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世界格局正出现一种结构性变化的趋势，即国际体系正由冷战后“一超独大”的霸权型体系加速向“中间势力主导”的多边稳定型体系转化。由数量众多的国家组成、影响和作用与日俱增的中间力量层正在崛起和壮大，推动世界格局日益朝着一种两头小、中间大的新型结构发展。从政治上看，中间力量对世界的稳定性作用正日益显现；从经济上看，中间力量特别是新兴市场对世界发展的积极作用同样明显。
[关键词]国际格局、大国关系、中间力量
国际格局、大国关系、全球热点、世界经济目前继续处在深刻的调整变化过程中，其中一些动向具有标志性意义，很值得关注。中国的外部环境在机遇和挑战面前亦变得更加复杂。世界和中国都面临许多新的考验。
一、世界形势与国际关系新变化
当前，世界形势最为深刻的变化体现在世界格局与国际体系所发生的种种量变与质变过程中。就世界格局看，有必要注意以下几个现象：其一，包括中国、俄罗斯、巴西和印度在内的所谓“金砖四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首次超过50%，而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首次超过了美国；其二，在世界前十二位最大的经济体中，新兴国家占了六个，分别是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韩国和墨西哥。这六国的经济规模都分别接近或超过万亿美元大关，六国2007年的GDP(按汇率计算)预计达8万亿美元以上。其三，除上述六国外，包括东南亚、非洲、中亚、中东部分产油国，以及拉美等地在内的一大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也取得持续增长，许多已成为“金砖四国”之外又一批令世人瞩目的新兴市场。2007年非洲经济增长6%，有可能成为该地区经济增长最快的一年。其四，德、法、英新一代领导人主政，协力化解欧盟制宪危机，为欧盟一体化和共同外交注入活力。欧盟向世界第二大战略力量演化的趋势明显，日本经济复苏势头不减，政治上继续加紧向“正常国家”迈进。
对世界格局来说，上述这些变化揭示了一种结构性变化趋势，即世界格局正在形成一种由数量众多的国家组成、影响和作用与日俱增的中间力量层。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以所谓VISTA五国为代表的亚、非、拉一大批发展势头良好、潜力很大的中小发展中国家，以及欧、日、澳、加等发达国家，在一定意义上，都属于这种中间力量。这种中间力量既不同于来自顶端的“一超”，也有别于被边缘化的国家及其滋生的极端势力。“一超”谋求霸权并不惜为此冒险。边缘化的国家仇视世界现状，其滋生的极端势力更谋求以暴力破坏现存秩序。这两种力量的激烈对立正是世界许多冲突和动荡的乱源所在。而中间力量虽然由许多差异很大的国家构成，但其国际行为与另外两种力量相比有一种共性，即谋求通过加强与外界的沟通、交流与合作实现自身的稳定与发展，提倡以对话、协调、多边主义等温和改良方式逐步解决和应对国际体系和世界存在的各种问题。因此，中间力量在世界发挥的更多是建设性与稳定性作用。显然，世界格局的这种变化趋势超越了我们传统的“极”概念能够给人们提供的认识，并非“单极与多极”所能概括。换句话说，当前世界格局的深刻变化，不仅表现在“极”的数量多寡上，而且更加重要地体现在国际力量正在发生“极”概念之外的深层分野与结构性变化上。毛泽东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或许在方法和视角上，至今对我们超越有关“单极”还是“多极”的争论，去分析国际格局的变化趋势仍然具有某种启示作用。这种启示主要体现在，尽管时代不同，但国际格局的构成，不仅受“极”的数量多寡影响，而且也是由许多其他因素造成的国际力量分野所决定的。这些对国际力量分野有重要影响的因素包括国家间关系的法理基础、利益基础、价值基础等。
从这种新的视角透视当前世界形势，我们可以发现如下趋势和特征：首先，上述中间力量的崛起和壮大，正推动世界格局日益朝着一种两头小、中间大的新型结构发展，国际体系正由冷战后“一超独大”的霸权型体系加速向“中间势力主导”的多边稳定型体系转化。新兴大国的崛起、大批发展中国家的成长、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家谋求发挥更大国际作用的战略选择，都大大强化了这一趋势的物质载体，而全球化条件下国家间关系既竞争又相互依存的特征，则为这一趋势提供了强劲的可持续的驱动力。
其次，中间力量对世界的稳定性作用正日益显现。从政治上看，当前国际环境中的不稳定因素有增多的趋势。美国仍然沉醉在单极霸权的陈旧思维中，继续同国际恐怖势力和被边缘化的“失败的国家”处在尖锐对立中，同时对俄、中等新兴大国保持高度警惕与防范。受美战略影响，大国关系中竞争的一面有所加强。俄中止履行《欧洲常规武装力量公约》，并计划5年内投入2000亿美元，用于提升战略武器的突防能力，美俄角逐加剧。日本加快向军事大国过渡。新兴大国亦利用近年来积聚起来的综合能力加强军备。受美霸权战略和大国竞争因素影响，许多国际热点问题不仅形势严峻，而且更加复杂。伊拉克乱象有增无减，伊朗核问题前景难测，美伊继续对峙。伊叙“特殊关系”升至战略协调关系，将伊拉克、巴勒斯坦和黎巴嫩变成与美角力的舞台。中东、阿富汗等地区冲突有升级、蔓延之势。“三股势力”在中亚、外高加索、南亚地区活动反弹。巴基斯坦、缅甸国内局势动荡。大国加强地缘竞争使解决苏丹达尔富尔问题难度加大。尽管如此，世界形势总体缓和的局面没有改变。究其原因，国家间特别是大国间关系的相互依存性，限制了大国竞争向恶性方向发展。与此同时，世界格局中迅速发展壮大的中间力量，以日益增强的建设性的方式抵消或抑制了“唯一超级大国”与边缘化国家和极端势力之间的冲突对世界带来的冲击。从经济上看，中间力量特别是新兴市场对世界发展的积极作用同样明显。2007年，美爆发次贷危机，导致信贷市场萎缩和房地产业衰退，引发全球金融动荡，拖累美欧经济增长，美元持续贬值，国际金融条件恶化，西方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抬头。与此同时，国际油价逼近100美元/桶历史新高，全球主要战略原料和粮价大涨。全球面临通胀风险。然而，在新兴国家强劲增长势头的作用下，美国次贷危机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拖累有限。据IMF估计，2007年世界经济增速可达5.2%。中国等新兴大国和大批发展中经济体发挥的作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美国对世界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
再次，欧美靠拢和“价值观同盟”成为近来国际利益格局与国际战略关系调整过程中出现的又一值得关注的动向。新兴大国及大批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利益格局中的地位和诉求强化，使美欧等西方发达国家长期享有的传统利益和特权受到冲击。在此背景下，德、法等欧洲大国新政府上台后，在应对中、俄等持不同价值观的新兴国家时向美靠拢。德、日一度大打“价值观同盟”旗号，呼吁美、欧、日、印、澳在人权问题、贸易问题、金融问题、非洲问题等方面联手向中国施压。同时，西方国家还更加注重通过制定新的更有针对性的国际游戏规则和技术标准体系，从国际规范秩序层面来制约新兴国家的发展和影响，维护其在国际体系中的优势地位。从国际格局层面看，这种动向同上述中间力量强化看起来是两种相互背离和矛盾的分化趋势，反映出利益因素、价值观因素对世界格局变化影响的复杂性。不过，从长远看，中间力量内部各国间相互依存与共同利益所产生的动力最终仍将大于相互之间的矛盾和分歧，欧美对未来国际秩序认知上的许多基本差异亦不会由于制约个别新兴大国的需要而消失。因而，作为世界格局变化过程中两种对立的动向，基于短期利益与“零和”游戏规则的板块化趋势是难以持续的，而基于长远相互依存需要与共赢逻辑的国际力量分野趋势则具有更可靠的基础与更持久的动力。
最后，全球治理问题成为影响国际秩序发展变化与各国内政外交的重要因素。世界对全球气候问题的关注持续升温，使这一问题成为许多国际多边议程(如G8+5，联合国大会、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的热门话题之一。究其成因，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国家早期的无限排放与后期的奢侈排放，是当今全球气候问题中的主要人为因素，因而发达国家对全球气候变化负有主要责任；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成为温室排放增长最快的国家，也给全球气候变化增添了压力。但新兴国家排放的增长，很大程度上与发达国家的“排放转嫁”或“排放出口”有直接关系。一种“转嫁”形式是跨国公司将排放产业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还有一种形式是从他国进口产品，把生产该产品产生的排放和污染留在他国。中国排放的温室气体中有四分之一来自发达国家从中国进口的产品的生产过程。由此可以看出，气候、生态等问题不仅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反映出国家间相互依存与相互竞争关系的同时发展。这类全球公共问题既关系到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也牵涉到各国的切身利益。如何应对全球气候问题，既是检验各国发展模式、可持续发展能力与国际形象的重要因素，也是世界各国在国际利益分配格局调整过程中争取主动地位的一场重要博弈。不过，“零和”游戏规则在这种博弈中是绝对行不通的。国际社会如果不能就此形成共识，这场博弈就不会产生赢家。
二、中国外部环境中的机遇与挑战
随着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中国的外部环境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亦有新发展。从积极方面看，中国外交成果显著，中美、中俄、中日、中欧等大国关系均有不同程度的新进展，周边外交全方位、多领域展开，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多边外交十分活跃，进一步显示了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这些成果改善了中国的外部环境，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机遇与空间。
与此同时，中国的外部环境也继续面临许多挑战和问题，主要特征是：中国面临的外部压力多元化，中国安全环境中的高危因素与敏感因素增多，中国外部发展环境更趋复杂。
其一，美对华政策两面下注策略力度加大，中美关系仍然面对结构性矛盾，在摇摆中保持稳定，在稳定中继续摇摆。美虽深陷中东困局，但对中国战略关注继续上升。美在台湾问题、经贸、环境、全球热点等问题上与中国协调、对话的兴趣和需要仍在上升，但也不断利用这些问题对华威逼利诱，试图将中国导入其设计的规则体系，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对华防范，包括在中国周边强化前沿军事部署；加强美日、美澳、美韩等双边军事同盟；扶持亚洲其他力量崛起以平衡中国，鼓励日本走向“正常化”国家，拉拢印度，与印尼、越南等东南亚新兴地区强国构建伙伴关系，继续加强对中亚国家和蒙古的渗透；对亚太和东亚地区的各类区域与次区域的多边合作机制加大介入，力图主导未来东北亚安全机制的构建，试图通过在缅甸策划颜色革命重塑东南亚安全秩序，加大对上海合作组织及东亚共同体发展的关注，防止中国借此谋取优势地位。当前，台湾问题处在高危期，并与奥运敏感期交织，美对华两面下注同时加大，给看似相对稳定的中美关系注入更多的不确定因素，我战略机遇期面临的风险增加。
其二，西方显露联手制华，对华群体施压态势。西方联手制华虽算不上新鲜事，但2007年，美欧日等在对华问题上战略协调意味比较明显。西方此次联手对华，涉及人权、西藏问题、军事透明度、地区安全、经贸、能源、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市场规则和技术标准体系、气候、环境、全球和周边热点问题等，看上去是一种着眼于维护西方在全球利益格局和国际秩序主导地位的战略协调行动，旨在从各个领域压缩中国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迟滞中国发展步伐，多少有点新“十字军东征”味道。不过，由于中国同西方各国在上述领域均形成了不同程度的共同利益与对话渠道，加上西方各国相互之间在这些问题上的利益不尽一致，存在许多差异和分歧，所以西方这次联手“东征”又显得后劲不足，难以持久。
其三，中国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内涵更加丰富，也更趋复杂。近年来，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活力不断增强，许多发展中国家利用其丰富的能源和其他资源优势，不仅成为全球能源安全与世界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环节，也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发展互惠互利合作提供了更大潜力。与此同时，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也面临新问题。中国强劲发展势头既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机遇，也使一些发展中国家担心中国发展损害其利益，或使一些发展中国家对中国寄予过高期望。若处置不当，容易引发矛盾和不满。其次，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被注入更多的大国竞争因素。2006年以来，中非关系升温举世关注。欧盟认定中国染指其传统“势力范围”，推行“新殖民主义”，与其形成地缘经济和政治利益冲突。美指责中国与非洲专制政权为伍，对非政策抑制“良政”。欧美在中非关系问题上的态度，成为诱导部分非洲国家对华政策两面性的因素之一，致使中国对非合作的风险与成本增加，一些国家甚至拿台湾问题与中国周旋。最后，一些发展中国家近年来受西方影响较深，在价值观念上对中国认同感有所下降，发展中国家相互之间关系也在分化。如何应对由此产生的问题，也是在新时期中国同发展中国家关系面对的新挑战。
其四，周边区域合作出现复杂局面，多边框架进一步发展遭遇合作瓶颈。近来，中国积极参与的10+1、10+3、上合组织等周边区域合作框架，在谋求进一步推进过程中均不同程度地遇到“合作瓶颈”。大国在中国周边的地缘争夺加剧，影响周边国家对华政策，是其主要原因。美国担心被排斥在区域合作之外，对东亚共同体、东亚峰会、10+3、上合组织等发展竭力牵制和搅局。日本担心被中国赶超，在东盟、东北亚、中亚、南亚等地与中国拉开竞争架势。俄罗斯虽重视对华关系，但仍视中亚为其传统利益空间，对上合组织经贸合作态度消极。印度对中国参与南盟合作持很强排斥心态。在此局面下，推动有关区域合作进一步发展很难通过框架建设上的突破来实现，而只能在现有框架内在具体项目上寻找深化合作的突破口。
最后，中国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面临新的考验。中国在新形势下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必须经受以下三个“转变”带来的考验：一是中国参与竞争面临的主要问题正从既定规则的遵守转向新规则的制定。中国多年来在国际竞争中保持强劲势头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能够在既定规则下的国际竞争中，在越来越多的领域逐渐赢得主动。西方依靠现有竞争规则，已无法阻挡我发展势头。因而，西方将愈来愈重视通过制定新的规则而不是仅依靠现有规则来迟滞中国发展。这种趋势2007年尤为突出。欧美正酝酿订立全球标准，约束中国厂商，围堵“中国制造”，限制中国产品。这种变化给中国带来的挑战是严峻的。二是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影响正从物化利益层面向发展模式层面提升。尽管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一再倡导淡化意识形态因素，但中国正在走的是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中国发展过程中每一阶段取得的成就，都在客观上冲击西方模式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西方各国在中国发展水平尚且不高时就急于对中国联手施压，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因此，如何解读中国发展模式与西方发展模式的关系及其对世界未来的影响，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现实问题。其三，面对形形色色的“中国责任论”，中国塑造负责任大国形象的成本正在增高，如何在实利和形象之间找到合理的平衡点，是中国外交能力将要面对的又一个长期考验。
三、形势展望
未来世界形势与中国外部环境都有可以争取的良好前景，也有许多风险与不确定因素。
从近期看，世界形势令人堪忧的因素比较突出。美伊之间不能排除军事冲突的可能；朝鲜核问题和其他热点问题如何发展均存在不确定性；美国次贷危机、高油价及全球性通胀压力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不明朗。加上美、俄等国家面临大选，预计2008年国际形势依然不会平静。不过，从中长期看，世界形势似乎相对更加乐观，因为大国间战争基本可以排除，而世界格局与国际体系将向更加合理的方向发展，进一步显现以下特征：一是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世界格局中两头渐小，中间渐大的结构变化趋势将继续下去。这将从力量分野上为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二是从矛盾关系看，新型多极格局下主要国际力量相互关系的基本特征是全球化条件下的既竞争又相互依存。因而，未来世界格局在利益分布关系上也将有利于促进更加平等、民主化的国际关系。三是由于新兴国家所走的是一条不同于西方模式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的多样化是未来世界格局与国际体系的又一特征。以上这些特征，对于构建一个更加稳定、繁荣、和谐、包容的世界，都是重要的积极因素。
就中国的对外关系来说，未来只要能处理好某些关键问题，就有望保持甚至延长自身发展难得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类关键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从中近期看，最大的问题来自如何在维护国家统一，遏制“台独”分裂势力的过程中避免与美国等大国发生正面对抗。台湾问题目前进入高危期，与奥运敏感期交织，是迫在眉睫的重大挑战。陈水扁越临近下台，“最后一赌”的心态越疯狂。涉台外交，美国是关键。其二，从中长期看，关键问题是如何在自身持续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把握好自身国际定位，履行好国际责任。把握好国际定位，既要考虑我日益增强的综合国力，又必须牢记我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中国责任论”是我在历史新时期在国际上面临的一个新的战略性问题，影响广泛而深远。履行国际责任，必须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兼顾国家根本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注意把握行动原则。这些原则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限制性原则，即为履行国际责任设置底线和禁区，把不损害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作为考虑国际责任问题的前提。第二类是公平原则，旨在促进建立更加公平的国际责任分配机制。这类机制应倡导不同国家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国际责任，既强调世界各国在应对有关全球性问题上的共同责任和共同利益，又要联系不同国家的发展水平、综合国力、历史责任等因素，在世界各国合理分配国际责任。第三类是效率原则，涉及履行国际责任的激励机制，即通过建立责、权、利三者相对平衡的机制和规则，鼓励各国对履行自身国际责任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只有合理安排国际责任的底线，兼顾国际责任分配和履行中的公平与效率，才能在世界建立起公正、高效的国际责任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