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修（1860——1929年），字范孙，天津人，晚清进士，先后任翰林院编修、贵州学政、直隶学校司督办、学部侍郎等职，是近代中国北方教育的重要主持者，曾先后创办南开中学、南开大学等校，被誉为“南开校父”。他具有学官、绅商和民间兴学者等多重身份，在商学两界曾与南通张謇并称“南张北严”。他与清末民初北洋系军政集团关系密切，特别是与袁世凯在一段时间里“情同手足”，然而在民国初年复杂的社会政治环境下，他却洞察世事而进退自如。

1898年6月间，严修由好友徐世昌引介，在天津小站结识了在此练兵的袁世凯、段祺瑞等一批新进军人，彼此印象颇佳，日后随着北洋系军人的政治崛起，严氏在北方的兴学活动得到这个实力集团的鼎力相助，甚至不妨说，直隶教育的勃兴本身即是北洋“政绩”的一个组成部分。1904年，正奋力推进“新政”的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袁世凯，恳请严修出任直隶省学校司（后改称学务处）督办。袁氏尝自述：一生事功乃练兵、兴学二项，练兵，世凯自任之；兴学，则以范孙先生任之。严修此次也是当仁不让，毫无推脱之意，慨然应允，所提唯一条件，乃是再去日本考察教育。他返国后锐意兴办学校，不可避免地与传统科举发生碰撞。

科举制度于1905年寿终正寝，系由袁世凯、张之洞等地方大员联名会奏所致，而袁氏作为发起者，其近侧的严修、卢靖（木斋）等人持“科举不废学校不兴”主张，终于促动袁氏约同江、楚诸督入奏。科举罢后成立学部，统管全国学务，严修被委以侍郎之职。此举可视为朝廷对严修兴学业绩的肯定，也缘于袁世凯此时势焰正炽。并无办学经历的荣庆，因籍属蒙古八旗，又与袁世凯交好，出任学部尚书。在张之洞入京以军机大臣“兼管学部”之前，严修实际上主持日常部务，故有学部“凡百设施，十九出公（严修）意而不见其迹”之说。不过，严修内心对学部差使却感到苦闷，他在家信中感叹：“余尝思蝨处其间，不如在家自办学堂之为愈耳。”张之洞的到来，使学部情形更为复杂。

清末学部实乃“新政”期间兴学模范省直、鄂人员、经验的汇合之所，亦是袁世凯、张之洞两位封疆大吏权势平衡消长的外在显现，袁、张入值军机后，分别兼领外务部和学部，已成晚清的倾天二柱。严修与袁“情同手足”自不必说，与张亦可谓渊源有自，如今身处学部这一敏感机构，自然须十分审慎。张之洞兼理学部期间，整顿学务，强调质量，保存国粹，奖励出身，扩充京师大学堂等举措，未必尽合严修的主张和心思。他与张氏赏识的学部参事罗振玉在若干“技术细节”上意见歧异和争执，如国子监的存废，太学旧址改师范学堂抑或继续讲习国学，各省提学使之资格限定等。罗氏惊讶于严修出身翰林却“思想新异”，折射出直、鄂两地虽同办新学然观念内蕴尚有所分别。诚如论者所言：“在新政中本有激进之称的袁世凯将学务全权委托严修放手去干，直隶经验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严修等人的观念主张，与张之洞亲手培植的湖北模式相比，直隶更多实干家的作风和世界眼光，而较少儒学名臣的传统理念”。

严修的离开学部，与袁世凯的“落难”有直接关联，甚至不妨说严是与袁氏共进退。1908年冬，光绪、慈禧几乎一日之内相继“龙（慈）驭上宾”，清廷权柄落入摄政王载沣之手，其首要之举便是将权重势大的袁世凯开缺回籍。据载：袁氏“奉旨日，仓皇出都，旧识无敢与通音讯者，惟学部侍郎严范孙独抗疏，讼言进退大臣，应请明示功罪，不宜轻于斥弃等语”。严修的上书自然是“留中”不见下文，而袁氏黯然离京的寥寥送行者中更有严侍郎的身影，载沣对这位“袁党”智囊人物当然不会轻易放过。此后不久，即以严修引见廷试留学生“奏对错误，殊乖体制”为由，给以“罚奉半年”的处分。严修隐忍迁延多时，待张之洞病逝后痛感“学部已无可作为”，遂请假归里，结束了后期京官生涯。返津当天，他便来到南开学校，与张伯苓谈话至子夜时分。无官一身轻的严修此时刚好是“知天命之年”，此后便再未出仕。他坦言：“举世纷纷，求仕所谓自寻苦恼也”，“尤自适者，无官守，无言责，飘然一身，愧怍较少”。当有人游说朝廷拟请严修作宣统的“帝傅”时，范孙先生“闻之汗下”，避之惟恐不及。而此时已“落难”返乡的袁世凯驰书以子弟求学之事相托，他立即应允，妥为安排。借着南下修葺祖墓之机，又顺路拜访袁氏，二人交谊在一个特殊时期尤显真挚。

清末立宪运动风云迭起，严修认定君主立宪乃最合国情的政体。然而世事偏偏跳跃式发展，武昌城头的枪声将国人带进了共和时代。严修与晚清大学士李鸿藻之子李符曾、李石曾兄弟多有来往，严氏对李石曾在巴黎的公司还有所赞助。此时李作为北方同盟会负责人，向严修引见刚刚出狱的汪精卫，希望借助严与已经复出的袁世凯的特殊关系，展开南北议和。严修不便推却，于是为双方穿针引线。袁世凯此次出山，再次显现了中国政治的波谲云诡，然似也在意料之中。袁氏先后以度支（财政）大臣、南北议和大臣、直隶总督、教育总长等要职频频请严修出仕襄助，却均被婉拒。北方一些政治势力也曾有意拥严修为直隶督都宣布独立，严修同样拒绝为他人所利用。有一段时间天津局势不稳，严修作为津门巨绅竟每日赴天仙茶园看戏，地方民心得以安定。足见，当年严修在津门地位之重要。民国肇始，袁氏作为大总统，其权势如日中天。严修一如既往地与袁保持私谊，却严守“不涉公务”的底线。

他于民国元年暑期携妻带子第三次举家东游，返国后不长时间，又劝说袁氏送子弟出洋留学，并亲自陪送至欧洲腹地，勾留近一年之久。此类举动，看似闲适无忧，实则意在缓解和摆脱来自权力核心的纠缠。在智者严修看来，袁世凯是个有气魄有作为的地方督抚大员，充其量在君宪政体下做个国务总理，驾御更大的局面未必适合，而时势竟魔术般地将他拥上共和大总统的高位，前景殊难预料。与严修有“同宗之谊”的严复也认为：袁“固为一时之杰，然极其能事，不过旧日帝制时，一才督抚耳”。至于所谓共和究竟为何物，袁世凯们何曾了然？表面上国家“万物更始”，实则盲人瞎马夜临深池。严修的真实态度，正如这段时间他常常观赏的一出戏的剧名——“冷眼观”。

袁世凯对严修的高蹈远引甚至“汗漫外邦”颇感困惑，正在用人之际，与自己相知甚深的范孙先生尚且如此“懈怠”，又何以号召天下名流？于是，他让秘书长张一麐致电严修稍予诘责，其中有民国后拒任官职可有遗老之志，与大总统感情冷淡等语。严修复一长函自辨，力图化解疑窦，并劝袁氏应示人以广，不可尽用旧人。对于民国初年的袁、严关系，一些史家将之比作东汉光武帝与严子陵的古事今版。袁氏与刘秀是否可比暂且不论，严子陵的后人严修此时倒确有几分追慕先人的气象。当年严光告戒友人侯霸：“怀仁辅义天下悦，阿谀顺旨要领绝”。而今，严修对业已“发迹”的朋友表现出的那份“矜持”，其本心恐怕难以向外人道及。后来他凭吊浙东严光钓台古迹，作《登钓台》诗，略有表白：“今日登高怀祖德，但有慨慕难希踪。此意难为外人道，可与言者惟吾宗”。

随后出现的“筹安会”研究国体问题，引起严修警觉，他当面探询袁氏真意，却是一头雾水，他又通过袁的秘书进言：“为中国计，不改国体，存亡未可知，改则其亡愈速”。“若行帝制，则信誉为妄语，节义为虚言；为之则各派人士，相率解体矣”。严修的“忠言”未能阻遏洪宪一幕的登场，其《自订年谱》谓：“筹安会起，入都争之，不得，遂绝迹于北海”。严氏好友赵元礼的《蟫香馆别记》记述得更具体：公以故人谊，力阻项城称帝无效，“遂断袍绝交，不复通问”。袁世凯死后，严修入京吊唁，叹曰“项城此去，可谓大解脱”。此后，袁氏子弟的读书授学之事仍然得到严修一如往昔的眷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