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老城西北角有个文昌宫，其西侧不远处即是严翰林胡同，此地坐落着一片大院套小院、合计约百余间屋舍的大宅院，它的主人便是南开系列学校的创办者严修。如今严家老宅在城市改造中已不复存在，其原址的方位大致在现今清真南大寺以北、铃铛阁中学以东，即新辟芥园道的东口。在这车水马龙的通衢大道上，人们可曾想到：此处竟是南开学校百年历程的发轫地所在。
1898年冬，严家私塾开馆，严修为其子弟们聘请的“新学”教师乃张伯苓，这位北洋水师学堂毕业的前海军士官在此教授英语、理化知识以及健身怡情的体育游戏。严、张联手合作，为此后创设北方名校奠定了根基。这一年，严修三十九岁，年近“不惑”，张伯苓二十二岁，人生之旅刚刚扬帆起航。
1904年10月17日，严修将严氏家馆与另一大盐商王奎章、王益孙的“王馆”合并，建成私立中学堂，后定名为敬业中学堂，聘张伯苓为学堂监督（校长），其日常经费由严、王两家平均负担。严修六十岁时所写《自订年谱》记载此事道：“改家塾英文馆为敬业中学堂”。此时，严家的商务经营也颇为顺遂，在严修好友宋则久的帮助下，严修的次子智怡创办了天津造胰公司，此前严家在滦州煤矿、启新洋灰公司和北京电车公司等均持有股份。
严修于1905年后的四年里担任学部侍郎，主持晚清教育兴革。同时，他对“敬业中学堂”等自办学校始终投入精力和财力予以扶植。1906年间，乡绅郑菊如将津城西南“南开洼”十余亩空地捐赠给敬业中学用作新校址，严修与王益孙、徐世昌、卢木斋诸人共捐银二万六千两建筑新校舍。一年多以后校舍建成，因学生日增甚感教室逼仄的中学堂始搬离严宅，迁入新址，学校随之更名为南开中学堂（亦称南开学校）。其日常经费仍主要由严、王两家担负，此后出任东三省总督的徐世昌每月亦捐助常年经费二百两。南开学校计划兴建礼堂，袁世凯闻讯慨然捐资一万元，礼堂建成，即名曰“慰亭（袁字）堂”。南开学校在北方特有的社会土壤和人文环境里艰难而迅速地成长起来，以至被今人赞誉为“私立办学之楷范”。而其中严修和他的具有特殊身份的朋友们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可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有意无意地漠视或支离这些史实。
清末的几年，天津长芦盐商的经营状况大不如前，加之“橡胶风波”等不利因素影响，严家亏空严重负债累累，辛亥年初不得不合并或停办一些文教设施，对南开中学的捐款也一度中止；同年底王益孙家族亦停止了捐助。一时间，私立南开学校面临生存危机。此时直隶提学使傅增湘果断决定将长芦学堂、客籍学堂两校并入南开学校，使得办学经费每月增银八千两。严修的姻亲华氏家族也援之以手，紧急捐银一千两给南开。严修和张伯苓也出台灵活措施，特设优待名额若干，招收富商子弟，以扩大捐助来源。从而使得已有学生五百人规模的南开学校能够继续维持和发展。严家则适时调整投资方向，合理调度资金，渐渐从低谷中恢复过来。随着南开中学十年办学经验的积累，筹办大学日益提上日程。1915年春，严修偕张伯苓先后走访参观京津两地的北京大学、清华学校、北洋大学、汇文大学及工业专门学校、法政学堂、师范学校等机构，考察大学的基本情况，借鉴各校经验，为筹建南开学校大学部进行准备。由于最初两次试办不成功，严、张和范源濂等人商议远走大洋彼岸向美国教育模式取经问道，而如此动作也颇为吻合中国高等教育大变革前夕的思想价值趋向。1917年始，张伯苓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师从著名学者杜威等人研修教育学，为期一年；翌年，严修与范源濂等联袂而至，共同感受新大陆的教育理念和办学经验，流行美国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潮与严修长久以来对于教育的理解颇多暗合之处。他们结伴返国之后，期待中的南开大学随之也就呼之欲出了。
南开的私立性质，决定了其经费的不确定性，这也就造成南开办学者不得不屡屡“折节化缘”的外在印象。清高的洁身自好无补于事功的拓展，看似低俗的奔走权门，换取的是成就教育的光耀亮色。1919年2月，严修与张伯苓、张彭春、华午晴和马千里商定筹备大学事宜。随后，严、张赴京与教育总长傅增湘、次长袁希涛等洽谈大学立案事由，又与北大校长蔡元培和胡适等教育界人士晤面，寻求同行支持。3月底，严修、范源濂、张伯苓合请交通银行董事长梁士诒、币制局总裁周自齐以及曹汝霖，集议募捐筹款的具体办法。此后，严修诸人便开始了行色匆匆的劝募之旅，由太原至南京，又从上海到杭州，一路下来，有收益也遭遇到尴尬。天津籍的江苏督军李纯（秀山）允捐二十万元（后又追加数十万元），江西督军陈光远捐助一万元，后来绥远都统蔡成勋认捐五千元，大总统徐世昌则以其在震义银行的存款票据八万元捐赠南开。这些与北洋系有关联的捐助者们，或出自桑梓之情，或缘于对范孙先生社会声望的敬重，当然也有某种“人脉”因素。北洋实力人物段祺瑞挫败张勋复辟“再造共和”之后，曾邀约严修出任参议院议长，虽未如愿，却也反映出严氏这位“北洋文宗”的特殊身份。需要稍加说明的是，严修的次子严智怡此时担任直隶省实业厅厅长，后又改任河北省教育厅长。
南开学校大学部终于在同年9月间正式开学，南开中学在历经十五年办学风雨之后，终于有了与之相匹配的大学机构。不过，南开大学欲立稳脚跟还需假以时日，当时社会上的各种评论也并非都是正面。对此，严修适时地函嘱张伯苓校长：“他人反对我校，苟无正当理由，均可不必措意。若因言语失检，招人疑忌，则不可不自检”。张伯苓后来称严范孙先生为“南开校父”，除了孕育南开之功，显然还有更为深广的精神涵义。1923年，南开大学迁入天津八里台现址，严修邀请友人在此举办“城南诗社”聚会，放舟畅游，吟诗挥毫，雅集终日始散。随后的几年，继而创建南开女中，不久又有增设南开小学之议。年近古稀的严修又一次出面约请王心容、纪锦斋、金小泉、范竹斋等津籍富商聚会，共商劝募集资事项，南开小学随后得以成立。至此，南开学校在天津形成了自小学、中学到大学、女中的完整系列规模。
晚年严修有些怀古迹象，又与康有为等旧时人物来往，遂身涉遗老之嫌。其实，民国以后严修曾明确表示：“二十世纪中，帝制绝难存在。修虽浅陋，略知其义，岂犹眷眷于君主之国体，而自处于殷顽？”1913年，隆裕太后去世，津人在广东会馆集会追悼，严修“以无大礼服，不欲以便衣往，遂未到会”。废帝溥仪移居天津张园，严修未曾拜见；即使1928年元旦津门中原公司开业式，他与溥仪均应邀参加，仍寻机避开，终未谋面。他对家人说：“日人居心叵测，逊帝一入牢笼，终难摆脱，日后必有意外演变”。严修与康有为的往还，属于叙旧性质，敏锐的观察者注意到，他放手请梁启超讲学南开，却不肯给康氏一个到校演讲的机会。此一细节似能说明严修内心的轻重之分。作为新旧过渡人物，他对“五四”激进思潮未必完全赞同，但对于白话与文言之争却持平和态度，不走偏锋。有趣的是，他对拼音字母持赞许态度，曾经热心支持王蕴山在津城各小学推行拼音字母教学，吴稚晖在《三十五年之音符运动》一文中称：“第一位实行宣传官话字母的，是天津严修”。
此外，看戏之于严修，乃生平一大嗜好。当年在天津商界，严修喜听戏与一王姓富商好打牌曾被写成“联句”流传。严修对自己这一嗜好也曾痛加自律：“从今伊始，誓当强自自治，非因公益组合及真有关于改良戏剧之事，决不涉足剧场”。然事实上却难做到。可是“无心插柳”带来了提倡新剧的意外收获。自《箴膏起废》一剧在严家演出开始，新式话剧在津门一发而不可收，南开学校的新剧活动随之活跃，《一元钱》、《一念差》等剧目即均由严修选定。“耽恋观剧”引发的文化效应，再次显示了“兴趣的魔力”。
严修两岁时祖母抚其头说“此儿满腹韬略”。严修七十岁逝世后，其友人陈宝泉追述：“先生为人，外宽厚而内精明，事变之来，往往触机于先，故数当危疑之局，而未与于难”。似乎是说，严修具有先见之明，智慧非凡。他与袁世凯的交好与“周旋”，他对溥仪未来走向的判断，他对学生周恩来“宰相之才”的预言，都在证明着上述说法。可是一生痴迷于教育的严修，却很难参透新教育带来新困惑的迷局。他在直隶锐意兴学，晚年却发现，津城适龄儿童入学者乐观估计不过十之三、四，与他早年仿行日本“强迫教育”的目标距离甚远。学校教育中，过于偏重西洋文化，教师与学生相互隔膜，追求功利而无心于学问，学校功能雷同而缺乏多种发展机遇等等，此类深层问题“十余年来蓄之于心”，暮年严修对此却已是无能为役了。
需要指出的是，近年关于严修、张伯苓的研究中，“私立”办学被赋予颇高的评价，严修等人也俨然成了近代“新私学”的旗手。其实，私立仅仅是一种办学方式，与公立办学只有管理方式的某些不同，并无本质的区别。私立更不等于私学，尤其近代新教育移植于中国，其学问皆以西洋文化为主流，南开学校很长一段时间的教科书及教员主体均来自欧美，与清华等“官校”没有区别，又有何“私学”可言？就此说来，对严修等人过于拔高的评价，已经与史实脱节，变成论说者的自说自话了。严修等人的民间办学，如上文所示，有着特殊的地域政治因素和人脉成因，乃传统绅商阶层借助政治力量兴学，仍是官、绅商联手运作的结果，与所谓“市民社会”并不搭界。这样说，并不降低严修等前贤的办学功绩，而是力求符合他们的史事“本真”和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