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关系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历来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对中国外交实践更是具有重大的战略、外交、经贸和社会性影响。“周边是基础、大国是首要”的原则，自冷战结束以来始终是中国民族复兴进程中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战略理念。然而，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新冠肺炎疫情的叠加效应冲击下，中国维护和发展稳定、建设性合作的大国关系的努力正在遭遇改革开放以来最为严峻的挑战。从特朗普到拜登，美国政府抛弃了冷战后长期坚持的对华“接触政策”，转向以防范与遏制中国为核心的战略竞争。打压中国已经成为美国外交和安全战略的重中之重，中美战略竞争长期化将难以避免。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稳定和运筹好大国关系，已经成为中国外交面临的历史性考验。

大国关系面临冲击的结构性因素

党的十八大以来，稳定、改善和推进大国外交，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从倡导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到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一直致力于在平等互利、尊重包容与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大国关系的稳定和发展。然而，以“东升西降”为主要特征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再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暴发，使冷战结束30年后的国际政治经济战略格局正在经历历史性转型和变革调整，也将引发大国关系的深刻变化。

2017年1月特朗普政府上台，在12月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就宣布中国已经取代俄罗斯成为美国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并强调美国的全球安全战略将重回“国家中心”，结束后冷战时代的美国对华“接触政策”、打压中国崛起成了特朗普对华政策的中心环节。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全球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多，更给大国关系带来诸多冲击。特朗普政府2020年对华采取的一系列极端的打压行动，使得中美关系降到了尼克松总统1972年访华以来的最低点，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和美国国内疫情的严峻态势促成了特朗普政府急于向中国甩锅，并对中国施行了疯狂的 “疫情报复”。美国已经抛弃了长期奉行的对华“接触政策”，转而采取以中国为最大潜在对手、不惜挑起新冷战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

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政府一方面强调“重回世界领袖地位”，似乎想要抛弃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战略，重回美国外交传统的“自由国际主义”。但拜登政府中国政策的重点是推行“没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义”，并寻求制定和执行更具有战略性和长期性的对华战略打压政策。拜登政府嘴上的“战略竞争” 关系，事实上就是全面的对华“战略限制”政策，甚至是军事、安全与高科技领域的对华“战略遏制”政策。美国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戴琦 2021年10月4日在CSIS的演讲中提到，美国不是追求与中国的“脱钩”政策，而是追求与中国的“再挂钩”政策。11月16日中美首脑视频对话中，拜登也提出美国要和中国战略竞争，但不要战略对抗。从美国今天的国内政治与社会分裂造成的“甩锅中国”的政治需要、美国近代以来的战略文化，以及美国的“中国认知” 整体转型等诸多因素来看，拜登政府已经从政治和战略上下定决心，将全力对付中国、重新拉开和中国的力量对比差距，列为了拜登政府外交的重中之重。

中美战略竞争给大国关系带来的新变化

美国对中国的“全面变脸”，使中国与大国之间整体性的战略互动进入调整、变化与磨合的新时期。围绕着台湾、新疆、香港问题引发的人权争议，经贸与科技关系背后安全因素的重新处理，以及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去中国化”等因素，世界政治正在进入新的权力、利益和财富分配的过程。把握认识世界大变局中中国与世界主要大国关系的内在规律和发展态势，继续推进大国关系的稳定，需要新视角、新办法。

对于中国来说，中美、中俄、中欧、中日是最重要的四组双边大国关系。就中美关系而言，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已经全面爆发。中国的快速崛起，引起了美国政府对其全球霸主地位可能受到威胁的担忧。特朗普政府的多份战略报告明确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和“修正主义者”，并且对中国发起了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人权战和地缘政治战，标志着美国处理中美关系的基本范式已发生了本质性变化。疫情暴发之后，由于特朗普政府应对不力，美国一跃而成为全世界疫情最严重的国家。面对国内外批评质疑的声音，特朗普政府利用“溯源”“追责”和“索赔” 等污名化手段施压中国，将疫情溯源问题高度“政治化”。拜登执政以来，出台了打压中国的《2021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继续落实特朗普时期的“印太战略”，升级并推进美日印澳四国安全对话机制，强化美国领导的“民主国家联合体”，组建民主经济联盟和供应链联盟来打造排华的经贸体系。这一系列措施清楚地表明，中短期内中美关系不存在实质性改善的可能性。中美之间如何避免出现事故性因素造成直接的军事冲突，已经成为中美关系避免短期内出现最大灾难性恶化态势的关键。

在中欧关系中，双方选择合作、竞争还是对抗在当今仍然充满着不确定性。中欧之间没有根本的地缘政治冲突，贸易依赖程度高，双方的社会性往来关系也很突出。中欧双方在一系列多边主义议题和应对气候变化、新冠肺炎疫情、能源危机等全球议题领域也具有明显的共同利益。中德、中法关系经过历史的积淀和磨合，应该具有一定的韧性。尽管如此，由于制度和文化上的非对称性，在主权欧洲诉求下，欧盟一方面强调维持与中国伙伴关系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从竞争和冲突的视角看待双边的经济合作与制度差异，导致其对华战略疑虑上升，意识形态成为制约双边扩大合作的重大因素。

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鉴于欧美关系因为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和 AUKUS 协议签署而出现的紧张，欧洲不会急于在中美之间选边。尤其是面对中美战略竞争加剧，欧盟在全球产业链安全、数字经济安全以及能源安全等领域，都在显著强化欧洲的主权意识，拉开和美国的政策差距。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欧洲建立自己的“军队”的倡议虽然没有得到欧洲议会的认可，但也显示了欧洲在中美战略竞争中要保持一定程度“自主性”的选择性方案。但疫情等争议性问题，也使中欧关系表现出更加复杂的两面性特征。疫情推动美国、欧盟通过审查关键部门的供应链，减少对中国的贸易和市场依赖。2020年12月30日，中欧领导人共同宣布如期完成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谈判，但欧洲已经宣布推迟审议和批准中欧全面投资协定。2021年10月14日欧盟经济与安全事务部部长访美，和美国磋商针对中国的经济和安全增加“分离度”问题。再加上在南海问题上，英国、法国、德国、荷兰等国和美国的高度“对表”，中欧关系的战略性起伏，同样也进入了冷战结束 30 年来新的活跃期。

经过近30年的发展，中俄伙伴关系逐渐形成了和平、平等和包容的特点，不仅为两国发展带来了切实利益，也推动国际关系朝着更加多样化、均衡化方向发展，维护了大变局时代世界秩序的基本稳定。尽管在疫情的影响下，空前的全球经济动荡削减了各经济体对石油和天然气的需求，俄罗斯经济正在步入更为困难的时期，与中美两国的实力差距进一步拉大，但一个高水平、强有力的中俄关系，不仅符合中俄双方的利益，也是维护国际战略平衡与世界和平稳定的重要保障。新冠肺炎疫情凸显了中俄之间的战略互需，强化了双方的战略合作，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已经成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成功典范。中俄关系事实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面对美国的战略打压，中俄抱团取暖、相互扶持已是必然选择。

在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大国关系发生最为直接和迅速变化的是中日关系。日本前副首相麻生太郎2021年6月公开将台湾可能出现的军事斗争定义为事关日本“国家存亡危机事态”，表示其可以触动2015年后不断修改的日本安保法，授权日本自卫队与美国等国一起对华采取直接的军事干涉和军事打击行动。这一表态证明，日本已经在中美战略竞争中完全采取了对美“选边”和对美国的抗华战略主张“一边倒” 的立场。未来，日本可能同意美国在日本领土部署针对中国的超音速陆基导弹，并成为准备恢复的美国第一舰队的锚地，美日联手强化印太战略和增强在印太地区的军事部署基本已成定局。岸田文雄政府上台后已经宣布建立“经济安全部”，筹划经贸领域不断降低对华贸易关系的依赖度。美日深度合作、在印太战略中日本“与美同谋”已成基本事实，台海、南海和东海的“三海联动”也因为日本安保政策的实质性转型正在变得日益严峻，中日关系令人遗憾地出现了相邻大国之间因为权力再分配进程而难以避免的地缘政治对抗态势。“中日友好、永不再战”的睦邻关系已被日本政府决心“联美抑华”所取代。中、美、日关系出现如此态势，是近年来大国关系中最具有总体战略性的重大变化。

大国关系的再塑造 ：走稳走实走好“中国道路”

尽管百年变局下中国与世界大国的关系部分变得复杂和尖锐，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变局中危和机同生并存”，重要的是要“化危为机”、因势利导，让中国能够争取主导、探索保持和发展大国关系“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新格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应继续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与目前正在不断变化和调整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本着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精神，继续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保证中国大国崛起的历史性进程不会出现塌方性的陷落。

首先，继续发挥中国的负责任大国作用，展现大国担当，在坚持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全球治理机制的同时，推动世界落实 2.0 版的多边主义，在各种全球议题上保持开放、合作与包容的双边和多边合作进程。习近平主席在纪念联合国成立 75 周年的讲话中指出，世界各国需要“坚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今天世界面临的重大挑战和威胁，就是美国和部分西方国家出于一己私利以意识形态划线，搞地缘政治的“团团伙伙”，同时却又要求中国在对美关系中装置“护栏”。美国等少数西方国家的这些做法，不仅不利于在新冠肺炎疫情依然严峻时刻国际社会的共同合作抗疫，更是打击和削弱了国际社会在应对气候灾变等全球议题时应该具有的团结与凝聚。

中国的主张正在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多数欧盟国家、俄罗斯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都愿意致力于加强国际合作、超越西方式的意识形态傲慢，团结一致、共同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全球议题的严峻挑战。中国外交坚定反对冷战思维、集团政治，推动各国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的构想和愿景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中国打造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以共商共建共享深入参与全球治理进程，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必然引领世界的发展进程。积极推动各方切实树立共同体意识，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和气候灾变三重叠加效应冲击下国际社会唯一的共同出路。

其次，对于美国不断拉拢更多的盟友和伙伴国家对华以意识形态划线和搞地缘政治“团团伙伙”的行动，中国要敢于斗争、勇于斗争，但对于维护和运筹好大国关系的全局，更需要“善于斗争”。对于大国关系的新变化和新态势，不需要急于下定论，更不需要急于采取对决式反应。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增长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在后疫情时代恢复和增长的最大动力。即便中美关系短期内难以回到协调、合作、稳定的轨道上来，管控冲突、给两国关系及时“止损”、防止进一步恶化，中国仍然可以大有作为，这也是美国拜登政府客观上需要的。而且，中俄战略协作继续巩固深化。近日中俄两国海军在日本海的联合军演，已经向世界传递了明确的中俄合作的重大信号。与此同时，中国应持续扩大与欧盟的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与欧盟共同推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推动制定数字经济国际规则，推进世贸组织改革。

再次，坚持奉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睦邻友好政策和亲、诚、惠、容的周边工作方针，深化同东盟等国的团结合作，美日等国就没有可能实现其在亚太地区孤立和弱化中国的图谋。

日本尽管在安全上对美选边，但在经济上是无法与中国脱钩的。中日贸易总额 2020年达到315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11.2%。疫情期间，中国与东盟、日韩、中亚地区的合作一直不断加强 ：2020年东盟已经取代欧盟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中国与中亚国家共同打造“抗疫堡垒”“绿色丝路”和卫生健康共同体。事实上，中国与周边国家既是相互依赖的利益共同体，也是同舟共济的安全共同体。中国外交需要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导，继续坚持正确义利观，深化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带动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解决世界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如此，美国等国打压中国的图谋就注定不会得逞。