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本章宗旨：检讨三代学人学术积累传承的前提。

解题：所指“三代”为何？

这里的“代”，既不按实际的个人生殖生长的年龄之年代划分，也不按个人的学术师承即个人的学术积累及前后师徒传承的学术路向划分，而是以“辛亥革命”开创的现代转型时期中的大历史事件为标志的时代（精神）范畴，基本以35年为一代推算，大体与大历史事件相符。如：

一代：1910——1945 国内革命战争与抗日战争时期

二代：1945——1980 新中国成立到文革时期

三代：1980——2015 改革开放时期

如此断代的意图何在？

因为本章并不打算实际进入所谓“三代学人的学术成果积累与传承”的具体分析，而是把着眼点放到“学术成其为学术”的那些前提条件的反省与检讨上，正是这样的前提，导致了一百年来中国学术积弱而失落的命运。

为了现象地类比这种意向，不妨暂时跳开一步，先到法国的近现代史中浏览一番。

在西方的历史年表中，18世纪是以“法国启蒙运动”为标志的。那是一个群星灿烂的时代。你听一听这些名字就知道：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和以狄德罗为代表的“大百科全书派”。我们可以把他们叫做法国思想史上的“新古典时期”。就像欧洲绘画史上相对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的文艺复兴古希腊的“古典时期”而言，法国安格尔、德拉克洛瓦绘画就代表了“新古典时期”。

而法国现代思想呢？一提起二十世纪的萨特、加缪，以及“太凯尔集团”和“五月红色风暴”中的那一批思想风云人物，如福柯、拉康、罗兰•巴特、克里斯蒂娃、德里达、利奥塔等，你绝不会把他们叫做“新伏尔泰”、“新卢梭”或“新狄德罗”。他们鲜明地标志着自己的时代精神，不仅不会和前人的时代精神相混淆，更不会让前人的名字作为“限定摹状词”冠戴在自己的名字前使自己不过只是前人的一个衍生物。换句话说，他们开创的都是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属于自己的新时代。

顺便插一句，鼓吹偏离传统的转折、创新，是知识论的特征，也是启蒙主义人义论的通病。它与所谓轴心时代民族文化元典的“神言”、“圣言”不可同日而语。在神义论中，尤其在犹太教中，转折、创新是不可想象的。从摩西亲聆神言并转述神言开始，此后立为契约的《圣经旧约》除此开端就别无开端了，也不容许另立开端，只有开端神言的重言重述的理解与解释——所谓“新约”那是基督教的事情——这颇类似中国开端的圣言。所以，犹太民族与中华民族，为世界民族苦难之最，也为历史传承久远之最，与地球人类共命运共始终。

除了新人物新思想作为断代标志极其鲜明外，还有一点也极为重要。

法国知识分子或法国学者在现代的生存境遇并不顺理成章。比如在政治哲学领域，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表现为代价或成本极低的“光荣革命”，几乎就在谈判桌上合理的解决了政治与经济、权利与财产的再分配问题。与此相比，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即“法国大革命”是代价极其昂贵的“流血革命”或“暴力革命”。但法国学者并不屈服于冷静务实的“功利主义”之“边际效应”的工具理性，仍然把“法国大革命”看作是法国的“国史”而不屈不饶地为其作为法国文化精神遗产的价值地位“正名”。

与此相匹配，在哲学领域，自笛卡尔以降，法国哲学就在另一侧受着德国哲学的高压。19世纪是受康德黑格尔的“观念”哲学的高压，20世纪又在“意识”与“存在”两大哲学基本范畴中受着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的高压。为了对抗这种高压，上述那批现代哲学家拼全力调动了法国丰富的文化文学哲学神学资源，用虚无主义的“存在主义”（非“存在哲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举起了一以贯之的反“观念确定性”的反叛大旗，直到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演绎成为世界思想界瞩目的“德法之争”，终于为法国哲学争得了不容忽视的独立地位。

仅凭上述内外两面事实，法国学者或法国知识分子的骨气与能力，特别值得中国学者或知识分子尊敬。

再插一句，有一种论调常用来轻蔑哲学前的限定词如“中国哲学”的“中国”，他们说：“在国外谈的就是哲学本身，没有谈什么哲学还有‘中国’哲学的。”此话当真应了一句成语：“偏见比无知离真实更远”。为此特补充一句这种人爱听的西方人考证：“哲学”本身的专利仅属于“古希腊”，换句话说，“哲学”自诞生日起，与生俱来就带着限定词“古希腊”。此后无非是“橘逾淮而北为枳”，且品种繁多如“德国哲学”、“法国哲学”、“英国哲学”等等。奈何！

我想说什么？我想借法国上述两个事实说明：

一种文化的精神价值如何在自身表现为积累与传承，以及同时又在与外部的借鉴吸收中如何显示出自己独立而互补的文化精神面貌或境界。没有前者的民族文化自信，就不可能有后者的独立与坚持，反过来，没有后者的独立与坚持，也不可能有前者的积累与传承。两者相互激荡，遂成为这种民族文化精神不可阉割不可替代的生生不息的源流。

回到中国来，一部中国现代思想史，我们看见的却是一幅令人忧伤的景象。

一、三代学人的历史命运

1、救亡与启蒙的复调结构

“救亡与启蒙的变奏” ，这个命题不管是谁先提出来的 ，它的确在共时态上非常精到的描述了二十世纪中国的百年国运。

“救亡”，当然有生死存亡的悲壮，但实际上，它并不是或不完全是我们无端地遭受了列强的侵略，而是由于我们自身的腐朽衰败，以致完全丧失了抵御外强的能力甚至信心。于是有“匹夫夺志如三军夺帅”的崩溃之势。这就无形中粘连着“启蒙”，即，要“救亡”就必须同时要“启蒙”，首先启发国人摆脱受监护的愚昧盲从的奴隶状态，恢复具有信心与意志的独立国格与人格。所谓启发具有信心与意志之独立人格的“启蒙”，又必须无条件纳入当务之急的“救亡”情势下。于是，“救亡”所要求的民族整体性（国格）自然成为“启蒙”个体性（人格）的受命引导。事实上，“救亡”与“启蒙”一开始就是“受命于危难之时”的双管齐下、并驾齐驱。

可是，无论“救亡”或“启蒙”，其二十世纪所依据的“理论”都超出了当时中华民族之文化衰落所僵固的思想形态，其中稀缺尤以“赛先生”的“科学”与“德先生”的“民主”为最。二者都来自侵略殖民中国的西方列强。直接侵略中国的日本，其实扮演着先行学习西方列强而强大的“中介”——它就像一个“中子”撞击着这个古老民族的“铀核”——日本成为消逝着的环节，中国却爆发了百年奋发图强的复兴运动。“学习西方，拜西方为师”，这是第一个“悬梁刺股、卧薪尝胆”的结论。它成为第一代学人的历史命运。

2、第一代学人的历史命运

可是，摆在中国人面前的却是两个西方，展现了不同的发展方向：“民主自由的资本主义”方向——这是西方列强立为根本的主导方向；“巴黎公社”后的“革命东移”出现了“民主平等的社会主义”方向，它在苏联成为现实。中国该如何面临而抉择之？与其说这是一个事实性选择，不如说是一个道德性选择：因为，侵略奴役中国的是自由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西方，当然就“只有社会主义能救中国”！

需要解释一下，这两个主要方向的本质差异是什么？

“民主自由的资本主义”方向，关键在“自由”。“民主”，当然是与“君主”对立的范畴，居中且与“君主”同属的“贵族”，在现代社会中几乎是一个“唯名论概念”，它融入到西方民主政体的“上议院”中去了。总之，“民主”就是作为共和国“公民”的“社会大众”。它无疑摆脱了对贵族的人身依附，但根本没有摆脱对资本的劳动依附。所以，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归根结底是“资本”的自由，也就是资本拥有者资产阶级的自由。而相对出卖劳动力的无产者大众来说，“自由”仅仅是劳动这个商品的“观念价值”。“观念价值”有一个先验的特征，一旦阻断了“观念价值”向实际的“交换价值”即“使用价值”转换，立即表现为“萧条与失业”，无论是商品，还是作为劳动商品的无产者，其“观念价值”就会“像麻鹿拼命叫着要新鲜的水喝”样地陷入生存危机之中——“经济危机”就到来了。诚然，资本家也会在经济危机中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失，但他们损失的是商品这种物化资本，而劳动者损失的却是直接维持生命必需的工资劳动。所以，无产者的“自由”是一个永远走在期待从死亡中兑现生命的“观念价值”。按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观点，“始终保持一定数量的失业大军”，是一个社会财富繁荣的基本标志。

“民主平等的社会主义”方向，关键在“平等”。首先，它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对资产阶级私有制特权批判的产物。马克思按照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唯物史观，把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平等”，证明为生产力高度发展而导致生产关系变革，并必然通过共产主义革命消灭最后一切私有制以达到生产与分配的公平正义，即所谓“人类解放是无产阶级解放的前提”。这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后因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分崩瓦解，中国也在共产党领导下回头补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的“初级阶段”课。于是，在资产阶级学者看来，这就等于宣告了资本主义“自由精神”的最后胜利——“历史终结论”。但无论西方还是东方，有一个事实是否认不了的，那就是，资本主义仍然是资本主义。因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根本上仍然有效。不管这资本主义发展到什么阶段，工业社会也好好，后工业社会也好，国际金融资本或跨国公司全球技术一体化也好，资本主义垄断的帝国主义实质及其政策，事实证明，根本没变。

提前插一句。变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感受方式。文革无疑让知识分子个人蒙受了非人道的苦难，共产主义平等的无产阶级“阶级性”不再召唤知识分子的“民粹主义”良心。他们直觉体认到“普遍人性”眼前就是对抗“阶级性”以医治个人心灵创伤的良药，且不管“普遍人性”的有无或面具式的伪装，全都顾不得细想了，只要能摆脱文革强加的“阶级性”噩梦就行。于是，整个感觉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原来侵略奴役中国的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忽如一夜春风来”地转身全都变成了必须为之“取法乎上”的“民主偶像”。换句话说，“政党”问题遮蔽了“民族”问题，致使知识分子回头看世纪初的选择错了，不应该是“民主平等的社会主义”方向，而应该是“民主自由的资本主义”方向。因为，知识分子在前者不具备任何优势，相反消失甚至压抑在平等的平均化中；在后者却天然拥有如布迪厄说的“知识资本”而成为自由的保证。可惜，这时的知识完全转向了技术理性知识，知识分子倨傲的“人文性”被“物化”所取代。历史出现的这种“回环”当然主要体现在部分甚至大部分知识分子心目中。难怪毛泽东要把“知识”打入“资产阶级”范畴。真是两种坚硬的对立啊。此处存疑，稍后再回到这里来详述。

话说回来。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正遭受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与侵略，在这个“救亡与启蒙”的严重时刻，以国民党为一方选择“民主自由的资本主义社会”，以共产党为另一方选择“民主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当是不争的历史事实。显然，共产党之所以叫共产党，其根本宗旨就是寻求一条“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国共两党通过近三十年的较量，共产党选择的道路胜出了，赢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除了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兵“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大部分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衷心拥护，也是绝不可小视的道义力量，它们所拥有的知识发言权表达着“人心所向”。这也是不争的历史事实。然而，对中国人来说，尤其对知识分子来说，“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作为共产党动员中国人的“救亡与启蒙”（当然是启蒙！）是一回事，建国后付诸实践则是另一回事。在这里，黑格尔是对的，“实践理性”比“理论理性”具有更高的品格，其所以更高，是因为它带着有限性的丰富性而有可能把自己导向毁灭，从而完成“绝对精神”的临界观照。不过，如果能对“绝对精神的普遍性观照”做另外的非黑格尔式解释，我会更同意黑格尔的。

新中国建立，使中国“学习西方，拜西方为师”获得了第二个结论：学习西方中反对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精神，选择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第二代学人的历史命运。

3、第二代学人的历史命运

第二代学人的历史命运虽以“文革悲剧“落幕，但远没有到盖棺论定的时候。

文革无论其对错，都关系到“后文革时代的中国到底走的是什么道路”这一根本问题的回答。要么根本不容回答，前提自然是“历史终结论”陈述的，“西方资本主义自由精神”是人类唯一值得遵循的“普遍必然性”；要么，“西方资本主义自由精神”只是西方民族的世界性扩张，业已给人类带来了危机与风险，亟待非西方文化智慧予以调整救治。于今，“资本主义永久的乐观主义”不复存在，甚至“科学主义永久的乐观主义”也不复存在。“科学造成的危机只能由科学解决”被形象地描述为“一条自己咬着自己尾巴的蛇”。人们应该重新思考充满各种风险的地球究竟该如何生存下去？再也不能让西方“技术理性”说了算，盲目地牵着鼻子走。这就使得我们对“第二代学人的历史命运”亟需留有时间深入反省。我这样说是基于三种事实所构成的三种原因。

一是“毛泽东”。他虽然去世了二十五年，但他留下的“思想”、“文字”、还有“文革遗产”，绝对不是像“死狗”或“死物”那样可以随便打发到博物馆或存放到故纸堆里尘封起来置于不顾的。关键还不在于他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三里程碑”（马克思“创造理论”、列宁“夺取政权”，毛泽东“巩固政权”），尤其在于他对待西方思想的态度，即将马克思主义融合到中国文化精神中去使其成为复兴中国文化的“导因”——这尤其值得人们深思。

二是“中国共产党”。这个名字的限定词“中国”越来越具有独立的意义。单就“共产党”而言，它多少总会保留其固有的意义，一旦它完全变成无义无名了，这个政党也就被衡量出不过一个“党国垄断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执政党而已；单就“中国”而言，我们当然期待复兴的中国文化精神终究会赋予“共产党”以新的“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中和之义。

三是“中国文化类型或种性”。最根本地决定着这个民族文化种性不同于“西方民族文化种性”、“阿拉伯民族文化种性”、“印度民族文化种性”等等的发展模式与特征，并把这种特征参与到世界多元民族文化的对话与交流中去，以承担并调治“西方民族文化”发展模式给地球人类带来的危机与风险。

再插一句。我说的“中国文化类型或种性”，显然是一个多元论概念，它归根结底不会重蹈形而上学一元论决定论的覆辙，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老路。马克思主义说到底仍然是西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最高形式，属于西方惯有的形而上学本体论思想范畴。不清理这个根本的思想属性，我们就难免走上西方道路一再重复的“剥夺者被剥夺”的“永恒轮回”的“强力意志”死胡同。 对西方亦步亦趋的日本就是“剥夺者被剥夺”的极好证明。

至于这一代学人中的主要历史事件“文化大革命”，如何清理、如何评价，暂不属于本章的目的。恕存而不论。

4、第三代学人的历史命运

第三代学人的历史命运当然就是“改革开放”了。

进入改革开放的中国社会究竟属于什么性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有一个“悬置法”非常奏效，那就是“不谈姓社姓资，先摸着石头过河”。说穿了，这仍然是一种“救亡”式的危机处理措施！但不等于这个措施任其自生自灭，它背后的“主语”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坏说，是“既得利益集团”的自我维护；好说，是在权变中始终不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和共产主义方向”。因本章宗旨不在社会主义理论上，恕以下述方式从略。

改革开放的中国社会，应该如何判断其性质？暂时难正面定义，但先做排除法或许能显示其意义范围。

不是毛泽东在文革中实验的“反资产阶级复辟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毋庸置疑。

不是“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毋庸置疑。

不是“完全自由市场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应“毋庸置疑”。

官方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但就其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关系与阶级关系而论，可以试描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资本主义社会”。按“共产党”性质，它应该将“国家资本主义社会”顺利过渡到“全民社会主义社会”，以实现“共产党”的“最高纲领”——消灭阶级包括垄断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但也完全有可能是另一种情形。三种可能都有：

一种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不管是资产阶级的“自由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资本主义社会”——都有被“硬结”的可能性）；

一种是马克思主义范畴中的“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社会”或“无阶级共产主义社会”；

还有一种是归属于中华民族“大而化之、和而不同的德性天下”，即，让各民族自决，独立而互补。此极高明而道中庸的“道”，颇类似康德应然的“永久和平”，它或许永远高悬独照，以限制“权力意志”的浪漫与媚俗。能否实现，还要看人类历史的偶然机遇。

我效法后者为上。再回到现实中来。本文所取的姿态，仍然是给予相当宽容的空间与时间，甚至在这一段时空中，同样不得不宽容地忍受许多非常残酷的事实。人类历史中，不管哪一种文化、哪一个民族，在其生存发展图强的过程中，没有不经历血腥事实的。差别或许在于，在内部保持相对平稳，而在外部用血腥屠杀侵略来弥补其内部的需要，从雅典帝国、罗马帝国、大不列颠英帝国到今天的美利坚新罗马帝国，哪一个不是这样在外部世界进行血腥的帝国殖民侵略或屠杀土著民族起家的？且不说英国资本原始积累中的“工人阶级状况”早就稽录在案、令人发指了。

中国的资本原始积累，不能靠外部掠夺，只能靠内部的各种类型的“剪刀差”残酷剥削位势较低的劳动力完成。靠工资吃饭的劳动者尤其是农民进城打工族无疑在其中忍受着资本原始积累时的那种景象：“每一个铜板都滴着无产者的鲜血”。这已经是用不着马克思那样的智慧就能一目了然的事实。以前都骗不了谁，今天网络世界难道还能骗得了谁？

历史的冷酷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它陈述的就是“事实”与“界限”。这不是为任何一方——西方和东方——的意识形态辩护，这是必须在“忍受与活动”中承受的历史事实，“战争”还在其外。只是，人民的血，不能白流！即便需要“忍受与活动”，其中“活动”就是要用政治改革的方式尽快缩短非人性的不正义过程，加强人民监督的“问责制”，从政治制度、法律制度上有效制衡官僚腐败与两极分化，否则，“忍受”不在沉默中死亡就在沉默中爆发，同归于尽者，岂止“亡党”！

二、精神在押之旅的物极必反

问题：苦难向文字转换为何失重？

一百年来，三代中国学人不断裹挟在一次接着一次的大历史浪潮中，几乎连喘息的时间都没有。不要说思想被别人“囚禁”，还找不到停下来反省的契机。因而，每一次大的历史事件，都不能说产生了相应的堪称匹配“成事”后的“记事”，不管是描述性的，还是论理性的，以致有人不得不提出这样的惊诧：“苦难向文字转换为何失重？”

现象：西学中学的双重断裂

恕本文只限定在学术层面。一种现象即双重断裂——“西学”西学化了、“中学”也套进西学范畴及其逻辑中——深深地隐伏在中国学人意识的表层之下，根子还是在“救亡与启蒙”的复调结构上。

1、对启蒙的启蒙

表面看来，“救亡”是当务之急，刻不容缓。正因为如此，为了“救亡”而动用的一切手段都聚集在“启蒙”上。“启蒙”始终是“救亡”的实质性内容。

与此相反，有一种流俗的看法认为，“中国历来都是‘救亡’压倒‘启蒙’，直到文革之后，才把‘启蒙’的真正意义显露出来”。这种看法有意无意默认了一个前提，即先验地认定了“启蒙”，在思想上只能是资产阶级范畴的“个人主义—工具理性主义—自由主义”三位一体，在政治上就是美国式民主及其生活方式，如果民主的本质就是生活方式的话。然而更深地背景则建立在这样的哲学根据上：西方“启蒙”的现代走向代表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普世法则，人类都必须走上西方“启蒙”的道路。换成明白的话说，“启蒙”即认西方为真理：功利主义的技术理性、个人主义的欲望原则、资本自由的政治经济学、强权即真理的主奴辩证法、以西方马首是瞻的霸权秩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说，启蒙主义即殖民主义。

如果“历史真理”真的如此，毫无疑问，上述“救亡压倒启蒙”论是绝对正确的 。中国没二话可说，永远跟着西方走下去就得了。

可惜，谁提供这样“真理”的保证呢？它们的理论吗？它们从来就没有这样一个理论！你拿不出证据来。西方形而上学史的战场上永远堆满的只是一个接着一个“真理”之“头盖骨”。事实吗？无非“强力意志”的事实。不错，英国工业革命以来事实就是科学技术的事实，但英国衰落了；二战后，美国领先了，但谁能保证它不衰落，别人不领先呢？这无非是“剥夺被剥夺”之“强权真理”的事实而已。哪有什么谁永远占住真理这回事？哪有什么西方永远占住真理这回事？历史哲学的面具太多了——少来这里谈“真理”！

中国即便在这条道路上走到可以与西方一争高下、决一雌雄，重复“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也来执西方的牛耳……难道这就是我们要的“永恒轮回”？即便如此，那也不过是中国跟在日本之后彻底变成“西方国家”的一个明证。物以类聚。可中国民族文化的志向更在高远。

如果以前是“真理”把我们引向了西方，现在应该是西方道路的全面危机与风险让我们警醒，让我们开始不再像“反头道人申公豹”那样南辕北辙、缘木求鱼了。回到自身来重新思考我们自己的历史，即我们非西方民族文化类型或根性中，隐含着另一类可以救治西方带给人类风险的智慧。这可是我们中华民族拿鲜血与生命换来的教训。这是后话。

二十世纪，是我们把西方等同于真理的世纪。我们被他们打败了，“成败论英雄”就是最直观的证据。我们成了西方主人的奴隶，我们只能按“主奴辩证法”那样向主人学习，所谓“只有弃置自身才能赢得自身”。一百年来，我们“赢得了自身”吗？

2、第一次启蒙

“第一次启蒙”获得的成果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思想体系，转变成‘东马’毛泽东思想，建立了新中国”。但是，它导致的“文化大革命”，失败了。苏联东欧消亡了，“社会主义阵营”坍缩了。意味着什么？

一直接受西方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习惯于非此即彼的二值逻辑思维方式，既然“社会主义道路”失败了，就只能回头来再走“资本主义道路”。于是，又回到二十世纪初的“救亡”与“启蒙”的复调结构中，还是认定“西方即真理”。当然也有一个变化，中国毕竟取得了政治独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独立的国家实体，看起来是毋庸置疑的前提，但究其实，它却像个极不稳定的“魔方”，千变万化地适应着各种取向者的思想前提。

（甲）坚持毛泽东文革路线的人，认定它是“资本主义复辟”。

（乙）坚持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人，认定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中隐含着两种倾向：（1）一种是社会民主主义，叫“国家社会主义”还是叫“国家资本主义”，并无实质性差别；（2）一种是最终仍然走向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实现马克思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理想。

（丙）坚持自由主义的人，认定这个已经独立的国家虽然无需“救亡”了，但“启蒙”的任务尚未完成，还必须按西方的“自由精神”更彻底地实行“政治改革”，使其完全转向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完全走上“普世的”西方自由民主道路。所以，他们自然“强迫遗忘”了西方列强的“帝国主义面目”，而突出的只是他们的“自由民主面具”。或者他们在知性上是真诚的相信人类历史“只能如此、必须如此”。就像另一类人相信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也“只能如此、必须如此”一样。他们都是坚定地传承西方历史一元论的决定论者。

（丁）还有一类人，不承认西方道路的唯一性，也不承认任何一元论历史决定论，因而认定西方道路走到了尽头，必须让非西方民族文化智慧兴起调整救治西方给人类带来的危机与风险，走多元文化“和而不同”的道路。

等等。上述四种，可以归并为两种：“西方道路”（甲乙丙）与“东方道路”（丁）。其中各有相互渗透的地方，如，毛泽东坚持“中华民族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邓小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特色”，都可能隐含着（丁）的取向。不比其他“全盘西化”。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在人类历史上，代表了非西方的“可希望变数”，即希望让地球真的变成适合人类居住的“智慧星球”，而不是像现在被西方引向的“智能性的行星工场”。这也是后话。

3、第二次启蒙

时间中的进程要缓慢得多。

八十年代出现的“第二次启蒙”，几乎自发的踩着“救亡与启蒙的变奏”节拍走。随着改革开放前奏的“思想解放运动”，第二次启蒙大体分为三个步骤：一“翻译”，二“述评”，三“创造”。前两者愈演愈烈，几乎成为我们知识、学术的主体。后一者，至今尚未到来。

第二次启蒙比起第一次启蒙来，不仅规模大得多，还最终事实性地纳入国家教育体制乃至学术体制。所谓与西方“接轨”，毋庸讳言，几乎带着“全盘西化”的倾向，至少开初的自发性如此。当然，迅速获得西方现代知识眼界而取得的“进步”，是不容质疑的。但随之引发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带有百年西化积重难返的性质，也不能不令人幡然猛省。

改革开放后，一个最突出的现象就是日常表达中的“我们”迅速被“我”取代。它标志着“个体性”的“自我意识”觉醒。如果，原来口语中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或毛泽东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带给我们的，因为“我们”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否则就被打入资产阶级的“另册”——世界上只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那么，今天人们口中的“我”或“自我”，其实大都是被西方思想浸润按西方语言塑造的西化个人主义“自我”，而且还认定，美国人走的路即“个人主义-工具主义-自由主义”三位一体的物欲化单子化个人，就是全世界普遍人性的必然表现。因此有的人干脆这样概括：“现代性就是创造个人”——以个人为本位的“人权高于主权”。

我不知道，说这话的人意不意识到“个人”今天就是日趋单子化的“个人”，因为你必须永远与西方“个人”认同，既然你接受了西方的原因，就必须连同它的结果一并接受下来。它意味着什么？“单子化个人”是要像蛇一样不断蜕去人的社会关系的“皮”：父母家庭、民族国家、任何理想化神圣化的精神价值等等，都必须一一蜕掉，连“性行为的自然生殖职能”也得让位于“纯粹自我性享乐”，总之，让一切都放到“以个人为中心”的功利主义最大边际效应的计算中“考量”。这样的单子化“个人”，离“机器人”只有一纸之隔。

社会本位归于“个人”，社会又极端“技术化”。二者的关系必然进入“技术手段-欲望目的的互为对象化”，意即“技术满足欲望、欲望推动技术”。其实，“技术”除了手段的功能意义，也包含功利计算的目的意义，因而归根结底“技术主宰个人”——彻底地“宇宙论物义论”了。

在这样的基础上提出“人权高于主权”，一百年来西方用尽军事政治手段没有夺走的“救亡”，终于可以被西方的“启蒙”夺走了。换句话说，已经不是“启蒙压倒救亡”，简直就是“启蒙出卖救亡”。“启蒙主义”面具露出“殖民主义”面目。当然最后，连“启蒙”自身也出卖给“非人属的物义论”了。

我曾经做过一个实验，问一些朋友，假如自由主义者上台，他们就不得不兑现自己信守的“人权高于主权”原则，台湾就应该独立，“是吗”？回答，“当然”。以此类推，结果就会是西藏独立、新疆独立……一切闹独立的地方都独立，中国重蹈苏联解体消亡的覆辙。提出理论的西方从来不让该理论危及西方自身，包括“虚无主义”之类，从来没有造成西方民族的虚无主义后果；可是，一旦西方理论进入非西方民族，灾难性的后果就立即出现，“虚无主义”就会虚无到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及其现实政治中来。这就是弱势民族的弱势心态承受不了西方理论的“殖民”效果。上述实验就是一个证明，证明“自由主义派”连做一个“政治派别”的成熟资格都没有。这仅仅是“启蒙”极端到幼稚的表现。然而“启蒙”这柄“双面刃”隐含着的“蒙蔽”，更有你意想不到的潜移默化作用。再回到学术上来。

4、“翻译”与“留洋”

百年启蒙中，随着“翻译”浪潮而来的，自然是“留洋”浪潮。“留洋潮”除开第二代中断（或以“留苏”代表），第三代“留洋潮”更是汹涌澎湃，愈演愈烈、三十年不衰。加上体制化的推波助澜，一个民族的如此成见公然形成：“留洋”才是学问，“本土”判定愚昧。大家都毫不隐晦的“瞧不起自己”，“不相信中国人会有思想”，“不值得阅读中文书籍”，当然中文译本在外。至于留洋海归，撇开个人的德性不说，骨子里的眼睛自然是向外的。就其社会的自然倾向而言，不同场合都会出现“水涨船高”的行情，即“抬什么”高自然“搞什么”也随之而高。“什么”就是西学中各种派别，如“现代”、“后现代”、“古代”等等。再说一遍，这纯然是社会需要的价值流向，与个人的意愿无关，更与个人的德性无关。

如此跟潮——“海潮不断，沙滩依旧”——造成积累的根基丧失，除了没有文本积累，连思想信心积累都没有了。没有创造的意志，哪来创造的能力。一个学术上的跟着西洋走的“在押”的精神囚徒状况，隐蔽在体制化“政绩”的“学术繁荣”中。

5、“注释”与“抄袭”

且举“注释”、“抄袭”为例。正面是“注释”、“述评”，反面是“抄袭”。

“注释”。以引西方著作为荣、为学问、为水准，而且随着70、80、90后的兴起，外语越来越好，“留洋”、“海归”越来越多，体制又格外重视，甚至“明码实价”到“赏心悦目”的地步，自然形成留洋即学问、西文即学术、西学著作即水准的局面。“注释”涉及到直接“引文”和间接“转述”两类。按我阅读的各种译著和各类博士论文分析，有的文本几乎就建立在这两类“注释”上，其质量的水准仅在于附着其上的“述评”好坏如何；再好的，则表现为“问题意识”是否真的到位了；真的到位而有所出位者，属凤毛麟角。至于“注释”中隐含的各种假象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抄袭”。大大小小，上上下下，抄袭不断。抄袭者其内在心理根源恐怕跟学术自信丧失相关。中国本来就有“天下文章一大抄”的“文抄公”流毒，更何况中国现代学术整个都嫁接在西方学术上，也就是说，完全是照搬过来的，学术自信说到底丧失了。在那些抄袭人的心里，今天做学问，不是有没有抄袭的问题，而是抄袭得高明不高明的问题。既然根本就没有自己的创造，都是从西方贩运过来的“舶来品”，那么，那些照搬加解释的学问，与照搬的抄袭相比，无非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这就给我们提出了问题，即如何衡定现代学问的翻译、阅读、述评、解释、乃至复活性创造与独立更新创造等学问层次，与抄袭的根本界限？

如果反躬自问，我们的现代学问真的就是“翻译、阅读、述评、解释”，即便再加上如本雅明在《翻译者的任务》中说的“复活性创造”，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中国现代学术仍然还处在准备积累的过程中。这个准备积累的时间太长了，从“甲午战争”算起至少有一百二十年！清醒的自知者目的在寻求自身的落脚点当属例外，就怕不自知者的自鸣得意为非西方莫属的“跟班代办”或“奴隶总管”的架势，岂止一百二十年！

它的后果就是造成两种脱节：大部分转向西学的人与中国自己的思想根脉脱节；即便做中学的人也都力求用西学概念范畴及其逻辑体系转换中国古代典籍思想，造成中国文化类型种性的连根拔除、改头换面。结果是现代思想无可传承，古代思想面目全非。所谓以“ΧΧ儒家” 、“ΧΧ道家”界定的“新儒家”、“新道家”模式，其“ΧΧ”的界定分明是嫁接移植的标记。

6、“启蒙”的反省与回复

最后，我必须再谈一点西方“启蒙思想”带给我们的“基本思维方式”——“后人比前人更好地理解前人”的“进化论”，特别是其中“进化”到我的“唯我论”及其“接受解释学”的模仿效应，它们对中国文化到底意味着什么？

启蒙以来的西方现代人，凡是有解读能力者，普遍都认为自己对古代文本的解读能比古代人更好地理解古代人和古代社会。更有甚者，习惯性地不值得关注古代人想的是什么，而只感兴趣它引起了我怎样的想就怎样为我所用的写。说白了，我读我写就是读我写我。这就是以读者“我”为中心的“接受解释学”，极端表现者为“解释唯我论”。中国的“六经注我”还基本在“我注六经”的“互文”传承中，不能与之相比。我用“接受解释学”这个名称，已经跟这门专有“学问”没多大关系了，而是用它来指代现代人以何种心态对待古代人即自己文化源头的发端智慧。甚至推而广之，就文本范围而言，它适用于“我”跟任何“文本”的关系。这就叫做“接受解释学”的核心：“解释唯我论”。

但是，这一套启蒙思想方法移植到中国来，奇怪地丧失了它的正效应，即我们既没有这样对待西方文化的开端，更没有这样对待我们眼中的西方现代人。确切地说，我们好像天生地就接受了西方人“高人一等”，我们没有资格也没有勇气说我们比他们更好的理解他们，当然也就没有资格勇气说我们比他们的古人更好地理解他们的古人。我们只能跟在他们后面，而且心甘情愿的承认我们总也跟不上，所以，我们才那样像“永远的粉丝”永远地跟在一波一波的西方思潮和一拨一拨的西方人后面拾人牙慧。学都学不赢，哪里敢奢望有超过人家的创新。“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谁叫人家总是比我们进步得快呢！”—— 一个现代版的“阿基里斯追不上龟”。

你看，同样是启蒙主义进化论，在西方人那里是“主动接受解释学”的“解释唯我论”，在我们这里就变成了“被动接受解释学”的“解释为他论”，诸如“康德专家”、“维特根斯坦专家”之类，已经是学界顶尖人物了。

这就是百年来“西学东渐-启蒙思想”在中国造成的学术现状。当然是极而言之，我承认。我们当然也会有这样那样属于自己的一点学术成果和学术积累。但在总体上，“精神在押”这个事实谁否认得了？

二十世纪最后十年，情况开始有了变化。已经有人用西方的现代性危机重新检讨西方启蒙主义乃至整个西方技术理性的发展道路，甚至重新检讨西方形而上学史，从根本上揭穿它的“普世性真理”的意识形态面目 ，还原它不过是“地中海区域的一个民族文化形态”的世界性扩张而已。今天，这个扩张已经从自身的有限性中遭致了全面的危机与风险，它超出了西方民族文化固有的技术理性急功近利的属性范围。

西方人自己已经三番五次检讨启蒙理性了，从卢梭到海德格尔，从未间断。后来又演变成“德法之争”中哈贝马斯与利奥塔阶段的争论主题。但真正能从西方思想史或哲学史的清理中摸到命脉要害的，要算尼采、海德格尔与施特劳斯等人。只有他们的“回归步伐”，才探寻到现代理性无根的深层原因。

于是，进化论剥离了，人们不得不承认“科学”与“人文”的极端不对称：一方面科学技术穿入宇宙空间的“暗物质”濒临宇宙“坍缩”或“爆炸”的临界状态，另一方面人文价值陷入欲望的“所多玛与娥摩拉”而政治哲学仍在“丛林原则”中追求“罗马帝国王权”。两者都是实用功利的“技术理性”的一个后果。西方的路走到尽头了。

只有到这时，西方思想中诊断现代性危机而出现的“回归步伐”，才让非西方人猛醒。世界不只是西方人的世界，世界同样是非西方人的世界，必须利用非西方文化源头开创的智慧参与其中、拨乱反正。

我们正处在这个“参与其中、拨乱反正”的当口上。

三、漂泊后的还乡之路依然漫长

现代史造成了一个既成事实，那就是，西方学术已经是我们摆脱不掉的“西体”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基本事实。问题在于，不要把“西体中用”看做“普世真理”。或许“西体”的“体”在“物义论”上是普世的，普世到“宇宙论”的地步，但它已经“非人属”了。其物化的前景是极其可怖的。必须将科学技术纳入人的“自为存在”，即进入人的“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中和”之域，非“道”所不能为。在这个意义上，眼下的“西体”不过是我们“回头是岸”的“船”，“登堂入室”的“梯子”，为了复兴“中体西用”，也就是根本上的“人体物用”、“道法自然”。由于“西学”的技术理性及其宇宙论的物义论横亘在前，这条回归人类家园的道路无疑漫长。

说一个例子。我有几位年轻的朋友写了一本宋氏家族奠基人宋耀如的传记：《从“放牛娃”到宋氏家族的奠基人》。这本书的副题是“宋耀如现代教育理念研究”。这纯粹是一个个案，不可复制的个案。如果宋耀如的“现代教育理论”像今天的现代科学“依赖模型理论”能够不断实证地复制再生产，那就太好了，那我们就可以不断复制像“宋氏家族”这样显赫的家族问世，实现宋耀如的承诺：“只要一百个孩子中有一个成为超人式的伟大人才，中国就有四百万超人，还怕不能得救？现在中国大多数家庭还不能全心全意培养子女，我要敢为天下先。”

宋耀如口中的“超人”当然不是尼采口中的“超人”，按宋耀如的日常语言标准，今天中国事实上恐怕已经实现了甚至超过了“四百万超人”，而且可以说，都不是“宋耀如式的”。但又在某种意义上看，都是“中西教育结合的产物”。

说“中西教育结合”是假，说“西体中用”是真。尽管我们看起来在主位，其实我们是连根拔起来嫁接在西方的“主体”上，然后“为用”而移植到中国的土地里。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生长方式——“西体中用”。而宋耀如“现代教育理论”恰好是这种奇特生长方式的写照。原因就是它们追求着一个目的：“强人”为了“强国”。“强力”乃核心词。

结果，宋耀如大概做梦都没有想到，如此奇特的生长方式生长出来的中国超人，恐怕不能像“宋氏家族”的后裔那样生长在美国的土地上成为美国的“臣民”，而且这块中国土地上生长出来的嫁接超人，越来越让美国超人坐立不安了。关键就在那个核心词“强力”或“强权意志”上。它可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换句话说，这种教育归根结底是急功近利的物化教育。它缺少了“强力”本身应然的“绘事后素”、“大而化之”的极高明的人道本质。

但，这已经不是“宋耀如”的事情了，不是“现代人”的事情了。真正的教育还必须重新开始。

为了这个开始，我们已经获得了至少三个前提：

（一）西方思想归根结底的宇宙论物义论的技术理性，它不仅不是唯一的，而且按柏拉图“洞穴说”，只能归结为“智能”阶段，还必须向最高等级的“智慧”阶段攀升；“智慧”的特征就是立足于“人”而向“神”的临界，方有敬畏与节制。颇类中国的“道”——“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大而化之”。

（二）西方神学、哲学、政治哲学全都系于形而上学的“最高存在者”上（“大”），为此而伸张“强力意志”，同样表明其为“智能性”，不仅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高的，无非最强者，必然堕入“剥夺者被剥夺”的“永恒轮回”。

（三）因此困难在于，不能没有“大”（“强力”），又不能归结为“大”（“最高存在者”的“大而伯之”），必须激发更高的智慧，才能遇强制强、大而化之地进入人生最值得向往的中和之境。

明白前两者，才能使西方的启蒙再被启蒙，才能彻底打破西方中心论、西方一元论， 才能解放包括西方人在内的全人类思想、从而启发非西方人自身的智慧，才能使世界真正进入相互倾听、相互对话、独立互补、和而不同的道法自然之途。

明白第三者，才能超出西方意识形态而真正踏入人间正道。

然，此道无疑漫长。

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2011年7月10日 海甸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