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就，世人所关注的多半是物质层面上发展与繁荣。其实，在这种发展与繁荣背后中国人忧患意识的增强更为重要，是更值得称道的进步。近日《半月谈》杂志公布专家预测的2010年前中国面临的十大风险，就是一个突出实例。不能说中国人以前没有忧患意识，可那要么是少数学者的个人行为，要么是内部报告从不公开。据说，由政府牵头搞调查并且公开预测的成果，这还是第一次。

如果讲意义的话，忧患意识的增强可以说是从根本上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突破。过去在讲到苏联模式弊端的时候，多半是指政治上高度集权、经济上高度集中。其实，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最大的弊端就是缺乏忧患意识。在这种模式之下，整个社会接受的是同一种思维方式，坚信所谓的“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毫不怀疑自己所走的路是“金光大道”，有了挫折就用“前途光明、道路曲折”来自我安慰，从未想到自己本身会存在着能葬送自己的危机因素。人们都说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发生的是突然的“剧变”，实际上，仔细想来还是长期积累的“渐变”。危机本质上并非突如其来，只是由于缺乏忧患意识而没有想到而已。倒是旁观者看得清楚，像布热津斯基、尼克松这样的西方政治家看到了苏东社会主义潜伏着的致命危机，“大灾难”也好，“不战而胜”也罢，在苏东地区真地都发生了。

如今的中国与当初的苏东国家不同之一，就是在表面上高速发展、歌舞升平之际，能不断有“盛世危言”发出，内容所及是中国正面临的和将会面临的种种危机，如“三农”、金融、贫富差距、生态与资源、党群关系、官员腐败、国有资产流失、信心与诚信、艾滋病等问题。这些问题中的哪一个被忽视了或者处理不好，轻者会影响中国可持续发展，重者会危及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这不是危言耸听，早有苏东悲剧在前头。自曝中国存在着或者潜伏着种种危机，非但不会影响中国的进一步发展，相反，由于时时有忧患意识，时时盯着自己正面临的和将会面临的种种危机，那就会主动地、尽全力地采取措施解决和预防它们，从而产生使社会健康发展的功效。从这个意义上说，“危言”再多也不是对“盛世”的否定，相反会成为它的“保护神”。“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之古训，道理就在于此。

忧患意识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相对而言，社会越发展，值得忧虑的因素可能就越多。比如，交通拥堵、能源短缺、环境恶化、食品安全、网络安全等，都近些年才在中国凸现出来的。将来随着经济与社会的进一步的发展，中国还不知会面对什么样的问题、什么样的危机。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忧患意识是一种伴随着社会发展的正常心态。这种心态有是正常的，也是必要的。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才能让所有的中国人都能有忧患意识。在这方面，有两部分人最值得关注。一部分是那些连基本的生存条件得不到满足的人们，他们每天为衣食住行而奔波，除了忧虑自己的生存之外，很难有忧民、忧党、忧国、忧天下的意识。对于他们，首先需要解决的是能够“居安”，然后才能指望他们“思危”。另一部分是一些“居庙堂之高”、衣食住行都无忧者的“无忧”。这些人陶醉于“莹歌燕舞”、搞政绩工程，说的都是假话、大话、空话和废话，台上是孔繁森、一幅忧国忧民相，台下是王宝森，声色犬马、醉生梦死。对于这样的人，必须要通过民主化、法制化迫使他们“思危”。说一千，道一万，这两部分人没有忧患意识可能是中国社会目前显现的和潜伏的最大“患”。

“杞人忧天”并不是坏事。可是，光忧天也不行，最要紧的是解决前面提出那些迫在眉睫的问题，不断地将忧患意识变成化解忧患的行动。只有当“地”不用再忧虑的时候，“天”的问题才会好转。别忘了，女娲补天，天还是要用地上的柱子撑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