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早期楚文化家国情怀的生成，以祖先崇拜和师法先公先王的血缘关系为纽带，具有坚实的基础和持久性。举贤授能的用人机制，使家国情怀具有广阔的覆盖面和生生不息的活力。早期楚文化家国情怀具体表现为勇于担当的责任感、甘于抛舍自我的牺牲精神和心怀大局的坦荡胸襟。以群体为本位的价值观，使家国情怀把公忠作为基本取向。深重的忧患意识，使得家国情怀具有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的睿智。
关键词：早期楚文化; 家国情怀; 血缘纽带; 群体价值; 忧患意识
楚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源远流长，有许多值得深入发掘的宝贵因素。先秦是楚文化的生成和定型期，属于早期楚文化，后代楚文化的许多特征都可以从中找到根源和原型。早期楚文化具有浓郁的家国情怀，是品位很高的文化富矿，需要进一步加以发掘和提炼。其中涉及的一系列问题，可为当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祖先崇拜、举贤授能是家国情怀生成的缘由
家国情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因素，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原始共同体的生成时期。对家国情怀的书写，是先秦文史典籍的主要内容之一。《诗经·小雅·小弁》第三章开头两句“维桑与梓，必恭敬止”[1]700,就是通常所说的桑梓之情，是最朴素的家国情怀。早期楚文化的家国情怀具有深厚的根源，并在历史的发展中形成自身的特色，与其他地域的家国情怀既有相通之处，又存在明显差异。
(一)祖先崇拜和师法先王先公
祖先崇拜和师法先王先公，是楚文化家国情怀的重要支撑。《离骚》“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中的“前王”,指的就是楚国先前的君主，也就是楚族祖先。师法先王先公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祖先崇拜，是政统与血统的合二为一。
颛顼是楚族始祖，楚文化家国情怀中的祖先崇拜，往往要提到这位始祖。《离骚》的主人公把自己的血统追溯到颛顼，自称是“帝高阳之苗裔”。《国语·楚语下》记载，楚大夫观射父回答昭王的询问，提到颛顼绝地天通的功绩，并追述重、黎作为分管天、地之官所作出的贡献，还提到他们的谱系[2]562-563。以上可称为楚文化家国情怀的始祖崇拜。
《山海经》出自楚人之手，其中与颛顼直接相关的条目17项，在五帝系列中出现频率最高。其余四帝，禹16项，黄帝13项，舜12项，帝喾3项。上述统计表明，颛顼作为楚族始祖，在楚人所作的书写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这位始祖的认同、崇拜，可以说是楚文化家国情怀的最初源头。
早期楚文化对颛顼所作的浓墨重彩的书写，带有血脉寻根的性质。对于后来楚国先王先公的追述，则与家国情怀直接相关。
熊绎是楚的始封之君，楚国的兴盛始于熊绎。《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了楚灵王如下话语：
昔我先王熊绎与吕伋、王孙牟、燮父、禽父并事康王，四国皆有分，我独无有。今吾使人于周，求鼎以为分，王其与我乎?[3]1339
这里的吕伋是姜太公之子丁公，王孙牟指卫康叔之子康伯，燮父指晋唐叔之子，禽父指周公之子伯禽，这四个人分别是齐、卫、晋、鲁的第二代君主。楚灵王把熊绎与这四位君主相提并论，意谓楚国始封之君也有辉煌的业绩，在历史上与其他四位君主比肩而立，自己有英雄的祖先，却受到西周王朝不公平的对待，没有得到应得的宝物。楚灵王是一位狂妄的君主，但上述话语所表现的却是家国情怀，他要为祖先讨回公道，要为楚国争取更高的地位。
《左传·哀公十七年》记载，在被问及谁能出任伐陈的将领时，楚国太师追述楚武王、楚文王重用战俘而开土拓疆的辉煌历史[3]1708,主张起用担任右领、左史的两位战俘，效仿楚武王、楚文王的做法。《左传·哀公十七年》记载，楚国芋尹无宇提到楚文王制定的仆区之法[3]1708,即对窝藏逃犯实施制裁的法令，以此约束楚灵王。楚武王、楚文王是对楚国兴盛发挥关键作用的两位君主，他们成为楚人师法的先公先王，后人在追述他们的功绩时着眼于楚国的生存与发展。由此可见，祖先崇拜所渗透的正是楚文化浓郁的家国情怀。
楚庄王是春秋五霸之一，他在位期间楚国进入昌盛阶段，他也成为楚人的师法对象。《国语·楚语上》记载，楚灵王筑章华之台，劳民伤财，并向其他诸侯国大肆炫耀。于是，楚大夫伍举对他提出严厉批评，其中有如下话语：
先君庄王为匏居之台，高不过望国氛，大不过容宴豆，木不妨守备，用不烦官府，民不废时务，官不易朝常。[2]542
这是奉劝楚灵王要以楚庄王为师法对象，继承其节俭爱民的传统。伍举的谏辞系长篇大论，贯穿其中的是忧国忧民的情感，是在强调师法先公先王过程中抒发的家国情怀。
先秦时期的祖先崇拜有固定的礼仪相伴随，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宗庙祭祀。祭祀祖先的宗庙，大都有已故祖先的画像。战国楚辞作品在祖先崇拜中所抒发的家国情怀，往往以宗庙中的祖先画像为背景。
关于屈原《天问》的写作背景，王逸作了如下叙述：
屈原放逐，忧心愁悴。彷徨山泽，经历陵陆。嗟号昊旻，仰天叹息。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僪佹，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周流罢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何而问之，以泄愤懑，舒泻愁思。[4]85
《天问》是屈原在楚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见到那里的壁画后有感而作的。壁画中当然会有楚先公先王的画像。《天问》可以划分为问天、问地、问人三大板块，“问人”板块的最末一段就是针对楚国的历史发问：“爰出子文?吾告堵敖以不长。何试上自予，忠名弥彰?”[4]118堵敖是楚文王之子，在位三年，为弟頵所弑。子文是令尹子文，“试上自予”是指子文初为令尹，捐献家产以缓解楚国内乱的举措，具体记载见于《左传·庄公三十年》。屈原在楚国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见到壁画后，针对堵敖、令尹子文所处时段的历史事件进行发问，饱含忧患意识，抒发家国情怀。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的画像，就是引发屈原家国情怀的媒介。
《楚辞·招魂》反复呼唤游魂返回楚地，表现出依恋故土的家国情怀。其中用于诱导游魂归来的事物包括“像设君室，静闲安些”[5]287。陈第称：“像，死者之形貌。”[6]238“像设君室”是指在居住场所进行祭祀的房间里设置祖先的画像，这是以祭祀祖先来诱导游魂归来。由此可见，早期楚文化中的家国情怀是与祖先崇拜密切结合在一起的。
对于早期楚文化，张正明有如下论述：
与中原的诸夏相比，楚国的公室特别强大，楚国的王权特别巩固，这有经济结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等几个方面的因素。就意识形态方面来说，楚人异乎寻常的爱国之心和忠君之忱是主要的因素。[7]111
爱国之心和忠君之忱，就是楚文化所具有的家国情怀。早期楚文化家国情怀以祖先崇拜与师法先王先公的血缘关系为纽带，有助于楚国公室的强大。而楚国公室的强大、王权的巩固，又为早期楚文化家国情怀的持续长久提供了支撑和保障。祖先崇拜、师法先公先王与早期楚文化的家国情怀之间是良性互动的关系，往往融为一体，这是楚国与北方邦国的一个明显差异。
(二)举贤授能的用人机制
所谓家国情怀，是指人们把家和国视为一体，以国为家，把所在邦国作为命运共同体。邦国是国民热爱的家园，生活在其中有一种获得感、幸福感。要实现这个目标，政治体制和用人机制的调适，就是一个关键环节。对于早期楚文化，章太炎先生有如下论述：“南国之法章，君臣犹以官位辨高下，故参用亲羁而无世卿。”[8]255“亲”,指楚族芈姓成员；“羁”,指客居楚地的人。“参用亲羁”表明楚国在用人机制方面具有开放性、包容性，这也涉及用人机制中亲亲与任贤之间的关系。所谓亲亲，就是在用人方面以血缘为纽带，从而导致世卿世禄制度的形成。这种用人制度可能导致邦国的衰落，但政权易姓的危险性小。尊贤尚功的用人机制有利于邦国兴盛，却容易出现政权改姓。楚国的用人机制兼顾亲亲和尚贤两个方面，一方面保持宗法制，形成强大的王权和公室，使早期楚人家国情怀具有牢固的血缘纽带而能持续长久；另一方面，举贤授能的用人机制作为对宗法制的调控和补充，使楚国芈姓政权在长久持续的同时又充满生机和活力。对此，《吕氏春秋·高义》有如下论述：
荆之为四十二世矣，尝有乾溪、白公之乱矣，尝有郑襄、州侯之避矣，而今犹为万乘大国，其时有臣如子囊与?子囊之节，非独厉一世之人臣也。[9]1256
《吕氏春秋》成书时楚国已经是第四十二位君主，并且国力依然强盛，《高义》篇把楚国的持久强大归功于子囊这类忠臣。子囊是楚共王之弟，在共王、康王期间任令尹，属于公族成员中极具家国情怀者。楚国能够持久强大，除了子囊这类公族忠臣所发挥的作用，还有三类人值特别得关注，他们皆因早期楚文化举贤授能的机制而得到关注和重用。
一是出身卑微者，以孙叔敖为代表。孙叔敖在楚庄王时期任令尹，是与令尹子文齐名的楚国贤相，辅佐楚庄王成为一代霸主，是一位具有浓郁家国情怀的传奇人物。《荀子·非相》称：“楚之孙叔敖，期思之鄙人也”[10]73。《吕氏春秋·赞能》亦称孙叔敖是“期思之鄙人”[9]1601。期思在今河南固始，处于楚国边远地带。孙叔敖能够成为一代名相，反映出楚国在举贤授能方面有很大的力度，使一批出身卑微的人员进入邦国管理阶层，从而改变了世卿世禄制度所造成的平民永远是平民、贵族永远是贵族的局面。举贤授能的用人机制，使越来越多的楚国平民、下层官吏具有一种家国情怀，甘愿与邦国同呼吸、共命运。
《说苑·正谏》记载，楚庄王筑层台，规模巨大，劳民伤财，大臣进谏者七十二人都被杀害。诸御己是楚地农民，面对这种情况，他放下农具而向楚庄王进谏。通过陈述君主拒谏而造成的严重后果，使楚庄王幡然醒悟，招请入谏者，停止修建层台。[11]217-218这是一则历史传说，未必全都合乎事实。但是，从中可以看出，楚文化的家国情怀不仅贵族阶层有之，即使是平民百姓也能心系家国、参与邦国的治理。《淮南子·泰族训》有如下记载：
昭王奔随，百姓父兄携幼扶老而随之，乃相率而为致勇之寇，皆方命奋臂而为之斗。当此之时，无将卒以行列之，各致其死，却吴兵，复楚地。[12]688
这是以吴楚柏举之战为背景所作的叙述。在邦国遭遇危难之际，平民百姓跟随楚昭王逃难，并且自发地组织起来，与吴军拼死搏斗，最终使楚国得以保全。这是楚国平民百姓在国家危难之际所表现的家国情怀。楚文化的家国情怀已经扎根于广大的平民百姓，使它具有生生不息的活力，焕发出耀眼的光彩，上演出威武雄壮的剧目。
二是战俘。早期楚文化举贤授能的用人机制，还体现在对战俘的委以重任上。《左传·哀公十七年》记载楚太师子谷的如下话语：
观丁父，鄀俘也，武王以为军率，是以克州、蓼，服随、唐，大启群蛮。彭仲爽，申俘也，文主以为令尹，实县申、息，朝陈、蔡，封畛于汝。唯其任也，何贱之有?[3]1708
观丁父、彭仲爽作为来自鄀国和申国的战俘，都在楚国得到重用，观丁父任军事将领，彭仲爽成为令尹，即最高行政长官。他们二人为楚国立下汗马功劳，是楚武王、楚文王开疆拓土的得力助手。这两位战俘把楚国作为自己的家园，并以开疆拓土的实际行动，使家园走向兴盛。太师子谷追述这段历史，为的是继续重用战俘，沿袭楚武王、楚文王的做法。
三是其他诸侯国政治流亡人员。早期楚文化举贤授能的用人机制，还体现在对其他诸侯国政治流亡人员的接待和重用上，使他们对楚国实现心理认同，具有家国情怀。《左传·成公十五年》记载，晋国宫廷发生内乱，伯宗被杀，其子伯州犁逃亡到楚国。《左传·成公十六年》记载，晋楚鄢陵之战，“楚子登巢车，以望晋军。子重使大宰伯州犁侍于王后”[3]884。伯州犁逃亡到楚国，很快就被任命为太宰，掌管邦国的法律条令。在这场战役中，伯州犁紧随楚共王，回答他对晋军动态、兵力配置的询问，尽到了忠臣的职责。他是以对楚地的家国情怀参战的，用这种方式回报楚国对他的信任。
《左传·襄公十九年》记载，郑国宫廷出现内乱，子革逃亡到楚国，后来成为令尹。《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子革在与楚灵王的多轮对话中，顺势推移，循循善诱，对楚灵王加以劝谏，家国情怀溢于言表，与楚国公族成员相比毫不逊色。子革没有把自己视为外来人，而是全身心融入楚国这个命运共同体，扮演了力挽狂澜的角色。
楚国举贤授能的用人机制，举用的贤能有的出身低微，有的属于战俘，还有的是来自其他邦国的政治流亡者。这些被举用的对象绝大多数表现出对楚地的家国情怀，使得早期楚文化的家国情怀具有广阔的覆盖面，并且因其包容性而不断焕发生机活力。
二、家国情怀的责任感、自我牺牲精神和坦荡胸襟
早期楚文化家国情怀具有明显的历史和地域特征，具有多种多样的表现方式。《战国策·楚策一》记载，楚威王向莫敖子华询问楚文王以来具有家国情怀的人物，即所谓“忧社稷者”。莫敖子华所作的回答中，把具有家国情怀的人物划分为五种类型，并对其代表人物的事迹作了陈述[13]807-808。实际上，这是对楚文化家国情怀的具体表现进行总结，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此基础上，我们把楚文化家国情怀的具体表现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勇于担当的责任感
楚文化家国情怀的具体表现之一，就是具有勇于担当的责任感。楚文化家国情怀具有广阔的覆盖面，楚人普遍具有责任感。其具体担当对象，则取决于个人的社会角色，因社会角色而异。
《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城濮之战，楚国获胜，有的大臣主张筑京观以彰武功。对此，楚庄王予以拒绝：“武有七德，我无一焉，何以示子孙?”[3]746这是把具备七种武德以示子孙作为自己的历史担当，表现的是一代明君的责任感。《左传·襄公十三年》记载，楚共王病重，因为鄢陵之战的失败而自责，认为这是“以辱社稷，为大夫忧”,要在自己死后把谥号定为“灵”或“厉”,属于恶谥。这是直面自己的过失而作出担当，承担历史责任。令尹子囊则主张把谥号定为“共”,以与君主的业绩和自知其过的行为相符合，这是执政大臣的勇于担当。《左传·昭公七年》记载，驱兽之官芋尹无宇以楚文王制定的仆区之法约束楚灵王，这是低层官员的担当。至于柏举之战期间百姓自发组织起来抗击吴军，则是普通平民的勇于担当。
楚文化家国情怀所表现出的勇于担当的责任感，使楚国出现了在其他诸侯国很少见的事情，即后妃和败兵之将所作的不同选择。《左传·桓公十三年》记载，邓曼是楚武王的夫人，奉劝楚武王不要派自负轻敌的莫敖屈瑕率兵出征，武王接受了她的建议。但为时过晚，屈瑕已兵败自杀。《左传·庄公四年》记载，楚武王准备伐随，感到“心荡”,即心律失常。邓曼劝他带病出征，并认为如果能获得胜利而在军中去世，是“国之福也”。楚武王率兵出征，病逝于军中。邓曼作为楚武王的夫人，具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那就是辅佐武王振兴楚国，以维护邦国利益为己任。这位贵族女性见识高远，也确实尽到了自己的责任，可以说是楚文化家国情怀的女性代表。
《左传》对楚国所作的叙事，反复出现败军之将自杀的案例。桓公十三年，莫敖屈瑕伐罗战败，自缢于荒谷。僖公二十八年，子玉因城濮之战失败而自杀。成公十六年，子反因鄢陵之战失败而自杀。昭公二十三年，楚司马薳越因战败和追敌不及而自缢。胜败乃兵家之常事，不以胜败论英雄，这是古今的通理。早期楚文化出现的上述事象，显示的却是另一种理念，那就是战必胜，攻必克，败军之将必自杀。这种现象反映出楚文化家国情怀所激发的勇于承担的责任感，具有超常的强度。对于军事统帅而言，责任重于泰山，使命高于生命，战败而自杀是应承担的责任。由此可见，楚文化所具有的勇于承担的责任感，是和自我牺牲精神联系在一起的。
(二)甘于抛舍自我的牺牲精神
莫敖子华所列举的具有家国情怀的人物中，多数既有勇于担当的责任感，又有甘于抛舍自我的牺牲精神，二者紧密相连。楚文化家国情怀所具有的自我牺牲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为官清廉，以令尹子文为代表。莫敖子华对令尹子文有如下叙述：
昔令尹子文，缁帛之衣以朝，鹿裘以处，未明而立于朝，日晦而归食，朝不谋夕，无一日之积。故彼廉其爵、贫其身、以忧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13]808
令尹子文为官清廉的具体记载，还见于《国语·楚语下》。他对自己应得的俸禄都加以拒绝，生活极其节俭。有人问他为何逃富，子文作如下答：“夫从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旷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无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2]573子文把为官必须清廉的道理讲得很透彻，从中可以看出他忧国忧民的情怀以及甘于抛舍自我的牺牲精神。《左传·庄公三十年》记载：“斗谷於菟为令尹，自毁其家，以纾楚国之难。”[3]247斗谷於菟，即令尹子文。他在楚国发生宫廷内乱之后出任令尹，用捐献家产的方式缓解楚国的政治危机。子文任令尹是以自我抛舍的方式开始的，在任期间又节衣缩食，继续进行自我抛舍，通过清廉为官来寄托自己的家国情怀。
二是逃赏拒封。楚文化家国情怀所具有的抛舍自我的牺牲精神，还体现在逃赏拒封的事迹中。《战国策·楚策二》记载，柏举之战，吴军攻入郢都。楚国民间武士蒙谷从外地奔赴郢都，携带楚国法典逃亡到云梦泽。楚国稳定之后，许多官职的设立与管理无法典可依。蒙谷献出所保存的法典，受到楚王赏赐，“封之执圭，田六百畛”。但是，蒙谷拒绝接受封赏，理由如下：“谷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余岂患无君乎?”[13]809论功行赏是从古到今的惯例，蒙谷立下大功，对他进行封赏合情合理。但蒙谷抛舍应得的封赏，最终隐居山中。这位武士心系社稷，关注楚国的命运、君主的安危，是名副其实的高士、义士。
申包胥也是一位逃赏拒封的人物。吴楚柏举之战期间，他前往秦国请求救兵，在秦国宫廷依墙而哭，七天七夜不吃不喝，终于让秦国出兵，使楚国恢复正常。事后论功行赏，申包胥是受赏者之一。申包胥却说：“吾为君也，非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3]1553申包胥在请求救兵期间七日七夜断绝饮食，是一种自我抛舍。大功告成之后拒绝接受赏赐，也是一种自我抛舍。他的所作所为是为君而不是为自身，是对家国情怀的身体力行。
三是甘心为国捐躯。自我抛舍的极限是献出生命，具有家国情怀的一批楚地先民确实作出或准备作出这种人身抛舍。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战场上冲锋陷阵，为国捐躯。《战国策·楚策一》有如下记载：
昔者吴与楚战于柏举，两御之间夫卒交。莫敖大心抚其御之手，顾而大息曰：“嗟乎子乎!楚国亡之日至矣!吾将深入吴军，若扑一人，若捽一人，以与大心者也，社稷其为庶几乎?”[13]808
当时的战斗异常激烈，“两御之间夫卒交”,是指两军战车相接触。双方进行交战，是近距离、面对面的决战。在这种情况下，莫敖大心作为楚军将领，心系社稷，冲入敌阵，以死相拼，用以保全楚国。
第二种类型是面对威胁利诱仍坚持家国情怀，最终被杀害，这以子闾为代表。《左传·哀公十六年》记载，楚国发生白公之乱，惠王被叛军劫持。白公胜想立子闾为王，对此，子闾作出如下回应：“王孙若安靖楚国，匡正王室，而后庇焉，启之愿也，敢不听从?若将专利以倾王室，不顾楚国，有死不能。”[3]1703白公胜是太子建之子，楚平王之孙；子闾则是平王之子，名启。在生死抉择的关键时刻，子闾所虑念的是安靖楚国、匡正王室。他断然拒绝白公胜的威胁利诱，勇敢地面对死亡，最终惨遭杀害，这是基于家国情怀而作出的最大的自我抛舍。
第三种类型是在君主面临生命危险的紧急时刻挺身而出，保护君主，宁肯牺牲自己。吴楚柏举之战期间，楚昭王逃亡到云梦泽。“王寝，盗攻之，以戈击王，王孙由于以背受之，中肩。”[3]1546王孙甘愿自己受伤致死也要保护君主，对楚昭王舍命相救。也是在这次战役期间，子期作为楚昭王之兄，面貌与昭王相似，他穿上楚王的服装，打算派人把自己送给吴军，用以拯救昭王。这个计划虽未能付诸实践，但子期这种甘愿牺牲自己而保全君主的想法，足以证明他是能够为国捐躯的王族精英。
楚文化家国情怀出现为了社稷而不惜抛舍生命的节义之士，这种抛舍需要果断勇敢之气。《汉书·地理志》对楚地有如下记载：“汝南之别，皆急疾有气势。”[15]1666除了汝南之外，楚地其余区域的民性也都以急疾有气势著称。楚文化家国情怀出现的甘愿抛舍生命以保社稷的壮举，与楚地民性的急疾有气势、果断勇敢密切相关，是家国情怀与楚地民性的契合。
(三)心怀大局的坦荡胸襟
楚文化的家国情怀，使人具有坦荡的胸襟，遇事能够识大体顾大局，以邦国利益为重，不计较个人得失。这种心怀社稷的坦荡胸襟，主要体现在让王、移封、明于去就三类事件中。
让王，指的是拒绝接受王位，而以社稷之臣的身份辅佐君主。春秋时期，臣弑君、子弑父的恶性事件在各诸侯国时有发生。楚国虽然也出现过商臣弑父、公子围弑君这类大逆不道之事，但从总体上看，王位的更替还是比较顺利的。究其原因，就在于关键时刻出现了以王位相让的社稷之臣。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记载，楚平王卒，太子壬年幼，令尹子常想让平王的庶弟子西继位，遭到子西的断然拒绝后只好赞成太子壬继位，是为昭王。从子西的让王举措可以看出，他是一位识大体顾大局的社稷之臣，是基于家国情怀而作出让王的举措。
《左传·哀公六年》有记载，楚昭王在即将出征之际进行占卜，进和退都不吉利。昭王决定战死疆场，并且预先指定王位继承人。先是指定子西，遭到拒绝。然后指定子期，也遭到拒绝。最后指定公子启，五次拒绝后勉强允诺。昭王死于军中，公子启与子西、子期谋划，秘不发丧，暗地里接来昭王与越王勾践之女所生的公子为王，他就是楚惠王。子西、子期、公子启都是楚平王之子，是昭王的庶兄。他们不肯继承王位，都是出于家国情怀作出的决定，从而保证了王权更替的有序进行。
楚文化家国情怀的识大体顾大局，还体现在更改封地的举措中。先秦时期的楚国和其他诸侯国一样，实行的是分封制。通常情况下，作为接受分封的一方，所得到的封邑处于重要地区，表明君主对自己的信任和优待，大多乐于接受。楚地的情况则并非全部如此，而是与常见的心理期待恰好相反。《国语·楚语下》记载，楚惠王把梁地分封给鲁阳文子，他是平王之孙，司马子期之子。这位王孙拒绝接受，理由如下：“梁险而在境，惧子孙之有贰者也。……纵臣而得全其首领以没，惧子孙之以梁之险，而乏臣之祀也。”[2]582梁地在楚国北境，系军事重地。鲁阳文子直言不讳地说出自己担心的事，即担心自己的不肖子孙据险叛乱，给楚国带来灾难，自己的家族也会因此覆灭。鲁阳文子以家国情怀看待分封之事，得到楚惠王的称赞：“子之仁，不忘子孙，施及楚国，敢不从子。”[2]582于是把他的采邑定在鲁阳，故称他为鲁阳文子。在这个事件中，君臣双方都以家国情怀对待分封之事，光明磊落而又深谋远虑，成为历史上的佳话。《墨子·耕柱》记载墨子与鲁阳文君的两段对话，从中可以透视这位王孙在封地的生存状态。
楚文化家国情怀的识大体顾大局，还体现在那些明于去就人士的身上。《论语·公冶长》记载了子张如下话语，“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16]49。子文在令尹任上三次被罢免又重新履职，中间一定会有许多曲折。子文作为一代贤相，对于自己的去留能够安然处之，以平常心看待。他心系家国，因而对自己的升迁贬谪毫不介意，显示出坦荡的胸襟，可谓明于去就的通达之人。
《左传·哀公十七年》记载，楚国发生白公之乱，令尹子西、司马子期被杀。叶公子高，亦即沈诸梁，率兵从方城之外进入郢都，平息叛乱。“沈诸梁兼二事，国宁，乃使宁为令尹，使宽为司马，而老于叶。”[3]1704在朝廷既无令尹又无司马的情况下，叶公子高暂时身兼二职，为的是保持政局稳定。一旦楚国恢复安定，他就辞去职务，而让前任令尹、司马之子接替自己。叶公子高率兵平息叛乱，身兼二职，是出自家国情怀的激流勇进；他辞去两种职务，返回封地养老，亦是出自家国情怀的功成身退。《老子》第九章称：“功遂身退，天之道。”叶公子高的功成身退确实合乎天之道，如果不是识大体顾大局、具有家国情怀的高士，很难做到这一点。对于叶公子高而言，无论是身兼二职还是告老还乡，都是为社稷着想，因此，内心坦然，光明磊落。
三、家国情怀的群体本位和忧患意识
早期楚文化有它的生成根据，包含丰富的内容，同时显示出如下基本特征。
(一)以群体为本位的价值观
春秋战国是社会剧烈变化的时期，与此相应，人的价值观也开始从群体本位向个体本位转变，战国纵横之士就是以个体为本位的典型代表。早期楚文化的家国情怀则不同，它所秉持的依然是群体本位，公忠是它的基本取向。
早期楚文化家国情怀所体现的公忠，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理解。楚人作为具有家国情怀的行动主体，不把自己视为独立的个人，而是看作邦国共同体的成员，站在邦国的立场上说话做事。家国情怀的行动对象，也不把自己视为单独的个人，而是看作与邦国命运息息相关的角色。《左传·庄公十二年》记载的鬻拳，可以说是对公忠身体力行的代表人物。他对楚文王进行强谏，文王不从，鬻拳就以兵器相威胁，迫使文王就范。事情发生后，鬻拳砍脚成为残疾人，作为对冒犯君主行为的自责。朝廷任命他为典守城门之官，楚文王率军出征，为巴人所败，返回都城而被鬻拳拒之门外。楚文王被迫再次率兵征伐黄国，战争取得胜利，返回途中因病去世。于是，鬻拳自杀，为楚文王殉葬。《左传》援引君子之言，对鬻拳作了如下评价：“鬻拳可谓爱君矣：谏以自纳于刑，刑犹不忘纳君于善。”[3]211这段评论从忠君劝善的角度对鬻拳予以肯定，有其可取之处。鬻拳与楚王同姓，并在朝廷任职。在他的观念中，家国同体，君臣一脉，楚王既是他的君主，又是与他同姓的成员。鬻拳以邦国和族群代言人的身份自命，千方百计维护邦国和所属族群的利益、荣誉。而楚文王作为一代明君，最终能够按照鬻拳的意愿行事，也是以邦国为重，而不计较个人的恩怨。家国情怀在鬻拳身上已经达到极端水平，最终以悲剧结束。鬻拳、楚文王都是这场悲剧的正面角色，体现了以自我牺牲的方式坚持家国至上的群体本位。
春秋时期楚国另一位著名的忠臣是子囊。《左传·襄公十四年》有如下记载：
楚子囊还自伐吴，卒。将死，遗言谓子庚：“必城郢!”君子谓：“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将死，不忘卫社稷，可不谓忠乎?忠，民之望也。”[3]1019-1020
子囊是楚共王之弟，在共王、康王时期任令尹。子囊的忠主要体现在两件事上。《左传·襄公十三年》记载，共王逝世后，子囊力排众议，把谥号定为共，亦即恭。所持理由如下：“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有蛮夷，奄征南海，以属诸夏，而知其过，可不谓共乎?请谥之‘共’。”[3]1002子囊以楚共王对邦国所作贡献及自知其过的行为作依据，把他的谥号定为共，是对邦国及宗族尊严的维护，是出自公心的忠。子囊临终时嘱咐即将上任的今尹子庚加固都城，也是从邦国利益考虑作出的安排，是秉持群体本位的公忠。
楚文化家国情怀崇尚的是以群体为本位的公忠，对结党营私之忠则坚决排斥。因此，先秦时期的楚国出现了许多廉士、义士、隐士，而侠客、刺客却颇为罕见。至于《战国策·楚策四》记载的李园“阴养死士之日久矣”[13]915,则是作为负面事项加以叙述。
秉持以群体为本位的价值观，家国情怀以公忠作为基本导向，这种理念在屈原作品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达。屈原所崇尚的是公忠，是对楚国的忠诚，这种忠诚不因为没有遇到明君而改变，即使身处逆境也不忘初衷。不以个人利害得失来判断是非善恶，而是把家国安危置于至上位置。明乎此，汉代文人对屈原的有些评论也就不难理解了。贾谊《吊屈原赋》中责怪屈原：“历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14]209这是责怪屈原为什么不远走高飞，离开楚国而另谋出路。扬雄也称：“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15]3515这是对屈原投水自杀所提出的异议。所谓的遇与不遇，是汉代文学的重要主题，是以个体为本位生成的命题。贾谊、扬雄秉持的都是个体本位，因此，他们都对屈原以群体为本位的公忠、家国情怀表示困惑、无法理解。
(二)深重的忧患意识
《战国策·楚策一》记载，楚威王向莫敖子华进行询问：“自从先君文王以至不谷之身，亦有不为爵劝，不为禄勉，以忧社稷者乎?”[13]807-808莫敖子华列举了五种类型“以忧社稷”的楚地人物，也就是具有家国情怀的成员。君臣之间的问答聚焦于“忧社稷”,所谓忧，就是指具有忧患意识，这是楚文化家国情怀的底色和基调。张正明对楚文化有如下论述：
楚人的先民在强邻的夹缝中顽强地图生存，时间之长以数千年计。楚人在穷乡僻壤中顽强地求发展，时间之长数以百年计。由此，养成了楚人以民族利益为至重至上的心理。[7]108
严峻的政治环境，恶劣的自然条件，孕育了楚人的家国情怀，其中饱含艰难困苦。楚文化的家国情怀和忧患意识，可以说是一对孪生兄弟，从生成之初就相互伴随，并且在历史的推移中彼此依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如果失去了忧患意识，楚文化的家国情怀也就不复存在了。
楚文化家国情怀所渗透的忧患意识，集中体现在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的一系列举措上。楚庄王是春秋五霸之一，这位处于楚国强盛期的明君就有深重的忧患意识。对此，晋国大夫栾书有如下叙述：
楚自克庸以来，其君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于民生不易、祸至之无日、戒惧之不可以怠；在军，无日不讨军实而申儆之于胜不可保、纣之百克而卒无后，训之以若敖、蚡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3]731
楚国克庸是在鲁文公十六年，亦即楚庄王在位的第三年。楚庄王治国理政、管理军队，都强调要有忧患意识。楚文化的忧患意识生成于祖先创业初期，楚庄王就以祖先的艰难创业历程激励国民。他还把殷纣王作为前车之鉴，对军队将士加以警示。楚庄王的家国情怀，通过他的忧患意识得到充分体现。他之所以能成为一代明君，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能够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
《周易·系辞下》援引孔子如下论述：“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17]251这里提到的三个“不忘”,指的正是忧患意识，它是家国得以安定的保证。楚文化的家国情怀之所以能够长久持续，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一批具有忧患意识的直言敢谏之士。这些人具有家国情怀，同时又有胆量和见识，能够在事情的初始阶段就预测到可能产生的后果。《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记载，薳子冯继任令尹之初，申叔豫就劝导他舍弃宠臣，避免像前任令尹子南那样，因为宠臣而招致杀身之祸，成为楚国的一场灾难。薳子冯深为感动，并称：“吾见申叔，夫子所谓生死而肉骨也。”[3]1070这是把具有忧患意识的申叔视为救命恩人、再生父母。忧患意识能使人深思熟虑，避免不必要的失误。《左传·昭公十一年》记载，楚灵王要在边境地区修筑三座城，想把其中蔡城封给公子弃疾。对此，申无宇坚决反对，认为这样做会导致“末大必折，尾大不掉”[3]1329。楚灵王不听劝谏，最终出现内乱，灵王流亡在外，自缢而亡。由此可见，作为与家国情怀相辅相成的忧患意识，是一种生存智慧，是家国得以长治久安的精神保障。就此而言，楚文化的家国情怀固然有情感作支撑，但更需要智慧作保证。
作为在社会中生活的人，既有忧患，也有欢乐。人在追求欢乐时，往往会忘掉忧患，楚国君主就出现过这种情况。而那些具有家国情怀和忧患意识的直言敢谏之士，往往在这个时刻出场发声，对君主加以进谏。楚灵王筑章华之台，自以为乐。伍举对此提出批评，认为这是劳民伤财，最终会使百姓“蒿焉忘其安乐，而有远心”“若君谓此台美而为之正，楚其殆矣!”[2]544-545这是以百姓对君主离心离德以致国家危殆的严重后果对君王进谏。《战国策·楚策四》记载，楚襄王在州侯、夏侯、鄢陵君、寿陵君等人的陪同下，在云梦泽驰骋田猎，而不以天下国家为事。于是，庄辛进行劝谏，称秦国已经发兵攻楚，襄王危在旦夕。“襄王闻之，颜色变作，身体战栗。”[13]872对庄辛委以重任，指派他守护作为北疆的淮北之地。就此而论，忧患意识是遏制过度追求享乐的良药，是唤醒家国情怀的清凉剂。
与家国情怀共生相伴的忧患意识，在屈原作品中得到了充分表现。《离骚》有云：“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5]9“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5]14。屈原的忧患意识在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上都是双向的，既忧君又忧民，既针对当下又指向未来。家国情怀与忧患意识，在屈原作品中已是珠联璧合、水乳交融。
结语
早期楚文化的家国情怀是在桑梓之情基础上生成的，但它不是普通、常见的桑梓之情，而是具有坚实基础和丰富文化内涵的桑梓之情，可以说是对桑梓之情的升华。早期楚文化的家国情怀，渗透着热爱所在邦国的情感，灌注了以邦国为本的理念，二者有机结合，积淀为早期楚地先民的文化心理结构。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家国情怀不仅承载着情感、理念，而且能够身体力行，付诸社会实践。正是由于家国情怀的这种实践性品格，实现了由精神力量向物质力量的转化，使得楚国在八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能够从小到大、由弱变强，从偏居一隅的小邦成为中土举足轻重的泱泱大国。家国情怀所形成的凝聚力、向心力，作为历史惯性和优良传统，一直延续到后世。
先秦文献对早期楚文化所作的记载，散见于史部、子部和集部。随着时间的推移，楚地史部文献对楚文化家国情怀所作的书写，经历了一个由零散到系统的演变过程。《左传》《国语》对早期楚文化家国情怀所作的记载，绝大多数是零散的、片段性的。而《战国策·楚策一》记载的莫敖子华的大段话语，则把楚国具有家国情怀的人物划分为五种类型，并对每种类型代表人物的事迹加以陈述，带有历史总结的性质，勾勒出早期楚文化家国情怀的主要表现形态，可谓自成系统。
春秋时期楚地表现家国情怀的诗歌主要是《子文歌》《诸御己歌》,分别见于《说苑》的《至公》和《正谏》。前者歌颂令尹子文的奉公守法，后者赞扬诸御己的直言敢谏。这两首诗歌都是针对具体事件而发，脱口而出，属于即兴之作，篇幅短小。产生于战国中后期的楚辞作品，对家国情怀的抒发达到了淋漓尽致的程度，并且多是鸿篇巨制，屈原的《离骚》最有代表性。这些作品的生成，不再是即兴而发，而是惨淡经营、精心构制的结果。先秦楚地诗歌对家国情怀的书写，经历了由自发到自觉的演变过程。而自觉抒发家国情怀，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一个优良传统，战国楚辞在这方面具有典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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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炳海，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特聘教授
原文刊发于《船山学刊》2024年第3期93至10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