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分包到户，从集体经营转变为家庭经营，于农民而言相当简单，过程不复杂，方法易操作。但是，于政府而言则不然，正所谓“兹事体大”。三十年前，围绕集体种还是分户种，从地方到中央，从普通群众到高级干部，发生了激烈争论甚或斗争。什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马列主义”“修正主义”，从基层到高层，从文人学者到干部领导，既有理念对立也有权力冲突。个中缘由何在？窃以为，皆出于“政治”。
家庭承包经营本身属于经济领域的制度创新，但是，这个创新的过程显然是个政治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政治人物是万里。关键时刻，万里为推进改革贡献了扛鼎之力。如邓小平所言，“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从安徽开始，万里同志是立了功的”，民间则有谚语“要吃米，找万里”。现在，这场改革的发轫过程已经成为三十年前旧事。但是，重温这个历程，特别是重温万里在此期间的言行，对于总结农村改革经验，透视农村改革的政治逻辑，探讨继续改革的策略思路，可谓启示良多。
《万里文选》编辑轶事
1995年9月，经过编辑组两年的工作，《万里文选》正式出版。十月的一天，我去人民出版社取了文选的稿费。稿费是现金，我用一个塑料袋装好，直接来到万里办公室。当时，他正坐在沙发上看一份大字版的《参考消息》。我告诉他这是文选的稿费，他问了句：“你们也有吗？编辑工作很辛苦。”然后，他嘱咐秘书沈梦罴说：“捐给希望工程吧。”至此，文选编辑工作基本结束。但编辑组并没有解散，而是继续编辑《万里论农村改革》和《万里论民主与法制》两本书。1996年夏天，两本专题文集的编辑基本完成。
1993年夏天，万里在大连休息。这时，他刚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岗位上退下来。在这期间，王郁昭与万里见面时，开始酝酿文选编辑的事情。在大连期间，我作为随行人员参加了有关活动。在随同考察当地乡镇企业的时候，间或说过话。初次交谈，看着他的眼神，我脑子里突然冒出来两个成语：“目光如炬”“阅人无数”。
编辑组成立后，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同志专门召集编辑组开了会。这是个只有七八个人参加的小会。开始，李瑞环高度评价了万里在改革中的贡献，多次提到他本人与万里的交往。他讲到万里在50年代担任建设部长时，曾经花了很大功夫研究中国古代建筑，曾经想写一本中国建筑史。在担任北京副市长时，万里是十大建筑总指挥。就在那个时候，万里发现了当时的人民大会堂工地的劳动模范李瑞环，此后便是多年的栽培。李瑞环关于万里的介绍可以说是热情洋溢，挥洒自如，娓娓道来，没有丝毫官场气息，就像一个年轻人向人介绍一个亲切尊敬的长辈。看得出，他对万里不仅有很深的了解，而且有很深的感情。在谈到文选的编辑方法时，他讲了中国历史上一些文选的编辑特点，特别提到了《昭明文选》，可以看出他读书广博。通常，人们只知道李瑞环是木工出身，学历不高，但是这次谈话使我领略了他的丰富学识。他还提出可以尝试文选编辑体例方面的创新，可以探索按照内容来编文选，而不是按照时间来编，这样更方便阅读，内容更加集中。
与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文选编辑组一样，《万里文选》由“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不同的是，这个编辑组的编辑人员，没有中央文献研究室的人员。编辑组是临时成立的工作班子，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编辑组长是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曹志，副组长是王郁昭和吴象，吴象负责具体编务。开始，编辑组的办公地点在西黄城根北街2号的全国人大招待所，后来因为这个地方重新修建，编辑组安排在人民大会堂南侧新建的全国人大办公楼办公。加上文书、打字员和司机，编辑组有近十来人。文稿来源大致有两类，一类是现成的，比如发表的中央文件和正式出版物；一类是中央办公厅向各地发文征集来的，特别是那些没有发表过的内部谈话资料。文稿资源的时间跨度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直到90年代初期。文稿资源在形式上也很丰富，有的是正式发表过的，有的是谈话的笔记记录稿、录音记录稿，也有的直接就是录音带甚至有关工作人员的笔记本。安徽农村改革初期的资料，由于特殊的社会政治背景，正式文本比较少，比较多的是在特殊场合和会议上的谈话。有许多非常重要的谈话，不仅讲话前没有正式准备讲稿，讲话后也没有整理成文，而且当时也没有像现在这样方便的录像录音设施，有的主要是在场其他干部的记录。因此，文选中的部分篇章，有一部分是直接根据地方干部听讲话的记录整理出来的。在这些记录中，时任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的笔记是最完整的。“包干到户”诞生在滁县地区的凤阳县，滁县是当时政策交锋的主战场，王郁昭本人是在万里领导下力挺家庭承包制度的关键人物。由于他本人是地委书记，是政策论战的重要当事人，自然对于万里的谈话特别认真重视，记录尽量详尽。同时，他是大学教师出身，文字能力强，工作笔记也记录得尤其完整准确。
我们几个编辑在组长的带领下分工负责。为了集中讨论工作中的问题，编辑组经常要集体办公。通常，编辑先从原始文稿中选择并进行编辑，然后交编辑组负责人，编辑组负责人审核后送交万里本人审阅修改，然后再返回编辑组。在编辑组成员中，我介入编辑工作较早，在承担具体文稿编辑之余，也负责一些行政联络工作。在编辑万里两本专题文集的后期，为了找到合适的照片放在书中，我在万里办公室用了几乎一天时间，查看了不同时期的几十本照片集。编辑工作临近结束的时候，万里在人民大会堂118厅专门请编辑组吃饭。万里很高兴，大家喝了茅台。吃饭前，他与大家聊了一段时间，特别讲到，关于谈邓小平同志的那篇文稿，他决定还是不收到文选里去了。这篇文稿系统地介绍了他和邓小平长达半个世纪的交往，我对文稿进行了编辑整理，并建议将其作为文选的压卷之篇。在文选全书定稿的最后时刻，万里决定不收入了，我感到有些可惜。
上世纪80年代上半叶，万里是分管农村工作的副总理。我在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时，几乎在每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都有机会听他的报告。第一次听他的报告是1982年秋天，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当时的名称是全国农业书记会议。我在会议的秘书处工作。一天晚上被处长安排抄写一个稿子，看上去是个领导讲话草稿，中间有不少改动。几天后，听取万里副总理在会上做报告，才知道抄的就是这个讲话。从那时开始，我开始关注万里关于改革的论述。这次参加编辑《万里文选》的过程，则是一个更加丰富具体的学习机会。通过编辑工作，有了比以往更深刻的认识。从文选编辑结束到现在，又是十几年过去了。今年是农村改革三十年。在这个时候，重温万里在农村改革中的卓越表现，重读万里有关改革的若干论述，思考农村改革过程蕴涵的政治改革意味，深感有更多东西需要深入研究。
“只要老百姓有饭吃，能增产，就是最大的政治”
历史上的许多改革，往往都是危机引发的。因此，危机有时就成为改革的契机，或者说改革的动力是从危机应对的努力中而来。1978年安徽启动的农村改革，可以说与两个方面的危机形成有关。一方面来自于中国政治环境的变化，因为随着文化大革命结束，长期以来奉行的政策路线受到日益强烈的质疑；一方面来自于安徽内部自然灾害，那一年的全省大旱直接激发了基层的政策突破。
1978年安徽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旱，旱象出现早，受灾面积大，持续时间长。从三月出现春旱，接着是夏旱，再接下来是秋旱，许多地方200多天没有下过透雨，旱情超过省志上记载的1856年“数百里尽赤”的大旱。当时的媒体报道：“活着的人没有见过这样的大旱。”这场大旱，不仅破坏了春播，导致了夏季歉收，连秋天播种也难以正常进行，而如果没有秋播，来年的农民生产生活将出现更大的危机。在这样的情景下，人民公社集体集中经营、集体劳动的体制更加脆弱。为了种上麦子，一些地方突破生产队经营规模，将地包给农民分组耕种，甚至分户耕种，又被称为“借地种麦”或者“借地度荒”。这种在当时来说属于“资本主义”的生产经营方式，政治上犯了巨大禁忌。这个时候，是否敢于支持为了抵御旱灾而采取的生产组织方式，是对领导人的政治考验。万里在农村改革中的卓越表现，首先就表现在决定支持这些“借地度荒”的新办法。
这年九月，万里先是视察了旱情尤其严重的滁县地区，了解了这个地区的“借地度荒”等办法。万里在省委会议上讲：“今年安徽农业基本定局了，定了什么局呢？定了重灾的局，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个省比计划少收几十亿斤粮食，4500万人民，一人一张嘴，每天得吃三顿饭，这足以使我们看到问题的严重性”，“今冬明春的关键是搞好秋种，不能让农村大片土地抛荒，那样明年的生活会更加困难，工作要有预见性。与其抛荒，倒不如划出一定数量的耕地借给农民个人耕种。……在严重干旱的非常时期，必须打破常规，采取特殊政策，战胜灾害。”后面的话，实际上就是在政策上允许包田到户。可以说，新的政策之门开启了。
这种办法立即招来了非议。有的说，“借地给社员种，是不相信集体经济的优越性，用这种办法调动的积极性不是社会主义积极性！”有的说，“为什么借地给社员个人种，集体就不能种吗？这可是方向道路的大问题。”万里的回应是：“我讲的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如果集体有办法耕种，那就不存在‘借地’的问题。总的原则是，不管是集体还是农户个体，只要把可以种麦种菜的土地都种上就行了，种上了就可以有收获，总比抛荒好。不管是集体还是个体生产的粮食，吃了都解饿、饱肚子，都可以度荒。”这里没有什么大道理，只是生活常识而已，让政策回到常识。而当时政治意识形态的荒唐，就在于已经扭曲了常识，或者无视常识。实际上，万里正是以生活常识进行了改革最初的政治动员。
这种“借地度荒”政策的出台，直接引来了更大的政策突破。于是，那些过去被称为“秘密武器”、已经被农民偷偷摸摸采用的承包到户、到组的办法，现在则公开出笼了。1978年9月的一个晚上，在中共滁县地委全区四级干部会议之后，万里专门约见了王郁昭，听他详细介绍了滁县地区的“秘密武器”，并给予了明确的肯定支持，随后，万里主持制定了支持这些探索性办法的省委文件。
1978年前后的安徽，同全国一样，围绕可否进行联系产量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可否允许包产到组甚至包产到户，担心忧虑很多，争论也很激烈。万里在这个时期的一些讲话，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不仅别开生面，而且堪称振聋发聩。1978年10月11日，万里在省委常委会上说：“省委没有决定的，只要符合客观情况的就去办，将来省委追认，不要都等我这个第一把手来决定。各条 战线、各级领导处理问题都应按这个精神办。”“有的办法，通过实践检验证明是错了，就赶快改。如省委《六条》中规定干部参加劳动‘一、二、三’（指要求县、人民公社、生产大队三级干部每年参加农业集体劳动分别达到一百天、两百天、三百天），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那就改。”“包工到组、不联系产量”，还是干好干坏一个样，不可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所以也不行。滁县地区关于联系产量责任制的三个材料，可以大胆试行”。“根据作物情况，可以包产到人、到组，联产计酬，也可以奖励到人、到组。”1979年1月，他在听取王郁昭关于滁县地区包产到组的汇报后说，“现在有的人说我们搞落实农村经济政策是‘好行小惠，言不及义’，是在搞‘变相单干’、‘复辟资本主义’，是‘反对学大寨’，有的甚至写文章公开批我们。谁是谁非，实践会作出公正的结论。我们不能受那些闲言碎语的影响，而必须从我们的实际出发，从我们的现有条件出发，该怎么干还是怎么干。当前首要的问题是解决群众的温饱问题。解放快三十年了，还有那么多人吃不饱饭，还有大批群众外流讨饭，这说得过去吗？我们现在虽然还很穷，还很困难，但是，我相信只要从实际出发，政策对头，我们会很快改变面貌的”。
1979年2月，省委常委会讨论怎样对待已经出现的包产到户问题, 万里说，“包产到户问题过去批了十几年，许多干部批怕了。但是，过去批判过的东西不一定是错误的，有的可能是批对了，有的也可能本来是正确的东西，却被当作错误的东西来批判。必须在实践中加以检验。我主张应当让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的试验。在小范围内试验一下，利大于弊。”2月16日，万里在六安、滁县、巢湖三个地区的地委书记座谈会上又说，“肥西有的公社包产到户了，他们会千方百计把地种上，我说你们干吧，搞富了再说。搞包产到户如果要检讨，我检讨。只要老百姓有饭吃，能增产，就是最大的政治。老百姓没有饭吃，就是最坏的政治。”“我们要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人民生活、人民的民主权利放在第一位，这叫不叫政治？这才是最大的政治嘛！”
万里的这些谈话，是关于农村改革最早的政治动员。这种动员已经脱离了政治意识形态，从“上纲上线”的泛政治化进入到去政治化。将意识形态降低到了基本生活问题，只要是能增产，农民能吃上饭，就是最大的政治。将政权的正当性建立在现实生活层面，而不是为未来设计虚无缥缈的社会理想制度。这种政治动员可以说解构了传统意识形态的基础和根本。万里讲的都是一些非常简单的生活常识，以生活常识启动思想解放，或者说，用常识性的动员来消解当时动辄就问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那时的意识形态领域，充斥着“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只要政治搞好了，经济自然就会上去”，“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之类的话语。万里立足群众要吃饭，要生活，阐述了什么才是好的政治，颠覆了这些政治上大道理。可以说，这是确立了新的意识形态。这种新的意识形态，成为安徽农村改革突破的理论基础。
“谁要再说你们开倒车，这场官司由我万里去打”
万里在安徽主持的农业新政，如果说1978年主要是省内启动，重点解决本省省内的一些干部群众的疑虑抵触，那么，在1979年初到1980年初的这一年间，面临的则主要是来自中央的阻力。可以说，与省内的反对声音比较，来自上层的批评指责更为激烈，力量也更大。这是对于万里等新政倡导者的严峻考验。突出的是两件事情，即人民日报的批评事件和中央农村工作部门的反对。在一定意义上，这也可以说是万里在主导安徽农村改革过程中遭遇的危机。
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张浩《“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的来信和编者按，来信说：“现在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符合当前农村的实际情况，应当稳定，不能随便变更。轻易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是脱离群众，不得人心的，同样会搞乱‘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搞乱干部和群众的思想，挫伤群众积极性，给生产造成危害，对搞农业机械化也是很不利的。”编者按指出：“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做法。”这封信标志着上层领导对于改革的否定指责，也显示了政策主张的冲突已经诉诸党报。这封来信实际上就是否定包产到组等责任制形式。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人民日报》的文章在干部和农民中造成了很大的震动和恐慌。
《人民日报》读者来信发表的第二天，即3月16日，万里来到滁县地区，第一站是全椒县。万里听完汇报，表现得坦然而且轻松。他批评了基层干部的慌乱情绪，轻描淡写了《人民日报》文章的作用。他说，“不就是一封读者来信吗？就引起这样的震动？报纸就好比公共汽车，你可以打票乘车，我也可以打票乘车，你可以写读者来信，我也可写读者来信。他们说包产到组是三级半核算，是四级核算，那么老百姓家庭也要讲核算，那不是五级核算了吗？为什么三级核算是社会主义，四级核算、五级核算就不是社会主义了？真是荒唐。你们地委做得对，发了紧急通知，说各种生产责任制一律不要变，要稳下来，究竟哪种办法好，要秋后看结果，要由实践来检验嘛！如果到秋后老百姓没有饭吃，饿肚子，是找你们县委，还是找报社，报社是不会管饭吃的。要告诉老百姓，报纸上可以发表各种不同的读者来信，讲的是他个人的看法，我们不要受它的影响，该怎么干就怎么干。”3月19日上午，万里在嘉山县四级干部会上说：“作为报纸，发表各种不同意见的读者来信是可以的，别人写读者来信，你也可以写读者来信。究竟什么意见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靠实践来检验，绝不能读了一封读者来信和编者按就打退堂鼓。”《人民日报》的读者来信一广播，有的地方就动摇了。正确不正确，你自己不知道吗？为什么不看群众，不看实践？”万里的话非常耐人寻味，他把报纸比作“公共汽车”，如同天下公器，他强调“报社是不会管饭吃的”，鼓励基层干部对老百姓吃饭负责，而不是对报社负责，对事情的对错做出自己的判断。他当然知道，大风起于青萍之末，《人民日报》的文章代表了一种上层声音，甚至代表了一些领导人对于他本人的不满，他当然也没有天真到以为《人民日报》真像“公共汽车”一样。在这里，他是在为基层干部和农民提供一种政治上的支持，或者说他把这件事情显示的巨大的政治压力都承揽在自己的身上了。
事实上，《人民日报》的这封读者来信确实有很强的政治背景，的确代表了某些上层领导人的立场。我记得，1982年秋天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在一次晚上的分组讨论中，有人提到这封来信，当时的《人民日报》农村部负责人马上厉色反驳：“这封信根本就不是我们搞的！”她转而对当时一位农口部门负责人说：“是你们搞的，你们应该比我还清楚。”我当时很诧异这个老太太态度居然如此强硬，而且针对的是有关部门领导。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封著名的《人民日报》读者来信的出笼背景。这时我才知道，这封信是由负责农村工作的中央领导直接批转《人民日报》的，编者按是出自国家农委。国家农委当时是农村工作的综合领导部门。在发表这封读者来信的两天前，即1979年3月12日，国家农委刚刚召开农村工作座谈会，争论很激烈，但会议的主调是否定包产到户。正是会议召开期间，万里在滁县调研。一天晚上，地委书记王郁昭正陪万里在电影院看京戏，北京来了长途电话。这位不赞成家庭承包的中央领导亲自与万里通话。万里在电话中表示，现在已经进入春耕大忙季节，不管什么责任制形式，一律稳定下来，秋后再说。
1980年1月，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安徽省农委和滁县地区的有关负责人也参加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主管农村工作的中央领导人讲话，依然在强调集体经济的巨大优越性。安徽省农委的同志做了长篇发言，介绍了安徽实行联产计酬的改革和成效，除了少数省和一些新闻单位、研究部门人员支持安徽的意见外，大部分人都是持反对意见。当时国家农委的领导绝大部分表示要按中央文件规定办，即“不许分田单干”、“也不要包产到户”，实际上是站在反对方的一边。1月31日下午3时，会议向中央政治局汇报情况，华国锋讲话，他强调“责任制和包产到户单干不要混同起来”。“包产到户老的弱的也分了一份，生产上有困难，至于已经搞了的，要认真总结经验，提高觉悟，逐步引导他们组织起来”。最后，邓小平讲了话。他说：对于包产到户这样大的问题，之前没有通气，思想毫无准备，不好回答。他讲了一个大的决策，就是到本世纪末实现温饱，下世纪初实现小康，分两步走，要确定目标。省农委主任周曰礼回到安徽后，将会议的情况向万里作了汇报，请示如何传达贯彻。万里的决定是：不传达。
1980年春节前夕，万里又来到滁县地区，在大包干的诞生地小岗生产队挨家看了一遍，只见各家各户能装粮食的东西都装得满满的。他说，“以前大呼隆可把农民搞苦了，这样干形势自然会大好，我支持你们”。当生产队反映有人指责小岗是开倒车时，万里当即表示：“地委能批准你们干三年，我也能批准你们干五年吧！只要能多打粮食，对国家多贡献，集体多提留，社员生活能改善，干一辈子也不是开倒车。……谁要再说你们开倒车，这场官司由我万里去打。”
三十年前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硝烟未尽，政治气氛依然肃杀凛冽，“社会主义”的既定政治信条仍然禁锢着人们的思考行为。在这样的情况下，万里以农民利益为依托，面对来自中央的阻力，面对巨大的政治压力，坚持立场，岿然不动，显示了大改革家的见识和胆略。这在三十年后的今天看来，堪称改革历程中的丰碑。对比当下一些领域的改革，在紧要关口，或者被既得利益所羁绊，或者被自身风险所胁迫，往往无功而返。所缺乏者，恰恰就是这种改革家气魄。
"有些人拿了工资，吃饱了饭，在北京城里说长道短"
1980年2月，万里调离安徽，任国务院副总理。以通常的政治想象，会以为安徽的农村政策已经正式获得中央认可。事实上，事情没有这样简单。1980年的上半年，可以说是政策争论最激烈的时期。通过万里离开后安徽政策的变化，中央媒体上的意见纷争，就可以发现政策意见的冲突不仅在继续，而且更加紧张。在这个时候，万里继续支持政策探索，为家庭承包制度排险除难，终于全面突破了旧体制。
如果说，1979年春由于《人民日报》“张浩来信”事件的发生，引发一场全国性激烈争论，矛头主要是反对“包产到组”的话，那么，1980年春夏之交的这场风波，主要是围绕着“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是姓“社”还是姓“资”进行的。万里在上调中央之前，安徽省委已经为农业大包干报上了“户口”，正式允许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作为一种农业生产责任制形式。但是，万里离开以后，形势发生了变化。问题是，这个户口是应当保留还是应当注销，在省内出现了反复，争论更加激烈。根据王郁昭回忆，1980年4月初开始到8月份，安徽省委连续在蚌埠、芜湖、巢湖和合肥召开了四次会议，对家庭联产承包发起四次批评指责的浪潮。从1980年4月到10月间，省里对农村生产责任制问题，没有发出任何指导性的部署和文字通知，而是忙于在各地开会，围剿“包产到户”。在内外重压之下，滁县地区实际上已成为包产到户的“孤岛”。乡县以上干部思想混乱，惶恐不安，好像安徽在包产到户问题上又犯了大错误，普遍担心又要折腾和清算。滁县地区不仅在省内受到重压，而且在其东部邻省的边界上，竖起了“坚决抵制安徽的单干风”、“反对复辟、倒退”的大标语，对边界上的社队派出了工作组，筑起一道“封锁线”，严防包产到户“传染”到他们那里。地委书记王郁昭因为支持家庭联产承包，承受了巨大压力。
从当时中央媒体的态度来看，继续显示出否定的力量占上风。1979年11月，当时国家农委的机关刊物《农村工作通讯》总编到滁县地区调研，并特约地委负责人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运用大量材料充分展示了包产到户的好处，编辑部原安排1980年第二期发表。但是，就在发稿之前，这篇文章被突然撤下，换上了一篇《分田单干，必须纠正》的文章，对安徽的包产到户公开点名进行批判。接着，第三期又发表了《包产到户是否坚持了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文章，文章前面还加了编者按，针对万里在安徽农业会议上的讲话——“包产到户不是单干，而是责任制的一种形式”的论点，进行指责。文章质问：“包产到户到底是集体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还是在本质上退为单干？”刊物的栏目名为“大家谈”，实际上只发表对包产到户进行批判的意见，不发表赞成包产到户的意见。文章还提出要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维护《宪法》上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用违反“中央决定”和“宪法”的大帽子来压包产到户。3月上旬，万里看到《农村工作通讯》的有关文章后，要张广友、吴象针对文章内容，进行不点名的反驳。万里叮嘱说，写文章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为此，他们写了一篇《联系产量责任制好处多》的文章。万里看后，建议以安徽省委农工部名义，在《安徽日报》上发表。当他们把文章亲自送交安徽省委领导审定，出乎他们意料，几天后省委领导在电话中说，省委农工部对稿件有不同看法，不同意用省委农工部名义，也不同意在《安徽日报》上发表。由此可见，万里虽然调任中央，北京的权威媒体仍在批评安徽，安徽当局也出现了政策态度的逆转，政策斗争仍然处在胶着状态。
政策的基本转折发生在1980年夏秋之间。6月初，王郁昭在一次省委召开的地市委书记会上，看到了邓小平《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内部谈话稿。这是一个征求意见稿，不准抄录和传达。这个谈话是在5月31日，后来收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邓小平在谈话中明确肯定了安徽的包产到户和大包干到户的责任制，说：“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显然，邓小平肯定了这些新的做法，有力地增加了新政策主张者的砝码，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个讲话并非一言九鼎，没有终结政策意见的分歧。不论在中央还是在地方，争论还在继续。9月中旬，中央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专门讨论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会议争论很大。这些地方大员的观点，分为截然相反的两种立场。因为有的省委书记坚持认为人民公社道路才是“阳关道”，而包产到户是“独木桥”，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说：“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们贫困地区就是独木桥也得过。”这两句话后来成为农村改革起步阶段的名言。这次会议最后形成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即“中发[1980]75号文件”。这个文件实现了政策上的重大突破，对能否实行包产到户问题作了“区别不同地区、不同社队，采取不同的方针”的规定。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上取得了一席之地。文件指出：“当前，在一部分省区，在干部和群众中，对于可否实行包产到户（包括包干到户）的问题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为了有利于工作，有利于生产，从政策上做出相应的规定是必要的，对于包产到户应当区别不同地区、不同社队采取不同的方针。”“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长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生产队，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在一般地区，集体经济比较稳定，生产有所发展，现行的生产责任制群众满意或经过改进可以使群众满意的，就不要搞包产到户。这些地方领导的主要精力应当放在如何把集体经济进一步加以巩固发展”。这样，政策的小口子一开，积蓄太久的冲击力一发而不可收拾，很快，家庭承包席卷全国，不仅限于贫困落后地区。
但是，上层的反对意见依然很强烈。反对的声音主要来自中央的农村工作部门。1981年3月，万里曾经专门参加了农业部党组会议，严厉批评了这些部门。他在农业部党组会议上说：“前不久，部里有人还在下面说，中央的决策是‘反大寨’的路线，现在仍有这样的人。”“中央工作会议后，各省已写了很好的报告。农口的报告，我还没有看到。”“农业部是国务院的一个部，不能自己另搞一套。不解决这个问题，就无法工作。过去全国学大寨，现在大寨都在变，‘大概工’也改了，搞专业承包了，老百姓也不吃那么多苦了。但是有的领导对大寨问题的认识仍未很好转变。”“他们脑子里只有抽象的农民，哪怕农民饿肚子也不理。”“有些人拿了工资，吃饱了饭，凭老经验，凭主观想象, 在北京城里说长道短”。实际上，万里的批评言辞比发表出来的要激烈得多。作为分管农村工作的中央领导，万里主持制定了1982年1月中共中央批转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即著名的中共中央1982年一号文件。这个《文件》第一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肯定了联产计酬、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至此，家庭承包取得政治上的决定性胜利。
虽然从1982年以来，家庭承包经营被确认为中国农业的基本经营制度。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围绕这个制度的意见交锋并没有结束。在一些人看来，这个东西怎么看都不像“社会主义”，不能适应“现代化”、“现代农业”。特别是，当农村经济发展出现波动的时候，当国家政治生活出现波动的时候，批评指责就会抬头甚至鼓噪。在这种观点看来，农民几乎天生就和他们的“社会主义”过不去。这种观点在政策过程中也有所反应，曾经有一段时间，有一种力量试图借“社会主义教育”之名，否定农村改革大方向，要让农民重走“一大二公”的合作化道路。面对这样的政策倾向，万里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与其他同志一道坚决顶住了这股错误思潮。在农村改革的重大问题面前，不论在疾风骤雨的阶段，还是暗流涌动的时候，不论在改革的台前，还是在改革的幕后，万里都显示了一个改革家的风范，不仅善于敏锐发现群众和基层的创新，而且敢于承担政治风险来坚持自己的选择。这种精神在今天依然特别需要。
来源：《中国发展观察》2008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