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开始的“新文化”，过去整整一个世纪了，无论在实践上或思想上都有极丰富的经历。而与此相应的“文本”，同它表现的“事件”比较起来，在历史的天平上，却有一种令人怅然的倾斜。换句话说，靠“文本”的碑石能将惊心动魄的“事件”刻骨铭心地警醒于现实吗？或者，对文字或经验解读的心灵消受得了苦难记忆并能转化成生命的原创力吗？汉语言作为听说读写的中介能担当此生成转换的命运吗？
我怎敢苛求前人、他人。仅就自己的经历，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每当用文字表达时，常常处在这样一种尴尬的境地：
提笔千斤，落笔四两……
我也曾想过一代文风的败坏，它的有形无形、有意无意的桎梏，妨碍了自由敞开的生存和初始经验的积累。所有这些，我都意识到并检讨过；还假定了一种类似物理实验的正常条件，试探写作的零度。可惜做不到，不仅还因袭着时间重负的我做不到，那些年轻得多、外部环境无碍得多的海内外学子，好象也没做到；或许时候没到吧，但愿如此。
难道这是一个脱节的时代，至少经历的事件与表述的文字是脱节的。还有，经历者有经历，其中包括压抑的经历及其扭曲的感受使经历难以释放氤氲而关联的意义；非经历者无经历，即使有敏捷而沉着的文思也只能面对间接的失重的文本，终免不了历史的遗憾而难逃前历史期常犯的重复。远的不说，一个二十世纪，我们重演了多少苦难的记忆？有经历者重演着历史的经历，已不可说了；那些无经历者在无经验中还多少重演着中国人惯为常态的经历，几乎象宿命，更不可说了。
无奈，我何必不抱一种自然主义的态度，让一切该去的该来的在时间中带去带来。偏偏又不，意识一旦意识，即便意志尚不具备，我岂能不到意识的对象化中经历意识的无能与悲哀。对于我，也只剩下这一条路可走了，既然文字给予我只这么多。
给出限度，给出一个或几个层面的限度，这正是我要做的。
并非为了立论，这儿还不是立论的场地，我只是想更直接的采撷那些粗粗剥离了的经验。
西方自尼采后，有一个将存在从价值中拯救出来的疯狂的挣扎，存在始作生成性而有更新价值的能力。中国一面称文化断裂，一面仍然让不变的价值规定这我们的存在，以至我们存在到如此地步：一是一切，一切是一，任何例外都是非存在的。结果，在扼断、窒息生命之为生命的原创力这个生长点上，二十世纪的衰亡又重复着十九世纪的衰亡。中国文化非如此这般地重演衰亡才算显示出它的生命的持久与永恒吗？
一百年来，一个巨大的民族心理症压迫着我们：“学习西方”。“强迫”也罢，“恭敬”也罢，“老老实实”也罢，“遮遮掩掩”也罢，“体”也罢，“用”也罢，不管你走不走西方的道路，你必须学习西方，“拒绝”或“回头路”是没有的。然而，就在这个“学习”前的“限定词”上，我们耗费了太多的时间与生命，缴纳了太多的学费，现在总算悟出了一点道理：不可能是西方的中国，也不能是中国的中国，只能是现代的中国。这个道理本来是可以不要一分钱而自明的。
但什么是现代中国的“现代性”，它和中国的古代性有什么不同，和西方的现代性有什么差别？
他人有他人的说法，我更倾向于在汉语言哲学及汉语言现代学眼界内描述它，只因这种描述的经验性、入思性和试错性，我才自我宽解为汉语言哲学随笔式的描述，为自己，也为别人，探路。
如果我不幸走到了人迹不到的断绝之地，也决不想立界碑窃道德之名：“生命在别处”。
宁愿像马里昂巴德花园中的雕像：
手指着悬崖的那边，海的尽头……
1995年元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