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英国人弗列契（B. Fletcher）写了一本《比较法世界建筑史》，将中国建筑归入于“非历史的”一类。如果单从这几个字，按最好的理解，也许是指中国建筑不属于西方建筑体系。若是这样，除了他的用语欠缺礼貌以外，倒也不必过于深究，因为中国建筑确实是自成体系的。但他又画了一幅“建筑之树”示意图，按他的标准从低到高地列出了世界各类建筑，中国建筑和与之同一体系的日本建筑被画在最底层的最右侧，仅与另一侧古代南美尚处于原始状态末期的印第安人即印加人的建筑并列，而将西方各时期建筑详细分列，置于高端各层，则明显表达了弗列契一种当时在西方盛行的“欧洲中心论”的心态。那么，所谓“非历史”就明白地是不可理喻、了无章法之类意思的代称了。果然，同年另外一位英国人弗格森（James Fergusson）在《印度及东洋建筑史》中就说得更加直率，竟宣称“中国无哲学、无文学、无艺术，建筑中无艺术之价值，只可视为一种工业耳。此种工业，极低级而不合理，类于儿戏”。对于受中国影响的日本建筑，更贬为“日本之建筑，程度甚低，乃拾取低级不合理之中国建筑之糟粕者，更不足论”[①]。对于此类“论点”，日本学者伊东忠太早已斥之为“实所谓盲者不惧蛇之类，殊无批评之价值”。其实弗格森的学术研究倒也不完全都是像上举这种十足“儿戏”式的“戏说”，笔者在近著《天竺建筑行纪》中还引用过他的一些话。他关于印度莫卧尔王朝阿克巴大帝建造的西克里城堡“是一位伟大人物心灵的反映”的评论，还是相当精当的。
然而，我们倒也不必太过指责西方人的“欧洲中心论”，其实我们中国人也曾有过程度更为严重的“中国中心论”，乾隆皇帝便是一位代表。早在弗列契和弗格森那些“戏说”出现前103年即1793年，乾隆在承德避暑山庄举办八十三岁圣寿庆典。英国正式派出马戛尔尼率600人的大型使团来华，向乾隆祝寿，并补行乾隆八十大寿时他们未能遣使祝寿之礼。当然祝寿只是一种名义，意图本是正式建交，以利贸易。但中国人却丝毫没有什么关于“建交”的概念，几千年来都以“天朝”自居，此外都是“蛮夷”，所谓“化外之民”，不懂伦理纲常，只须“羁縻”而已。“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朝冕旈”，接受朝贡以后，总要加倍以至十几倍地赐以“赍赏”，并令“瞻仰天朝礼仪”，以示怀柔和天朝之丰盈大度。倒也并不干涉其内政，任其自生自灭罢了。但此时的英国，早在150年前就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实行君主立宪，10几年前又刚发生了产业革命。马戛尔尼来华，就带来了许多科学仪器、刚发明的蒸汽机、棉纺机等许多机器，还有榴弹炮、迫击炮、卡宾枪等先进武器，包括装备有110门火炮的巨型战舰君王号的模型，甚至还准备给皇帝作一些机械和光学实验演示和热气球、陆军与炮兵的表演及铜管乐队演奏，大有举办一场贸易博览会的打算，展示中英贸易前景。但因为马戛尔尼不愿行三跪九叩大礼，惹得乾隆爷很不高兴，在马氏按英国规矩行单膝下跪礼后，没容他说话，“朝觐”礼就结束了。乾隆爷要和珅传话：“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在给英王的回信中又大话连篇：“奉天承运皇帝敕谕英吉利国王知悉：……天朝富有四海……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朝，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最后还忘不了依例加上“特此敕谕”四个字，一口回绝了建交和正常通商的要求，这不是“中国中心论”是什么？
但乾隆的大国心态却也不完全是妄自称大。几千年来直到鸦片战争前20年即1820年，中国的GDP仍居世界之首，当年占到全球30%以上。人均GDP也高居世界第一。但中国人没有看到，自己的GDP只是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消费品，在西方的机器工业和进取精神面前，前景实在已居颓势，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了。
上面所说都已是前话，总之，在现代思维面前，无论“欧洲中心论”还是“中央王国中心论”都是错误的，而且早已过时，此时提起，不过是历史的回顾罢了。
由于中国和西方历史文化发展进程之不同，中西民族在一整套哲学观念、文化传统、宗教态度、性格气质、艺术趣味和自然观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差异，反映到民族的艺术性格上也就有许多重大的不同。这种不同在各种艺术中都有表现，建筑艺术也不例外。中国传统建筑艺术，曾取得过独立于世界文化艺术之林的伟大成就，散发着这片大地特有的泥土芳香，表现出中国文化特有的伟岸俊秀，显示了与西方不同的风貌特征。但是由于建筑艺术的抽象性，而往往不易为一般人们所了解，它和它所成长的土壤之间的关系也就显得不那么清晰了。
在我们的讨论中，将力图把艺术性格和它所由从出的土壤紧密联系起来，更多地注意由形式反映的作品的内在文化意义方面。
如果把中国建筑与西方建筑相比，且不止于“器”或“式”的层次，而侧重于“道”或“法”的深度，可以大致见出中国建筑的几个显著特点：
1，以弘扬君权为核心的人本主义。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就是以人为本的，但这里的“人”并不主要指个人，而是由个人组成的整体社会。其主旨在于强调整个社会的长治久安，和谐与稳定，是在一种礼乐实用观的指导下，加强中央集权即“君权”的具体政治运作，而与西方中世纪的“神本主义”文化不同。其在建筑上的表现则是以弘扬君权的宫殿及与宫殿密切相关的都城规划为主，且成就最高，与西方长期以来以弘场教权的宗教建筑为主且成就最高有别。
2，原始祖先崇拜和自然神崇拜的深远作用。中国是一个早熟的社会，当其进入文明社会之初，源于原始社会的许多观念如祖先崇拜和自然神崇拜被保留了下来，以后被儒家接受并按儒学精神加以改造，而流传久远，即特别强调祖先崇拜体现的血缘关系，以维系宗族特别是统治者宗族的内部团结；将自然神等级化，以反证人间等级存在的合理性。是以族权和神权为烘托，达到巩固君权的目的。所以，中国就特别重视一整套中国特有的“礼制建筑”（坛庙、神祠、宗庙、宗祠）和帝王陵墓的建设。西方则除了宗教建筑（早期为神庙，基督教兴起以后为教堂）以外，并没有中国这种可称之为准宗教建筑的各级“礼制建筑”。西方虽然也有陵墓，却不具有中国的这种文化内涵，也不具有体系的传承性。许多民族虽然至今仍保有自然崇拜或称万物有灵论的观念，却没有得到过像中国儒家那样的整理而系统化、体制化。
3，宗教精神之弱化。儒学基于关注现世精神的清醒理性，使中国文化历来缺乏严格的宗教观念，即使在因数量之多而地位仅次于宫殿、礼制建筑和陵墓的宗教建筑包括佛道寺观和佛塔中，也充溢着一种人间的气息，强调与人相亲相近的宁静与和谐。而不像西方的神庙或教堂，着重于以其迥异于人的日常所需的巨大体量和不凡的形象，渲染神性的迷狂。
4，天人合一，顺应自然。中国人早就认识到人和自然是不可分的，人本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而秉持着一种“天人合一”的观念，把自然的运行规律当作是人间运行规律的参照。中国人把自然看成是慈母，永远怀着一份亲切的感情和顺应的态度。中国建筑也从不强调在自然面前过分突出自己，造成与自然的对立，而只是作为自然的补充，“虽由人作，宛自天开”。西方人却似乎把自然看成是严父，天生的逆反心理使得他们总是要与自然对抗，不是渗透调和，而更重于对比甚至征服。这一点，在建筑和园林上都表现得十分明显。
5，执两取中，温柔敦厚。中国文化强调中庸之道，执其两端而取其中，不走极端，温柔敦厚，百举不过。在建筑上，与比较追求建筑单体形象突出的西方建筑相比，更注重于群体的和谐与呼应。甚至为了群体的完美，而不惜有意地部分牺牲单体的多样。可以说，“群”是中国建筑艺术表现的灵魂。中国建筑更具有一种“绘画”之美，群中的每一座建筑单体就像是画中的一些长短粗细浓淡不同的线，如果离开全画，这些线就失掉了意义。群外围绕的城墙或院墙则是画框。城楼、角楼或院门，则是画框上的重点装饰。“画框”里面的单体建筑内向而收敛。西方建筑则更具有一种“雕塑”之美，本身就是完然具足的，雕塑感很强，外向而放射，几乎每座不同，争奇斗胜，突现自己。是人围绕着建筑，而不像中国，是建筑围绕着人。总之，中国的建筑重在创造一种群体的内在意境之美，比较含蓄，更多潜化之道；西方则重在创造单体建筑的外在形体之美，比较张扬，更多震撼之力。
6，重视现实的理性精神。中国人更重视一种本体精神的不朽，对于“身外之物”包括建筑，也总是持以一种相当现实的理性态度，不追求永恒，长期以来只以木结构为主。甚至对于佛寺佛塔，也总是以佛的“住所”来看待，除非必不得已，轻易不用耗时费工的石材来建造，是世界七个建筑体系中惟一一个以木结构为本位的体系。这一点，也应该与儒者的“仁者爱人”，“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罕兴力役，无夺农时”等思想，以及上述追求温柔敦厚的审美趣味有关。而西方建筑和伊斯兰建筑却总是追求一种现实可视的不朽，尤其西方，长期以来凡重要建筑都用石头建造。一座教堂，动辄就要花上几十年甚至几百年，费工耗时。
关于中西建筑的比较，实质上就是中西文化的比较，乃是一个极大的题目，绝非以上几点即可概括或准确表达。而“文化”又是一个极具整体性的概念，各因素之间互为表里，也很难一一孤立枚举，故以上所列，不过勉为其难而已。比如对于中国建筑为何长期沿用木构，以笔者之孤陋，至少也听到过五六种别的说法。对于这个极大的题目，笔者虽有所思考，坦率地说，至今（也许此生）也并未想得透彻，更写不明白，正所谓“道可道，非常道”也！此处只是提出一个引子，见仁见智，还须读者自行体悟，自为取舍。
以上关于中西建筑的比较，很难说孰优孰劣，就好比山南宜于桃李，山北宜于松柏，各有其宜而已。在世界日益向着全球化的方向迈进的今天，不妨都可互相借鉴。但有必要强调，全球化并不是单一化，与多元化理应并存互补。传统尤其艺术传统中的精粹经常都是经过几千年的优选才得以形成的，且在继承中有所演化，必不会而且不应被轻易抛弃，而妄自菲薄。中国传统建筑的“法”肯定有过时的东西，比如等级观念、宗法观念和某些迷信成分，但也有大量可以继承的优秀遗产：强烈的人本主义、注重整体的观念、人与自然融合的观念、重视与地域文化的结合，以及许多具体处理手法如建筑的群体布局、优秀的造型手法、独特的色彩运用、装饰的人文性……其水平之高超，处理之精妙，意境之深远，每每突现在世界之巅，甚至远超出于某些现代建筑之上，值得我们大力总结。在当今西方文化处于强势的情况下，取舍借鉴之间，还以慎重为宜。那种惟洋是尚，惟中务贬以至妄言文化“接轨”的想法和做法，不免浅薄，非笔者所取也。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以上所谈主要是就其主体民族汉族所言。其他民族的建筑因文化之差异，也必会有性格上的不同，同时又互相影响。篇幅所限，具体叙述，只能见诸正文了。
古代中国与相邻东亚各国如朝鲜、日本、越南等关系非常密切，在文化包括建筑文化上具有体系性的一致性，同属于儒文化圈的范围，共同构成为东方建筑，但又各有不同的创造。简言之，总体而言，中国可称为大陆风格，庄敬雄浑；朝鲜可称为半岛风格，庄雅相融；日本可称为岛国风格，雅致而精细；越南则受中国岭南建筑地方风格的影响较著。合为一册，加以综述，以利互见。当然，中国古代建筑同时也受到过域外特别是南亚和中亚的影响，而融合为自身的一部分。
大致说来，古代世界曾有过七个主要的文化体系和与其相应的七个建筑体系，即古埃及、两河、中国、印度、西方、古代美洲和产生甚晚的伊斯兰。。但有些或是早已中断，或是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质的变异，只有中华文化和以“两希”（希腊与希伯来）文化为出发点的西方文化，历经数千年相沿不断而传承下来。这七个体系中，又以中国、西方和伊斯兰建筑流域最广，流传的时间最长，成就也最大，称为世界三大建筑体系。关于这些，在本丛书中都将一一介绍。
最后必须说明，本册前四章中国古代建筑的内容，是从笔者主编的国家重点项目《中国建筑艺术史》中由笔者担任的部分缩编并补充而成。原书纯文字总约120万（电脑统计），由13位作者共同完成。笔者所撰约80万，此四章的内容即采自其中，并适当参考了其他作者及更多专家的观点。原书1999年出版，获第十二届中国图书奖和文化部第二届优秀成果一等奖。因篇幅太大，影响读者阅读，几年中，早有数家出版社来约缩成简史，却总没有时间完成。趁本丛书编撰之机，才将这个工作完成了，并纳入其中，也算是了结了一椿心事。但将80万字缩成15万，包括补充的内容，取舍之间，也颇费斟酌。四章中之前三章依中国建筑三大发展阶段为序，第四章综述了几个少数民族建筑的成就。第五章则专述朝鲜、日本和越南建筑，是按本书主旨和体例新撰的，也适当参考了《中国建筑艺术史》张十庆先生所撰“中国与朝鲜、日本建筑文化因缘”和笔者所撰“中国与越南建筑文化因缘”二节，在此对十庆兄和参加过《中国建筑艺术史》撰写的其他作者表示衷心感谢。
萧 默 2006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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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引见［日］伊东忠太.中国建筑史[M]中译本.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