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长期被学者广泛征引的哈汉章回忆录,将练兵处调入留日士官生的原因归结为派系权力斗争,片面强调士官生与北洋派的冲突。这并不完全符合史实。事实上,练兵处调入留日士官生是在袁世凯主导下进行的,与所谓的派系斗争并无直接关系,而是另有他因:袁世凯需要士官生淡化练兵处的北洋色彩,以钳言官之口,避朝廷猜疑;练兵处需要士官生补充紧缺的军事人才,并借机从地方督抚手中收回留日军事教育主导权。士官生进入练兵处后,与北洋派的关系随着袁世凯、铁良之间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经历了从前期合作到后期冲突的过程。

关键词：练兵处; 留日士官生; 北洋派; 袁世凯; 良弼;

练兵处是光绪二十九年十月十六日(1903年12月4日)清政府设立的一个新式中央军事机构,在清末新政史和中国近代军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学界对练兵处的设立原因、组织机构、经费薪饷、练兵成效及其与督抚关系等已有较多研究,但对其内部人员状况的研究尚有待深入。1尽管一些学者关注到练兵处中的北洋派和留日士官生,但无一例外地采信了哈汉章回忆录,将练兵处调入留日士官生的原因归结为良弼主导或铁良依靠良弼主导的针对袁世凯北洋派的权力斗争,由此塑造了士官生与北洋派冲突的单一形象。2这既简化了练兵处调入留日士官生的复杂原因,也遮蔽了练兵处派系合作的一面。本文利用档案、函电等史料考证哈汉章回忆录的失实之处,并结合清末政情探析练兵处调入留日士官生的原因,以及士官生与北洋派的动态关系。

一、 哈汉章回忆录不完全符合史实

关于练兵处成立后调入留日士官生的原因,以及士官生与北洋派的关系问题,哈汉章回忆录有所记载:

良赍[赉]臣(弼)系满洲镶黄旗籍,他是红带子,在旗人中有此崭新军事人材,而且才情卓越,故在北京能周旋于亲贵之间,时常游说:“我们训练军队,须打破北洋武备势力,应当找士官作班底,才能敌得过他。”枢要(反庆、袁的)中人都很领会。所以练兵处成立就调在湖北的士官第一期吴禄贞,第二期哈汉章、易迺谦、沈尚濂等;又向各省增调第一期卢静远、章遹骏、陈其采,第二期冯耿光等数十人来京,在练兵处担任草拟各项编制饷章及有关教育训练并国防上应有计划重要职务(也有参加兵部的)。于是练兵处就成为士官派的大本营,良弼即暗中作为士官派与北洋派争夺军权的领导者。3

上述材料包含下列信息:一,留日士官生良弼与奕劻、袁世凯为敌对关系;二,在“枢要(反庆、袁的)中人”支持下,良弼成为练兵处调入士官生的主导者;三,练兵处之所以调入士官生,是因为良弼“找士官作班底”,与袁世凯北洋派“争夺军权”。由于哈汉章是当事人之一,前述学者便完全采信了其回忆录。然而,哈汉章回忆录并不完全符合史实。

其一,练兵处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里,良弼与总理练兵大臣奕劻、直隶总督兼会办练兵大臣袁世凯并非绝对的敌对关系。

良弼从日本回国不久,即使对权臣奕劻、袁世凯心有不满,也无与之交恶的能力。相反,他资历尚浅,欲在政界、军界有所作为,必然要攀附之。针对各方抨击袁世凯筹饷练兵的声音,良弼就主动为其辩护:“北洋所当之任较昔[日]巨,所处之地位较昔日难,而各省督抚不惟不思臂助,反哓哓疵议其 后。”4当 时练兵处亟需留日军事人才,奕劻、袁世凯也有心笼络良弼,为他提供军中历练的机会。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十八日(1905年1月23日),袁世凯致函徐世昌时说得很清楚,“良弼志气不凡,然不入军队,恐造就不大”,“邸(奕劻——引者注)谕给以差使,本处无参谋名目,或先委充随员名目……姑试用 之”。5可 见,练兵处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里,羽翼未丰的良弼与网罗人才的奕劻、袁世凯并非势如水火,反而因利益暂时结合起来,保持着相对融洽的关系。

其二,练兵处调入留日士官生的主导者是袁世凯,而非良弼。

练兵处调入的第一批士官生,是湖北的沈尚濂、哈汉章、文华、吴禄贞、吴祖荫和湖南的章遹骏。6湖北士官生,“原系聘兄(军学司正使王士珍,字聘卿——引者注)请调之人”。7此举虽由王士珍出面,但袁世凯实为幕后主导者。时在京城的张之洞密电署理湖广总督端方说:“此举乃袁意。”8练兵处原计划电调10名湖北士官生,为了替湖北留住部分军事人才,张之洞到天津与“北洋袁慰帅面商”,又“经慰帅转商”练兵处,最终达成“遣一半赴京,留一半在鄂”的方案9;回湖北后,他又致电袁世凯,希望“俯赐助力,电京赞成此举”。10这说明,袁世凯在调入湖北士官生过程中具有决定权。湖南士官生章遹骏,则是其考察北洋军事时被袁世凯强留下来的。他给湖南巡抚赵尔巽的禀文称:“袁宫保相商留教习之意已决,面请于庆邸,拟即电告大帅。教习再三苦辞……当蒙铁帅俯允,改为暂留效力,不许复辞。”11可见,袁世凯在调入湖南士官生过程中同样具有决定权。襄办练兵大臣铁良与袁世凯的态度一致,两人共同签署了调令。12光绪三十年四月初五日(1904年5月19日),练兵处提调徐世昌“带湖北调来各学生谒见”奕劻。13后经奕劻许可,他们被“派充各科监督”。14

因此,练兵处调入留日士官生是三位大臣的共识,袁世凯最为积极主动,扮演着主导者的角色,奕劻、铁良则是他的支持者。良弼的作用不宜高估,他只是积极参与者而非最终决策者,至多起着穿针引线的作用:既与湖北士官生“消息时通”,积极“运动”他们入京,又向练兵处“援引”湖北士官生。15

其三,留日士官生进入练兵处的本意并不是要与北洋派“争夺军权”。

湖南士官生章遹骏是被袁世凯强留下来的,自不必论。湖北士官生人数较多,是练兵处的主要调入对象。他们从日本回到湖北之初,“谓必带勇”,但实际差使既非营官也非教习,“皆怏怏”16,听闻练兵处调令后,“歌声如雷”,“皆无恋鄂之情”。17在时人看来,从地方调入中央练兵处可谓青云直上,这对湖北士官生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当湖北官员挽留时,哈汉章拒绝说:“愿在北洋跳火坑,不在湖北当统领。”18士官生脱离湖北、攀附袁世凯的迫切心情,由此可见一斑。其后,又有卢静远等湖北士官生“自往投效”练兵处。19因此,留日士官生进入练兵处的本意并非掀起派系纷争,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改善自身处境,奔向新的前程。

通过考证可知哈汉章回忆录的失实之处:一是夸大了良弼的作用,忽略了练兵处决策者尤其是袁世凯的主导作用;二是片面强调了士官生与北洋派的冲突,遮蔽了彼此合作的一面。进而言之,既往研究依据该史料考察练兵处调入留日士官生的原因及士官生与北洋派的关系,所得出的观点并不可靠,有必要进一步去探析。

二、 练兵处调入留日士官生的原因

练兵处调入留日士官生是袁世凯主导并且获得奕劻、铁良支持的一次行动,主要由以下因素促成。

首先,袁世凯自我解围,以钳言官之口,避朝廷猜疑。练兵处成立后,袁世凯举荐徐世昌充任提调,刘永庆、陆嘉榖分任军政司正、副使,段祺瑞、冯国璋分任军令司正、副使,王士珍、陆建章分任军学司正、副使。北洋派固然占据了练兵处多处要职,但袁世凯也因之遭各方抨击,处境并不乐观。在用人方面,御史王乃徵弹劾他任人唯亲,结党营私。20在筹饷练兵方面,京城大小臣工及张之洞等皆有不满,担忧他“借俄事而练兵,借练兵而揽权”。21

在中国传统君主专制体制下,疆臣权重,易启猜疑。混迹官场多年的袁世凯何尝不知其中利害,故早有收敛,先后请辞商务、铁路、电政大臣等兼差及会办练兵大臣差使。22在此情况下,他断然不会再大肆举荐北洋派充任十四科监督。否则,练兵处提调、三司正副使及十四科监督全部来自北洋派,袁世凯恐将面临更多的抨击和猜疑。他主动从外省电调留日士官生,使得练兵处人员来源多元化,彰显了“兼收并蓄,但论才能不计资格”的用人特点。23这就淡化了练兵处的北洋色彩,既可钳言官之口,也可避朝廷猜疑,更加符合当时袁世凯的自身利益。因此,袁世凯的主动作为实有自我解围之意。

其次,练兵处从地方借调留日军事人才,以供中央之用。练兵处的军事改革师法日本,急需一批有留日背景的军事人才。而北洋派大多在天津武备学堂接受德式军事教育,无法完全满足练兵处的人才需求。清朝中央政府又缺乏相应的人才储备,各省留日归国的第一、第二期士官生自然就进入练兵处官员的视线。

王士珍最先请调湖北士官生,就是想要他们进入军学司,以便应付将来“功课颇多”的局面。24在电调湖北士官生时,练兵处给湖北官员的电文“情词坚切”,不容拒绝25;对于湖南士官生,袁世凯强留章遹骏后,才电告湖南巡抚赵尔巽。练兵处的强硬态度,反映了中央对留日军事人才的迫切需求。湖北、湖南士官生进入练兵处后,很快被派充各科监督,如沈尚濂任军政司搜讨科监督,哈汉章任军令司运筹科监督,吴祖荫、文华、章遹骏、吴禄贞分任军学司训练科步队监督、炮队监督、工队监督、马队监督。26光绪三十一年(1905),练兵处开办贵胄学堂,继续以“需员甚众”为由,电调万廷献、应龙翔、吴茂节、易迺谦、敖正邦等湖北士官生“来京襄助学务”。27练兵处正是通过借调外省士官生的方式,源源不断地补充了中央紧缺的留日军事人才。

最后,练兵处以调入士官生为契机,收回了留日军事教育主导权。练兵处成立前,地方督抚掌握着留日军事教育主导权,士官生须回本省任职。练兵处成立后,首次电调即将回国的湖北士官生舒清阿、龚光明、敖正邦入京,“并未告鄂”。28练兵处绕过湖北官员的做法,实质是改变士官生回本省任职旧制的一次尝试,其收回留日军事教育主导权的企图已初见端倪。其后,练兵处又接连电调哈汉章等7名湖北士官生入京。光绪三十年(1904)初,张之洞在天津向袁世凯大倒苦水:湖北练兵需才,“倘以十名全行调往,必致无人可用”,对“费无数财力、无数心力”的湖北不公。29二月初六日(3月22日),袁世凯写信告诉徐世昌:“香老来,周旋数日,聚谈甚畅……天下事,内外不能协力,断难有成。香老谓已灰心,鄙人亦不得不然。”30此处“香老”即张之洞,与袁世凯“周旋数日”,“聚谈”的内容之一就有湖北士官生事。张之洞“谓已灰心”,其实是借机表达不满。最终,他们达成湖北士官生5名赴京、5名留鄂的妥协方案。袁世凯的让步实属“不得不然”,目的在于安抚东南督抚领袖张之洞,避免“内外不能协力”,危害练兵处的军事改革大局。

原来主张“急于收入”湖北士官生的铁良似乎不理解袁世凯的让步,经徐世昌来信解释了其中的“用意”和“原委”,他才“恍然一切”,回信表示,“办法容日晤商”。31此处“办法容日晤商”,意味着练兵处将酝酿新的动作。当时,练兵处正在讨论驻日公使杨枢在《奏陈兼管学务情形折》中提出的官费培植留日军事学生的办法。随后,铁良在另一封信中告诉徐世昌:“杨星使折甚好”,练兵处可“藉此妥筹办法”,控制留日军事学生的生源选拔、派出程序、毕业出路等。32可见,练兵处的新动作已经不再局限于湖北士官生本身,而是聚焦于全国留日军事教育主导权问题。四月初五日(5月19日),练兵处正式出台《选派陆军学生前赴日本就学章程》,从制度上确立了中央在全国留日军事教育中的主导地位。33

练兵处调入留日士官生既与袁世凯的个人处境有关,也与中央的人才困境及军事改革规划有关。这更多的折射出中央与地方的矛盾,而不是练兵处内部的派系矛盾。良弼拉拢士官生对抗袁世凯北洋派,应是练兵处后期的事情。换言之,士官生与北洋派的权力斗争,实际上是练兵处调入士官生之结果,而非起因。

三、 士官生与北洋派的关系

士官生进入练兵处后,与北洋派虽有冲突,也有合作,它们的关系经历了从前期合作走向后期冲突的过程。这很大程度上是由练兵处三大臣中袁世凯、铁良之间的关系决定的。

练兵处成立后就面临日俄战争带来的外患危机,筹饷练兵是其工作重心。袁世凯与铁良为此保持合作,“同办军事者二三年,协恭和衷,不闻异议”。34练兵处高层大员的合作常态,是士官生与北洋派保持合作的前提。当时,担任各科监督的士官生隶属于军政、军令、军学三司正、副使之下,负责“草拟各项编制饷章及有关教育训练并国防上应有计划”。35换言之,士官生是在北洋派领导下进行军事制度的改革工作。虽然此前北洋派已经启动该项工作,但进展缓慢,“练兵诸事尚无头绪,惟有大概章程数则,未经奏定,故未发行”。36士官生加入后,练兵处的军制改革工作进展迅速,从光绪三十年(1904)八月开始陆续颁行了《陆军营制饷章》等一系列新军制度。有学者指出,“这一成绩的取得,无疑主要应归功于留日陆军生”。37值得注意的是,根据练兵处的办事程序,士官生只是起草新军制度,最终还要经过三司正使核定。以《陆军营制饷章》为例,该草案需经军政司正使刘永庆、军学司正使王士珍“酌定”,“即有端倪”。38因此,练兵处的军制改革工作能够短期内取得突破性进展,不单单是士官生的功劳,更是士官生与北洋派互相合作的结果。没有士官生的加入,尤其是没有士官生与北洋派的合作关系,练兵处取得这些成绩是难以想象的。

当然,士官生与北洋派属于不同的政治力量,注定同床异梦。吴禄贞在给二哥的信中说:“彼等对我阳亦推重,阴施钳制,所谓骑兵监督者,并无一骑一兵,仅以编著骑兵操典等书相羁縻耳。”39吴禄贞的处境,其实是当时担任各科监督的士官生群体状况的一个缩影:一方面缺乏实权,只能发挥所学,配合北洋派的军制改革工作;另一方面不满现状,愤懑不平,为日后与北洋派的冲突埋下伏笔。但是,在袁、铁关系和睦及自身实力不济的情况下,士官生只能与北洋派保持合作关系。

光绪三十一年(1905),日俄战争渐入尾声,清廷面临的外患压力骤减,转而警惕日渐坐大的袁世凯北洋派。铁良南下回京复命后,受到慈禧太后的赏识和提拔,二月署理兵部尚书,五月任会办练兵大臣,七月任军机大臣、政务处大臣,名位日崇,“几与袁世凯相埒”。40铁良升迁如此之速,自知朝廷用意,他急需组建与北洋派势均力敌的核心班底,不甘寄人篱下的士官生迎来了出头机会。在铁良的破格提拔下,良弼、哈汉章分别从编译科监督、运筹科监督升任军学司副使、军令司副使。41这不是一次普通的人事变动,它意味着在铁良扶持下士官生势力的抬头,开始打破北洋派把持练兵处三司正副使的局面。铁良权势日增,在清查北洋财政时又处处掣肘袁世凯,“意见由此而起”。42时论回顾袁、铁关系时也如是说道:“(铁良)入枢府,长户部,清厘积案,严核出入,而北洋销款之巨为诸省最,不合常例者甚多,稍加驳查,而局所人员大为不悦,设词构之,遂为袁、铁间隙之始。”43而且,铁良在军政上“采用良弼之说,谓泰西各国,军权皆集于中央,实在防袁尾大不掉”。44袁世凯、铁良既生间隙,北洋派与士官生的关系也渐生不睦,“俱有一各不相下之势隐在心中”。45

光绪三十二年(1906)官制改革期间,练兵处即将并入陆军部,袁、铁关系恶化:一是围绕中央集权问题,“彼此龃龉”46;二是围绕立宪问题“意见不合”,“所谓冲突者,即由此”。47时人不无忧虑地指出:“袁、铁衅深是必然之事,所谓小人同而不和也。然于政界,大有影响。”48这直接影响到练兵处后期派系关系的走向,“袁派与铁派之暗斗,便显著于此时”。49可以说,随着袁世凯与铁良关系的恶化,北洋派与士官生的关系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冲突。

结语

哈汉章回忆录对练兵处调入留日士官生原因及士官生与北洋派关系的记载并不完全符合史实,据此得出的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研究者利用该史料时应有所警惕和鉴别,避免以讹传讹。练兵处调入留日士官生并非直接起因于派系权力斗争,而是袁世凯自我解围、中央补充留日军事人才及收回留日军事教育主导权等多种因素共同促成的。进入练兵处的士官生,与北洋派的关系不是孤立的、静止的,而是从属于练兵处高层大员袁世凯与铁良的关系,经历了从前期合作到后期冲突的变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留日士官生势力与日俱增,在后来的陆军部、军谘府时期成为影响政界、军界的一股重要力量。

注释

1罗尔纲:《陆军志》,《晚清兵志》第4卷,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91—197页。刘凤翰:《晚清新军编练及指挥机构的组织与变迁》,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9期,1980年7月。张华腾、苏全有:《清末练兵处述略》,《光明日报》,1999年5月7日,第7版。张亚斌:《晚清陆军部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2009年,第10—11页。舒习龙:《张之洞与晚清练兵处》,《西华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

2张国淦:《北洋军阀的起源》,杜春和、林斌生、丘权政编:《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页。吴兆清:《袁世凯与良弼被炸案》,《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2期。梁义群、宫玉振:《袁世凯与满族亲贵争夺军权的斗争述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编:《史学论衡》(2),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8—120页。吴兆清:《良弼》,郭汉民、徐彻主编:《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第8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1—122页。王建华:《袁世凯与留日士官生》,《苏州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尚小明:《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江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86页。李喜所主编,刘集林等撰著:《中国留学通史(晚清卷)》,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489—490页。

3张国淦:《北洋军阀的起源》,杜春和、林斌生、丘权政编:《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第41页。按:此段文字系张国淦从“军谘副使哈汉章”的一段记载中节录而来,根据哈汉章补授军谘处副使的时间(1907年7月21日)及文字内容可以判断,当属事后回忆。为指称之便,本文将其命名为“哈汉章回忆录”。

4《良弼旅鄂日记》(光绪三十年六月初七日),林开明等编辑:《天津市历史博物馆馆藏北洋军阀史料:徐世昌卷》(以下简称《徐世昌卷》)第1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270页。

5《致练兵处提调徐世昌函》(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十八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3卷,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43页。

6《练兵处司员衔名履历》,《武备杂志》1904年第4期,汇录,第1—2页;《练兵需才》,《申报》,1904年4月30日,第1张第2版。

7《铁良为练兵处章程及议覆鄂督折等事致徐世昌函》(1904年),林开明等编辑:《徐世昌卷》第1册,第490页。

8《致武昌端兼院署制台》(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初九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二辑):张之洞档》(以下简称《张之洞档》)第23册,大象出版社2014年版,第198页。

9《致京练兵处、天津袁宫保》(光绪三十年二月二十六日),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1册,武汉出版社2008年版,第122页。

10《致天津袁宫保》(光绪三十年二月二十六日),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1册,第122页。

11丁进军编选:《北洋新军初期武备情形史料》,《历史档案》1989年第2期,第37页。按:“袁宫保”,即袁世凯;“教习”,即章遹骏,时任湖南武备学堂总教习;“庆邸”,即庆亲王奕劻;“铁帅”,即铁良。

12尚小明:《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第86页。

13徐世昌著,吴思鸥、孙宝铭整理:《徐世昌日记》第22册,光绪三十年四月初五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0536页。

14《练兵处司员衔名履历》,《武备杂志》1904年第4期,“汇录”,第1页。

15《武昌端署制台来电》(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武昌梁守来电》(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张之洞档》第97册,大象出版社2014年版,第152、187页。

16《武昌梁守来电》(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张之洞档》第97册,第185页。

17《武昌端署制台来电》(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十二日),《张之洞档》第97册,第153页。

18《武昌来电》(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张之洞档》第97册,第181页。

19《湖北陆军学生续又自投练兵处》,《申报》,1905年9月2日,第1张第3版。

20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第3册,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9659页。

21《致武昌端署制台、梁太守》(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十一日),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1册,第118页。

22《恳准开去各项兼差折》(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初七日)、《请开去会办练兵差使折》(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十三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1卷,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24—526、591—592页。

23奕劻:《奏请将从前练兵处调用人员分别留部补用事》(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十七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03/5979/049。

24《铁良为练兵处章程及议覆鄂督折等事致徐世昌函》(1904年),林开明等编辑:《徐世昌卷》第1册,第490页。

25《武昌端制台来电》(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初八日),《张之洞档》第97册,第142页。

26《练兵处司员衔名履历》,《武备杂志》1904年第4期,“汇录”,第1—2页;《步兵监督回籍就医》,《申报》,1905年5月1日,第1张第3版。

27《京寿侍郎来电》(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十九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张之洞档》第104册,大象出版社2014年版,第243页。

28《武昌端署制台来电》(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十二日),《张之洞档》第97册,第152页。

29《致京练兵处、天津袁宫保》(光绪三十年二月二十六日),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1册,第122页。

30《致练兵处提调徐世昌函》(光绪三十年二月初六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2卷,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5页。

31《铁良为赫德条陈及代询麦利夏枪事致徐世昌函》(1904年3月24日),林开明等编辑:《徐世昌卷》第1册,第230页。

32《铁良为裁撤京旗垫款及派赴出洋学生等事致徐世昌函》(1904年5月18日),林开明等编辑:《徐世昌卷》第1册,第240—241页。

33《练兵处拟订选派陆军学生赴日就学章程折(附章程)》(光绪三十年四月初五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2卷,第163—165页。

34《读去腊十七日某报铁尚书论书后》,《申报》,1909年2月6日,第2张第2版。

35张国淦:《北洋军阀的起源》,杜春和、林斌生、丘权政编:《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第41页。

36丁进军编选:《北洋新军初期武备情形史料》,《历史档案》1989年第2期,第36页。

37尚小明:《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第87页。

38《铁良就营制饷章、陆军学堂及日俄战况等事致徐世昌函》(1904年8月4日),林开明等编辑:《徐世昌卷》第1册,第331页。

39《致戬卿二哥函》(1904年8月),皮明庥、虞和平、吴厚智编:《吴禄贞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18—219页。

40恽宝惠:《铁良及荫昌》,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总第134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158页。

41朱彭寿撰,何双生点校:《安乐康平室随笔》,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86页。李炳之口述:《我所知道的铁良》,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总第120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116页。

42《齐东野语》(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初七日),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盛宣怀档案资料》第3卷(辛亥革命前后),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9页。

43《读去腊十七日某报铁尚书论书后》,《申报》,1909年2月6日,第2张第2版。

44吴虬:《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7页。

45《齐东野语》(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初七日),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盛宣怀档案资料》第3卷(辛亥革命前后),第29页。

46《京陈道来电》(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十七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张之洞档》第108册,大象出版社2014年版,第66页。

47《齐东野语》(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初七日),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盛宣怀档案资料》第3卷(辛亥革命前后),第29页。

48《汪大燮(147)》,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862页。

49吴虬:《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