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翻译家傅雷，是个极有成就的学者，爱好外国文学的人几乎都知道他的名字；八十年代畅销一时的《傅雷家书》，更让人们十分敬佩他高尚的学风家风和为人。可就是这样一位正直可敬的学者，却遭遇了史所罕见的人生悲剧，最后竟同妻子一起含冤自尽，让后人无限感伤。
（一）
傅雷先生，字怒安，号怒庵，1908年出生于江苏省南汇县，这个如今已划归上海市的江南水乡。他早年留学法国，专攻文艺理论，对文学、绘画、音乐都有广泛研究。1931年回国后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任教，后来创办文艺刊物《时事汇报》，自任总编。自30年代起就致力于法国文学翻译工作，对巴尔扎克研究颇深，曾被法国巴尔扎克研究协会吸收为会员。他毕生译作有三十多部、五百多万字，文笔细腻流畅，享誉国内外。其中有巴尔扎克长篇小说《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等十四部，罗曼·罗兰传记文学《贝多芬传》、《托尔斯泰传》、《米开朗琪罗传》和小说《约翰·克利斯多夫》，梅里美《嘉尔曼》、泰纳《艺术哲学》等，并著有《贝多芬的作品及其精神》等专著。建国后他曾担任上海市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理事及书记处书记等职。
（二）
1957年是傅雷人生道路的不幸转折，而这种转折又是以极为戏剧性的方式出现的。
这年3月2日，他接到中共上海市委通知，要他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他受宠若惊，怀着极为兴奋的心情应邀赴会。6日上午听了毛泽东关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录音，12日又聆听了毛泽东亲临宣传会议的讲话，他如沐春风，情绪激昂，对这位伟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决心响应号召，帮助整风，大有肝脑涂地在所不惜的心意。这些日子大会小会排得满满的，又是发言又是讨论，可是傅雷心情亢奋，深夜还把毛的讲话整理出来，一次七页、一次四页，寄给远在波兰学习的爱子傅聪分享。下面摘录几段他给傅聪的信，从中可以看见他当年对领袖的一片忠诚：
“毛主席的讲话，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速度适当，间以适当的pause，笔记无法传达。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沪上文艺界半年来有些苦闷，地方领导抓得紧，仿佛一批评机关缺点，便会煽动群众；报纸上越来越强调“肯定”，老是谈一套“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等等。（这话并不错，可是老挂在嘴上，就成了八股。）毛主席大概早已嗅到这股味儿，所以从一月十八至二十七日就在全国省市委书记大会上提到百家争鸣问题，二月底的最高国务会议更明确的提出，这次三月十二日对我们的讲话，更为具体，可见他的思考也在逐渐往深处发展。他再三说人民内部矛盾如何处理对党也是一个新问题，需要与党外人士共同研究；党内党外合在一起谈，有好处；今后三五年内，每年要举行一次。他又嘱咐各省市委也要召集党外人士共同商量党内的事。他的襟怀宽大，思想自由，和我们知识分子没有分别，加上灵活的运用辩证法，当然国家大事掌握得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会贯通了的人。
我的感觉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确是数十年的教育事业，我们既要耐心等待，又要友好斗争；自己也要时时刻刻求进步——所谓自我改造。···”（1957年3月18日深夜于北京，《傅雷家书》，151页）
从傅雷妻子的家书中可以看到，在这次宣传工作会议上傅雷曾就出版问题作了个长篇发言。两个月后，上海《文汇报》于5月14日刊登了傅雷的题为“为繁荣创作、提高出版物质量提供更好的条件”的长文，约七八千字，其中谈了当前出版事业面临的五种矛盾（作家与出版社、出版社与读者、出版社与印刷厂、出版社与发行机构、出版社与出版领导之间），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五项建议（出版社由集中酌量改为分散、改变印刷厂的经营作风、改单线发行为多边发行、加强对出版业的领导、增产节约多为读者长远利益着想）。看来这便是他的发言的文字稿，通篇都是谈实际问题，就事论事，内容平稳，态度平和。这样的发言或文字，应该不会带来政治性的麻烦的。
可是，这位怀有高度忠诚的学者，后来还是遇到政治麻烦，而且竟然陷入灾难了。这大概是在他回上海以后。据作家周而复（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上海作协党组书记）在《往事回忆录》中写道：“著名翻译家傅雷在鸣放中说了一些不妥的和错误的话，我和他有些交往，平时出席作协上海分会的什么会议，他发言并不积极。这次市委召开文学界座谈会和宣传会议，邀请他参加，帮助党整风，态度转趋积极，不止一次发言，提出批评意见。柯庆施（按：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亲自处理，要划他为右派。···对柯庆施的决定，我保留意见。宣传部负责同志倾向赞成我的意见，但因为是柯庆施决定，他也没有提反对意见。”周而复所说的傅雷说了什么“不妥的和错误的话”，如今查不到现成的资料。但是从傅雷妻子的家信中，可以略见一斑。她曾在给儿子傅聪的信中写道：
“爸爸开会回来，还要做传达报告给我听，真兴奋。自上海市宣传会议整风开始，踊跃争鸣，久已搁笔的老作家，胸怀苦闷的专家学者，都纷纷响应，在座谈会上大胆谈矛盾谈缺点，大多数都是从热爱党的观点出发，希望大力改进改善。尤其是以前被整的，更是扬眉吐气，精神百倍。···这次争鸣，的确问题很多，从各方面揭发的事例，真气人也急人。领导的姑息党员，压制民主，评级评薪的不公平，作风专横，脱离群众等等相当严重，这都是与非党人士筑起高墙鸿沟的原因。现在要大家来拆墙填沟，因为不是一朝一夕来的，所以也只好慢慢来。······我们要本着毛主席的精神，要和风细雨，治病救人，明辨是非，从团结——批评——团结的愿望出发，希望不要报复，而是善意的互相批评，改善关系，要同心一致的把社会主义事业搞好。”（1957年5月25日，《傅雷家书》，157页）
这封信透露了傅雷夫妇当时对党的具体工作的一些不满和意见，这封信也表达了他们对这次中共整风的殷殷期待和积极善意的态度。这是家里的私人通信，它应该是写信人当时的真实思想的反映，可以设想傅雷会上会下无非也是“本着毛主席的精神”进行“善意的相互批评”罢了。可是，他和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过于善良、过于轻信，一片赤诚遭到了肆意的践踏和无情的蹂躏，可悲亦复可叹也！
但是可悲的还不止于此。当年知识分子遭遇的阳谋、阴谋，真是重重叠叠、光怪陆离。其中之一就是用“立功过关”作诱饵，用“划清界限”作大棒，逼迫朋友之间相互揭发、自相残杀。于是，在“拥护党”这面貌似神圣的旗帜之下，人们撕毁了友情和亲情，抛弃了正直和良心，扭曲了灵魂和人性，互揭老底，互泼脏水，无情厮杀，展开了一场又一场的混战，到头来还是一个个落网、谁也没能跑掉。
傅雷的命运也是如此。他和《文汇报》总编徐铸成是老朋友，报纸有事常同他商量，一直被视为“社外编委”。当《文汇报》首先被放到反右斗争的祭坛上时，他不得不表态同这家报纸“划清界限”，而且一再发言、发文进行揭发批判。这大概是六、七月间的事，此举可能没获得朋友们的理解。后来徐铸成在交代“反党罪行”时，反过来又把这位顾问人物抛了出来，于是就出现了自相残杀、同归于尽的悲剧。
徐铸成在《亲历一九五七》这篇回忆录中曾经谈到过当时的处境。1957年7月的一天，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曾专门约他见面。这位部长对他的检查表示关心，貌似诚恳地对他说：我了解你对党有感情的，为什么把报纸引到这条道路上去？受了什么人的鼓励才这么办的？你应该讲明白。徐铸成起初否认受到别人的影响，表示责任全由自己来负。可是这位部长进一步启发道：你的思想不用太偏狭，想想你的上下左右，和什么人接触过？有意无意受到什么影响？徐铸成这时心里想到了邓拓、夏衍等人，不过没有说；但却又不经意地提到了傅雷、宋云彬两人，说：“关于文艺学术问题我知识不够，有时向他们求教”。话一出口，感到不妥，但已收不回来了。这篇回忆录里也还谈到当年中共搞反右斗争的“技巧”，那就是用种种方法威胁、鼓励被点名的人参加批判揭发，要他们“立功赎罪”。他在谈及“文革”问题时同时写道：“这个滋味，我在1957年反右派中已尝够并深有体会的，经常有一把刀架在脖子上，逼你说出‘供词’，以便他们扩大斗争面”。
徐铸成先生的这番话，看来颇有追悔之意，不过他还说得不够具体。其实，当年他被迫作长篇检查时，就有一段专门提到了傅雷。这篇发表在1957年8月22日《文汇报》上的、以《我的反党罪行》为题的检查，里面交代了“同傅雷密商许多问题”，诸如，解放前傅雷“总是要我走中间路线”“嘱咐我不要受共产党利用”；这次宣传会议期间，傅雷曾打电话给他，认为报纸把金仲华的空洞发言登得太显著，而对陆诒（后来划了右派）、吕文的文章压缩得太小；建议他派人采访画家庞薰琹（后来划为右派）；建议他派人深入了解上海作协的宗派主义问题等。现在看来这些也就是响应号召促进整风的工作建议罢了，但在当时马上可以视作“上蹿下跳”“向党进攻”的罪证，而且还联系到解放前“走中间道路”的政治态度（其实在解放前的知识分子中这是常见的现象），对傅雷来说是极为不利的。
徐文发表两天之后，8月24日，《文汇报》就对傅雷的“中间道路”进行了点名批判。也许傅雷本身已经在劫难逃，徐铸成的文章只是导火索而已。从此以后，批判不断加温，傅雷一直在提心吊胆地度日，夜不能眠，人也瘦了七磅多。他妻子在12月份有封信谈到此事，说：“作协批判爸爸的会，一共开了十次，前后作了三次检查，最后一次说是进步了，是否算是结束，还不知道。······五个月来，爸爸痛苦，我也跟着不安，所以也瘦了四磅。爸爸说他过去老是看人家好的地方，对有实力的老朋友更是如此，活到五十岁了，才知道看人不是那么简单，老朋友为了自己的利害关系，会出卖朋友，提意见可以乱提，甚至造谣，还要反咬一口，如***、***都是。好在爸爸问心无愧，实事求是，可是从会上就看出了一个人的真正品质，使他以后做人要提高警惕。”（1957年12月23日，《傅雷家书》，160页）
傅雷是在1958年被正式“补进”右派行列的。前面提到的周而复的回忆录，里面还写了一段可悲的插曲：当傅雷的命运悬在弦上时，有些好心人暗地想让他检讨一下过关。“恰巧周扬同志到了上海，我将傅雷的情况向他汇报，他同意我的意见，可以不划为右派，并向柯庆施汇报。柯庆施沉思了一下，说：可以不划傅雷为右派，要他检讨一下过关。”谁知柯庆施其人是有名的“一言堂”和极左干将，他从来不高兴中央部委的人过问上海的事，这次周扬的插嘴，看来帮了倒忙，柯庆施表面上应付一下，后来偏偏不给周扬面子、又把傅雷划上了。
（三）
傅雷的悲剧，不仅在于自己遭遇“阳谋”陷入“右派”的罗网，而且还直接牵连到他的儿子傅聪。
傅聪是他夫妇两人的爱子，成长过程中凝聚了他们无限的心血。只要通读一下收集在《傅雷家书》中几百封饱含着拳拳亲情的书信，就会强烈地感受到这点。这时傅聪正在波兰学习音乐，而且成绩优异，1955年参加第五届国际萧邦钢琴比赛获得了第三名。这是建国以后第一位在国际性钢琴比赛中获奖的音乐人，当时的报刊曾广泛报道，并在上海知识界传为美谈。
傅雷被划“右派”，使得远在异国他乡的傅聪深受刺激。他自然地感到如若学成以后回到国内，必然陷入压抑和痛苦的处境，于是不得不作了新的选择。1958年12月，他在一位英藉教师的帮助下，悄然从波兰转往英国谋生。消息传来，国内哗然。因为在当时的中国，西方国家都被视为帝国主义，都是万恶的敌对国家；出走西方国家就被视为“叛国投敌”，就会被视为“叛国投敌分子”。这可是了不得的罪名！
于是，父子两人恶性牵连：父亲被划“右派”，导致儿子出走“叛国”；儿子出走“叛国”，更使父亲“罪上加罪”，而且无可洗刷。这种沉重的包袱，背了一年又一年，终于到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1966年。
1966年中国大地风暴又起，知识分子首当其冲，再次成为理所当然的批判对象。身上有着两重“恶名”的傅雷，尽管一直安分守己、埋头译书，可是一直是红卫兵和“造反派”注目的对象，是他们随时准备攻击的目标。
8月30日深夜，一群来自上海音乐学院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强行进入了傅雷的家，翻箱倒柜，满屋搜索，声言要寻找他的“反党罪证”。这番抄家活动竟然持续了几天几夜，这伙人轮番大战，弄得傅家鸡犬不宁，不能正常生活，正常睡觉。
9月2日，这伙人在傅家的阁楼上翻到了一只古旧的箱子，这是傅雷姑母解放前存放在他家、他们从未开过的旧箱子。这伙人敲掉了箱锁，翻出了一面古老的镜子和一本破旧的画报，其中竟嵌有蒋介石和宋美龄的旧照片。他们如获至宝，似乎找到了“反党变天”的罪证，马上把傅雷夫妇拉到门口，罚跪、戴高帽、挂牌批斗，呼喊口号，打骂侮辱，折腾了大半天。
当天晚上，傅雷和妻子朱梅馥双双自缢，含恨辞别了人世。
第二天，户籍民警闻讯赶到，发现桌上留有一个白布包裹，上面写着：“此包由**路*弄*号朱人秀会同法院开拆。傅、朱”。朱人秀是朱梅馥的哥哥，等他赶到，会同法院人员打开包裹，发现里面是傅雷的亲笔遗书，以及托交他人的钱物。遗书当时便被法院收去，直至80年代平反后，在家属的请求下才予送还。这份遗书的全文如下：
人秀：
尽管所谓反党罪证（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报）是在我们家里搜出的，百口莫辩的，可是我们至死也不承认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实系寄存箱内理出之物）。我们纵有千万罪行，却从来不曾有过变天思想。我们也知道搜出的罪证虽然有口难辩，在英明的共产党领导和伟大的毛主席领导之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至因之而判重刑。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应该推出历史舞台了！
因为你是梅馥的胞兄，因为我们别无至亲骨肉，善后事只能委托你了。如你以立场关系不便接受，则请向上级或法院请示后再行处理。
报托数事如下：
一、代付九月份房租55.29元(附现款)。
二、武康大楼(淮海路底)606室沈仲章托代修奥米茄自动男手表一只,请交还。
三、故老母余剩遗款，由人秀处理。
四、旧挂表（钢）一只，旧小女表一只，赠保姆周菊娣。
五、六百元存单一纸给周菊娣，作过渡时期生活费。她是劳动人民，一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故受累。
六、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存单一纸六百元，请交还。
七、姑母傅仪寄存之联义山庄墓地收据一纸，此次经过红卫兵搜查后遍觅不得，很抱歉。
八、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与我们自有的同时被红卫兵取去没收，只能以存单三纸（共370元）又小额储蓄三张，作为赔偿。
九、三姐朱纯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亦被一并充公，请代道歉。她寄存衣箱贰只（三楼）暂时被封，瓷器木箱一只，将来待公家启封后由你代领。尚有家具数件，问周菊娣便知。
十、旧自用奥米茄自动男表一只，又旧男手表一只，本拟给敏儿与魏惜蓉，但恐妨碍他们的政治立场，故请人秀自由处理。
十一、现钞53.30元，作为我们火葬费。
十二、楼上宋家借用之家具,由陈叔陶按单收回。
十三、自有家具，由你处理。图书字画听候公家决定。
使你们为我们受累，实在不安，便也别无他人可托，谅之谅之！
傅雷
梅馥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夜
捧读这样的遗书，让人无比沉重和震撼。傅聪在万般无奈之际被迫去英国谋生，竟然被诬为“叛徒”，连他的父母都变得“死有余辜”，这是一种什么世道？！为国家文化建设作出卓越贡献的知识精英竟然被视为“来自旧社会的渣滓”，任人侮辱施虐，这又是一种怎样的世道？！是啊，千百万知识分子，几十年来“含冤不白”，过着“比坐牢还要难过”的日子，这还能叫做人民共和国吗？
捧读这样的遗书，也让人感到肃然起敬。他们走得多么从容、冷静，他们对周围的人怀有多么真挚的爱，对身后的事交代得又是多么周全！他们光明磊落，心怀坦荡，表现了多么高尚的品格和尊严！他们走得十分悲壮，他们的慷慨赴死，足以惊天地、泣鬼神，把一切作恶者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十三年后，傅雷夫妇终于得到平反昭雪，上海文化界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这场家庭悲剧总算划了个句号。但是，这个古老的国度广阔的土地上绵延不断的悲剧史，是否也划上句号了呢？仍然值得深思。
参考资料
叶永烈：《反右派始末》，青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朱正：《反右派斗争始末》，明报出版社，2004年。
《傅雷家书》，三联书店，1981年。
《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死》，中央民族出版社，1994年。
徐铸成：《亲历一九五七》，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
《新华半月刊》，1957年11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