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马昌博 实习生 吴 瑶
胡耀邦(1915-1989) 1933年入党，历任团中央第一书记、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1980年任党中央总书记，1981年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
■他跑了 1600多个县，如果当地生活落后，胡总是不开心。而看到当地农民生活不错，胡高兴地抱起身边的孩子，喊秘书说，“有什么吃的，给孩子拿点来！”
■在女儿满妹的回忆中，胡曾经打算“成为党内首先自觉退下来的一个”。
■有人给胡带话说，“理论问题要慎重”，胡当场反驳说，“理论问题要勇敢。”
1981年6月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胡耀邦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叶剑英、邓小平、陈云等为副主席。他在会后跟中央委员们谈话时说，“我有责任向全会说明，有两条没有变：一是老革命家的作用没有变；二是我的水平也没有变。今天的胡耀邦，还是昨天的那个胡耀邦。”
1980年，初任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胡耀邦面临着即将到来的权力顶峰，他被邓小平和叶剑英提议，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以接替时任主席华国锋。
经过十几次的拒绝后，胡最终接受了这一职务，但有一个条件：“这个主席，只能当到十二大召开，作为一种过渡。如果要继续干下去，要改主席制为总书记制，以确保党的集体领导和团结统一。”
从“文革”中走过来的胡，希望中国今后能避免类似的灾难。“集体领导”，是他所支持的，另外还有“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在女儿满妹的回忆中，胡曾经打算“成为党内首先自觉退下来的一个”。
回顾胡耀邦在改革开放前后的作为，更多的时候，是使这个党以及这个国家能够“正常”起来。他主持“平反冤假错案”和“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希望能 改变中国不正常的“运动整人”的政治逻辑并破除“思想迷信”和“个人崇拜”，这为改革开放扫清了道路。而他此后对改革的种种观点，更多的是尊重常识，从人 出发，回归正常。
解放思想，解放人：到中组部上任，有人放了鞭炮
1977年3月，胡耀邦出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这并不是一个特别引人注意的职务，不过要胡复出的叶剑英说，“在那里是可以搞出点名堂来的。”
此时的中国正笼罩在一片混沌之中，“四人帮”被打倒了，不过政策并未为之一变。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以维护毛泽东的权威。这年初夏，胡对朋友说，诸如“一句顶一万句”这样的话，禁锢了民族的创造力。
混沌中才有缝隙，这个缝隙被胡抓住了。
此后的过程在日后被反复追忆：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率先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第二天，《光明日报》发表此文。
胡是有准备的，《光明日报》的总编辑是此时已为中组部部长的胡调任过去的杨西光。胡为了避开因审稿带来的阻碍，还让《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此文。
反应比胡耀邦预料的更要激烈，有人说这是公然提倡去怀疑毛的指示，是“砍旗”。有人给胡带话说，“理论问题要慎重”，胡当场反驳说，“理论问题要勇敢。”
思想解放者等到了期待已久的讨论，另一些人则被彻底激怒，争论最终演变成了“真理标准大讨论”。地方上纷纷表态，不过是站在胡的一边。
叶和邓也表态支持，精神“枷锁”打开了，最重要的是，它破除了“思想迷信”：如果“文革”是错的，那么改弦易张就是必然。
胡并未停歇，他正忙于打破另一个“枷锁”，平反过去的冤假错案。
胡到中组部上任时有人放了鞭炮，这自然是一种“有声”的鼓励，因为胡确实太难了。当时中组部的统计说，全国脱产干部有1700万，因为政治运动的“无情打击”，立案受审查的约17%。
胡耀邦说，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改正过来。有人说，那毛主席批的案子呢？胡回答，只要证明是错的，都应该平反。
到1984年底，中国最终平反纠正了300万干部的冤假错案。
胡同时“改正”了“反右”运动中的55万“右派分子”。有人说改正得太多了，胡回答，当初抓的时候，为什么不嫌多？
人们日后评价胡的上述两个举动：第一是解放了思想，第二是解放了人。对胡来说，他所做的，是让这个国家的人们能正常地思考，且不会因此被冤案所系。而被解放了思想和身心的人，最终汇成了改革的洪流。
政治生活正常化：“党内不许残酷斗争”
和邓小平一样，胡同样是桥牌高手，而且叫牌积极，从不犹豫，这与他的处事风格类似：敏捷，明快。
此前的1980年，刚刚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胡就在思考如何避免“文革”这样的灾难，“这就要从我们党和国家的制度上想办法……尽可能堵塞漏洞。”
他决心建立一套完整的党内生活制度，防止正常的党内意见分歧演变成不正常的党内政治斗争。这年11月，他作了《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报告，对个人崇拜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在当年的宣传工作会议上说，毛的功绩要讲透，错误也要说透。
1981年的春天，在胡的推动下，《关于党内生活的若干准则》正式公布，重点在于“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
《若干准则》中一些针对“文革”流弊的条文在现在看起来依然“触目惊心”：“党内斗争，不许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反对某个同志的某个意见，不等于反对这个同志……更不等于反党”。
然而这还不够，另外紧迫的是，如何实现正常“交接班”的问题。胡的目光放在了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和加紧选拔年轻干部上——这也是邓的主张，在1979年，邓便说，“老同志要让，要认真地选接班人”。胡坚决地支持了他。
胡耀邦说，中央书记处的11个书记加起来718岁，岁数太大了。他还说，“干国家主席干一辈子，干到最后一口气，怎么能不产生个人崇拜……”
这一年的中共十二大，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被明确地写入党章。兴奋的胡准备自己去实践它，“十二大一散会，他就跟我说，十三大后，他就退下来。”胡生前的秘书李汉平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也是在这次党代会上，中共有步骤地实现了高级干部的新老交替。在当时选出的348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112人年龄在55岁以下，其中有江泽民、李鹏、李瑞环、尉健行、罗干等等。而最年轻的胡锦涛，只有39岁。
胡想让老人们放心，在十二大结束的当天，39位年轻的新当选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们被特意安排和邓小平、陈云等元老见面。胡在旁边鼓励说，“胆子大一点，站到前面来。”
“左、右”周旋：推动小平视察特区
1979年，安徽搞“包产到户”的生产责任制，当时主政安徽的万里压力颇大，胡耀邦在一次会议上说，“要吃米，找万里”，以此作为支持。1980年2月，中央书记处重新成立，在酝酿人选时，胡推荐了万里，他说，“让他来管农业，是农民推荐的。”
回顾改革开放初期的历程，胡以总书记的身份将党内外的改革意志变成行动并不断促进，他也对地方的改革派给以中央的支持。这份承“上”启“下”、“左”“右”周旋之功，实属难得。
此前的1978年11月，中央发布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这份“讨论试行”的文件说，要实行“包工到组，联产计酬”的责任制。
“几个月后的1979年，胡表态说，既然文件是‘草案’又‘试行’，那么就可以在尊重生产队自主权的情况下，‘允许有所突破’，这实际上是在鼓励‘包产到户’。”胡曾经的秘书高勇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其时胡到江西考察，见到当地一位因为搞“包产到户”而受批判的地委书记，对方汇报说，当地的自留地有20%，胡笑说：“不多嘛。”三个字，态度鲜明。
胡对当时主政广东的任仲夷、主政福建的项南等地方上的改革干将，亦是不遗余力的支持。1984年之前，关于特区的批评甚嚣尘上，有人说特区是“租界”，胡回应说，“主权在我，怎么是租界呢”。
“后来耀邦对王震说，是不是陪小平去深圳转转？”胡生前的秘书李汉平说，胡想以此来促进小平及早表态。1984年初，小平“南巡”视察了几个经济特区，回京后邓评价说，“特区是窗口”。
1983年1月，胡耀邦说，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胡的讲话实际上是包含着邓小平之前和胡谈话的思想，想将改革从农村引入城市。然而有人说，这和十二大提出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不符，“全面改革”由此搁浅。
直到一年多之后，胡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全面改革”再度开始。上述《决定》最大的进步是，承认商品经济的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一举突破了此前“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观点。
邓在中顾委会议上高度评价这一《决定》，说现在的中央“是个成熟的中央，各种问题处理得比较妥善”，这无疑是对胡的肯定。
“邓小平当时对胡耀邦说，‘现在有人跟你配合得并不好。’另外，胡经常不拿稿子讲话，有人便在背后非议他，小平也对他说：‘你是总书记，言多必失。要少讲。’”李汉平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小平是在帮他树立威信。”
那几年，身为总书记的胡开始了全国范围的奔波，他跑了1600多个县。在身边人看来，胡的喜怒都在脸上，如果当地生活落后，胡总是不开心。而在迪庆，胡耀邦看到当地农民生活不错，高兴地抱起身边的孩子，喊秘书说，“有什么吃的，给孩子拿点来！”
尊重人的需求：带头穿西装唱流行歌曲
“文革”前，胡在陕西任省委书记，他在大学里讲话说，“男女关系问题怎么能是阶级斗争呢？男女就是有关系啊，我们反对的是生活腐化堕落。”
终其一生，胡耀邦都在努力让自己尊重常识以及常识下的规律，实际上，这也是中国改革的一部分。
改革开放初，很多地方还在“以粮为纲”，而江西赣南都是丘陵地带，种粮食收的没有种子多，胡耀邦说，种柑橘吧，退田还林。他视察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当地有大量外地人口流入，被称为“盲流”，有人主张“清走”，胡回应说，人口流动是正常的，堵也堵不住。
在胡看来，一个社会，应允许正常的人的需求，比如生活的多样性，比如对美好和快乐的追求。
1978年12月，胡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他说，文学艺术是精神生产，不能统得太死，“我们的生活、事业是无比丰富多彩的，为什么要限制只能写这样，不能写那样呢？”
1980年的剧本创作会上，胡甚至在讲话时激动地站起来，“坚决不允许对文艺作品妄加罪名，无限上纲，因而把作家打成反革命。”
位至总书记后，胡曾专门表态说，“我们要适应现代化生产的发展”，他说，“在生活方式上不要怕改革”。
其时人们对穿着和发式还很敏感，曾经出现过纠察队员满大街剪喇叭裤的情况。满妹回忆说，自己的二嫂烫了头发，回家吃饭时问：“头发理得好不好？”全家都愣了一下，只有胡耀邦回答说：“可以嘛。”
“他提倡女孩子化妆，穿裙子。”胡的秘书李汉平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为了做表率，胡带头穿西装。
当流行歌曲刚在内地流传时，有人颇有微词，就像率先穿西装一样，胡又在中央率先表态，“什么叫‘流行歌曲’？我看概念有问题……是歌曲就要流行，在群众中能流行说明群众喜欢。”他在火车上把当时的流行歌曲《我的中国心》的歌词抄下来，回家教自己的孙子孙女们唱。
1983年，中国曾开展了短暂的“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当时女孩子穿高跟鞋也是‘精神污染’，有人发现了一张袒胸露背的照片，后来发现是马克思的夫人燕妮的照片。”胡曾经的秘书高勇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胡听闻后说，“清除精神污染”不能把美化生活给搞掉了。
胡召来《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人谈话，要求“不要干涉人家穿衣打扮”，“节假日应允许青年人跳集体舞”，“对绘画、雕塑，不能禁止表现人体美的作品”……多年后，这些都已经变成中国最正常不过的认识。
胡对知识分子也有着发自内心的尊重，1981年，他给一位诗人回信说，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中，将不再提“思想改造”的口号。几年后，胡参观长沙岳麓书院，题词时，有人提议写“千年学府”，胡沉吟片刻说，还是写“尊重知识”吧。
人们还记得在那个乍暖还寒的1975年，在中科院纪念长征40周年大会上，其时正主持中科院工作的胡耀邦说：“我们再干一件大事，进行新的长征，把中国建设成四个现代化的强国。”
胡和大家相约25年后再次聚会，“假如我能挣扎着活到那一天，我没有别的什么请求，就有一条，我来坐在一个角落里，只要给我那么一两支烟，就可以了。我想那个时候，坐在台上的是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四化贡献了力量的人，我向他们表示祝贺……”
（本报记者采访了胡耀邦秘书高勇、胡耀邦警卫秘书李汉平、原中联部部长朱良，胡耀邦曾经的下属和朋友黄天祥、李蓉以及统战部研究室研究员林京耀，在此谨致谢意。本文参考了《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邓小平年谱》、《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等）
定调“和平发展”，停止“输出革命”——原中联部部长朱良谈胡耀邦
记者 马昌博 实习生 吴瑶
修复党际关系
“胡耀邦在中国对外政策的调整上，做出了重要的努力。”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中共中央原对外联络部部长朱良说。
朱良说，改革开放之初，在中国的外交政策上有几个基本的问题需要解决：当代世界的根本问题是不是“战争和革命”？这是中国过去的一贯观点，认为战争迫在眉睫。要不要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还是坚持1970年代开始的联美反苏的政策？要不要改变支持外国共产党武装斗争的革命外交路线？另外关键的是，是否和全世界80个被称为“修正主义”的共产党修复关系？
刚从“文革”中恢复过来的中国共产党，需要从最容易的地方做起，首先开始恢复同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关系。
1980年4月意共总书记贝林格应邀访华。胡同贝林格举行了5次深入的会谈，最终双方同意，在“完全平等，独立自主，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恢复和发展两国关系，朱良说。
此后中共逐步和西共、法共、荷共等几十个被称为“修正主义”的共产党恢复了关系。胡在会见荷兰共产党代表团时，又加上“互不干涉内部事务”，这作为党际关系四原则写入了十二大党章。
中共进一步开始同各国“社会民主党”建立联系。1981年2月，身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邀请了法国社会党原第一书记密特朗访华。此后的1984年，西德社会民主党主席、前总理勃兰特亦应邀访华。胡在欢迎宴会上说，中共愿同其他国家社会党在党际关系四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友好关系。“胡耀邦说，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归根到底应当由各国人民自己来选择，分歧和差异不应当成为谋求合作的障碍。”朱良说。
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
早在1979年，当时还是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就在驻外使节的会议上说，说苏联“亡我之心不死”，我觉得苏联要打我们不是一般的难。但是胡的观点当时并未被接受，会议的总结报告依然强调，“唯一的危险来自苏联”，要联合两霸中间的“一霸”（美国）反对另外“一霸”（苏联）。
胡在1981年3月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又提出，要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不跟着任何一个国家的外交指挥棒转。”第二年的中共十二大上，邓小平做开幕致辞时说，“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会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 益的苦果。”
1984年，胡曾经对西德社会民主党主席、前总理勃兰特说，“什么是当前最重大的国际问题呢？在我们看来，有两个，一个是维护世界和平问题；一个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问题。”朱良说，“这实际上否定了过去我们关于世界最根本的问题是‘战争与革命’的论点。”
此后的1985年3月，邓小平在同日本外宾谈话时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这实际上肯定了胡的观点，此后，上述观点被概括成“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
1986年，胡出访欧洲四国，他在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发表了名为《认识中国未来动向的钥匙》的演讲。他说，“我愿意告诉各位，本世纪以至于下个世纪，中国的基本国策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一是用改革和开放的政策来促进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二是用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来保证建设能够专心致志进行而不致中断。”
“革命决不能输出”
1982年，胡在中共十二大报告的第五部分，以“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为题，给予阐述，其中，特别提到“革命决不能输出，它只能是各国人民自己选择的结果，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始终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此前的1975年，毛泽东对泰国总理克力说，‘拉扎克（马来西亚总理）要求我，不要跟他们国家的共产党来往，我说不行呢，因为我们也是共产党。哪有共产党不支持共产党革命的。’”朱良说。
十二大公开提出“革命决不能输出”后，“中国加快了调整支持东南亚国家共产党武装斗争的政策，包括不再邀请这些党的领导人参加国宴，撤销这些党的在华机构等等。整个调整活动经历了六七年的时间。”朱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