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中共中央政治局本月4日作出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以来，各省市、各部门纷纷跟进，结合本省市、本部门的情况，制定出落实八项规定的具体要求。这些具体规定，既是当政者的自我约束，也是对广大民众的承诺，为群众性的监督提供条件，当然是值得欢迎的。

据新华社26日电，中共中央宣传部近日也发出《关于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切实改进文风的意见》，要求思想文化战线把改进文风作为宣传贯彻十八大精神、落实中央政治局八项规定的重要任务，作为改进工作、提高舆论引导能力的重要机遇，下大决心大力气抓紧抓好。《意见》要求党报党刊、通讯社、电台等舆论工具进行全面改进，说真话、写实情，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言之有情，杜绝脱离实际、内容空洞的文章和应景文章，不发一般化的工作报道，等等

当然，文风是应该改进、也是必须改进的。官方报刊上的许多报道和文章，不仅脱离实际、内容空洞，而且语言无味，官腔十足，言之无物，言之无理，言之无情。文风随世风之日下而日下，是不争的事实，所以应该改进、必须改进。

但是，文风日下的根源不在文风自身，而在于思想文化的管理体制、领导体制。文化自由、思想自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权利；思想文化的发展，有赖于社会的自由宽松。因为只有在自由宽松的环境里，人们才有可能充分行使他们的自由权利，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繁荣的文化产品和丰硕的思想成果，推进社会的发展。文风是思想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它可以随着思想文化的自由开放而生动活泼、丰富多彩，也可以随着思想文化的严管封闭而生涩空泛，虚伪造作。目前流布于媒体的文风不正，正是文化专制主义的严酷管制的结果。

近几年来，中宣部不断强化对思想文化的无理干预和非法管制。一方面，废止新闻自由，严格控制舆论工具，对各地发生的重大事故，往往下禁令，打电话，不许媒体自行报道，只能采取新华社的通稿；另一方面，取缔出版自由，凡是被认为是敏感作家、敏感话题、敏感内容的作品，一概禁止出版，也禁止在报刊上发表。如有触犯，严惩不贷，或停业整顿，或处分甚至开除有关人员。在中宣部的淫威压迫之下，新闻出版的从业者不得不小心谨慎，临深履薄，把一些最有思想理论价值、最有历史意义和社会意义的文章或书稿，拒之门外。这样取舍的结果，充斥于社会的思想文化产品，往往是一些陈词滥调、谀语颂歌，或是了无创见的平庸之作。许多具有独立见解或揭露历史真相的作品，只能送到境外发表、出版，或是自费印刷。对于这些著作，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一概贬之为“非法出版物”，成为“扫黄打非”的首要目标，收缴销毁，不遗余力，邮局不得寄送，有些传播者还被罚款判刑。在如此严酷的专制主义管制之下，要求舆论媒体改进文风，“说真话、写实情，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言之有情，杜绝脱离实际、内容空洞的文章和应景文章，不发一般化的工作报道”，不亦难乎！？

所以，改进文风，最根本的途径，还是要取消对思想文化的专制统治，特别是要剥夺中宣部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太上皇地位。中宣部是中共中央的一个部门，它的责任是宣传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政治见解，不应该成为真理是非的裁判者，更没有充当扼杀先进思想文化刽子手的权力。中宣部退出对思想文化的统制，把新闻自由、出版自由还给社会，还给民众，就等于实现思想文化领域的大解放，为思想文化的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也为改进文风提供优越的条件。这应该是现阶段的中宣部可以作出的最得人心的贡献。

当然，对思想文化领域的专制统治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它的根源，理论上是有害无益的四项基本原则，政治上是一党专政的专制体制。所以，要开创思想文化领域的良好环境，实现新闻自由、出版自由，贯彻双百方针，使文风根本好转，还必须改革政治体制，理论上取得新的共识。而要在政治上理论上取得共识，又有赖于充分的自由的讨论，有赖于一场广泛深入的启蒙运动。可见，思想文化和新闻出版的自由，同政治体制改革和取得理论共识，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如何稳妥有序地推进这两大方面的改革，既需要领导者的智慧和勇气，也需要朝野的共同努力。

文风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是同整个思想文化状态和其他领域紧密联系着的。只有文化自由和政治改革的稳步进展，才会为良好的文风提供宽广的园地，带动文风不断改进，孤立地侈谈改进文风是无济于事的。

2012年12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