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洪宪帝制时期较有影响的御用机构,有筹安会、全国请愿联合会、中枢小组、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参政院、大典筹备处等。这些御用机构均由帝制派骨干分子控制,在帝制活动各个阶段,围绕袁世凯称帝这个中心任务,扮演了各自角色,发挥了不同作用,并且伴随洪宪帝制的夭折,很快退出了历史舞台。
关键词：袁世凯; 洪宪帝制; 御用机构; 角色与作用;
洪宪帝制时期较有影响的御用机构,有筹安会、全国请愿联合会、中枢小组、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参政院、大典筹备处等。这些御用机构由于职能定位有所不同,在帝制运作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也有所不同,在帝制各个阶段发挥的作用也不太一样,总体上都是围绕袁世凯称帝这个中心任务开展工作。本文使用御用一词,主要是因为这些机构在洪宪帝制时期,均由帝制派骨干分子控制,拥戴袁世凯,效忠袁世凯,听命袁世凯,尽心竭力为袁世凯称帝服务。
洪宪帝制时期御用机构研究成果,除筹安会外,其它御用机构研究均较薄弱。1本文在借鉴已有成果基础上,力图拓宽洪宪帝制时期御用机构的研究范围,尽可能展现洪宪帝制时期御用机构的整体面貌,尤其注意揭示各个御用机构在帝制不同阶段的表现和作用,从而加深对洪宪帝制时期御用机构活动情况、职能特点、作用影响以及与袁世凯关系等问题的认识。
一、筹安会
1915年8月14日,杨度等“六君子”发表组织筹安会宣言,标志着洪宪帝制拉开序幕。“其时适为古德诺氏言帝制之后”,“古氏之说,不过外人之空言耳。至此乃以本国政府之属吏,组成反对本国现行政体之机关。”2美国学者古德诺博士,是袁世凯聘请的总统府政治顾问,1915年8月回国前夕,遵命撰写《共和与君主论》一文,袁世凯令人译成中文后交《亚细亚报》发表。筹安会宣言书中,称誉古德诺为“大政治学者”,认为古德诺主张“世界国体君主实较民主为优,而中国则尤不能不用君主国体”,且“古博士以共和国民而论共和政治之得失,自为深切著明”。③2
筹安会由杨度牵头组织,杨度是湘籍大儒王闿运得意门生,热衷“帝王之学”,鼓吹君主立宪,“入民国,为世凯幕僚。虽颇见器,而不甚得志。”3遂走“太子”路线,常去京郊小汤山拜谒袁克定,将袁克定比作李世民,自比房玄龄、杜如晦。当他探知袁世凯有称帝企图时,不失时机呈上《君宪救国论》长文,得到袁世凯赏识,亲笔题写“旷世逸才”四个字,交政事堂制成匾额,赐赠杨度以示嘉奖,还将该文交给段芝贵秘密付印,分发各省军民长官参考。4
对于如何公开发动帝制,据参与帝制密谋策划的夏寿田回忆,杨士琦等袁世凯心腹幕僚,曾打算从新闻界和旧议员入手,并约谈徐佛苏、黄远庸、薛大可、丁世峄、蓝公武等人。5杨度得知消息后,拜见袁世凯,表示愿意出面组织帝制舆论宣传机关,“杨以为此辈望浅,不足以当大任,即挺身自任,总揽一切。”6袁世凯担心由幕僚杨度打头阵,会过早暴露自己的称帝意图,杨度则反复申论,语气颇激昂,袁世凯最后表态让他去找孙毓筠商议。④5
孙毓筠是咸丰状元、光绪帝师孙家鼐后人,早年为同盟会骨干,辛亥革命后任安徽都督,后投靠袁世凯,曾任约法会议议长。杨度和孙毓筠又联络严复、刘师培、胡瑛、李燮和四人作为筹安会发起人。严复是著名学者,早年致力于海军建设,曾任北洋水师学堂总办;后投身思想启蒙,翻译大量西方名著,曾任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他一贯主张君主立宪,但对袁世凯称帝不甚热心,入会有些被动,表现亦不积极。但正如他自己所言:“丈夫行事,既不能当机决绝,登报自明,则今日受责,即以无以自解。”7刘师培出生于经学世家,国学素养深厚,同时热衷政治,早年曾是光复会、同盟会骨干,后投靠清廷,民国后任山西都督阎锡山高等顾问,时任总统府咨议。胡瑛是黄兴学生,有影响的革命党人。辛亥革命后曾任山东都督,“二次革命”失败后逃亡日本,后投靠袁世凯。黄兴临终前,曾叮嘱欧事研究会负责人:“胡经武(胡瑛)无志节,可恨可怜,闻很穷,吾辈当念旧交维持其生活。”8李燮和是老资格革命党人,曾任光复军总司令。1913年应邀进京担任总统府高等顾问,被袁世凯软禁失去自由。他和杨度、胡瑛是同乡好友,但列名筹安会有些勉强。同被袁世凯软禁的章太炎认为:“孙少侯(孙毓筠)时为袁氏要人,柱中(李燮和)以狱事被胁,皆豫筹安会。余甚恶少侯,而知柱中无他。”9
8月23日,筹安会宣布正式成立,杨度任理事长,孙毓筠任副理事长,严复、刘师培、胡瑛、李燮和任理事。表示“本会宗旨,原以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二者以何适于中国?专以学理之是非,与事实之利害,为讨论之范围。”108月24日,筹安会通电全国,表示“本会以为谋国之道,先拨乱而后求治。我国拨乱之法,莫如废民主而立君主;求治之法,莫如废民主专制,而行君主立宪;此本会讨论之结果也。”6
筹安会君主立宪主张宣布后,引起社会较大反响,虽然帝制派对新闻媒体进行管控,进步党领袖梁启超还是很快在《大中华》和《京报》发表长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对筹安会和古德诺的主张进行辩驳。梁启超大作撰成后,曾致函袁世凯,表示“拟登各报相与商榷匡救,谨先录写敬呈钧览。”11袁世凯派人送去20万元巨款,劝梁启超不要发表,收买不成,又采取威胁手段;一些进步党骨干也劝梁启超不要发表,但梁启超不愿退让:“吾志已决,成败利钝,非所逆睹。”(11)梁启超反对帝制宏文发表后,袁世凯曾指名严复撰文反驳,使用的也是对付梁启超办法,先收买后威胁,严复仍然不愿从命,袁世凯只好改命孙毓筠写了一篇《驳任公国体文》。
一些地方官员来电垂询北京政府对于筹安会的态度,袁世凯与此前处理清室复辟问题态度明显不同,表示“筹安会乃积学之士所组织,所研究君主制与民主制之优劣,不涉政治,苟不扰乱国家治安,则政府未便干涉。”12不仅不干涉,“凡发起此会六人居宅之门首,均由政府遴派军警,严加保护。”13“故贺振雄控之于肃政厅,肃政厅不敢预闻;李诲诉之于法院,法院不敢受理;周震勋欲办治安会以与角争,忽被警厅禁止;天民报立论反对该会,终为政府顶盘。势雄力厚,有由来矣。”③13种种迹象表明,筹安会决不是普通学术团体,而是带有很深政治背景。一些地方军政要人也很快看出:“此事肇议之初,虽由于下面之鼓动,亦实因上峰已暗示主张,故一经发布,即有沛然莫御之势。”14
筹安会成立后,工作重心并没有放在自我标榜的“研究学理,商榷政论”上,而是很快转向帝制实际运作,派会员到全国各大城市进行活动,同时组织各省区旅京“公民代表团”,向参政院请愿变更国体,请愿书则由筹安会代为起草。15
10月16日,筹安会宣布更名为宪政协进会。筹安会解释更名原因是:“今者国体之解决匪遥,政体之研究愈重,允宜乘此时机加以讨论,务求国体解决之后,宪政即随而发生,得以速底于成,庶几一国国是,从兹大定。然宪政端绪至为繁复,外观世界,内审国情,自宜早事研讨,以供上下之采择。”16
洪宪帝制失败后,时人结合中国历史人物故事,评点筹安会“六君子”,颇含讥讽意味:“都下皆征引史传,各上隐名,适合汉、晋以来篡弑称帝献符佐命之勋。如湘潭杨度,则称为‘莽大夫’,扬雄作赋终投阁也。仪征刘师培,则称为‘国师’,刘歆所学不类父向也。寿州孙毓筠,则称为‘斜侯’,其头偏斜,字曰少侯,本王氏腊也。侯官严复,为‘短主簿’,善谈名理,其风度类郄超入幕之宾也。长沙胡瑛为‘成济’,反噬革命,其戈及于高贵乡公矣。善化李燮和,为‘李龟年’,列身朝院,随唱旧曲,回忆吴淞炮台司令,大有江南落花时节之感也。”17天津《广智报》根据社会流传的筹安会“六君子”“走狗言志”故事,刊出《走狗图》一幅,“从此词林掌故,又获一名典矣。” ⑧17
二、全国请愿联合会
1915年9月19日,全国请愿联合会在北京顺治门大街江西会馆成立,沈云沛任会长,那彦图、张锦芳任副会长。下设文牍、会计、庶务、交际四个办事部门,办事部门负责人有谢桓武、阮忠桓、胡壁城、郑万瞻、梁鸿志、方表、蒋邦彦、夏仁虎、权量、乌泽声、袁振黄、康士铎等。⑨13成立宣言书称:“同人不敏,以为吾父老子弟之请愿者,无所团结则有如散沙在盘,无所榷商则未必造车合辙;又况同此帜志,同此目标,再接再励之功,胥以能否联合进行为断。用是特开广坐,毕集同人,发起全国请愿联合会。”18
全国请愿联合会幕后推手是梁士诒,梁士诒是交通系领袖,原任总统府秘书长,时任税务处督办,与财政部总长周学熙号称北洋政府两大“财神”。周学熙是袁世凯姻亲,受父亲周馥影响,在帝制问题上态度消极,袁世凯难以说服“旧侣”周馥,只好同意周学熙“请病假”。19因此在帝制经费筹措方面,梁士诒支持至关重要。梁士诒本来对洪宪帝制亦不甚热心,甚至有抵触情绪,据说段祺瑞曾想拉他一文一武抵制帝制。20
袁世凯为了将梁士诒拉下水,精心设计了“三次长参案”和“五路参案”,“三次长参案”涉及交通部次长叶恭绰,“五路参案”涉及津浦、京汉、京绥、沪宁、正太五个铁路局局长。时人认为:“此次三次长参案,涉及陆军、财政、交通三部,牵连所及,范围极广,尤以交通界为甚。今之五路参案,与清末之五路参案同;所异者,前案则为梁士诒身当其冲,今案则名义不属梁之本身,而五路及其他交通机关,皆在其旧部掌握中,故所办者皆其门徒戚党。”21面对来势汹汹的“交通大参案”,梁士诒难以招架,只好委托杨士琦向袁世凯求情,袁世凯召见梁士诒,继续施加压力:“参案本有君在内,我令去之。”22袁克定又约谈梁士诒,威逼梁士诒尽快表明态度。梁士诒回去后立即召集交通系骨干商量对策,无可奈何地表示:现在情况很严重,只有两种选择,赞成帝制不要脸,不赞成帝制就不要头。结果大家只好说要头不要脸,一时传为笑谈。23“梁乃起而组请愿团,参案即无形打消。人方知五路案,即帝制之反笔文章也。”24
梁士诒加入帝制派后,凭借雄厚的财力,广泛的人脉,风头很快盖过杨度。时人认为“洪宪僭号,造基筹安,虽定名于度,而运筹帷幄者实梁某。”25请愿活动本来由筹安会发起,但规模和声势均不够大,全国请愿联合会成立后,很快把请愿活动推向高潮,“他们发动的对象,上自王公遗老,各省将军、巡按使,下至各种行业的把头,三教九流,行行俱全,多多益善。拉到的人,列入了请愿名单,就被请去吃饭、看戏,此外还大有大份、小有小份地送钱。这样,当然轰动起来了,很快地就在全国造成了诸色人等‘无所不包’的所谓全国性请愿的大局面。”26
9月24日,全国请愿联合会领衔各请愿团体,向参政院呈上第三次请愿书,亦称总请愿书,认为原定国民会议办法“过涉繁琐”,“而大势所趋又难久待”,要求参政院本“立法贵简,需时贵短”精神,“另设征求民意机关,以定国本而固邦基。”279月28日,参政院表示接受全国请愿联合会第三次请愿书意见,决定将国民会议改为国民代表大会。“国民代表大会之局面既开,请愿联合会之功用已毕矣。”28
三、中枢小组
中枢小组是不公开的帝制御用机构,主要任务是主持操办国民代表大会选举工作。根据《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全国各省区国民代表票数占总票数的绝大部分,因此中枢小组工作重心放在全国各省区选举事务上,工作方式主要采用致各省区军民长官密电形式,“传示‘主座’(当时对袁由总统选任皇帝时的过渡尊称)命令,按内定步骤指示实际的具体选举工作。” ⑨26“综其大要,无非密示机宜,互相商榷,对于选举法则讲求运用之方,对于选举人则暗施操纵之术。”29
中枢小组由朱启钤、梁士诒、段芝贵、周自齐、张镇芳、雷震春、江朝宗、阮忠枢、吴炳湘、唐在礼、袁乃宽、张士钰等十余人组成。 (11)中枢小组成员均为帝制派骨干分子,也都是北洋实力派人物。
国民代表大会选举工作启动后,中枢小组10月7日致各省区军民长官密电称:“1、投票决定国体后,须用国民代表大会名义,报告票数于元首及参政院。2、国民代表大会推戴电中有‘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字样。3、委任参政院为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电,须用各省国民大会名义。”3010月11日密电称:“每县初选当选人来省报到,必须设招待员,或派员疏通意见,再由监督官以谈话、宴饮为名,召之至署,将君宪要旨及中国大势,并将拟定充选之人名示之,须用种种方法,总以必达目的为止。”3110月23日密电称:“国体投票解决后,应用之国民推戴书文内有必须照叙字样曰:‘谨以国民公意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此四十五字万勿丝毫更改为要。”3211月7日密电称:“各省票数全体推戴齐至时,政府自当稍取委蛇逊让态度,以表示重视邦交之意;而在国民一方面则宜表示有进无退,使外人见我万众一心,第能信我改建帝制毫无变乱之可虑,则日之劝告自归无效而消灭矣。”33
中枢小组完成主持操办国民代表大会选举任务后,绝大多数成员转移阵地,改换身份,参与主持操办大典筹备处工作。
四、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
1915年3月,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成立。《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公布后,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亦称筹备国民代表大会事务局,主要负责办理国民代表大会选举事务,工作任务与中枢小组相近,只是中枢小组活动不公开,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活动公开。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按时期、有步骤地发出指示和各式文告等成套的官样文章,命令各地把这一成套的文章及时发表,在报刊上大肆宣扬,标榜这一决定国体、选举皇帝的大事,是完全出于民意,是完全合法的、民主的。”34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指示内容如果涉及政治机密,通常也采用密电形式,不向媒体公布。
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局长顾鳌,是袁世凯幕府法律专家,当时还担任政事堂法制局局长。时人戏称顾鳌是北京政坛“三大忙人”之一:“一为顾巨六(顾鳌),无论何项会议,皆归其筹办;一为林宗孟,无论何院秘书长,皆由其担任;一为金实斋,无论何项会党,皆彼为庶务。三君槃槃大才,可惜生于昙花一现之洪宪朝,未得预开国元勋之列。”35
1916年1月,云南政报编辑印行《袁世凯伪造民意纪实》,收录了6封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致各省区军民长官文电,分别是1915年10月9日《密示组织法运用要着电》、10月10日《请将选举设法指挥妥为支配电》、10月11日《通告关于选举密件应责专员管理确守秘密电》、10月15日《通告内外相维之义电》、10月29日《通告各监督放手办事勉循内外相维之雅电》、12月21日《通告各省此次国体问题文件除关系法律规定外一律查明烧毁电》。36北洋政府筹备国会事务局档案中,尚收有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致各省区军民长官另外2封文电,即1915年10月19日《关于国民代表大会选举投票办法密电稿》和10月24日《为改变外人观感要各地慎重办理国民代表大会选举事宜密电稿》。37
1916年2月23日和3月20日,顾鳌代表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向内务部呈交过两个长篇咨文报告,详细回顾该局办理国民代表大会变更国体选举皇帝工作经过,并从帝制派立场观点出发,分析全国请愿运动和国民代表心理,认为从伦理、治本、历史、地理四方面而言,中国不宜实行共和国体,又从往事、近事、将来三方面来讲,中国现行共和国体必须变革。现在国民代表一致选择君主立宪国体,“有数千年君主之利,而无数千年君主之弊。”38顾鳌还为袁世凯“洪宪新政”大唱赞歌,认为“今上皇帝以救国救民之素愿,为国利民福之良图,于国家根本问题,则从速制定宪法,定期召集民选之立法机关,于国家行政事务,则派人调查弊税,为刷新财政之图,下令考试甄用人才,为延揽贤能之具。其附丽于数千年来君主国体之一切弊政,如沿用阉人,采选宫女,以及拜跪奔走,繁文缛节等等,又已明令声明概从屏弃,永悬厉禁,并声明总期君主秕政悉予扫除。” ⑧38
顾鳌在3月20日咨文报告中,还极力否认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存在操纵舞弊问题,认为“本局为国家行政机关,只知尊重国家法令,依照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本局既负筹备选举投票之责任,而解释法令与执行法令二项职权,亦即为本局应负之责任。”“本局前此办理国民代表大会事宜,均系依照法定程序慎重将事,既无片言之假借,尤无一事之虚诬。”39解释和执行《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是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职权,但在实际办理国民代表大会选举工作中,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确实存在操纵舞弊问题,只是挂着国家行政机关招牌,打着所谓“公正合法”旗号,违法行为没有中枢小组那样明显,仅以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1915年12月21日密电为证:“故当事务进行之中,彼时公私函电容有误出于法律范围之外者,虽经权并用,系出于爱国之热诚,而事过境迁,则皆为无用之陈迹,且此项文电无论如何慎密,终涉迹象。倘为外人侦悉,不免妄肆品评,更或史乘流传,遂留开国缺点。中央再四思维,以为不如一律查明烧毁,庶得以清积牍而免遗憾。”40
五、参政院
1914年6月,参政院成立,主要负责总统政务咨询。不久又增加“代行立法院”职能。参政院设院长、副院长各一人,袁世凯任命黎元洪和汪大燮担任;设参政五十至七十人,由袁世凯根据下列条件任命:1、有勋劳于国家;2、有法律、政治专门学识;3、有行政经验;4、硕学通儒有经世著述;5、富于实业学识经验。41杨度、梁士诒、孙毓筠、陆征祥、严复、刘师培、顾鳌、沈云沛、张镇芳、荫昌、那彦图等帝制派骨干,均被袁世凯任命为参政。
1915年9月1日,参政院开会讨论各省区国民代表请愿变更国体问题。9月6日,袁世凯派杨士琦到参政院宣布总统训词,表面不同意变更国体,实际是规劝参政院不要轻举妄动,而应该顺应“民意”,妥筹善法,把改制这件国家大事做稳做实。429月20日,参政院开会讨论国体问题,会后向袁世凯咨文建议:“提前于年内召集国民会议,或另筹征求民意妥善办法,为根本上之解决。”4310月6日,参政院呈文袁世凯,表示赞成全国请愿联合会第三次请愿书意见,原定国民会议手续过繁,时间过缓,建议迅速组织国民代表大会,并将讨论通过的《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呈请袁世凯批准公布。《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由梁士诒负责起草。10月8日,袁世凯批准公布《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44国民代表大会变更国体选举皇帝工作启动后,参政院陆续收到全国各省区及中央团体选举结果报告。
12月11日,参政院开会宣布国民代表大会选举总结果,表示全国国民代表共1993人,赞成君主立宪投票1993张,全体国民代表一致决定实行君主立宪国体,推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45杨度、孙毓筠建议参政院以“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名义,立即向袁世凯上推戴书,获得参政院会议通过,并很快拟定呈递推戴书。46袁世凯没有马上接受参政院推戴,而是效仿古代圣皇“揖让”礼数表示谦恭推辞。参政院是旧式官僚云集地方,十分熟悉这套古代圣皇“揖让”礼数,很快又呈上第二份推戴书,对袁世凯进一步歌功颂德,称赞他一生政绩有经武、匡国、开化、靖难、定乱、交邻六大功勋,并为袁世凯内心不安的两大政治道德问题,即取代清朝和背叛民国问题,百般辩护,竭力粉饰。最后写道:“我皇帝功崇德茂,威信素孚,中国一人,责无旁贷,昊苍眷佑,亿兆归心,天命不可以久稽,人民不可以无主。伏冀撝衷勉抑,渊鉴早回,毋循礼让之虚仪,久旷上天之宝命。亟颁命诏,宣示天下,正位登极,以慰薄海臣民喁喁之渴望,以巩固我中华帝国万年有道丕丕之鸿基。总代表不胜欢欣鼓舞恳款迫切之至。” ⑨45
12月12日,袁世凯等不及“三揖三让”,即表示接受“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参政院中华帝国皇帝推戴,“国民责备愈严,期望愈切,竟使予无以自解,并无可诿避。”47据说参政院第一份推戴书由杨度起草,第二份推戴书由孙毓筠起草,“二人皆文豪,夙有倚马万言之誉,须臾脱稿矣。以陈于袁,袁奖励备至。”48
洪宪帝制时期,黎元洪态度消极,一再请辞参政院院长,但袁世凯不同意,也不放他出京,只允许他请病假,由副院长汪大燮代行院长职务。袁世凯接受参政院推戴书后,汪大燮认为已经完成拥袁称帝任务,亦提出辞职,袁世凯也没有同意,只允许他请病假出京休养。黎元洪久不到任,汪大燮请假离京,袁世凯任命晚清资政院总裁溥伦为参政院新院长。
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宣布撤销帝制,将中华帝国皇帝推戴书退还参政院。4月1日,参政院开会议决:“所有国民代表大会决定之君主立宪国体一案,及本院承认总代表名义,亦应同时撤销。”49院长溥伦递交辞呈,一些参政亦呈请辞职,袁世凯没有同意。6月29日,新任总统黎元洪下令裁撤参政院。
六、大典筹备处
1915年12月19日,袁世凯批准设立大典筹备处。内务部总长朱启钤任处长,处员有梁士诒、周自齐、张镇芳、杨度、孙毓筠、唐在礼、叶恭绰、曹汝霖、江朝宗、吴炳湘、施愚、顾鳌;下设八个办事机构,负责人为:总务科主任沈铭昌,撰述科主任王式通,法典科主任顾鳌,内仪科主任阮忠枢,礼制科主任郭则沄,会计科主任袁乃宽,文牍科主任陈燕昌,警卫科主任张士钰。50
早在10月下旬,国民代表大会选举工作尚在进行中,内务部会同政事堂礼制馆已经开始筹备大典,分为对外、对内、祭祀、家族四项,“如与各国元首文电往来,外宾晋谒,以及皇帝登极,臣下朝贺,与夫祭天、祭孔、君主家祭,暨皇族相见,皇族婚丧庆贺等礼节”,“其后复议及年号、国旗、朝服,以及册立皇后、皇储典礼暨皇帝临朝时一切之仪仗。”5112月1日和7日,朱启钤两次主持召开大典筹备会议,到会者为北京政府各机关负责人及各省区军民长官代表。12月14日,袁世凯发布筹备大典申令:“各部、院筹备事宜,务以简略撙节为主,其前代典章,失于繁重者,均不许采用,而事虑累民,永悬厉禁。”52
大典筹备处正式成立后,主要任务就是筹备皇帝登极大典,亦称洪宪开国大典。大典时间开始定在洪宪元年元旦(1916年1月1日),后来因为云南独立,护国军兴,加上外交危机,时间一再延期,最后洪宪帝制取消,登极大典自然也就不了了之。但大典筹备处在短短数月间,确实做了不少事情,当然花费也相当大,据报载大典预算包括祭典费、工程费、调度费、飨宴费、接待费、犒赏费、关系费等支出,共计590余万元。53实际花费远远超过这个数目,说明袁世凯“务以简略撙节为主”的筹备大典申令,完全是空洞虚假的官样文章。
关于地点。商定在紫禁城(故宫)太和、保和、中和三殿,太和殿更名承运殿,保和殿更名建极殿,中和殿更名体元殿。三殿外部盖瓦、墙壁、宫门、道路等均进行整修,内部亦重新装潢布置,尤其是主殿承运殿,梁柱粉刷一新,中间八大柱加髹赤金,绘饰盘龙云彩。御座金漆加绘五彩花纹,四角盘龙,扶背披绣龙黄缎,座衣座褥亦用绣龙黄缎;御座前设雕龙御案,御案前左右排列古鼎、古炉三座;御座后陈设九折雕龙嵌宝屏风,屏风两侧各设日月宝扇一对。⑧50
关于年号。因为袁世凯以武功定天下,一些人主张用武字,并征引东汉开国建武年号和明代开国洪武年号为例证。太子派阿谀袁克定,主张用武定年号。也有人认为民心渴望太平盛世,不宜过份渲染武力,因此主张用文字。袁克文名士小圈子也主张用文字。就在文、武两说争执不下时,主张洪字说异军突起,得获奇胜。洪字说认为:洪范五行之义,为帝王建号之基。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大明开国以来,至于今日,契合五百年之数。“前有洪武驱胡元,后有洪秀全抗满清;辛亥武昌黎元洪,一举义旗,清代禅位,大功实集于项城一身。”“得见天地之心,原本洪范,历察谶纬,洪字累累如贯珠,故帝业纪年,洪字先行决定。”54宪字一般认为取自“君主立宪”之意。也有人从另外角度解释洪宪含义,洪即洪大,宪即宪法,前字表明帝德之大,后字表明帝政之宽。这种解释也颇讨袁世凯欢心。
关于御玺。有主张用民国总统官印加以改造,有主张用前清皇帝御玺加以改造,后来觉得用旧印改造不太吉利,还是决定用极品玉石新造。关于形制,打算仿照明朝。明朝皇帝御玺共有九枚,“其文不同,各有所用”,“至若篆刻,汉、唐、宋多用小篆,明代玉玺王府之宝,玉箸篆叠,篆必九折,取乾元用九之义。” ②54鉴于大典礼仪需要,决定先制作“皇帝之宝”和“中华帝国之玺”两枚御玺,前者用于内政,后者用于外交。盘龙纽,方五寸,厚一寸,高二寸。
关于礼服。袁世凯龙袍,由京城老字号服装店瑞蚨祥承制,制作了两件,一件登极用,一件祭天用。龙袍用紫色绸缎缝制,宽袍大袖,用赤金线盘织九龙,龙眼嵌大珍珠,龙头镶小珍珠,龙鳞缀满珊瑚。皇冕采用平天冠,冠檐点缀大珍珠,四周垂旒,每条旒悬一串小珍珠。55皇族礼服,参考中外皇室礼服式样,专门设计订做。文武官员礼服,参考中外职官礼服规制,主要分为大礼服、常礼服和军礼服。
关于銮仪。“有谓项城以武功定天下,宜用德皇御林鹅步军制,兼采清代法驾;有谓项城奄有诸夏,蒙藏来同,宜用英皇六马皇舆,马仗前驱;有谓宜仿俄皇登极制,前用高加索各属地持红矛之兵,以蒙古回疆人充之,后备中国法驾。” ④54袁世凯折中各说,决定前用禁卫团开路,后采中国銮仪旧制。禁卫团戎装鹭羽,荷矛前行,导以西乐金鼓;銮仪则向清室借用,兼采大驾、法驾、銮驾、骑驾卤簿。
关于国旗。第一种意见:仍用五色旗,但颜色位置有所调整;第二种意见:仍用五色旗,但在旗左角加上黄龙图案;第三种意见:仍用五色旗,但在旗中间加上一颗巨星或一轮红日;第四种意见:仍用黄龙旗,但图案和颜色有所调整。海军总长刘冠雄方案,思路有所不同,既保留中国五色旗元素,又吸收英国双十字旗特点。袁世凯从中西合璧角度,选择了刘冠雄国旗方案。 ⑤54
关于国歌。作词荫昌,作曲王露,歌词为:中华雄立宇宙间,廓八埏,华胄来自昆仑巅,江河浩荡山连绵,勋华揖让开尧天,亿万年!56尚见另一国歌版本,词作者不详,曲作者李叔同,歌词为:帝国数万年,一脉延,文明莫与肩。纵横数万里,膏腴地,独享天然利。国是世界最古国,民是亚洲大国民。懿欤大国民,休哉!惟我大国民,今逢盛德主,琳琅十倍增声价。吾将骑狮越昆仑,驾鹤飞步太平洋。谁与我仗剑挥刀,懿欤大国民,谁与我鼓吹庆升平。57
大典筹备处还印制洪宪元年历书,铸造洪宪纪念硬币,发行洪宪纪念邮票,制作洪宪纪念徽章,烧制成套洪宪瓷器。
大典筹备处还讨论了洪宪皇帝銮驾路线、文武朝官班次;讨论了洪宪皇帝祭天、祭孔、祭关岳礼及其他皇帝祗告礼;讨论了洪宪皇后、皇储、皇妃等册封礼仪;还订制采购了品种繁多、数目巨大的其它礼典用品。
结语
洪宪帝制是袁世凯登上民国权力顶峰后的最大败笔和最后绝唱。“嗟乎!袁氏未窃位以前,席卷南北,睥睨孙(孙中山)、黄(黄兴),固亦一世之雄。乃曾不刹那,身亡国灭,仅留此崔巍之新华宫殿,供后人之唾骂凭吊矣。”58曾经喧嚣一时的洪宪御用机构,围绕袁世凯称帝,摇旗呐喊,推波助澜,与洪宪帝制同声气,共命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伴随着袁世凯政治生命的惨淡落幕,洪宪御用机构亦昙花一现,土崩瓦解,很快被民国历史唾弃和遗忘。
袁世凯首席幕僚徐世昌认为:“项城一生走稳着,独帝制一幕趋于险着。”“虽以外交团之警告,西南各省之称兵,亦有所不顾。”59袁世凯称帝失败原因错综复杂,对北洋军力和“洪宪天命”的迷信,是导致他铤而走险、孤注一掷的重要因素,而洪宪御用机构尽心竭力策划操纵,造成“全体国民请愿推戴”的虚假政治局面,对袁世凯重大决策失误亦产生一定影响。洪宪帝制取消后,袁世凯曾命令诸内史,搜集各种国民请愿书、劝进表及各省区官员劝进推戴奏疏等资料,试图用这些资料证明“帝制确由众意,非己一人之私断”。③58但袁世凯应该清楚,这些资料绝大多数都是洪宪御用机构政治运作的产物,操纵痕迹明显,造假成份太多,根本经不起时代拷问和历史检验。
所以洪宪帝制这幕大戏的失败结局,归根结底还是应该由导演兼主角的袁世凯负主要责任。袁世凯在生命最后阶段,承认自己昏愦糊涂,一意孤行,没有怪罪筹安会等洪宪御用机构。据原总统府机要局局长张一麐《袁幕日记》记载,袁世凯决定取消帝制后,召回张一麐起草诏令文书,并对他说:“予昏愦不能听汝之言,以至于此。”张一麐说:“此事为小人蒙蔽。”袁世凯说:“此是余自己不好,不能咎人。”60事实确实如此,筹安会“六君子”和洪宪“十三太保”,均是吹喇叭、抬轿子的配角,洪宪御用机构也完全秉承袁世凯意志开展活动,正如护国运动领袖梁启超所言:“自国体问题发生以来,所谓讨论者,皆袁氏自讨自论;所谓赞成者,皆袁氏自赞自成;所谓请愿者,皆袁氏自请自愿;所谓表决者,皆袁氏自表自决;所谓推戴者,皆袁氏自推自戴。”“至如段(段芝贵)、朱(朱启钤)、周(周自齐)、梁(梁士诒)、杨(杨度)、孙(孙毓筠)之辈,其人格之卑鄙龌龊,诚不足道,然不过欲做官耳,欲发财耳。”“故此次阴谋一切表里之责任,皆应由袁氏一人完全负之。”61
注释
1如陶菊隐:《筹安会六君子传》,中华书局1981年版;顾士敏:《杨度“筹安”考》,《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2年第4期;万尚庆:《严复与筹安会探析》,《淮北煤师院学报》1995年第2期;饶怀民:《李燮和、严复与筹安会》,《湖南农业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陈长河:《袁记“大典筹备处”成立于何时》,《史学月刊》1983年第3期。
2黄毅:《袁氏盗国记》,来新夏主编:《北洋军阀》第2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36页。
3徐一士:《亦佳庐小品》,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76页。
4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337页。
5张国淦:《北洋述闻》,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201、202页。
6(11)陶菊隐:《政海轶闻》,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5、6页。
7马勇编:《严复语萃》,华夏出版社1993年版,第152页。
8毛注青:《黄兴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503页。
9文明国编:《章太炎自述》,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第25页。
10《筹安会启事》,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第2卷,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第970页。
11《筹安会议决君主制通电》,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第2卷,第973页。
12《梁启超致袁世凯函》,李希泌等编:《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上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75页。
13李宗一:《袁世凯传》,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23页。
14黄毅:《袁氏盗国记》,来新夏主编:《北洋军阀》第2册,第35、35、40页。
15《恽宝惠致冯国璋函》,李希泌等编:《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上册,第10页。
16高劳:《帝制运动始末记》,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第2卷,第921页。
17《筹安会改为宪政协进会》,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第2卷,第975页。
18刘成禺、张伯驹:《洪宪纪事诗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26、227页。
19《全国请愿联合会宣言书》,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第2卷,第977页。
20《两周之态度》,《申报》1915年9月5日,第6版。
21刘禺生:《世载堂杂忆》,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00页。
22张学继:《袁世凯幕府》,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版,第216页。
23凤岗及门弟子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来新夏主编:《北洋军阀》第2册,第787页。
24张国淦:《北洋述闻》,第78页。
25刘成禺、张伯驹:《洪宪纪事诗三种》,第88页。
26陈灨一:《睇向斋谈往》,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132页。
27唐在礼:《辛亥前后的袁世凯》,吴长翼编:《八十三天皇帝梦》,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151页。
28《全国请愿联合会三次请愿书》,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第2卷,第978页。
29黄毅:《袁氏盗国记》,来新夏主编:《北洋军阀》第2册,第41页。
30(11)高劳:《帝制运动始末记》,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第2卷,第926页。
31《朱启钤等通告决定国体后拟推戴办法电》,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第2卷,第988页。
32来新夏主编:《北洋军阀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8页。
33《朱启钤等致各省请于推戴书中照叙四十五字并嘱秘密电》,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第2卷,第993页。
34《朱启钤等通告各省某国藉口恐有变乱强拉英俄随同劝告政府取委蛇态度国民一方面宜表示决心电》,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第2卷,第994页。
35唐在礼:《辛亥前后的袁世凯》,吴长翼编:《八十三天皇帝梦》,第151页。
36张学继:《袁世凯幕府》,第276页。
37云南政报:《袁世凯伪造民意纪实》,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第2卷,第985—996页。
38《筹备国民代表大会及其选举》,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编:《护国运动》,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86页。
39《顾鳌关于办理国民代表大会决定国体经过情形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编:《护国运动》,第98、99页。
40《顾鳌关于办理国民代表大会选举事务经过情形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编:《护国运动》,第108页。
41《通告各省此次国体问题文件除关于法律规定外一律查明烧毁电》,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第2卷,第996页。
42谢振民:《中华民国立法史》,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第2卷,第532页。
43《致参政院宣言书》,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第2卷,第997页。
44《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咨袁世凯文》,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第2卷,第981页。
45《袁世凯命令》,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第2卷,第999页。
46黄毅:《袁氏盗国记》,来新夏主编:《北洋军阀》第2册,第47、54页。
47《参政院以总代表名义之劝进书》,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第2卷,第981页。
48《政府公报·命令》,1915年12月13日,第1293号。
49许指严:《新华秘记》,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7页。
50《政府公报·命令》,1916年4月3日,第88号。
51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上册,第360—361、361页。
52高劳:《帝制运动始末记》,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第2卷,第931页。
53《大总统关于筹备帝制务求简略撙节申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编:《护国运动》,第121页。
54《大礼费用之预算》,《申报》1915年12月27日,第6版。
55刘成禺、张伯驹:《洪宪纪事诗三种》,第281、228、93、93页。
56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上册,第361页。
57忻平:《中国国歌史略》,《社会科学研究》1986年第6期,第84页。
58张华腾:《洪宪帝制》,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31—132页。
59许指严:《新华秘记》,第6、163页。
60张国淦:《北洋述闻》,第75页。
61刘成禺、张伯驹:《洪宪纪事诗三种》,第89页。
62梁启超:《袁政府伪造民意密电书后》,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第2卷,第103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