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小录》，唐弢著，12.2×17cm开本，平装，1947年12月上海出版公司初版。我很喜欢此书的装帧，封面仿汉石刻画像图案古朴典雅，书名“识小录”三字隶书圆润遒劲，不知出自哪位书家手笔。

唐弢是现代杂文名家，三十年代在《申报•自由谈》崭露头角，被人认为杂文酷似鲁迅，几可乱真之后，一直是“鲁迅风”杂文的代表人物之一，成为书话家、文学评论家和文学史家则是后来的事了。现在好像很少有人关注现代杂文尤其是“鲁迅风”杂文了，三四十年代杂文的勃兴是中国现代文学特别重要的一环，缺少了对杂文思想和艺术(包括文体)的研究解读，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是残缺不全的。

在唐弢众多的杂文集中，《识小录》是继《推背集》、《海天集》、《投影集》、《短长书》、《劳薪辑》之后的第六部。唐弢自己是比较看重《识小录》的。1984年5月北京三联书店推出《唐弢杂文集》(此书精装，曹年之设计装帧，简洁中显示着大气，我所藏为唐弢先生亲笔题赠，为我所宝爱)，唐弢写了代序《我与杂文》，文中提到:“我的杂文，以‘孤岛’时期为最多，短兵相接，不容或懈，真切地感到发挥了杂文的匕首的作用，这些文字，大部分收在《劳薪辑》和《小识录》两书里。”

《识小录》初版收杂文44篇，加上序和后记，共46篇。《唐弢杂文集》收录《识小录》时注明“本书收四十二篇”，抽出的两篇是《编者告白》和《举一个例》。后来这两篇杂文在唐弢逝世后编入了《唐弢文集》第2卷“杂文卷下”(1995年3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但无论《唐弢杂文集》还是《唐弢文集》，都未收入《〈识小录〉后记》。也是在唐弢逝世后才出版的《唐弢研究资料》(傅晓北、杨幼生编，1994年12月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倒是收录了这篇后记，这也是《识小录》问世后这篇后记的首次重印，可惜未引起研究者的注意。

唐弢晚年之所以在自己的杂文合集中删去《识小录》初版本里的《编者告白》、《举一个例》和《后记》，恐怕是因为此三文均涉及当时文坛一场不大不小的公案，直接间接牵涉者已知真实姓名的就有林焕平、李白凤、陈敬容、何其芳、耿庸、靳以、巴金、郭沫若、胡风、沈从文、李健吾、楼适夷等位。表面上是《文汇报•笔会》刊登林焕平的《艺文管窥备忘录》，引发如何评价波德莱尔的诗和如何看待何其芳的《画梦录》等作品的争论，深层次的原因是当时文学批评已显露越来越简单化、越来越左的倾向和文坛确实存在不同程度的宗派情绪。耿庸称“巴金唐弢之流”，唐弢则还之以“耿庸之流”，论争双方的字里行间都火药味十足。《〈识小录〉后记》是《识小录》中篇幅最长的一篇，较为完整的记录了这场论争以及与之相关的几次大小论争的全过程，颇具史料价值。当然，这场已几乎被人遗忘的论争是左翼和同情左翼的文学阵营的内部之争，相关文字似不应归入“短兵相接”之列。十年浩劫之后，这些当年论争的当事人大都劫后幸存，所以唐弢在编《唐弢杂文集》时删去了这三篇杂文，用心可谓良苦。然而，尽管事过境迁，后来的研究者还是有权利寻求历史真相，有必要了解四十年代文学具体而又复杂的历史语境。我八十年代初有幸拜识唐弢先生，如果那时就知道这样的删弃及其原因，或许会斗胆建议他保留这三篇妙文，以存历史的真实。

我所藏《识小录》是签名本，系唐弢题赠大名鼎鼎的翻译家傅雷者。此书扉页右侧有唐弢用纯蓝墨水所书二行字:

怒庵吾兄教正

唐弢持赠一九四七年十二月

在《识小录》出版当月，唐弢就“持赠”傅雷，速度很快；希望傅雷“教正”，态度也很谦虚。出人意外的是，此书扉页左侧又有用蓝黑墨水所书二行字: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购于

复兴中路旧书肆黄鲁(阳文蓝色名印)

也就是说，当时一位读者“黄鲁”(《识小录》封面右下角也钤有同一方名印)从“复兴中路旧书肆”中购得这本《识小录》签名本，时在唐弢题赠傅雷之后十一个月。据傅敏、罗新璋合编的《傅雷年谱》(载2006年9月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初版《傅雷文集》文艺卷)，傅雷1948年居住在“上海吕班路(现重庆南路——作者注)巴黎新村四号”，离复兴中路正近，傅雷把《识小录》签名本送进“复兴中路的旧书肆”应是很方便的。

唐弢与傅雷何时订交，目前尚不清楚。但唐弢与柯灵合编《周报》时，傅雷是支持者，写过政论《是宽大还是放纵？》、《他们也是人》等文。唐弢主编《文汇报•笔会》时，傅雷也是支持者，写过《没有灾情的‘灾情画’》。当时他们之间的合作较为密切，这是不争的事实。不过，可能傅雷对《识小录》兴趣不大，也可能已匆匆翻阅一过，总之，他收到唐弢赠书不到一年就“处理”了这本《识小录》。这或许也是傅雷孤高自许的艺术个性所致。当时文人交往的这个有趣的历史细节，借这本《识小录》签名本被我无意中“窥见”，自以为颇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