬的特征来表达个体的行为和难以解释的变化力量之间的张力。（“狐狸有很多计谋,但是刺猬只有一个,但那一个是最好的一个。---译注）黑格尔认为历史是人类条件的最重大议题必须被表现出来的领域，这从此成为治国艺术的任务。这些成为现代的定义性特征：你必须决定你最好能做什么，该决定是有后果的，做出决定要求考虑细节和整个环境。这些是治国艺术的基础，它是艺术不是科学。今天，所有这些都处于不断遭到破坏的状态或者更糟。
现代时代的第四个支柱一直是在威斯特伐利亚确立的三十年战争解决方案的最初的国际法体系。这个概念的天才之处在于其程序性，从而使其具有普世潜力。任何国家无论其特征如何都可以成为国际社会的合法成员，只要承诺于一个简短的程序性要求的清单：是个国家、尊重国际法、遵循最基本的规范（没有奴隶制）、拥有专业化的军队和外交系统。因为军事和外交努力的困难，这个国际体系一直得到维护，所有重大的现代战争和革命都源于破坏它的坚定决心，在20世纪，它成为世界各国赞同的处理共同事务的基本框架。康德给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增加了一个维度，指出一个共和国或者更好的民主共和国是最切实可行和最有效的治国方式，因为在一个国家内部确立了正义，并在国家之间维持了和平与安全，这多亏了它的焦点集中在程序规范之上。自1795年以来就渴望登上核心舞台的康德工程似乎在冷战后才站稳脚跟，“民主化”作为渴望巩固的世界秩序的程序性因素而赢得了联合国的接受。
但是，该体系目前也处于衰落状态，世界范围的民主也在衰落之中。11 如果不扭转现在的趋势，国际体系、国家内部的民主化和建立在人道主义、个人主义、普世主义和国家间关系的程序性本质基础之上的现代时代本身的前景似乎并不光明。取而代之的是对其每个原则都持敌意的东西。无论未来的观察家认为这个结果是线性的还是循环的，或者既是线性的又是循环的，或者既非线性的也非循环的，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人们只能关心一下而已。
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交替前后，“衰落”作为一种浪漫的令人兴奋的精英主义时髦兴起起来。因为它提供了一个“最佳击球点”（sweet spot），享受特权的自我选择的阶级能够既陶醉在放荡的生活中同时却能夸耀其文化优越性。在20世纪和21世纪的交替时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我们称之为衰落的民主化，因为其范围已经扩大到更大的群体，而且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和文化精英的批准。许多观察家已经在审查过去和现在的这个现象，他们已经看到艺术世界的变化是主要来源。我们从1913年的纽约军械库展览毫不费力地来到一个世纪后主流媒体上刊登的“街头艺术”。但是，如果考虑到世界秩序和作为其基石的国民性格和身份以及作为程序和实际上最有效的政治形式的民主等利害关系，艺术的命运或许是我们最不需要关心的东西了。
最终，它归结为个人和乔治·华盛顿所承认的东西，即一个自由的社会必须是由高尚的自律的公民所组成。美国人自共和国早期起就一直牢记这个观念。美国人拥有其他人所没有的自由，他们试图用或直接或隐蔽的等多种不同方式理解这种可能被夺走的自由的使用和责任。对民族来说，它是不受压迫的自由（freedom），对个人来说，它是建立在理性和道德基础上的自由（liberty）。如果自由必须受到限制才能为人所拥有，它就必须是自我设定的一种认识，即某种限制是必须的，如果你的行为想产生效果，在智慧上具有连贯性甚至带有某种美感。
就华盛顿告别演说的要点而言，这个美德是对自由的必要限制和宗教作为美德的最好来源。托克维尔补充说在美国，独特的是，宗教和自由是一致的：自由认为宗教是其幼年时期的摇篮和权利的神圣源头，而宗教是维持自由的法律的守护神和保证。但与此同时，从清教徒时期以来，美国人的自由已经受到美国对“管理的渴望”的危险中。托克维尔预测到，这最终将让政府扩张其权力，用“小的、复杂的、辛苦的、统一的法则网络”把手脚伸展到整个社会上面，连最有独创性的个人和最具活力的灵魂都无法挣脱。
这里起作用的是一个逻辑链条：缺乏对个体自由的自我限制将导致过分的和粗俗的行为；美德受到压抑；为此，有关社会缺陷的虚伪道德说教将变得猖獗。泛滥的不负责任和公众要求政府实施的约束行为的压力将不断增加。正如托克维尔预测的，结果造成的自由丧失很少被陶醉在自由放任行为中的民众的注意，因为人们“陶醉在微小的庸俗的快感中，他们用这些填补灵魂的空虚。”我们最终不是被独裁者统治而是被拥有法律学位的身着制服的校长所操纵，令人稍感安慰的是我们知道是我们自己选了这些人。
要维持自由或现在的重新拥有自由，美国人必须用伯克的观念再教育自己，“自由必须受到限制才能拥有。”大诗人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重新描述了这个思想，“ 肤浅的人认为自由意味着从一切法则的约束中拖离出来。而智者则截然相反，他们从中意识到了威力无穷的众法之法。”了解自由是什么和它要求我们所做的是最终抗拒美国衰落的唯一支柱。不要听信决定论者的胡扯：选择权就在我们的手中。
注释：
1 Kennan quoted in “Western Decadence and Soviet Moderation”, in Decline of the West? George Kennan and His Critics(Ethics and Public Policy Center, 1978), p. 8.
2 Said, Humanism and Democratic Criticis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0.
3 Note, for example, Mahzarin R. Banaji and Anthony G. Greenwald, Blindspot: Hidden Biases of Good People (Delacorte, 2013).
4 See Theodore Ziolkowski, Clio the Romantic Mus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43.
5 See Erich Auerbach, Mimesis: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Western Literature, first published in German in 1946.
11 See Joshua Kurlantzick, Democracy in Retrea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3).
6Birkerts, The Gutenberg Elegies: The Fate of Reading in an Electronic Age (Faber & Faber, 1995).
7 Cavell, Little Did I Know: Excerpts from Memor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30.
8 Thomas Meaney, “David Foster Wallace on Planet Trillaphon”,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March 13, 2013.
9 Noted in Charles Murray, Coming Apart (Crown Forum, 2013), pp. 286–7. For the original analysis see Toynbee, A Study in History, revised and abridged by the author and Jane Caplan (Portland House, 1988), pp. 241–7.
10 Gray, “The Knowns and Unknowns”, The New Republic, May 10, 2012.
11 See Joshua Kurlantzick, Democracy in Retrea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3).
译自：On Decadence by Charles Hill
http://www.the-american-interest.com/article-bd.cfm?piece=1473
作者简介：
查尔斯·希尔（Charles Hill）耶鲁大学布拉德约翰逊杰出研究员，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著有《大战略：文学、治国艺术与世界秩序》（耶鲁大学出版社201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