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22年国际形势继续复杂演变，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全球治理赤字加剧。受世界格局变化、乌克兰危机等因素影响，大国关系出现加速分化重组态势。在地区热点问题上，俄乌冲突呈现长期化趋势，中东地区深陷多重困境，亚太地区的安全风险也不断上升。面对当前世界诸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和风险挑战，中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加强国际团结合作，提出一系列创新性的全球治理方案，并以自身的发展与进步为世界和平、发展和治理创造新机遇、作出新贡献。
关键词：中国外交 国际形势 大国关系 国际格局 全球治理
作者系浙江大学历史学院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文章原载于《当代世界》2023年第1期，注释略
近年来，百年大变局与俄乌冲突、新冠疫情等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危机相互叠加，第四次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给原有国际格局带来巨大冲击。世界主要国家根据国际形势的新变化，纷纷调整本国的对外战略与政策。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美国的战略调整无疑会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带来冲击和影响。
大变局下国际战略环境变化的新趋势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际战略环境正发生深刻变化，各种新变量相互交织，共同推动国际格局演变，其中以下四种趋势值得关注。
第一，第四次科技革命主导权竞争正重塑大国政治格局。科技革命首先会带来世界产业格局的变化，进而带来世界经济格局和国家间实力对比的变化，并最终导致国际政治格局的变迁。第一次科技革命奠定了大英帝国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全球性霸权的地位，第二次科技革命导致德国和美国的崛起，引发欧洲格局和亚太格局的巨变，第三次科技革命则强化了美国在冷战时期对苏联竞争的硬实力优势。正在进行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涉及人工智能与大数据、通信技术、生物技术、量子通信技术、物联网、纳米工程与纳米制造的融合与协同、新材料和先进制造业等领域。这些技术将创造更多的经济机会，推动掌握它们的国家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在国家安全领域，这些技术将颠覆传统的战争进行方式和战场决策机制，掌握先进人工智能技术的国家将具备创造“零伤亡”战争模式的能力。与前三次科技革命均起源于欧美国家不同，第四次科技革命几乎同时在世界主要大国中展开。虽然美国在大部分领域依然保持领先地位，但中国在人工智能与大数据、量子通信、移动通信等技术领域同样处于世界前沿。中国在第四次科技革命中的发展势头，无疑会对未来世界的产业格局、经济格局和大国政治格局产生重要影响。
第二，俄乌冲突、新冠疫情、极端气候等“黑天鹅”“灰犀牛”事件给全球经济发展带来不确定性。从欧盟国家的情况来看，其对俄罗斯能源施加制裁引发自身严重的通货膨胀，2022年欧洲遭遇的“500年来最严重”的干旱，使其通货膨胀雪上加霜；对乌克兰包括军事援助在内的大笔援助导致很多国家财政捉襟见肘；超过1200万乌克兰难民涌入欧盟国家，带来了巨大的人道主义压力和其他社会问题；北半球干旱和俄乌冲突使非洲粮食危机进一步加剧，可能引发新一轮人道主义危机，让欧盟面临又一批难民涌入的难题。上述任一因素都有可能诱发欧洲国家更严重的通货膨胀甚至经济衰退。美国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早在2021年2月，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就预言：拜登政府的财政货币刺激计划可能引发“一代人未曾见过的通货膨胀压力”。果不其然，美国的通货膨胀率由拜登刚刚就任时的1.4%逐月增加，2022年6月更是飙升至9.1%，为近40年来的最高纪录，11月份虽然降到了7.1%，但仍在高位运行。欧美两大经济体的体量占全球经济总量的近半数，引发通货膨胀的因素短期内难以消除，不排除欧美通货膨胀外溢甚至加剧全球经济衰退的风险。
第三，欧洲安全格局可能会出现新局面，并引发亚太安全格局连带变化。一方面，俄乌冲突促使欧洲国家为其安全承担更大的责任，北约的力量进一步壮大。欧洲国家一度认为，冷战结束后，欧洲大陆不可能再发生大规模战争，但今天欧洲国家几乎都在采取行动，提高军费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北约也由马克龙所说的“脑死亡”状态走向复活，并因瑞典和芬兰的加入而更加壮大。另一方面，美欧发起的制裁使得俄罗斯的综合实力进一步下滑。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的超过1万项制裁措施，将在未来几年持续伤害俄罗斯经济。此类情况将使欧洲安全格局呈现北约实力进一步增强而俄罗斯实力相对削弱的局面，从而使美国以及部分北约欧洲成员可以将更多的战略资源从欧洲和大西洋地区转移到亚太地区，进而会导致亚太地区国际安全格局的重构。
第四，冷战时期的不结盟运动和中立主义以一种新的形式重新出现。无论是在美国发起的对华战略竞争中，还是在俄乌冲突中，绝大部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不愿公开选边站队。这些国家不支持竞争或冲突中的任何一方，也不参加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针对他国的一系列制裁行动。从冷战时期不结盟运动的重要旗手、当今美国主导的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成员印度的做法和态度就可见一斑，印度对美西方国家在联合国发起的对俄制裁性决议投了弃权票。南非、尼日利亚、巴西、墨西哥、沙特阿拉伯、土耳其等地区大国基本上都拒绝公开制裁任何一方。在大国博弈中不选边的现象将会延续，从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冷战时期不结盟运动的再现。这种情况既是身处大国博弈中间地带国家对自身利益考量的结果，也是对国际秩序缺位的一种反应。
美国对外战略与政策走势
针对国际大变局带来的国际战略环境变化，美国的对外战略也在作出相应调整。根据2022年10月拜登政府颁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以及拜登政府执政两年来的外交实践，可对美国大战略和外交政策的发展趋势作出如下概括。
首先，美国将中国视为“全方位”竞争对手。美国认为，中国是“唯一一个既具有重塑国际秩序意图，又具有越来越多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来推进这一目标的竞争对手”。美国对华政策立足于长期竞争，重点在经济与科技领域，创新能力被视为决定中美大国竞争结果的最关键要素。美国对华战略兼顾当下与长远、统筹遏制与竞争。一方面，美国未来将在国内进行关键基础设施投资，以确保自身竞争优势。在实施“现代工业与创新战略”方面，拜登政府任内已经通过了近半个世纪以来规模最大的基础设施投资法案；2022年8月拜登又签署《芯片和科学法案》，授权2800亿美元用于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重点是半导体和先进计算、新一代通信、清洁能源技术和生物技术等关键领域。另一方面，在关键科技领域对中国实施越来越严格的出口管制政策。2022年10月13日，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正式实施被视为中美建交以来对华最严格的半导体出口管制政策。芯片被视为“数字时代的石油”，美国认为，卡住中国获取高端芯片的渠道，就卡住了中国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5G移动通信、物联网、无人驾驶等新兴技术领域发展的“脖子”，让中国失去超越甚至追赶美国的动能，确保美国在未来科技和经济竞争中的优势。
其次，美国出台更富经济民族主义色彩的政策。2022年8月16日，拜登签署了《通胀削减法案》，这个法案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为美国消费者购买新能源电动汽车提供补贴。其中购买二手电动汽车可获得4000美元补贴，购买新车最高可获得7500美元补贴。获得7500美元全额补贴的条件是：一方面，在北美制造或组装的电池占比从2023年不低于50%，每年增加10%，到2027年增加到90%，满足“电池组件”要求则有资格获得3750美元的税收抵免；另一方面，在与美国签有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和地区提取、加工或在北美回收利用的电池关键材料在2023年占比不低于40%，每年增加10%，到2027年增加到80%，满足“关键材料要求”则有资格获得3750美元的税收抵免。该法案强调在北美开采、北美加工，将在新能源领域具有巨大优势的中国排除在供应链之外，同时对欧盟、日本、韩国的新能源汽车也构成了不公平竞争。更为关键的是，这一保护性法案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整条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上的企业赴美投资，以牺牲盟友经济为代价重建美国制造业，体现了拜登政府强烈的经济民族主义色彩。
再次，美国根据大国竞争新形势和欧洲安全形势变化相应调整策略。一是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但不会停止将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地区的进程。在美国的战略认知中，中国是美国当前最重要的地缘政治挑战，而俄罗斯对欧洲的区域安全秩序构成了直接和持续的威胁。俄乌冲突发生后，美国把更多的安全资源如空军中队和陆军作战集群部署到北约的东翼，特别是靠近俄罗斯的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与外交资源不同的是，安全资源的配置属于零和游戏，增强在欧洲的存在或在一定程度上减缓美国将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地区的进程。
二是美国或将在欧洲开启共享领导的合作模式。长期以来，欧洲国家未能制定共同的外交和安全战略，其中一个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彼此缺乏信任，但俄乌冲突使对俄遏制政策成为欧洲的新共识。为增强自身防卫能力，欧洲国家对美国的依赖不断提升。在此情况下，美国支持欧洲加速自我武装的声音增多、倾向增强，美国将采取行动积极帮助欧洲提高军队现代化水平。美国智库中甚至已经出现这样的声音：北约的下一任最高指挥官应该是一名欧洲将军。如此一来，通过开启共享领导的合作模式，以授权的方式将欧洲更紧密地与美国捆绑在一起，既能提高北约欧洲成员参与欧洲安全事务的积极性，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欧洲战略自主的倾向。
三是美国积极协调两大联盟体系，开展与中俄的大国竞争。冷战时期，美国在欧亚大陆东西两侧建立了两大地缘战略和安全联盟，即欧洲的北约和亚洲的一系列“轴辐式”双边同盟。冷战结束后，面对形势变化，美国正试图将欧亚大陆两端的两大联盟体系“桥接”在一起。拜登政府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表示将“继续优先寻找新的途径，以整合我们在印度—太平洋和欧洲的联盟，并发展新的和更深层次的合作手段”。美国希望“印太地区的盟友与我们的欧洲盟友合作，通过对抗俄罗斯、与欧盟和英国合作对华竞争来塑造我们都渴望的秩序”。2022年北约峰会特别邀请了亚太地区韩国、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4个国家的领导人出席，这是美国“桥接”两大联盟体系的初步尝试。通过升级两大联盟体系的政治协商机制，美国能够让其不同地区的盟友讨论共同的挑战与威胁。2022年北约峰会出台的《2022战略概念》也体现了“桥接”的效果。这一战略将俄罗斯列为“最重要和最直接”威胁，将中国视为“系统性挑战”，这也是北约第一次将中国写入其战略文件。
美国战略调整对中国国际环境的影响
国际形势的新变化以及美国对外战略调整，对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产生了比较复杂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就国际大环境而言，短期内中国面临的大国竞争压力略减，但长期来看将呈上升趋势。从短期来看，由于美国及其盟友的战略重心暂时转向了欧洲大陆，美国将战略资源转向亚太地区的步伐被迫放缓，北约欧洲成员更是着眼于重筑北约东翼防线而没有余力东顾。考虑到乌克兰问题的复杂性特别是美国在背后的作用，这场冲突短期内解决的希望并不大。从长期来看，欧洲的安全环境基本上是一个更加强大的北约面对一个不断受到削弱的俄罗斯，美国可以腾出手来，将更多的战略资源投放到亚太地区。在美国压力下，部分北约成员如英国、法国和德国会更加积极地参与亚太地区的安全活动，无论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组织的军事演习，还是海上安保活动，都会有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出现其中，甚至不排除部分中亚国家出现与美国接近的可能，这将使中国和俄罗斯面临的战略环境更为严峻。
第二，中欧关系呈现出两种相互拉锯的态势。一方面，美国通过俄乌冲突已把欧洲与自身更加紧密地捆绑在一起，欧洲战略自主之路将变得更加步履蹒跚，中国与欧洲国家关系将会更多地受到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面对俄乌冲突，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表示，这场冲突是“独裁与民主”之间的竞争，欧盟越来越将中国视为“他者”和“系统性竞争对手”。在经济领域，经济制裁让欧盟一些国家特别是德国的企业感受到痛苦与艰难。他们担心，未来如果制裁对象变成中国，自身会更加痛苦。另一方面，欧盟也寻求在中美之间实现“平衡”。俄乌冲突造成欧盟主要国家的传统供应链中断，尤其是对俄罗斯的严厉制裁导致欧盟多数国家石油、天然气和其他矿产资源短缺，而美国相关供应商则趁机大发横财。同时，拜登政府利用通货膨胀问题，制定了体现极端利己主义色彩的经济民族主义政策。这些都让欧洲国家感到不满甚至是恼火。根据欧洲自身利益制定务实对华政策的倾向同样也在上升。2022年11月和12月，德国总理朔尔茨、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相继访华，在中美之间寻求“再平衡”的意图明显。朔尔茨在《外交事务》发表的文章中明确向美国发出声音：“中国崛起不是孤立中国、遏制合作的理由”。米歇尔在结束访华后也公开呼吁：欧盟不能再对美国保持天真的态度了，即使在拜登政府的领导下，美国也只会将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第三，俄乌冲突及美国战略调整对中国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台海局势将变得更加严峻。美国政界和智库纷纷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发出警告和威胁。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声称，如果中国大陆对台湾动武，美国和西方国家今天对俄罗斯施加的制裁将全部用来对付中国；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梅内德斯、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等多批国会议员相继窜访台湾。越来越多的美国重量级智库学者也呼吁美国政府放弃战略模糊政策，在台湾问题上向中国政府发出明确信号，即如果中国大陆启动武力统一，美国将直接参与台湾的防御。美国国会通过的《2023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提出在未来5年向台湾提供10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增强台湾当局以武拒统的能力。美国国会参议院正在审议的意在“重构”美国对台政策的《2022台湾政策法案》如通过，将严重冲击中美建交的政治基础。可以预见，台海局势将变得更加波诡云谲。
第四，中国周边呼唤和平与稳定的声音和力量逐渐增强，拒绝在中美大国竞争中选边站队成为地区多数国家的选择。俄乌冲突造成的惨烈景象和巨大损失，使周边国家更加珍视来之不易的和平与稳定。深谙儒家文明精神的中国周边国家，绝大多数都明白“大事小以仁，小事大以智”的道理。中国在与周边国家交往时始终秉持“亲诚惠容”理念，体现了大国之“仁”；中国周边大多数国家不愿随美国“起舞”、搞选边站队，体现了小国之“智”。如美国的条约盟友、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近年来一直在呼吁美国不要逼迫亚洲国家在中美之间作出选择，强调亚洲国家分裂为两个阵营不会有好结果，中美两国需要有“重叠的朋友圈”。新加坡外长维文更是明确表示：“我不相信任何有自尊的亚洲国家愿意被困住，或者成为附庸，或者更糟的是成为代理人战争的战场。”这些呼唤和平与发展的声音，为中国创造和平发展的周边环境提供了有利条件。
本文是国家高端智库重大研究方向课题——美式“技术民族主义”与未来美中博弈趋势（项目批准号：2020GDZK02）阶段性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